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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群体综合体。
- 种族进化、记忆载体及程序文字
在后尼安德特人阶段,技术与生理和社会伦理(或象征)同步发展:大脑皮层形成之后,开始了我们熟知的所谓后种系生成的过程。此过程不再是大脑皮层的分化,而是社会随着工具的使用而分化。种族进化作为分化活动开始了,它不再仅仅是技术形式的富集,而且是人类群体的领土多样化。在新的器具助产术中形成的正是这种社会进化。勒鲁瓦一古兰是这样发挥他的外延理论的:他从工具骨骼的某种代具渗透(“身体和大脑的真正的分泌物”)谈起,随后说到肌肉(对自然能源的控制、动物驯养及机车使用所带来的运动机能的外延),一直讲到当今的中枢神经系统(即电子系统)和想象(即对远程传送的声音与图像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想象本身在此过程中亦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外延同样属于美学原理。
上面一系列分析重新提出了种族群体与技术趋势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的论题,得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于1945年。那时,勒鲁瓦一古兰尚不相信种族群体有可能消亡;而在《社会的象征》一书的分析中,他谈到了将成为种族进化之终极目标(telos)的超民族。
这个进化被描述成交联着特定层次、社会种族层次和个体层次的记忆的“解放”。这三个层次的记忆对应着一种节律,此节律奠定了三种美学:生理美学、功能美学和形象美学。
核心问题是从记忆中断起思考的程序。由于这三个层次的美学对应着三个层次的记忆程序,所以一般美学构成它们的连接点。决定人类群体的特定记忆形式对应着某种特定程序,即不再属于肌体本身的、已外延的程序。这样一来,问题就首先成了记忆载体的问题。我们应当很广义地理解这个问题。这里说的不是知识产权,而是记录着行为链的各种载体。正因如此,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定义动物行为规范的“特定记忆”,存在着确保人类社会中各种行为之重复的“种族”记忆,也存在着不必借助于本能或反思就能确保机械行为之重复的“人工”记忆,比如最新形式的电子记忆。①
第二章迷惑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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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人类记忆的特殊性决定了人类“认识”的特殊性,且“各个社会都在试图满足记录和保存无限膨胀的知识资产之需求,乃至发明人工脑”。知识的增长也意味着不停地编写程序,它是记忆解放的动力,与以技术为特征的载体进化逻辑息息相关,且像所有技术物体那样被决定性的技术趋势所贯穿。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后种系生成在我们的生活中造成了既不能归入动物学也不能归入心理学的某种记忆的迅速增长。这种记忆中记载着种族进化,然而种族性又被从中抹去了。正如燧石岩层/大脑皮层的助产术,技术/种族的助产术只不过是一个“谁”与“什么”之关系的时代。
- 时代与程序
新程序的出现中止了现行程序的切实性,并将现行程序重新整合,使它们服从于新的指令。这种中止产生不同的时代。人类的历史不过是程序中止的历史,因为它不停地中断——我们应当想到,“人”的程序本身也会被中止或总是被引向其自身的中止。
这种中止的可能性正是把特定记忆、社会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相互关联的原则。此原则与技术趋势一起揭示了技术一人类学的动力。
技术与时间
①勒鲁瓦—古兰:《手势和言语·第二卷》,第269页以及第13页的注解14,AlbinMichel,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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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的《构造研究》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三个层次,但有两点不同:首先,它们恰恰不是被作为程序来考虑的;其次,这些作为程序的层次中贯穿着被胡塞尔彻底摒弃的“什么”的技术动力。传统本身带有其自身的解构,唯有外延—即左右着生活变为技术的新型程序体系—使之成为可能。时间性与外延之间像释放新的个体化可能性的后种系生成与遗传调节之间的关系那样密不可分。选择原理支配着这一进化:
把种族记忆放在动物种类之外的严重后果是:它使个体自由地走出既定的种族框架,也使种族记忆本身有可能进步。①
阐明这种进步的含义就是通过建立一般程序来描述外延过程的各种应用实例。神经系统是“通过建立程序来满足各种内部及外部需求”的机器,而程序是个基本概念,因为它也允许我们跨越动物性与人性之间、人性与技术性之间的界限:勒鲁瓦一古兰的人类学其实是极端的“非人类中心论”。全部科学程序都包括在这个既可用于动物学及人类学,又可用于技术学的程序概念中:把动物、人类与机器统一起来,其实正是所谓“认识”科学的聚合原则。我们稍后还会分析这种聚合的种种局限性。
