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人文与社会译丛

26.当今

当今的中断重复

陶德揭示了拼写文字的发展在希腊怎样因悬置传统种族程序的权威性而导致了文明危机。诡辩术与哲学的冲突就是从这个危机中产生的，西方文明也随之进入主导地位。我们在此看到的仅仅是技术领先于一贯在爱比米修斯的延迟中(重新)构建的“文化”的例子。阅读这种文化的延迟的时间是作为背景之相关差异的重新适应的结果。历史性只能作为中断重复而展开。这种中断重复是已经在此的技术悬置，亦是通达这个已经在此的唯一途径。

在拼写构成的确正背景性中，延迟的时间是基本要素，西方人所说的知识便是由此产生的：(始终由文字构成的）对知识的陈述总是传播那种没有定义的、无休止的、难以确定的相关差异，因而总是造成差异。由此看来，它的价值是不可公度的。正因对文本的阅读没有极限，对知识的陈述属于知识。这种对知识的事后从属性总是已经将其置于构成程序中断的种种稳定状态之间，又总是反过来扰乱这些稳定状态的因素(先破后立)。如果说技术悬置正在实施的程序，知识则反过来通过重复而中止技术的稳定效应及其“后果”。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中断重复。

“文字”不再是“记忆辅助”，而成了记忆本身。然而更广义地讲，文字向来就是记忆。我们并不是把希腊人说成已超前于科学性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传人从而抹杀其不可低估的原初性，而是要肯定这种初生的科学性之技术内涵。切实孕育了这种科学性的并不是美索不达米亚人，而是他们经历的(又从中销声匿迹的)世界历史的代具性，也是当时正在成形的文字，即作为向确正性发展的基石的技术。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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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型音位学”文字是一种程序中断，它悬置了本身亦是程序却不以程序面目呈现的传统形式。在悬置时，它又规划过去、超前及当下——从此被视为在场——的另一种持续性。对模拟、数字、生物的相关差异同一性的中断重复使当今构成的在场陷入危机，那么这个中断重复以不确实方式规划的又是什么样的当今呢?

当今的背景解体即时与空的非实现

远在拼写文字之前，各类文字——也是各类技术的扩展——的效应构成了背景解体的断裂。这些断裂从根本上将“谁”和“谁”的共同体投入势不可挡的非领土化过程中。勒鲁瓦一古兰把这个非领土化过程称为赢得能动性。如今技术在此已达到极限，于是新的文字——或者说记忆技术——问世了。比比皆是的可复制性和可引用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可重复性，三者一道成为记忆的引人注目的存在方式，记忆也由此变成了工业活动的原材料——生物领域亦包括在内：对生物技术以各种形式构成的遗传记忆的工业开发只不过是合理利用已经在此的各种载体的一个特例。

这是另一种时间。我们应当从相异性和普及的变化之角度来解释德里达对背景化的分析的最终策略。奥斯丁正是从背景化推出其宗旨的。上面几段引文抨击了奥斯丁把对创造性行为的分析置于意识的意向性中的做法。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剔除所有的意向性,而是要把意向性同时锁定在“谁”和“什么”双方。这就意味着在没有主观的(即在场的)创造性意向的条件下展示创造性的可能性：

奥斯丁的分析永远离不开背景的价值，甚至离不开可彻底确定的、理论上的或目的论的背景价值[……]。(其基本要素之一)仍是我们传统上讲的意识，即相对于其全部说话行为的说话者意向意识的在场。①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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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揭示了创造性存在于全部意识之外，也揭示了意识并非背景的基本要素，从而阐明了我们看到的自动的、已四处普及的创造性效应。这种效应产生于当代技术，产生于从计算与信息决策技术以及模拟式通讯的媒体发展而来的对事件的实时与直播过程，也产生于已成为技术科学的生物科学。他接下来指出，在此情形下很难把证实性与创造性区分开来。我们也从中看到对所有背景形式(可理解为对时间和空间的确定)的一般的解构性，保罗·维里略称之为时空的非实现。这个“非实现”不可能不影响西方人迄今视为文本与其背景之关系的相关差异。

当今的“实时”

现在我们应当开始分析“实时”的演化，同时也分析它怎样影响我们对“谁?”的可能的理解。拼写文字的相关差异同一性特征决定了这个演化必然被纳入也必然进入不容置疑的事后效果中，并且不可避免地在阅读中被感受。然而，如果说记忆的模拟与数字技术均属确正范畴，那么至少从其最初的效果看，这两种技术都倾向于消除这个延迟的时间性模式。

如果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当初能把“谁”的忧郁与“什么”的(确正的)严谨性——正如存在历史与文字历史之间的相关差异——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当今会是什么情形呢?或者说明天又会是怎样呢?爱比米修斯原则的意义如今究竟是什么?

