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关差异的概念。

直线型文字首次为通达言语的过渡(通达它正在过去的现在)和进入言语的过去(进入它作为过去的现在)开辟了文字途径。通达文字正是胡塞尔所追求的理念之条件。这里说的理念首先是几何理念，即“面对所有人的、永恒不变的”①可理解性。这种可理解性是意义重新活化的条件，后者又是理念的条件。然而，“业已缄默的史前奥秘、流逝的各种文明、讳莫如深或无从知晓的企图、守口如瓶的秘密和难以解读的碑铭[………]”所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对所有人的”可理解性。可理解性需要记录的精确性—从胡塞尔在其早期的现象学分析中赋予文献的地位上不难看出，他早已想到了这一层。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使科学的理念陈述共同体化：使其成为可能的是拼写这种能让人把想过的事当作发生过的事来“任意审视”(此乃莱布尼茨之语)的文字，即把思维作为其自身的、完全可以通达的过去来自我审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过去是透明的：思维的字面意义是通达语言原始书写内容的差异意义，因为我们总能以相同的方式重新通达此意义。这个事实开启了另一种相关差异。

16.拼写的意向性

无论是字母的还是非字母的，任何文字都少不了意向性。与未来关系的转化，即人类历史的开启，正是植根于这种意向性之中。分析确正的记录首先需要对纹迹的意义、死亡的经济学、超文字中的相关差异这些内容的意向性作出分析,这就需要“解构音位中心论”。

这个解构注重的恰恰是如下事实：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雅克·德里达:《〈几何学起源〉导论》,第87页,PUF,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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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不断否定逻格斯的统治地位，比如说它一贯地且越来越重视非语音文字。①

同样，算术记录的精确性先于字母的精确性。在巴比伦和埃及，数字的精确性转化为更便于使用的时钟和可提前推算年月日的历法，这就使天文和算术出现在文字之前。如此说来，这些非文字的数字系统早已是确正的了。然而准确地说,这种精确性依旧是数字的精确性,当然这种数字已承载了文字和超越了单纯计算的、通达过去的新途径。几何学不仅是计算的精确性，它也需要演绎法的文字化，即几何证明。然而，这种文字化又以精确的计算为先决条件。如此看来，对胡塞尔来说，中国的几何也许尚不能称为几何,因为它是无法证明的。认可拼写文字的特性并不意味着恢复音位中心论一逻格斯中心论的至尊地位，因为确正的字面意义并不是像自身在场那样对语音的忠实，而是对作为过去的过去——即字母的过渡或者说通过字母的言语过渡——的文字记录，它是对已经发生的(或曾经在此的)文字活动的某种重复方式。

这与照片和电影中的问题十分相像。如果对应并衔接过去与现在之再现的确凿性没有调动照片或电影目光的意向，也就不会有《明室》里描述的种种效果及《会面》中的自爱;同理，如果不具备确凿地通达产生思想的那种精确性——即拼写记录特有的内在感觉，那么对几何、历史或哲学的阅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历史之父”的《人类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海德格尔在读此书时并未怀疑自己在研读柏拉图的思想)便都无从谈起了。

照片的曾经在此中有种独特的意向性，它是绘画所不具备的(“我把曾置于镜头前的、必然真实的东西[……]称为被摄物’”，摄影目光的意向先天就有这种必然性)。同样，字母文字先天就意味着我在阅读中能够进入思维的字符，进入“有血有肉”的思维—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既不存在于史前奥秘中，也不存在于难以解读的碑铭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阅读意向的必然性，胡塞尔所言的共同体化就不成其为可能。写下来的话当然也包含着虚构的本质可能性，但这并不改变上述道理。

技术与时间

① 《论文字学》,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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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字母之前的文字均为象形文字，也不是说象形文字像绘画那样“代表某物”，而是说唯有字母记录技术能使读者无须了解此记录的背景就明白这段话的“字义”—这个“字义”在记录中自然而然地即刻产生;这也不是把照片的意向性降为文字的意向性，因为模拟的确正是最基本的。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我们谈的都是在超前中衔接过去与现在的确正，它是死亡的经济学，也是曾经存在之物再现的先天确凿性。拼写文字和照片有着共同的时间问题，此问题远远超出了照片，正如《精神》一书中论述的那样：

