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因为这些难解的符号仍处于文字的初级阶段，即象形符号阶段。

我们读不懂象形文字的黏土书版，因为它们仅仅是“造型艺术象征符号”的直接衍生物:这里指的是“代表东西或物体的字符”而不是文字(费伏里耶则更谨慎地将其说成是有句子的文字)。接之而来的是描述什么是象形文字，什么是不可避免地来源于它但又不再是简单象征符号的象形文字的衍生物(正因为已有这样一种衍生物，德里达甚至拒绝使用象形文字一词)：

在造型艺术中，正如一幅画可以使人联想到远多于它所表现之物那样，在树、森林、手和人的劳动这类图形中，象形符号不仅能使人想到其物质“内涵”以外的东西，而且这种扩展是必要的。由于我们只有为表达思想(黑体系本书作者加注)而画的、足够准确且代表物体特征的草图，从原则上讲，我们知道多少种或需要表达多少种不同的非精神的现实，就需要多少个草图[…]，所以理论上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草图。于是，掌握和使用这样一种文字，即便没有超出人类的能力，也超出了人们愿意使用的范围。

要想合理地减少象形符号的数目，[……]就必须完善某些方法，找到某些窍门，再或是借用造型艺术的手法将它们调换位置。①

如果说这种象形文字尚不是真正的文字而只是记忆辅助，那么“象形文字就植根于造型艺术的实践与惯例中”。然而象形文字毕竟有别于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美索不达米亚》,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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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而且这个差别是

本质上的、足以产生“类别改变”的。象形文字已不再是艺术，而是文字。这是来自更普及也更明确的意义的坚定而鲜明的意愿，因而也是真正的体系化。

接下来，博泰罗再次以超古典主义的姿态重申象形文字是代表实物的文字：“唯独语言及其词汇才能完整地表达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但象形文字不是有词汇的文字”,于是这种与绘画有关的象形文字并不是与文字有关的文字。这种怪诞的推理和令人难以苟同的主张又与他前面的论述自相矛盾:写在黏土书版上的其实已经是Semes的文字。Sèmes是女奴隶,以(尖朝下的)耻骨三角来代表;而(尖朝上的)正三角则代表山。其意不是“一个女人加一座山”。此处的山并不是一座山,因为它指的是外来者;这里的耻骨三角也不是一个耻骨三角,因为它代表一般的女性，依此类推。这些反对意见与我们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对勒鲁瓦一古兰的“具体语言”概念的批评非常类似。正是从上述论证出发，博泰罗终于道出了他的主旨，并明确了记忆辅助这一概念的意义。对此我们不能置若罔闻,现将其原文整段摘录如下：

由于(象形符号)的能指既不完善又很粗糙，它不可能完整地再现、描述、传达某个具体的情形，而只能从中提取实物和基本内容，所以也就完全不可能在其“读者”面前扮演精确地揭示他前所不知的真理的教员或信息员之角色，而只可能使他重新回忆起与他从别处知晓的细节有关的一个或一连串事件[……]。

走一山—买一面包一女人只是一个过于具体的示意图，其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信息是走、山、买、面包及女人。但谁在走?谁在买？发生在什么时候?其中有多少真实性?山是走的起点还是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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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像面包那样的购买对象，还是面包的收货人或制作人？依此类推。然而，倘若我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这五个词将足以使我回想起一切[………]。

这便是“楔形”文字为何且何以在其初期——即象形阶段—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辅助。①

博泰罗想证明楔形文字不是确正文字，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搞清什么是记忆辅助，搞清确正文字本身在本质上是否也是“记忆辅助”，即已经在此的一种独特的代具形式，其“辅助”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极端复杂的后果：对几何思维的记载在几何出现之时就影响了几何的发明。

1. 论背景

语音化过程贯穿着这样一个难解之“谜”：

表音起初只不过是用来弥补象形文字不可摆脱的词义局限性的新方法。苏美尔语中常见的单音素词汇让人想到用象形文字表示与其名称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另一个物体，而不是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该字所代表的物体。

[…]这种符号因而不再是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因为它不再“描绘”或代表任何事物，而只是用来提示或记载某个音素的表音符号；图形系统也不再是实物的文字，而是一种有词汇的文字，它传达的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思维，而且是话语和语言。