需要质疑的正是这个程序的概念,因为在比较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时,“问题不在于[……]本能和智慧的差别,而在于两种程序模式的差别”。从这一概念出发才能理解第四记忆的产生条件。第四记忆不是特定的、不是种族的、亦不是个体的,而是不折不扣的机器的记忆。
第二章迷惑的生成
① 《手势和言语·第二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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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为二次中断重复的选择:文码、同一性及差异性
种族程序构成人类群体的统一性,同时也承受着分化和与其他群体融合时产生同化的可能性。
种族记忆通过调节个体的“操作行为”来决定各种自发活动:
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属于他的操作行为,但这些活动的形式和程度迥异,这取决于它们是基本的、日常的,还是少有的或例外的活动。程序需要各种层次的智慧参与和不同的个体一社会关系。基本活动构成个体的生存程序,任何日常行为:比如体型、饮食与卫生习惯、职业行为、与亲友的交往,都关系到作为社会元素的个体的生存。这些程序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它们构成一成不变的行为链。重复这些行为链能确保主体在社会环境中正常的平衡,并使他在群体内部找到他自身的精神上的安逸。①
程序以其长短不一的周期为特征,或每日一次,或每年一轮,总是具有日历性。程序制造重复的节奏,包括饮食和宗教节日的穿戴,也包括工作、祈祷、礼节及待人接物的规矩。在这种重复的稳定性中,越是涉及日常程序,种族特性就越为突出:“正是这些基本行为(基本行为链在人出生时就构成了)给个体打上了最鲜明的种族烙印。”这种烙印的标记是群体凝聚力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于群体、于个体都是至关重要的:丧失它就意味着种族统一体的解体。
但由于技术领先于种族,种族又植根于落伍的体制中,当代技术趋势的决定性可能终将毁灭种族。然而,体制的过时是原初的(这里指的是爱比米修斯原则),是激发构建群体的动力。如今面临的种族彻底解体的可能性从热动力学革命时期就开始了:
技术与时间
① 《手势和言语·第二卷》,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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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生物转化是一个既关系到物理结构又关系到它所触及的存在者之行为的事实,那么机器自动力的诞生便是[…]一个基本的生物阶段。如果说转化带来了某种新的、有活力的现实,它涉及身体之外的什么器官并不重要。如前所述,从智人(homo sapiens)开始的人类进化见证了(与地质学时间成正比的)身体转化过程与(连接着人类代代相承之节奏的)工具转化过程的越来越明显的分离。物种若想延续就必须适应环境。这种适应不仅涉及到技术习性,而且每次突变时都导致对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之法则的改写。
这个改写是真正的技术中断,这个中断又影响了(本来已不停地受到“什么”的历史之冲击的)“谁”的历史统一性:
如果我们只能以自相矛盾的代价来维持与动物界的平行关系,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到,人类每次更换工具和制度时都在一点点地改变人种。尽管影响所有群体组织结构的转化之协调性是人类特有的,其性质与涉及到动物群体中所有个体的转化之协调性相同。然而,社会关系从马达动力的无限外延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特征:假如有一个人类以外的观察者,而且他从未听到过历史和哲学给我们的各种习惯解释,那么他一定能区分十八世纪的人和二十世纪的人,正如我们能够区分狮与虎、狼与犬一样。①
第二章 迷惑的生成
① 《手势和言语·第二卷》,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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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时间
然而,这个统一性可作为通达人类一代代积累下来的共同的已经在此的途径而(重新)构成。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通达并延续这个已经在此的切实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目前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人类的外延似乎已进入尾声,也就是说当代的技术中断性已登峰造极,是人类经历的最大的断裂,它冲击了人类看似最稳固的组成部分,也由于把各种程序操作交给机器代管而使以群体统一性构成的种族面临灭绝的威胁。