现代摄影技术中的快镜头摄影只不过是以最扣人心弦的方式替代一个老式的瞬间性。尽管后者对于一般的技术可能性来说并不陌生，但它仍是老式的。①

这种衔接并没有等照片来建立与复制技术、与技术的本质关系。②

当然，它也没有等我们称之为拼写的字母音位学文字。然而正如照片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体验，拼写文字非凡地开启了与未来的关系，从而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组合。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心灵》,第299页。

② 同上,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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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确正，可重新活化与不可重新活化的条件

作家置自我于写作中，在写作中遇见自我并自我反思。但由于写作需要最终走出自身，这种置身于写作并非真正地局限于自我，而是需要由读者来传播和重新活化:这便是《几何学起源》重新活化的时刻。

胡塞尔认为，理性可以达成于器具性的表面或界面。不同于康德的是，“胡塞尔对数学观念物体的直观具有绝对的构成性和创造性，因为这种直观的对象或对象性在直观之前并不存在”①。但这种构成性又被作为记录的文字所限制。《几何学起源》的主题是有史以来，特别是有几何的历史以来首次提出的，它亦是器具性的主题，因为几何学不可能产生于共同体化过程之外，而共同体化过程又离不开呈现“已经在此”的技术：没有器具的滞留性——也就是说没有构成性的第三记忆——就没有几何学。

这种器具性开启了回溯性探问(Rückfrage)的可能性。

回溯性探问以参照性或远程联络的邮政与通信的反响为标志[……]。我收到的已经可读的文献使我有可能再次询问或反问自已：什么是传统给我之物的原初意向及最终意向。②

这个传播过程“即便不等同于内在时间意识的传播过程，也与之相仿”。由“文化世界”组成的“历史的当下”呈现出类似于存在性分析的结构:这个历史的当下“迟早会指向过去的全部，而这个过去又寓于这个历史的当下中，且总是以计划的一般形式出现”。

技术与时间

①《〈几何学起源〉导论》,第23页。

② 同上,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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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个“文化世界”倡导我们通过拼写技术来分析有关古希腊时期的几何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诗人、医生、历史学家、法学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维系的各种关系的考古一历史学材料;另一方面，上述一切敦促我们关注器具性及“发明”的时间问题，即“发明者”的滞留一前摄结构，也是对可借助于技术来通达的过去——即一切作为观念的前摄而实现的滞留—的考证。

所以马塞尔·德田奈认为，文字就是一种技术：

记录、记载、拓展记忆的限度，这些文字行为不是被轻易地简单化，甚至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了吗？我们选择另一种假设：作为社会实践的书写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认识活动，书写意味着智慧行为①。

只有在学校[……]，词汇、辞典、清单[……]这类新的手段出现时，技术才会产生。在书写符号实践中制造的这些新器具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为知识的重组发挥积极作用，为新的智慧体系的来临作出贡献，甚至——像发生在希腊的那样——发明新的物体或者提出新的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来发掘更高层次的智慧。②

发明新的物体恰恰是胡塞尔的论题，然而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数学理念。“公元650年前后，………]书写出现在城邦中—在一个充分展开的表面上，且本质上出于政治目的”。文字变成了“公众性的操作者，是政治领域的构成物。「…]文字使得城邦生活的各种基本准则经久不衰、清晰可辨且通俗易懂，以便让所有人都服从于它们”。“札琉科斯③最早的创造之一就是在法律条文中确定惩罚制度。[……]文字带来严谨性和精确性，当然这是在它行使[…]其公众性功能的范围之内”①—这便是同一性的固定。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古希腊文字知识》,第10页。

② 同上，第12页。

③ 札琉科斯(Zaleucos)是希腊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个立法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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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拼写、共同体化及社会群体