第一章 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美索不达米亚》,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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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有权质问:这种不立即变成话语或语言的思维究竟是什么?它或许代表某种事物,但可能无法代表博泰罗所说的难以归类的前置谓语——这些表语和补语(何人、何地、何时、多少等等)均不是“意义空洞的词汇”,它们使人联想到感官(Organon)的类别。正是从感官出发，亚里士多德把思想定义为知性。

然而,也许最不宜使用的词汇便是表音符号，因为它意味着确正的书写符号，意味着拼写文字。

如此说来，倘若今后必须掌握书写者的语言才能读懂，那么“表音符号”——即拼写文字——至少应当能将口语表达的全部内容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它于是就不再只局限于铭记或回忆，而是具有告知和教导的功能了。这便不再是简单的“记忆辅助”，而是不折不扣的文字了。 景

既然走出了简单的铭记或回忆范畴，辅助记忆的文字便可能成为知识的要素：是要素而不是简单的辅助。但如前所示，知识形成于拼写文字——即希腊文字——之前，因为存在着与文字无关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始理性，文字那时虽看似存在，事实上却不存在。除了使历史学家通达过去之外，这个真正的文字并无其他新的功用;对于正在进行的现在，它仿佛毫无新意，而且这个过渡也没有任何新的内容。然而，拼写文字是用字母记录已经是“文字”的语言，它意味着文字即语言的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如果语言仅仅是维持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当这种语言的过去及其过渡可以用拼写形式通达时，它就不再是同一种语言了。语言的书面化是在讲话人和书写人“背后”用分析的方法将语言形式化，它颇似技术的潜在运作方式。这种分析(ana-lusis)是对语言发展历时性的一种隐匿的修正。不存在决定更改记载模式且有意识地“干涉”其发展的字母语言的“发明者”，而只存在着属于技术动力的已经在此之载体的、潜移默化的“外延”与发明活动,人们可能会试图将其看作基石(hupokeimenon prô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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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书面性开启了相关差异的新纪元，也开启了本体差异的新时代，因为刚刚起始的存在的历史其实是文字的历史。怎样有效地揭示这个起始之特征呢?答案是从其同一性和差异性背景来揭示。如果有人说“辅助记忆”的文字除“唤起记忆”之外别无它用，那就是不明白记忆的储存已经是这种文字的完善过程;然而,这也提出了拼写文字的相关差异的特异性问题。“真正的文字”是我们在掌握其记录“密码”的条件下可以解读的文字，即确正的记载。可即便我们掌握了密码，象形文字的黏土书版仍不可解读,因为我们还须了解它的背景，否则就不可知其意。要想彻底解读象形文字的铭文，必须亲身经历过铭文中记载的事件。

其奥秘是读到某种“新事物”或未知“信息”的可能性:在不属于我的已经在此——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真正的文字中的正是完全可以通达我没有经历过的已经在此——中隐藏着一个尚未在此、一个允诺。允诺的内容是程序中存在着不确实性。这种可能性通过建立文献与确正记载所提供的背景间的新型关系而获得崭新的、充分的切实性。

博泰罗从与背景的关系以及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出发，将楔形文字与文字的记载对立起来。他认为在字母之前的文字中，

归根到底是文献的背景使读者理解阅读内容：所以在我们陌生且遥远的目光中，楔形文字从来不能被流畅地阅读，而只能被解读①。

尽管楔形文字在逐步语音化,但它永远走不出表意文字的范畴。即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美索不达米亚》,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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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来自最近期的古迹，

一段文字不仅总需要被破译，而且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掌握这门语言，甚至要掌握所研读文本的一般背景：所以在破译那些新发现的、既无副本又无类同的文本时，我们会感到困难重重、难以把握。要想清楚地理解，就必须至少掌握一些知识[…]。

陈述背景的这种晦涩不清在字母文字中消失了。

大约在(最迟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在腓尼基，字母被发明之时—或许也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楔形文字的影响，这个最终的完善工作使文字大大减少了对应着基本(和虚拟的!)语音的单音字数目。众所周知，人们一直在尽力剔除那些非单纯辅音的符号，元音则留给本应掌握语言及其机制的读者们去自行填补。

