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在这个对他来说永远是未知的时刻，即他的死亡来临之时，同一化过程才真正完成，并清除了一切虚构的成分—此时的质料不具任何运动或自身运动，也不具生命或精神。拉康将这种渐进称为“无知功能”，即在原初的无意识的镀镜—即我们前面所说的爱比米修斯原则中反射的无知。

镜子构成无休止的自我助产术，其中外在性具有构成性(有欲望的躯体原本就已工具化了)。镜子反射出一种格式塔完形②,使它产生于左右颠倒的对称中。在这种对称中，主体迟于自身，追逐自身，在他静止不动的形象(他的照片)中找到他的机能：

主体在幻想中领先于其力量成熟期的身体完全形式只能以格式塔的方式给予他，也就是说，在外在性中给予他。诚然，在此外在性中，这种完形与其说是被构成，不如说具有构成性；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外在性中，身体的完形是作为他身体的轮廓而出现的。这个轮廓冻结此完形，并将它左右颠倒地呈现。这与那些使主体觉得自己激活了这种完形的紊乱的动作相反。

在雌鸽生殖腺的成熟过程和蝗虫的群居中，自爱功能“属同型鉴别范畴，应被包括在构成美感与吸引异性的美感中”。从《甜蜜的生活》这部影片中，从安妮塔、马斯楚安尼和费里尼的作品带给我们的美感中，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什么无定形之物在其中实实在在地形成、成型、变形呢？“谁”是潘朵拉①？在“什么”的各个时代所指向的各不相同的图像中，谁是潘朵拉？只有从技术的外延——即从猿向人的过渡——和原动幻像的(非)实现来思考，上述问题才有意义。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拉康：“镜子的阶段”,《文集·第一集》,第90页，Seuil,1966年版。

② 格式塔(Gestalt)是德国心理学家,他发明了完形心理学与格式塔疗法。——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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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子阶段反映的空间捕捉中，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有机匮乏的后果。「…]镜子阶段的功能一开始就作为旨在建立肌体与其真实状态之关系的意象功能的个例呈现给我们。[…]但在人身上，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又受到机体内部某种成熟和原始不协调的影响……，这正是人特有的早产。[……]镜子的阶段是个悲剧，其内在压力忽然从不足变成了超前而且对落入空间认同圈套的主体而言，这个悲剧制造了从身体的破碎形象到我们所说的整体矫形形式的种种幻想。

12.存在的代价、思维的奔忙、基督学及结晶学2

有一种延迟在幻像的对称中提前颠倒，它是主体的组成成分(主体的时间性及空间性)，生来就被定义为与终结的关系(不足变成了超前)。这种动力产生于原始的外在性(它并不与内在性相对立，因为它构成了内在性。它是一个只指向无生气的、幽灵般的、机械人一样的形象的“圈套”，这些形象塑造出“被矫正的”形式)，在生命中作为代具性而持续，因为镜子的阶段本来就是未完成的，幻像是扭曲的。镜影也好，观看的技术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是变形的。记忆总有偏差，尤其在正确时。反射是迷失方向，于是问题成了必须在无思中定向，即鉴别与区分这种代具性以及代具性成为确正形式且作为技术影响时所做的矫形。燧石最初被凿成石器，尔后被磨光，显现出表面和线条，再后来成为具有拼写理想性的石尖，直至发展成今日的虚拟现实和令人迷惑的远距离现身，即把身体作为代具并剥夺其属性的技术。“什么”的历史应当是镜子(的不同阶段)的历史。存在者的历史性只不过是一种没有羽毛、穿着矫形鞋的两足动物——即便他是个文身的赤脚者——的蹒跚步伐;同时，正如本雅明、福西永和勒鲁瓦一古兰所言：手的退缩早已意味着脚的退缩了。比如说在这种总是反映自爱的赛车中，米其林轮胎的有分水脉落的胶皮属于哪类矫形鞋底呢?我们不妨对这个赛车手作一番现象学研究，这样，我们就可以像谈论所有的越野赛一样，对他孤身一人，置生死而不顾的赛车表演喋喋不休地大加评论。不奔跑不起舞的“谁”缺乏对思维的某种理解。