文字普及引发的共同体化和一般意义上的过去的确正定位构成了一个背景，其标志是使用像时间、空间、社会群体那样强加于人的技术工具。在此背景中出现了真正的法律和权利平等的准则。“在法律被写成书面条文的同时,诠释法律的权力便赋予了每一个人”。而法律的出现同时也是西方各种知识的涌现,因为“权利平等[…]远不只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为知识界的活动开辟了新天地”。

共同体化呼吁诠释即差异化的可能性，因为精确的同一性必然导致某种差异，也必然使前一次阅读被无限延迟。记忆越是正确(同一)就越有偏差(也就越发延迟)。从一段话被书写成文的那一刻起，这种相关差异的同一性就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作者把他的过去作为现在铭记下来，并以别具一格的已经在此的特殊形式将它呈现出来。这个文字的已经在此使我们能够任意审视这位首先为自己写作的作者的推理过程。让我们看一下作家写作时的情形:他将要落笔的文字——即下一句话——似乎在继续现在过去时的文字，就像阅读这个已经在此，又像阅读新句子一样阅读、诠释和写下隐匿在已经在此的文字中的相关差异。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几百年内强行规定了一种以公理为基准的、完全书面的几何”。这些转化也使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从病例积累中得出的对症状的描述)、地理、地图以及我们所熟识的悲剧成为可能，并使我们进入永远敞开的问题即真理的悲剧性持续中。

技术与时间

①《古希腊文字知识》,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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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第159页),海德格尔谈到与作为历史遗址或“出处”(Geschichte)的城邦同时出现的诸神、庙宇、祭司、庆典、游戏、诗人、思想家、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及陆、海军。正因从“以多种方式”呈现的时间出发来思考社会群体(polis),这些事物才可能同时出现。然而没有被海德格尔划入这种时间性范畴的恰恰是国王的退避、公众性的世俗生成和权利平等。在“相关差异同一性”的公众性范围内，(本体)差异的作用相当于这个相关差异。相关差异就是诠释(hermeneia),即时间源源不断地到来。正是从这个问题重重的时间中，我们才能明白为何且如何

向主持院或通过公民院书面提交法律条文，这便是从事政治活动、调节社会关系和改变公众生活①。

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审查。”在城邦中，“撰文相当于行使政治权利”，“读者与作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从本质上讲，真正阅读的价值仅在于写作(尽管只是个可能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相互等同的原则中，才可能产生胡塞尔理论中的共同体化。由于存在着这种等同性，也由于这种等同性终可以不被实现，共同体化造就了两种状态的阅读:被动综合与主动综合②。主动阅读并不像对待公理那样作简单的机械理解，而是重新活化公理并再现其原初的自明性—由此可能产生一个超前的过程，此过程制造新的几何论述，即几何器具开启的相关差异中的差异。被动的重新理解同样需要读者与作者的技术等同性:尽管徘徊于原初的自明性之外，也没有重新活化的能力，被动的重新理解仍是理解。从此意义上讲，只有在几何论述中的词句才能被读者作为几何术语来理解的条件下，被动的重新理解才成为可能。而上述条件又以读者在文字的语言实践中掌握了对这种语言的分析本领—比如掌握某一术语可能的含义——为前提。掌握这种本领需要某种器具性活动，也需要权利平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上。权利平等同时也开启了自治性:这正是公民性的本意。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古希腊文字知识》,第39页。

②《几何学起源》,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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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重新理解是主动的重新理解的孪生姐妹。它的可能性意味着拼写文字不仅是几何的可能性条件,而且是几何的不可能性条件，因为在开启重新活化的可能性的同时,它也开启了遗忘(自以为理解了的被动理解)的可能性——这便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共同体化是“存在的历史”中的历史性。历史性指的是与作为过去的已经在此的关系。作为走向终结的存在的实际性，它是相对于这种已经在此的超前的。在走向终结的存在中，“此在是它的过去”。但这个过去并不是这个走向终结的存在的过去，因为这个过去在它“之前”已经在此，且具有绝对的实际性。本体差异一旦作为真正问题提出，超前就成了“存在的历史”的超前。然而，这种差异化引发了一场危机，也导致了不可能脱离技术共同体化的对已经在此的批评，这便为通达创造了新的器具条件。

