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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史时期的过渡对应着哪种“补余的逻辑”,镜子的哪个阶段,什么样的反射性与历史性时代?“表意文字”是怎样过渡到拼写文字的?这个过渡又关联到什么?应当怎样理解拼写文字中的“因”与“果”?
向拼写的过渡与通达“圆满的”理性相吻合。原始史也是由原始理性过渡而来的。
至于决策人是“谁”还是“什么”,怎样决策,决策的内容是什么,让博泰罗在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理性时,只归纳出苏美尔人的“天才”和闪米特人的“狡猾”,这就把“答案”植根于“谁”这边来了。
- 天才与奇迹
苏美尔人的天才和闪米特人的狡猾,这种论断证明了希腊的理性并无奇迹般的渊源。而这种论断是自相矛盾的:天才与奇迹怎能区分开来呢?
欲从我们的家谱追溯留给我们的遗产之根源时,[…]一种上千年的、难以根除的传统把两种对立的“奇迹”置于我们面前,从而截断我们的溯源[…]。西方文明直接来源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又位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一边是圣经文化,一边是古希腊文化[……]。
亚述学家取消这个想象双重公设的方法是:把只不过是阶段的时期规定为绝对的开端。②
重新讨论过渡的问题就是要降低奇迹的成分。为此,亚述学家描述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让·博泰罗:《美索不达米亚》,Gallimard,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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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同上,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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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的确正条件:
对于我们的过去,史前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只能瞥见一个模糊不清、游移不定的轮廓。唯有书面文献可提供有关我们自身过去的可靠、准确、详尽、有分析价值的知识。所以[……]历史从苏美尔开始。
历史从苏美尔开始,但又不尽然,因为那是原始史。只有当文字从简单的“辅助记忆”变成完整的文字和完整的记忆时,历史才真正开始。原始史的过渡是“辅助记忆向文字”的过渡。问题在于搞清什么是作为记忆的文字的完整性,什么是历史的整体性,也要搞清我们是否可以把文字称为“简单的辅助记忆”的文字。
无论如何,博泰罗所说的给补余历史增添新的可能性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可以将上段引言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何学起源》中的这段话作个比较:
观念形成物的客观性尚未完全由某人的原初制造物传给另一个人,后者再以原初方式重新制造这种传递而构成。这种形成物缺乏的是在其发明者及同僚们已不再能觉察到这种交换—或者一般说来,他们早已辞世—时仍然维持的“观念物体”的持续在场,这种形成物亦缺乏那种即使没有人在自明性中实现它时也仍然维持的永恒的存在。
在人与人不能直接或间接对话的情况下,正是书写语言表达——即记录的表达——的决定性作用使交流成为可能并使之成为潜在的沟通方式。人类共同体化也由此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①
技术与时间
① 《几何学起源》,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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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认为文字是几何科学的出现所不可或缺的基质,但这里指的显然是我们称为“确正”的文字。起始于苏美尔的尚不是几何的历史,也尚不是科学,因为它只不过是观念化的科学。文字于几何的必要性与文字于历史的必要性之间有何共同点呢?对于苏美尔人来说,这个共同点体现在哪里呢?