技术与时间

① 这一点请参阅《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203页以及之后的内容。

② 结晶学(cristallographie)在其本意之外还有一个宗教上的引申意义,它指的是基督的心如水晶一般纯净,这与前一词基督学(christologie)相对应。——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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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死亡的存在的镜子只能是个早产儿。在对幼态持续的生物分析中可见已经在此的实际性，这一事实说明，“谁”是带问号的“谁”。然而这个事实并非生物的，而是技术的。只要涉及到身体的技术，如行走、跳舞或游泳，就不是单纯的生物学范畴，柏格森的生命—唯灵论及勒鲁瓦一古兰、西蒙栋两人对此理论的尽善尽美的发挥都是不够的。早熟是普罗米修斯原则，正如镜子的阶段，其银镀反射出爱米比修斯的超常形象，就像“谁”在“什么”中的构成。而在“谁”与“什么”分开之前，在“谁”的客体化及“什么”(从这个被阿尔托称为版面的银镀，这个需要梵·高来修饰的金属墙）的主体化之前，作为现象的现象便是技术的相关差异。

刘易斯·佩恩为爱米比修斯的过失付出了代价，这是存在的代价。刘易斯能复活吗?从燧石到银盐再到液晶，什么样的基督学——即从(继承的)过失中获得拯救——的教义被记载到所有银镀的矫形的结晶学中了呢?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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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西方的事故或补余的悖论

既然要分析照相和电影，我们就要抓住它们的典型特征，即不发音的书写形式。

作为记忆的技术，照相和电影的本质应从确正的概念来理解。确正不仅是模拟技术(照相、留声机、电影等)的特征，而且也是记忆的文字(拼写文字)及数字技术的特征。确正的记忆是“精确”或“正确”的，海德格尔把这种正确性即确正(精确性)看作记忆和去蔽的灾难。尽管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一直抨击柏拉图，其实他们两人的观点如出一辙。然而这个正确性又总会产生某种偏差或不相符，即某种差异本体差异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正如存在的历史，亦如希罗多德翻开的人类历史书卷的时间。这个记忆的灾难，这个降临到西方的事故又是记忆的“拯救者”:这便是德里达称之为来自拼写文字的补余的技术的悖论。

关键是超文字历史中直线型文字的特性。超文字即拼写文字，也是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音位学文字。然而德里达经常模糊，甚至否认音位学文字在纹迹历史中的特殊性。文字学便是抵制文字这个精神现象所编织的寓言。《论文字学》篇首的三个题记(文书、卢梭和黑格尔)

使我们注意到时时处处都在支配文字概念的人种中心论(和)[…]本质上属于[……]最原始、最强硬的人种中心论的[………]逻格斯中心论。①

人种中心论一边把字母文字誉为“在其自身之内且为其自身的最睿智的文字”,一边又拒之于“完整的话语之外”;而逻格斯中心论既在被释为语音的逻格斯面前贬低一般文字，同时又将字母文字从较低的或几乎非文字的地位提升到较高的位置。

技术与时间

①《论文字学》,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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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由此提出了如下论断:话语“从来就属于文字”，且二者都应从超文字概念来理解，因为思维必须承受在场的悲哀。超文字是原初补余性的逻辑，亦是非原始性沉思，即“在场的形而上学”之解构。

然而又怎能做到既不排斥文字整体又不特别推崇某种文字（即随着声音的消失而消失的音位学文字)呢?因为“文字的语音化(是)哲学与科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结构可能性,即知识的条件”。尽管“(科学)从来就需要，且越来越多地需要非语音文字”,尽管“不可能有纯语音文字，而且语音文字在不停地贬低非语音文字”①,我们却不可忽视如下事实：如果说贯穿于、来源于文字(来源于全部人类历史)的语音化开启了某种东西，那便是一个随着字母文字完善过程中的语音化的完成而来临的新时代：

对数学、政治、经济、宗教、技术、法律之本质的思考以最内在的方式连接着有关文字历史的反思及信息。然而，贯穿所有反思领域且构成其基本单位的穿梭延伸的脉络却是文字的语音化问题。语音化有它自己的历史，没有一种文字不被包含其中，且这个进化的奥秘并不被历史的概念所主导。我们知道，历史的概念出现于文字语音化的某一特定时期，且本质上以语音化为前提。