这些大胆的假设在保罗·利科的研究领域中并不陌生。经过对胡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的长期钻研，在《时间与叙事》第三卷中，保罗·利科从存档和纹迹的角度，从已经在此的疑难观点来深入分析海德格尔的时间性之时①，上述假设便已有所涉及。然而，与其说它们涉及的是技术性中有关时间的原初疑难，不如说是宇宙关联物的问题。宇宙关联物亦指日历及一切具有日历性、广延性和公众性的工具。由于对这些关联物的技术性研究并不以技术性本身为目的，保罗·利科的分析尚未抓住现象学时间的本质特征，也没有抓住“谁”与“什么”的密切关系。

技术与时间

① 保罗·利科:《时间与叙事·卷三》,第90页及后面的内容,Seuil,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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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三记忆，超越滞留有限性的不可能性条件及时间器具

技术是相关差异的表面，也是器具化的镜子，它把时间反射为差异化和延迟，也就是延迟的时间。拼写文字已经是某种在延迟中可见的时钟。这是理论上的可见，尚不是照片的那种可见，这种延迟有别于照相的延迟。

胡塞尔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把全部几何所固有的远距离联络过程局限在几何学家主体间性的范畴内。要想建立几何，首先必须有文字，而这种确正存档的必要性只是事后为了发明者的继承人而产生的。然而，任意审视属于发明本身的前景，而不仅仅是发明重复的前景。更恰当地说，重复(过去的已经在此)就是发明。如果说“文化共同体中的传统沉淀是用来超越个人意识的滞留有限性”①,那么从发明的那一刻起，对这种滞留有限性的超越就势在必行了。发明的时刻也是超越的最佳时刻。“对于其他主体来说，在达到观念性之前，同一物体的意义对处于其他时刻的同一主体已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主体间性首先是我与我之间、我永恒的现在与其他现在—也就是说作为其他的也作为现在的现在(作为过去的现在)—之间的非经验关系”②。第三记忆总是寓于我的第二记忆、第一记忆以及我的当下“本身”之中，而“我本人”确正的已经在此只能是欠缺的,因为代具性已经在此的基本特征正是欠缺以及由欠缺而来的“应该”，其中包括，也首先包括同一固定中的欠缺。拼写文字只不过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的一个时代，其方式如同一边被鹰啄食一边再生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但这个时代又意味着爱比米修斯式的重复方式，哲学的任务便是将这些重复方式概念化。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几何学起源〉导论》,第45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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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口头交流不可能有“永恒的存在和永远的在场”，而且已经在此只有被固定和记录下来才能通达原本可以随时重新活化的观念性，那么这个道理也体现在发明中。没有器具(organon)就没有“理性”或“理念”，因为本质(eidos)和逻格斯从来都是技术的。这个技术逻格斯是观念性和一般科学的载体(hupokeimenon)——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也是时间的载体。

1. 原始史时期的过渡

文字现象学(这是巴特里斯·洛罗创造的词汇)应当特别关注从语音化而来的背景问题。只有如此，拼写文字及一切确正现象才有实际内容。在对文本的鉴别(即辨认文本中的字母)过程中，拼写文字的文本性由于文章的背景化而产生相关差异同一性的悖论，这便是此时此地的问题，也是日历性及特有语言的问题。

要想知道为何把存在历史的开启性纳入相关差异中，我们必须进一步澄清以下问题:音位学直线型文字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说拼写文字而不是音位文字？形而上学为何必须通过消除确正的原初性才能确立语音的特权？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楔形文字向字母文字的过渡问题，它是过渡或决策的决定性新阶段。“作”这个“决策”的是“谁”还是“什么”？补余的历史和“逻辑”就是这些(总是原初的，却绝不是简单的“根源”的)过渡的历史和“逻辑”。当我们重新探讨这个作为第三记忆的已经在此的过去时，本丛书第一卷中提到的从东非人向尼安德特人的过渡问题就涉及到另一个过渡的问题：即从史前到历史的过渡。在后几章内，我们将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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