楔形文字的陈述背景一贯晦涩不清，因为记下的陈述本身不足以重现其全部意义。这种晦涩在拼写文字—首先在腓尼基文字—中明朗起来，但只是局部的明朗，因为必须掌握语言规则才能再现其音素构成。明朗化最终在希腊语中得以实现。德里达将这种循序渐进的背景解体过程称作所有文字的结构性特征：

即使在一般意义上的特定读者全都消失的情况下，我的“书面表达”[……]也应当是可读的，这样才能行使其文字功能，即它的可读性。即便根本没有读者，或没有经验上可以确定的全部读者，我的“书面表达”也应当是可重复、可反复的。这种反复性[…]构成了文字自身的标志，各类文字(象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字母文字—姑且沿用这些古老的分类法)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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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①

在拼写和字母化之前，所有文字都朝着确正文字发展，也就都会出现背景不复存在的现象，原因是“在其读者逝去之后不能从结构上(反复)读懂的文字不能算作文字”。所有文字的结构上的可重复性使

书写符号拥有一种使其背景解体的力量。背景即构成写下此符号之时刻的全部在场。这种背景解体的力量不是一个偶然的由时间定义的谓项，而正是文字的结构。

无论如何，有一种由文字决定的可读性的切实性，它把本质特性带到补余性中。然而，背景解体的切实性只能由确正文字来实现。这个终极阶段即是饱和点亦构成断裂点：这里一切都颠倒了，文章与阅读背景之间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关系，这便是相关差异同一性悖论。由于陈述背景消失了，在阅读中需要(重)建背景，这就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晦涩不清:尽管文章似乎不那么费解了，但对其含义之理解的多样性却成比例地增加，于是产生了总是有别于以往之诠释的可能性。背景一旦消失，便为其自己开始了文本性的游戏：任何阅读所构成的文章的命运都被卷入了无休止的各种可能的背景化游戏中。这里有一种原初的、根本的模式，即任何阅读都有其未完成性，如果我们承认阅读的背景永远不会相同的话—这正是此时与此地只能共存一次的法则，而所有的背景都体现此时此地的共存。这种效应似乎存在于全部文字中。然而使这类经验成为必要，提取其切实性从而颠倒与文本之关系的则是拼写文字的特性，这是因为从中产生了读者本身即“谁”的文本性。这个“谁”便这样从“什么”的某种可能性中通达他的文本性，即他的相关差异。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雅克·德里达，“签名·事件·语境”，《哲学的边缘》，第375页，Minuit,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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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拼写文字的准则与存在的历史

本性体现的是延迟的时间，即爱比米修斯原则。作为爱比米修斯原则的超前，本质上是延迟的时间，因为它关系到走向终结的存在，即相关差异。如果说书面的文本性以“存在的历史”—作为公民性—的特殊方式开启了“谁”(“此在”)的历史性,那是因为特属于书写的、在拼写文字中实现的背景解体之结构使这个相关差异作用于德里达称为传播的延迟的时间中。此后，这个传播影响所有的陈述、意义及能指的产生，不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只有在文字制造了可与照片相提并论的某种“真实效果”时，这个传播才是圆满的，才能驳倒柏拉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以可比的方式，我才能阅读某段署名柏拉图的文章。如果我们可以说—但并不包括在我阅读的意向对象中——这是柏拉图的文章(即使省略了作者的名字，所有拼写记载也都需要一个签名，一个真正的名字),那是因为此文章来自其语言的文本性，来自他使用的语言(“他的”已经在此)。正是在写文章的过程中，通过他的语言，柏拉图发现了语言的文本性及逻格斯。任何楔形文字的黏土书版都不能给我带来如此纯净的效果或如此纯净的意向，而这正是拼写文字的准则。

对文本的经验来自相关差异同一性原则。所有的确正形式都会产生相关差异同一性，而且也存在着非文字的，即模拟、数字的确正形式，它们各具独特的时间化效果。我们将这些确正形式称为文字综合、模拟综合或数字综合，这三种综合影响所有的综合能力。