有人说,在希腊人之前(只)可能有技术、加工和度量,而到了希腊人时期及希腊人之后,这些技能才变成或促成了理论,即居于科学之冠的几何。博泰罗认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拾人牙慧。与其说他想证明理论的技术渊源,不如说他欲昭示远在希腊人之前的,在文字这种技术发扬光大之时,产生原始理论的原始时期。然而这个“原始时期”与胡塞尔所说的原始时期迥然不同,后者指的是“原始几何学家”时期。原始理论应产生于希腊人之前,如果不是随着—甚至是从—文字的蓬勃发展而来,也是发生在文字发展期间。那么究竟发生在文字发展的哪个阶段呢?是在文字已经超出单纯的记忆辅助之时,还是在文字仍停留在简单的记忆辅助之时?正是在这一点上,问题变得复杂了。文字是在何时变成真正的文字的呢?博泰罗在展示那些著名的表格时,一开始便自相矛盾了。他认为那些表格显然录属于简单的“记忆辅助”的文字时期,是记忆技术而不是真正的文字。然而在这些记忆辅助或帮助中,他还是看到了某种转化记忆的因素,于是给文字开启了原始理性的可能性:
最古老的楔形文字的泥板迄今仍几乎不可破译,这是因为其书写方式太接近于简单的记忆辅助。泥板中有数以百计的账册和一些表格[…],其目的不外乎是把非精神世界的各种物体分门别类,并整理出尽可能周全同时又很有理性的清单。①
第一章 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美索不达米亚》,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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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是什么“理性”呢?这种理性真的位于且独立于“记忆辅助”之外吗?参考了古第的理论,博泰罗认为这个原始理性时期不能与文字脱离开来。但他又把这种文字归至简单的记忆辅助阶段,即仅在描述发明的活动中起工具作用的无关紧要的补余阶段,因为他认为真正的文字并非简单的记忆辅助,所以“图画”文字不是纯正的、真正的文字;再者,由于真正文字之前的文字只不过是记忆辅助,或者说由于最初并没有文字,人类最初不需要文字就会推理,所以原始理性应当构成于“真正的”文字之前。换言之,真正的文字应当产生于推理中,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天才”中。美索不达米亚人丝毫没有受惠于真正的文字,因为他们的文化发源于文字之前;他们也没有受惠于记忆辅助,因为记忆辅助除辅助记忆之功能外别无它用。无论优劣真伪,文字本身永远不可能是制造者,于是终究永远是简单的记忆辅助,因为本质的东西发生在文字之外。
为了解释原始理性的生成,博泰罗从一种十分幼稚的,与胡塞尔的观念格格不入的科学概念出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美索不达米亚人的随机科学性。
尽管如此,读他的文章对我们仍然大有裨益,因为他把对一系列个案记录的后果讲得清清楚楚。这些个案便是事件,即相对于各种程序的偏差或差别。它们被记录下来,开启超前的过程。我们前面已看到,维特福格尔在谈及尼罗河泛滥时已经提过这个问题。在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此问题又成了对各种变化的记录。这种记录既是为了计算和预测,也是为了理解:
“神的文字”是诸神在治理世界时所创造的适宜之物。当文字符合常规时——这也是最常见、最平常的情形,其信息也是“正常的”、非特别的,即宣布一个平淡无奇或无特殊意义的决策、一段并不精彩的言辞,因为一切只是按人们所熟识和期望的步伐进展;而当诸神制造了一个不符合他们模式的生灵或者一个出乎意料的、怪诞的特殊事件时,他们就想借此昭示一种同样非同寻常的命运。如果我们知道怎样从这个异常现象的呈现方式中去破解它——就像我们破译象形符号和表意文字那样,我们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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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博泰罗—如果不是为了他自己,至少也是为了我们揭示了作为代具的已经在此。代具有可能被转化,而转化又使已经在此朝它—为了我们—所追求的确正形态发展。确正形态既是真正的文字,又通过这些转化—为了我们—变为构成所有超前过程的动力因素。
我们不应仅仅着眼于(表格中)列举的小山和小坑,从而忽视文献中能使我们惊奇地发现远古时期科学和科学精神之“诞生”与进步的最珍贵的内容。②
- 诞生、孕育与科学
这里有两种反对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在说“惊奇”时,博泰罗并没有为文字所扮演的能动性角色而感到惊奇或诧异:对其中显现的时间的重新构成—即原始理性与一般理性,他也没有感到惊奇或诧异。
第二种意见是:亚述学家们似乎从未闪念过以物体的理想性定义理性。仿佛他们只要对希腊时期的奇迹般形成提出质疑,哪怕是合情合理的质疑,就一定会被视为从根本上忽略这一时期的原初性: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美索不达米亚》,第49页。