语音化从来是已经开始的,而文字——被(欠妥地)称为“语音文字”——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也是历史概念出现的时期。然而我们至少应对以下两种态度提出质疑：一是断定字母文字在其自身之内且为其自身的优越性；二是由此而推断字母文字不可忽视的特殊性:这表明语音中心论早已隐匿其中了——仿佛一谈特殊性就立即成了谈论优越性。我们可以把文字学的这种基本趋势看作为防止语音中心论、逻格斯中心论和人种中心论思潮之卷土重来的起码的谨慎。此外，对这种原初质疑的态度，即以文字学特有的启发性为原则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做出分析，因为必须超越狭义的文字概念来定义超文字，也因为人们对字母文字的普遍偏爱(认为它最忠实于人声且去除了补余，这就使语音回到了其应有的位置)必然进入在场的形而上学范畴，而对直线型文字之特殊性的疑虑与动摇至少可以通过最忠实于话语的文字来取消话语的形而上的优越地位。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论文字学》,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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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恰恰是不去除文字本身的补余性:这样做未免自相矛盾。文字学制定了补余的逻辑，其中补余的偶然性是根本的。这就意味着把补余的历史理解为会导致偶然性的本质变化的—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本质性的偶然变化的——有偏差的偶然性历史。文字学最常见的是抹杀音位学文字的特殊性，声称大部分时间内几乎所有生于斯之物在其前都已存在，从而不把这个特殊性当作中心问题来看待(文字学不正是以某种形式将此问题束之高阁吗?)。这样做不是在文字学计划实施之前就削弱它吗?我们不正是随声附和了认为补余其实什么也不是的观点吗?

14.技术的思维及与未来的关系

自爱形成于具有(记载)无人称性延迟的镜影中。电影演员和观众所经历的无人称性属于观看的历史，其中书籍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段”。“书中无人称的知识”“无须某人的想法来作保。个人的想法从来不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在所有人的世界里，且随着这个世界的降临，个人的想法才会成为真理。[……]这种知识与各类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把言语和文字变成技术”①。在作为技术的文字中回荡着一种无人称的知识，一种不署名的权威性。这里指的是希罗多德翻开的书卷中的拼写文字，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阅读”，我们预感到，这个时代的尾声——即另一种无人称性——是对不期而至的无人称性的另一种默许。此时，“最引人瞩目”的变化发生在现代技术“无人称力量”的来临之际②。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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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罗·德曼的回忆》一书中，德里达谈的是现代技术、成为科技的技术与科学以及

作为记忆的思维和记忆的技术范畴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记忆来重申思维与技术(也是[……]思维与科技)的统一性，德曼提出的解构[……]使我们有可能从理论上解决人工记忆和现代存档模式这一重要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到思维之外或之下的黑暗中。如今，上述问题在过去远不能及的范围内以某种节律影响着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完全超出了人类学的定义)，[…]这一切都处于影响与未来关系的转化中。这个惊人的突变的增长不仅反映在体积上——即所谓人工记忆的计量经济，而且也反映在其质量结构上。③

当然，需要搞清在科技突变的盛名之下，我们谈的是与未来的关系中的什么质和什么转化。这个科技突变

可能使我们不再赞同海德格尔的“科学不会思考(DieWissenschaft denkt nicht)”这句话及其全部涵义。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莫里斯·布朗肖：《拉斯寇岩洞中的动物形象》,第13页，FataMorgana,1982年版。

②莫里斯·布朗肖：《未完成的采访》，第396页，Gallimard,1969年版。

③ 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的回忆》,第108—109页,Galilée,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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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科学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技术，因为“现代科学建筑于技术本质之上”。

技术在思考。技术所思考的与未来的关系难道不应重复技术思考的内容吗？由于技术在思考，我们难道不该想一想技术让我们思考哪些内容吗？技术在我们之前思考，因为技术从来是我们之前的已经在此，存在于我们之前的存在者—因为“什么”先于且总是提前于早熟的“谁”。未来，即“思维的任务”，则尽在技术的思考及对技术的思考中—这两种思考的重叠处造就了时间。思考技术就是思考时间(重复)。