爱比米修斯原则的含义一成不变，即欲速则不达。当代的“什么”通常以速度为特性。如果说速度——作为领先—从来是技术的特征，在文字的时代，它给人的感受却是迟到的，即延迟的时间。这个延迟如今由技术的速度①自行处理了:把决策过程交给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代管只是其中的一例。技术似乎吸收了迄今“谁”相对于“什么”的延迟，同时让“谁”获得他自身的实在性。我们称作实时的正是这种看似位移的现象。而这一切引起的抵触反应则产生于对非相关差异令人生畏的可能性的无名恐惧。在这种“世界历史性”背景中，哪种死亡学——如果真有或者曾经有过某种死亡学的话——尚可能存在呢?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美索不达米亚》,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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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我们问“什么’的动力一旦短路，相关差异的效应会有哪些后果？”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时间似乎只能是延迟的，然而又存在着我们称之为“实时”的时间：这或许是当代技术的基本特征——或许亦是技术的毁灭，其中，特有语言差异和种族差异都被技术差异所吞没，随之而来的是时间的另一个阶段。如今被称作“实时”的是工业化的时间，即“程序工业”对时间的工业生产,其产品“悬置”了所有的传统“程序”。我们暂且从控制论(即《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属于本体论的，但《时间与存在》中又认为属于将会取代哲学的特殊本体论领域的控制论)的术语中借用“实时”一词，并将所有“直接的”信息传递现象都归入实时中。如此说来，所谓实时并不是时间,而可能是时间的非时间化或隐蔽化;但它依旧是时间，是从工业上“赢得”的亦是失去的时间，即本质上从时钟——即资本——的角度去理解的时间，这便是“繁忙”的极端模式。如果，正如我们在此试图昭示的那样，已经在此不可能脱离其继承与传播的切实条件而存在，而且超前只不过是使自己事后(在/从不适应、遗忘与过失中)适应“已发生的事”，那么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就会对时间化本身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再忽视时间性中的技术内涵了。

技术与时间

① 有关速度的问题,请参阅本书引言的最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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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谁”的文本性

阅读巴尔特在“冬季的花园”这幅照片中的忧伤时,我们隐约看到，模拟的确正形式仍是，在(重)建的“一段过去”的精确性中与死亡的关系的模式;而在阅读博泰罗的著作时，我们试图理解在文字的确正形式中类似的关系是怎样(重)建的。什么构成了模拟与文字间的区别?《明室》中已有一些提示:在曝光时间的还原中，照片的拍摄从时间上与被捕捉的瞬间相吻合。由此产生了照片特有的、不可比拟的真实效果(不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后再拍摄这个事件),这在文字中是不存在的(有可能在演说后——甚至在演说前——用确正文字记录下一段口头陈述，因为这段陈述可以暂时转移到抄写人、秘书、发言人、传记记者或作家的主观记忆中，这是相机镜头及暗室操作的客观性所不允许的)。

这样(重)建的是什么样的“谁?”呢?

确正文字的“什么”的相关差异是“谁?”的相关差异的一种模式,于是，欲揭示相关差异化的真谛，我们不仅要考虑“什么”的不同时代的补余特性，而且也要考虑其中不断出现的“谁?”的关联问题。

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将分析从“什么”的不同时代到当下的补余之特性。

只有到了本丛书的最后一卷《不可或缺的缺陷》,我们才能定义这个一直被我们称为“谁?”的存在者之特征,并详细阐述由此产生的各种关联方式。我们将揭示，“谁”是特有的，是爱比米修斯。这也意味着“谁”是文本的(这里指的不仅是语言文本,因为这个文本是用来编织记忆的所有材料):来自“什么”的普罗米修斯的一系列确正技术教给爱比米修斯的正是这个文本。于是我们称之为特有文本①。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这个问题已在“缺乏之物”中开始探讨。此文发表在《停顿》,第8期，1995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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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迷惑的生成