②同上,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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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狭隘、肤浅、单一、先入为主的观念会使我们对昭然的事实视而不见。若对楔形文字档案做细致入微的研究,我们就会看到,至少从公元前两千年至一千五百年前起,古代的文人智士便以他们的方式、理性和世界观发现了抽象思维、分析、演绎和研究,并建立了理论与法则:一言以蔽之,他们发现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本质[……]。这并不是要低估希腊文明的丰功伟绩,而是揭示历史即事实的真相[……]。
同样,…人类历史像生命那样只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没有绝对的开端,因为总有发生在更前面的事。
事实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说明用什么来区分以前和以后。谈论美索不达米亚人时,我们是否在论及像科学精神那样的内容呢?我们不可能立即对此问题置予可否。即便有意对胡塞尔的划分和对建立在绝对开端概念上的观念化概念提出质疑,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它正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但先决条件是承认“诞生”了科学的“后生成”之能动性是补余性(后种系生成)的能动过程,然而这绝非博泰罗作出的结论。最司空见惯的做法——被勒鲁瓦一古兰批评的,尽管他本人终归也效法了——是把原初的天才在时间中移位:向后移(勒鲁瓦一古兰后来是这样做的)或向前移(博泰罗在这里的做法),因为存在着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天才,它比“希腊功绩”更古老、更原始。
我们不认为上面说的表格仅仅是诞生之见证。如果真有诞生的话,这些表格应当是其构成性因素;我们也不认为这里指的一定是科学的诞生,而更倾向于“原始理性”的诞生这一较为审慎的说法。
“科学出现”之时似乎尚未形成真正的文字,而只有记忆辅助。真正的文字一旦出现,就再没有其他事物能真正地发生了,因为最本质的已经发生,且发生在其前:这便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天才”和他们的“科学”。这种“科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真正的文字,而不能说文字的发展就是科学的发展。这一切都基于博泰罗对科学的理解,它植根于普通经验论的形而上学中。尽管如此,这仍是个疑难—胡塞尔就曾遇到过这个疑难。他似乎并不反对下面的说法:“人类的历史像生命那样只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没有绝对的开端,因为总有发生在更前面之事。”然而在试图捕捉几何学起源的可能性时,胡塞尔却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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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数学有种连续的、活生生的存在方式且来自于作为新知识之前提的知识—这些新知识的存在意义便融合了各个前提的存在意义(依此类推),那么几何学(作为发展起来的科学,正如所有科学那样)的全部意义显然自始便不可能是像计划那样的已经在此,也不可能在充实活动中继续发展。作为最初阶段的更原始的意义形成(sinnbildung)必然产生在其前,因而也必然首次出现于成功实现的自明性中。①
雅克·德里达是这样评述的:
最初的几何观念性—不论事实上是产生的还是被发现的—的先验必然性是:它们出现在非几何学之后,且以前几何学经验为土壤。还原和适宜地去沉淀,使前几何学的现象学成为可能。 C
[]出于某种完全非偶然的或外在的命运的必然性,我必须从现有的几何学入手,因为它是现今通行的。我于是有可能对它做现象学解读,通过它来探寻几何的原初意义。这样,正是受益于那些沉淀,尽管有那些沉淀的干扰(黑体系本书作者加注),我才能将其传统的透明性归还给历史。胡塞尔在此用了回溯性探问一词。[……]收到的和已经(黑体系雅克·德里达标注)可读的文献使我有可能反过来重新质疑传统赐予我之物的原初意向和最终意向。①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几何学起源》,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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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似乎比别处更明确地提出了积极意义上的代具性已经在此的问题,就是说这种代具性可成功地实现对陈述背景的脱离。确切地讲,博泰罗正是从陈述的作者与读者的背景问题上继续并完成他的分析的。