自动程序的实现是人类历史的顶峰,它与振动换流器的出现或农业的出现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于是,伴随着机器程序的出现,程序断裂达到了不折不扣的超级中断。
上述一切仿佛意味着技术趋势的实现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于种族多样性了。这并不是说技术趋势可以不需要群体及群体间的多样性,而是说群体将不再以种族的形式构成。工业化使人们丧失了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因为个体基本操作链中的主要部分—种族特性尤体现于此—要么被转移到机器设备中,要么自行去适应机器设备的自动化:
到了工业机械化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工人被放在一段以机器节奏为准的生产线上,只需做把主体阻隔在外的机械动作。对个性鲜明、尺度适宜的群体的归属感丧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完全的“技术对文化的扼杀”。①
① 《手势和言语·第二卷》,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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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栋已经指出,工业革命使技术的个体性从通过手与“什么”相关联的、工具化的人过渡到持工具的机器。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谁”的个体化丧失了,而“什么”的个体化增长了。这个断裂如此之大,以至于勒鲁瓦一古兰认为人应当考虑放弃其“智人”之名:
我们可以把原木放进机器中而不必担心其枝节。标准的木板被机器送出,并被自动包装好,这无疑是个极大的社会收益。然而这一切只是使人类不再是智人,而变成可能更高级的,但无论如何都不同的人。
那么,“什么”的个体化中是否还有“谁”的个体化的新的可能性呢?人类放弃智人之名意味着什么样的断裂?已经在此又会有哪种非同寻常的延续模式?欲严谨地提出上述问题,需要正确估价那些彻底失去的东西,那些可能保留也应该保留的东西以及我们应当做好的应付不确定性的准备。
上述情形的后果是:严格说来个体不再延续传统。让我们再用些笔墨讨论这一点,并由此返回选择的问题。
所谓原理指的是从起源就开始之物,比如我们在此讲的原初缺陷,还有从未开始过、却在各种缺陷(各种代具)的生成中也作为这种生成而持续之物。像后种系生成现象之原理那样自始就维系的原理其实是“外延”(尽管这个词很费解,我们还是沿用它)。从这个原初原理中衍生出具有双重意义的选择原理:它一方面体现在“谁”的自由(作为“适应”传统的自由)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什么”的(构成技术趋势的)动力中。技术趋势并不等同于传统,事实上它普遍地贯穿于种族多样性之中——它是传统的相关差异。
对传统的选择原理是“谁”对它的重复,但这种重复是一种冲击正因如此,重复也是适应和差异。然而这首先是来自“什么”的冲击,即来自作为对“谁”及其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谁”)的领先的技术趋势的程序中止。于是,“谁”便成了这个“释放”“使种族记忆日趋完善之可能性”的偏差与膨胀的交叉点。
第二章迷惑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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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可能性植根于“什么”的可能性之中,因为代具性提供通达已经在此的条件,从而也提供“谁”的超前条件,而这种代具性本身又是被技术趋势所决定的。技术趋势与超前的“谁”一同构成选择原理。技术趋势贯穿于传统中,既从传统中穿过又超越传统,并中止所有的界线,使不同的种族环境相互渗透,从而使翻译、转移及特有语言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正是由于上述事实,个体才能反过来中止种族程序,或者不妨说将种族程序作为已经在此的过去,以“谁”的特性所承载的未来之方式重新调整。
技术作为二次重复来选择:第一次是技术趋势对传统的重复,作为衍射环境的传统是技术趋势的临时载体;第二次是“谁”对技术趋势的重复。“谁”从隐匿在这个中止里的可能性出发超前,并把这个中止以特别的方式切实地记录到人们的记忆中,并使之作程序上的转化。在最日常的程序中以重复为参照当然不是第二次重复,因为趋势会落入重复中。“谁”随着每次重复时“什么”在趋势之压力下开启的新的可能性进行重复与分化:确正性正是这样产生的。
如果说在工业化尾声的今天有不再延续传统的倾向,那么在传统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寓于“谁”之中的第二选择原理又会怎样呢?