1. 滞留有限性及“什么”的动力

技术并不辅助记忆,因为作为“滞留有限性”,技术就是原初需要辅助的记忆。勒鲁瓦一古兰在《记忆与节律》一书中指出，辅助记忆的历史也是从争得领土到今天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技术的历史。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最终阶段,西方正在消失——它失去了东方，走入了迷津。那个过去的东方，从不是西方的东方，也以它自己的方式顿时迷失了方向。正是在失却坐标系的情形下(我们将看到，它把上一章谈到的背景解体过程推到极限)，以同一圣书为原本的三种宗教在巴勒斯坦和波斯尼亚尤为敌对，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最甚者当属阿尔及利亚这块各类宗教的世俗疆土。这一切都发生在拼写文字的霸权及其无限性经验、神学政治、科学理论都达到最终阶段之时。

本书所描述的后种系生成的历史将帮助我们找到这种迷失方向的由来。

作为外延过程(即“对时空的征服”)的时空化一贯也是非时间化和非领土化。然而这个过程迄今已达到极限，迷失方向正是对此极限的

钟本文”当“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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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通过分析像“组合环境”那样走向极端的具体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的具体化动力以“谁”的超前为前提，因为技术一地理组合环境的自我调节离不开人类操纵者的发明功能；然而，超前本身又以技术动力为前提，所以不可能走在由技术趋势所推动的外延过程之前。

干是我们试着理清在东非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什么”的分化过程与“谁”有何种关系。为了理解大脑皮层的形成和技术分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我们引入了后种系生成这一概念。我们那时就分析了《记忆与节律》一书的起始部分，勒鲁瓦一古兰在此指出：断裂—即外延过程—将物种对分化的迫切需求转移到个体，由此导致了继尼安德特人之后以种族形式出现的各种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个体与种族记忆之间的“对话”使种族记忆日趋完善。

种族记忆对个体来说是已经在此，个体受到它的制约;然而，在获得它的同时，个体又发展了其中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个体从这种已经在此中“解放”出来，并进一步“发明”。

然而，正是已经在此的已经在此把作为对其自身终结的超前的(从未完成的)不确定性留给了个体。于是，只有在已经在此能以确正的形式构成时，历史的开启性才成为可能。

让我们回到勒鲁瓦一古兰的理论来深入考察记忆的技术性以及技术与种族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分化原理寓居其中的特有语言的基石。

对燧石岩层与大脑皮层之关系的分析使我们不敢苟同勒鲁瓦一古兰的观点，而认为东非人具有社会性，因而也拥有特有语言。他们已拥有名符其实的语言，尽管这种语言及社会性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且完全陌生的。在尼安德特人之后，种族群体出现了。大脑皮层的形成过程一经完成，社会的优势便意味着维护岩层/皮层之关系的助产术变成了种族群体与技术趋势之间的助产术。后一种助产术应当被纳入已经在此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之中。

第二章迷惑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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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谁”)的日常性是以繁忙为特征的时间性模式,繁忙本身又形成于习俗、由“人们”构成的决定性的限制性以及既确认法律又涵括法律的传统程序之中。勒鲁瓦一古兰提出了构成种族统一体的习俗问题，这种统一体把运作程序传给组成种族的个体。“此在对其自身存在的理解”则是对这个种族程序的综合，也是它的既适用于群体层次又适用于个体层次的平衡点。

此在是个体的“谁”，还是像“我们”那样的，即便不是从理论上(因为法律的本意正在于肯定群体的不可分割性，并由此肯定其个体化及其精神、道德和政治上的统一性)也是从事实上(总有被固定的危险)可分解的群体的“谁”？换言之,不确定性最终应归咎于谁呢？归咎于“我”还是“我们”？走向死亡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特有的孤独似乎向我们提示:只能将不确定性归咎于“我”①。然而，海德格尔有时用的是希腊语的此在，所以它不大可能是“我”。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因为倘若此在到头来成了“我们”，那么在时性和真实时间性之间的对立就难以成立了。把此在理解为“我们”显然是把不确定性纳入特有语言中。这虽然迎合了海德格尔最晚期的观点,却与《存在与时间》中的论断大相迳庭。

特有语言始终是种族的、种族共有的，同时正因其非共有的独特性而切实成为特有语言，它需要超越程序与不确实性之间、“什么”与“谁”之间的对立，因为特有语言似乎是由“什么”构成的—确正的问题已经使我们想到，公民性的出现是特有语言性的一种模式。