“谁”在体验拼写文字(或文字综合)的相关差异同一性时看到了他自身的文本性，因为当他在不同的背景中阅读或重读同一段文字而找不到同一性时，恰恰是他自身的同一性陷入了危机。阅读至少有两种背景：空间背景与时间背景。一段文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要么两个人同时异地，要么一个人同地不同时或不同地亦不同时。在一遍遍重读自己喜爱的文章时，所有人都能体会到因文本性解释之无限而产生的差异。当读者发现同一段文字在传播即背景化过程中无限地变异时，他已被卷入到不可避免的相关差异过程中，因为此时此地—即时与空——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因为他发现自己便是文本，是过去的陈述材料，是“他自己的”，他所亲身经历的，也是他继承的、必须不停地作出解释的已经在此。只有在读到文章的前文本时，读者才能体会到这一点。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感知影响被感知”，文本的文章也影响读者自身的文本性。矛盾的是，一段文字越是产生这种差异就越能达到同一化，即切实脱离全部背景。事实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重读时也一定会(重新)产生差异，同时这段文字的同一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谜正是“谁”与“什么”—切实体验“什么”的“谁”和为“谁”而存在的“什么”——的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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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公民性形成之时:公民指的是对法律文本表决之人。这样就确定了这个特殊公民的身分，并将其特殊性的未来置于共同体中。这个特殊公民不停地变化，以证明他不同于其他任何人，也不同于过去的他。

因此，对属于过去的人来说，用确正文字把过去的事文本化不能更“确定”这个过去，因为同终结一样，这个过去尽管更确凿，也更不确定。精确文本的背景化强化了其不确实性。换言之，程序的确有不确实性，而且记载的确定性也从其精确的确定性——即背景解体—中产生或带来不确定性，即文字或程序(意义上的)不确实性。于是，已经在此的代具性问题（海德格尔在此把计算和对现在及过去的持续固定与终结的确定性混为一谈，因而没有看到不确定性之持续中的构成性)便迎刃而解了。在这些先验上始终可能、经验上绝对不可能的对文字及程序的重复中，受到影响的是尚未到来——即对已经在此的超前——的意义。如果说不确实性和无休止性也存在于字母之前的文字中，它们似乎还不带有这种矛盾的特征:即同一性(重新)产生差异性，差异性(重新)产生同一性。我们总可以把这种不确实性和无休止性归咎于陈述背景的不明或同一性的不足，却不能归咎于陈述文本性的晦涩不清或自相矛盾的同一性本身。这种矛盾只能是读者—即不容置疑地归属于已经在此或“什么”的“谁”——的文本性的矛盾。我们总可以避免把不确实性和不确定性归咎于文本性,但相关差异的效应就不纯粹了,因为陈述背景的解体并未纯粹地减弱，阅读陈述时的重新背景化可能不会被读者们真正感受到，因而也就不可能被他们真正感受到。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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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或“去蔽”是确正的。确正不仅意味着精确性，而且意味着精确性带来的不确凿性。“怀疑”并非来自精神意图(我们无法决定去怀疑,这种决定不是我们能做的;要么只能是假装怀疑—这的确是个难题)，而是来自技术的质疑。

批判的思想(或反思)从根本上来自随着直线型文字而来的记忆的这种相互矛盾的双重内涵：文本的同一化过程导致了语法上写作规则的同一化——即知性的运作,同时也导致了更深层的不规则的持续，这种双重内涵的标志便是可释性，它是对理性的考验。

相关差异的同一化以被同一化之物的可复制性为前提，因为只有那些可按原样复制的东西才可能被切实地同一化。若说同一化使复制成为可能自然欠妥，因为复制同样也成全了同一化。于是同一化便是被同一化之物的可复制性。差异是在重复被复制之物时产生的。在被定义为文字反思活动之前，一般的记忆活动总是呼吁重复的可能性。然而，无论其形式如何，无论随之展开的复制性模式是什么，最根本的是相关差异同一性的重复，它开启了文字或非文字的批判型反思。如此说来，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来自重复，而批判的思想则来自形式的重复和累积的重复，即来自比阅读更广义的重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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