这个问题似乎与“手的归宿”有直接关系:
不用十指也能思考就等于缺少了正常的、种系生成的原文如此人类思维的一部分。于是,从此产生了手的退缩之问题,这种退缩即便不是在物种层次上,也是在个体层次上。…]手的失衡已经部分地切断了语言与现实审美形象之间的联系,[……]非形象艺术与“脱离手工”的技术性的同时出现绝非纯粹的巧合。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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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指出,当今信息与通讯技术的膨胀引起了内在环境的相互渗透,也导致了“内在”的消亡(如果说二十世纪是在哲学中彻底批判来自各个流派的“内在神话”的世纪,这种说法并非偶然)。“内在”的消亡显然给西蒙栋所说的组合环境—我们前面已经对此概念作过分析—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实时”和“直播”的问题,以及我们在上一章结尾处提出的更广泛的背景解体问题。
决定性的技术趋势似乎就是作计算,即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确定不确定性。这就通过速度构成了非时间化的表面现象。而当非时间化作为现代技术实现时,它同时“触及”了木匠和木材①,二者均被降低到“现成在手”和“手下”的存在者状态。此在的双手被剥夺了,其传统的历史性——海德格尔认为它来自“土地和血缘的力量”—也被摧毁了。然而,技术趋势在中止程序的同时也驾驭不确定性体验的可能性,并由此(重新)构建“谁”和历史性(如果不是人类历史的话)。于是,我们应当考虑的是非“传统的”即非种族的历史性的可能性。再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确定,在当代技术条件下二次中断重复都有哪些可能性。
5.“什么是在思维中定向?”——在已经在此中定向
“膨胀的记忆”是真正的记忆外延的历史,它从技术角度描述了补余历史的一般架构。勒鲁瓦一古兰揭示了由此提出的各种通达问题,他还揭示了在人为记忆的延续中,人类“知者”与“客观性”知识之关系的转化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知识本身的各种转化。早在1965年,勒鲁瓦一古兰就预见了向“磁带室”、超文字及多媒体—这些概念如今已相当普及——的演变,从而找到了研究后种系生成之动力的基本要素,其中包括随之而来的把知识交付给自动化机器的问题。
第二章 迷惑的生成
① 海德格尔:“技术的问题”,《杂文与讲座》,Gallimard,1958年版——原注。海德格尔常把思维活动与木匠的职业相比较:“人——手——思维”与“木匠——手——木材”之间有可比性,二者均为以手为工具的活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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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是在知识中定向的工具的历史。这些工具也是记忆原初的记载记忆,即构成知识的被动综合,它使代具代管定向功能成为可能。知识传播的条件也是知识整编的条件,而且记忆技术集体记忆的历史
可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口头传播阶段、带有目录或索引的书面传播阶段、简单卡片阶段、机械化阶段和电子串行数据阶段[……],(同时)群体的知识资本是群体统一体及群体特性的基本要素,对这个智力资本的传播是物质延续和社会延续的必要条件。①
随着印刷的出现,
读者不仅要面对一个庞大的、他已不再能全部记下的集体记忆,而且也常会被要求去开发新的文献。于是我们目睹了个体记忆循序渐进的外延过程。在文字中定向正是从外部做的工作。[……]
十八世纪的欧洲标志着印刷业和技术领域之旧时代的结束。[……]社会记忆在几十年内被湮没在各种书卷中,包括整个古代、各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业已彻底全球化的世界的地理及人种志、哲学、法律、科学、艺术、技术以及被译成二十种不同文字的文学。如此浩繁的文献仍在我们眼前不断地成比例增长,人类历史的任一时刻都不曾经历过集体记忆如此急剧的膨胀。
技术与时间
①《手势和言语·第二卷》,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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