如此看来,困扰博泰罗的开端问题在胡塞尔的思想中并不陌生。此问题自始有之,一直持续到《几何学起源》这个终点,最后终于导致了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划分之危机。胡塞尔的现象学自始便提出了科学的经验生成之可能性;然而,它也自始就排斥所有的心理主义、历史主义及经验主义,深信自己具有数学的理想特征因而也具有先验的必然性,从而排斥单纯的遗传学,但同时又与康德的形式先验论针锋相对。这样一来,胡塞尔的现象学便不断陷入困境,且一步步坠入更原初的层次而永远不能自拔。在此,我们从与众不同的“后生成”问题—《几何学起源》通过引进文字的论题打开了此问题的视野——看到了走出这个困境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博泰罗绝对看不到这个困境,因为他谈的是诞生(而不是发明)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沿用生育这个词的话,应该说我们与“公元前两千多年的文人们”一起目睹了西方的孕育,而不是诞生,因为西方的诞生应当是字母的诞生。但这并不是说在字母之前仅有记忆辅助而没有文字。
干总受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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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几何学起源〉导论》,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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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记忆的必要性
《美索不达米亚》一书的第四章“亚述学家的世纪”导出了第六章“从记忆辅助到文字”。值得将这一章与《存在与时间》的第七十三段做个比较。我们将其摘录于此:
如果没有书面的、准确而详尽的论述,(考古学家)就永远不会知道(刚刚发现的雕像)所代表的人或神是谁?为何要塑他的像?他在其同代人中间扮演过什么角色?这是在哪个历史时期?此人(或神)体现了当时人们看待事物的哪种偏向?更难知晓的是,请艺术家塑此雕像这桩交易的条件是什么?艺术家那时怎样生存?艺术家及其艺术在当时的公众生活中占什么地位?当然还有关于他们的生活、感受、观察和思维方式的数不胜数的其他细节:如果他们的声音没有被漫长的岁月淹没的话,他们本可以把这一切解释给我们听。①
这个前所未有的重新通达、重新构建过去的可能性以这个被称为希腊文明的奇迹展现在西方人眼前。“如果没有书面论述”,考古学家、文献学家、数学家、科学家,特别是哲学家,尤其是现象学哲学家的已经在此以及他们所从属的此在的已经在此就不可能从文字上通达,也就是说从文字上无法通达,即完全不能通达。“从记忆辅助到文字”一章中描述了以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和真正的文字这三个阶段为标志的进化过程。必须严格区分这三个阶段。当然,真正严格的区分又似乎永远做不到,因为象形文字中已有表音的成分,而且象形文字从来就不单纯是象形文字;再者,真正的文字出现时尚没那么“真正”。我们在此不重新批评象形文字的概念,否则就会破坏论述的完整性,况且我们在前面的段落中试图昭示的种种矛盾正是直接来源于这个论述的完整性。然而我们有必要分析《美索不达米亚》中提出的断裂点。我们在此把什么称为文字呢?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美索不达米亚》,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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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要想存在,仅有信息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用来传播和记录所有信息的体系。换言之,必须有一个组织和规范字符及象征符号的体系,以使这些符号的使用者们能够把他们所想、所感或可以表达的一切(黑体系本书作者加注)都一清二楚地表现和记录下来。①
真正的文字能完整、精确、分毫不差地再现一段有意义的经验,否则便不是真正的文字。博泰罗完全用我们所说的确正记载来定义文字,这种粗劣的定义法使他不能理解作为一般文字的准确正文字的构成性角色。
亚述学家们一般都把公元前四千年末的黏土书版看作“真正的”文字,而博泰罗却认为它们仍停留在古老的象形文字阶段,只不过是“记忆辅助”而已:
让我们看一个黏土书版的例子[………]:在数字“1”之后的符号是耻骨三角的图案,我们知道它代表“女人”[……]。女人是直接或间接宾语还是行为的主语?“1”这个数字指的是女人还是移位的产物?总而言之,黏土书版不能仅以这两个符号告诉我们事情的全部:它需要读者了解它没有说出的实质内容(直接或间接宾语,或者是行为的主语),还需要读者知道其记载所传达的意义。几乎每块远古的黏土书版都给我们提出了这种不可解的基本问题。我们为何无法解读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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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索不达米亚》,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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