勒鲁瓦一古兰将记忆的结构归纳为三个层次:特定层次、社会种族层次和个体层次。与此同时，他又提出存在着不同于社会种族记忆即来自“什么”的记载记忆之记忆——的第四种记忆，比如当今出现的程序化机器，它将“谁”从其种族性中驱逐出去，破坏其运作链和基本行为链，继而破坏以领土形式构成的种族统一体。当这个第四记忆能够脱离种族而实现时，它将意味着技术趋势的完成。这种能力似乎是当今技术的基本特征。它之所以可能，正因为习俗已成为某种程序。

技术与时间

① 正因如此,让一吕克·玛里昂可在此在中重新找到自我。参见《还原和给予》,第146—157页，巴黎，PUF,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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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说来，程序也是一种反习俗的可能性，即背景解体的可能性。我们前面已经阐述了相关差异如何从背景解体的可能性出发而发挥作用，我们将会看到，“什么”的历史一般来说总是一次次断裂的历史，因为“什么”从根本上是通过中止现有程序而发展的;我们也将看到，不确实性的可能性是怎样仅仅产生于“什么”的发展这一事实的。

背景解体导致了后种系生成，它既是构成当下体验的经验又是传留下来的过去的经验,即知识,更笼统地讲是观念性的知识。重复性是应当可被重复的观念性之本质特征。技术性构成了知识的基石和土壤，因为它一贯使已构成的程序失去背景并使之中止。继新石器时代之后，知识作为知识的印迹保留下来，技术性作为确正手段发展起来，于是科学得以出现。

知识的积累正是已过去的此在的纹迹，海德格尔称其为世界历史。所有过去的存在者都可能被包罗在世界历史中，于是所有的“什么”都可能属于后种系生成。尽管如此，还存在着属于真正的记载记忆的“什么”的世界历史性：一切意在保存的手段——特别是对文字的保存—均属这一范畴。勒鲁瓦一古兰提出了被纳入技术趋势和主导技术趋势的外延原理中的保存文本行为的历史，并由此延伸出第三记忆的技术所构成的历史。又因为有限性首先是滞留的有限性，所以通过中止已有程序而制造各种“什么”的外延原理最终会影响记忆和想象的功能。

勒鲁瓦一古兰的分析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论证不谋而合:“随工具与真正劳作而来’之物,有种特有的、迄今尚未被认可的能动特征。”①辅助记忆的历史实际上是赢得能动性的历史。把精确性系统化就是一种极端的背景解体。勒鲁瓦一古兰的《程序学》把不同的程序——生理程序、社会种族程序及形象程序——与趋势中“什么”的发展逻辑联系起来。在对能动性的分析中(在此他对世界历史推崇备至)，他揭示了三个层次的技术构成。通过“什么”作关联其实就是构建群体与时空的关系。这在当前的外延阶段中引发了模拟与数字的相关差异同一性,后者的实质特征是速度、全球性传播的即时性和对传统程序的毫无保留的渗透性，传统程序因此被中止了。

第二章迷惑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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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鲁瓦一古兰由此提出了“谁”与“什么”相互关联的历史之原理。我们正是从集合的层次来理解动力原则(分化模式)，我们感兴趣的正是动力。此在的动力是其时间性。勒鲁瓦一古兰的论述告知我们:如果此在是“我”的话,那就无法从此在的层次来理解此在的动力,因而他把“谁”看作“我们”,既包含“什么”也受“我们”的多元性影响。“我们”由个体组成，而个体总是在由其原初薄弱性构成的统一之外，派生于需要辅助的滞留有限性所带来的构成性的特有性。

三层次记忆的理论使我们看到的正是个体、群体和“什么”这三个中心环节。三者如何相互交联?它们如何从神经系统和想象的外延中产生将“谁”从其种族性及其传统辅助中驱除出去的力量?程序怎样造成不确定性、不确实性和不可编程性?要想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开拓一种美学。正如技术植根于动物学，这种美学植根于动物繁殖的美学。然而，尽管这种美学始终被技术趋势所贯穿和主导，但它又与技术趋势互不相容,因为并不存在与功能美学无关的(身体的)生理美学或(象征性的)形象美学。在功能美学中，形态生成于载体之中，它遵循主宰人与物之关系的一般性原则。综上所述，群体记忆的生成问题便成了节律生成的问题。从程序的角度上看，节律和记忆交联成与时空之关系构成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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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存在与时间》第75节。参见我们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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