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现代存档模式”与现代之前的存档方式，尤其是希罗多德和他叙述描写（并在其中撰书）的城邦所使用的存档方式呢?使希罗多德成为可能的存档(记载)技术有什么特性?也就是说,音位学直线型文字的特征是什么?而这一切与未来的关系又是什么?这种文字在它的时代中又会把与未来的关系转化成什么呢？这其实是按其技术规范拼写出来的记忆文字的问题。布朗肖所说的断裂正是相对于音位学直线型文字而言的。断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相关差异中出现了某种专门特征，出现了人工记忆的某种新功能。我们从确正的概念来分析人工记忆。确正概念在(模拟和数字的)“现代存档模式”中既被保留又在变异，而“现代存档模式”所承载的“与未来的关系”则与这种保留和变异相辅相成。

15.确正与真理

海德格尔使用了确正，即精确性，来形容柏拉图的真理之“教义”——它是走向存在遗忘的第一步，也是迈入存在历史的第一步：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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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获得解放的人类在洞穴中避开阴影观察事物时，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比单纯的影子“更真切地存在”之物:pros mallon ontatetrammenos orthoteron bletor。“转向更真切地存在之物时，他似乎看得更精确”。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看得更精确。这一切都从属于确正，从属于观看的精确性。①

这种对去蔽(aletheia)的新的解释是形而上学的开端：

真理的本质今后不再从它自身存在的圆满或作为去蔽的本质而展开，而是刻意迎合理念的本质。真理的本质丢掉了它先前的根本特征，即去蔽…

去蔽的概念改变了：如今它指的是明证性、与明证性相符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的准确性和精确性。[…]柏拉图在研讨去蔽时想的其实是确正，并赋予其决定意义。这当然与他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

真理或去蔽不再是存在本身的根本特征，却因附属于理念而变成了精确性。今后，真理便是存在者知识的主要特征。②

海德格尔于1962年承认,去蔽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被理解为确正®(于是，“超越希腊人”便成了“思维的任务”):存在的历史正是它自身的遗忘。“命中注定的存在不再是我真正的思考内容”④。这一新问题指的是可追溯到存在历史开启(希腊)之前的“另一种思维”。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海德格尔:“柏拉图的真理之教义”,《问题·第二卷》，第153页,Gallimard,1968年版。

② 同上,第153—158页。

③ 海德格尔:《问题·第四卷》,第136—137页,Gallimard,1976年版。

④同上，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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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直理为何原初被理解为确正？作为确正且作为与未来关系之转化的存在的历史以什么为开端？为了摸清此问题的来龙去脉，让我们看一下马莱纳·扎拉德尔对相关差异概念的异议：

对德里达及其弟子们来说，相关差异的超结构是原初的间隔和不可复位的裂痕，它“包含了”海德格尔的差异概念：它囊括、阐明并拓展了差异，但同时也更旗帜鲜明地把差异从形而上的领域中铲除出去。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把差异结构化的做法似乎并不能精确地阐明海德格尔理论的特性，即不容置疑的历史性和时间性。海德格尔认为，差异与存在的最初涌现是不可分割的；而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在希腊文字中，却看不到这种存在的最初涌现。这就是说，差异具有开启性，而远不是“原初结构”[……]。差异开启了一个历史，即西方思想的历史，也是存在退避的历史。①

这种异议无疑是对德里达的相关差异概念的肤浅理解，同样也是对海德格尔的观点(本体差异标志着全部此在，而且此在早在存在的历史之前就存在了)的有待商榷的诠释，但它却揭示了真正的问题，这就是：把(存在的历史的)开启性纳入相关差异中，同样也把拼写文字的地位问题纳入超文字的概念中。更广义地讲，这是全部存档中切实的技术性问题，与未来的关系正是在其中展开和分化的。

海德格尔在讨论柏拉图的确正一词时并未考虑到文字。欲从文字的技术一历史事实来“解释”存在历史的绝对开启性，则未免有些荒唐。相反，我们应当自问:这一事实是否遮盖了希腊人和当今西方世界把真理当成精确性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澄清超文字和相

技术与时间

① 马莱纳·扎拉德尔：《海德格尔与原始话语》,第143—144页，Vrin,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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