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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掌控（世界著名思想家泰勒、拉图尔极力推荐！《新异化的诞生》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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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从对共鸣关系形式的分析出发，在理论层面回答这个困难的问题，那么我想指出，共鸣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单单我去汲取世界，是不够的；共鸣有个前提，即我也要让自己被呼唤着，我要被刺激着，外界的事物可以触及（erreichen）我。我们可以推测，第三章提到的世界的“沉默不语”，不过是因为我们不再有被呼唤的经验罢了，而这是由毫无节制的掌控所导致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用现象学的视角来更近一点看我们所拥有的共鸣关系，就会发现，蕴含不受掌控的时刻的不是只有经验，而是还有与我们相遇的物。当我们在进行生平叙事访谈，请受访者讲述自己的人生时，受访者会讲的，几乎都不外乎是堪为人生转折点的重要共鸣经验，几乎都会谈到一些意料之外的缘分：我遇见了这个人，我读到了这本书，我（偶然）加入了这个协会，有人带我到了这个地方……这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向意料之外敞开（用我那不那么文雅、有点隐喻性质的话来说，这叫作“让受呼唤”）似乎也是日常微小的共鸣经验的前提。（第一场）降雪的不受掌控，或是日落的不受掌控，都可以带来与之潜在相关的强烈共鸣。当然，人与人之间的每次际遇，也都是如此。我和另一个人，不论对方是家庭成员、朋友、同事，还是陌生人，会不会产生（对话上的或肢体上的）共鸣关系，都是很难讲的。其他人也可能会说“不”或“现在不要”，但这也是我们和对方得以产生共鸣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总是说我是对的、一定支持我，总是顺着我的意见、满足我的愿望，那么我和这个人不会产生共鸣，顶多只会有“回音关系”。(1)甚至家里的猫也是同样的道理。猫对我喵喵叫、对我撒娇，会让我觉得我和它之间有种纯真的共鸣，是因为它也可以不理我，因为它有时候不对我喵喵叫，甚至还抓我、咬我。简单来说，因为猫不是完全受我掌控的。如果雪是我想让它下它就会下的，那么从我的命题来看，降雪就不会让我有被呼唤的感觉了。如果我的猫是一台程式化的机器，总是在对我喵喵叫和撒娇，那么它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而已。在另外的意义上，诗也是如此。也有诗让我感觉到它在对我诉说着什么。我面前的这首诗，唯有当我并不完全了解、理解、吸收它（第三个可受掌控的面向），当它让我得静心思考、好像对我隐瞒着什么事时，它才会产生并保持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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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这里用不着提出完整的论据证明，也还是可以指出，一个根本上不受掌控的时刻不只存在于主体和世界之间的经验或关系，而是也存在于物本身，只要我们和物之间有着可能的共鸣关系的话。
命题二：我们完全掌控，亦即在所有四个面向都掌控了的物，会失去它的共鸣性质。也就是说，共鸣暗指一种半受掌控
“半受掌控”这个命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失去了家乡时，家乡就会成为一种共鸣概念。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尝试指出的(2)，家乡表现出了我们如何希望能有一块可吸纳转化的世界图景，如何渴望在世界里找到或建立一方天地，并且当中的物（花草树木、山川流水、小桥街巷、瓦屋茅房、乡亲父老、鸡犬牛羊）都对我们说话、向我们诉说着什么。一个完全受掌控了的世界片段，在这层意义上会失去它的共鸣性质，它会一下就寂静下来，让我们觉得厌烦。不只物理的世界图景是如此，所有类型的际遇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完成一件事”，完全管控住它，它就不会再跟我们说话了。如果我们从一本书得到了共鸣经验，例如圣经或《资本论》，那会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还没有完完全全了解它，觉得它还在不断挑衅我们，有时候甚至激怒我们。最近有一个例子很有启发性。一位著名的俄裔德国钢琴家列维特（Igor Levit），在一次接受《时代周报》的访问时被问到，他还会不会听贝多芬那非常受欢迎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他回答：
会。我最近还弹奏过这首曲目。当我越常弹奏这首曲目、越常钻研它，我就越不理解它，越觉得它离我更远了，但我却觉得更幸福了，所以我更想要弹奏它了。［……］我想我永远不会说：我已经理解这首曲目了，可以换下一首了。我的目标是不断回归初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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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访谈中，列维特不只明确提到奏鸣曲（在第三个可受掌控的面向意义上）的不受掌控所带来的幸福经验，而且还提到像是“贝多芬的音乐我已经都听完了，我想听其他东西了”“我爬过阿尔卑斯山了，现在想爬其他山了”“每次圣诞节都一样，今年的假期时间我想用来横渡南太平洋”这一类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怀疑对这样的人来说，贝多芬、阿尔卑斯山、圣诞节是否还是种共鸣轴。列维特的经验也随即指出了，技能绝不是共鸣的敌人。钢琴家学习和精练了音乐技能，是为了演奏奏鸣曲，为了和奏鸣曲深深地对话，为了让钢琴家和奏鸣曲之间总是可以不断有新的对话与回应。这种技能的形式与运用，完全不同于为了技术上的可受掌控（第三个面向）和（商演上的）可利用（第四个面向），因此以在技术上更准确地精通和驾驭乐曲为目标的技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再回到机器猫的例子——对共鸣关系来说非常重要的不受掌控，不是一台随机数发生器能制造出来的。如果每天晚上，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台毛茸茸、大眼睛的机器要回应我，那么那台随机数发生器得想办法通过一些统计手段，来跟我撒娇或蹭我九下到十下，然后第十下对我发出不满的呼噜声并跑掉。那么这时候，我和它之间的“关系”，的确在不可计算和不可计划的意义上建立起了不受掌控的时刻。但难道这样我和机器猫之间，就能发展出可同我和家猫之间的关系相比拟的关系了吗？我猜不是如此，两者无论如何都不会一样。这首先是因为机器的行为，与我自己的行为之间没有回应关系。至少就我对随机数发生器的理解，我得说机器的行为是不稳定的，意思是它是非回应性的。我确定它没有想对我说些什么，它根本没有认知到我，它的行为与我无关。虽然——我们再脑洞大开地继续推进这个思辨的想象——也许可以设想这台机器猫可以学着看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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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让它的行为配合我的行为。但这对我来说反而正好会造成“沉默”的关系，因为这会让我忍不住想探究引起或产生这玩意儿的行为的学习机制是什么。
这种不稳定的不受掌控不只跟共鸣无关，而且相反的还有可能会摧毁共鸣，甚至产生恐怖的异化经验。每个用平板或电脑在工作的人都知道，平板或电脑老是会搞出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一些毫无逻辑、没有道理的事；它们跟我们作对，而我们几乎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作怪。当电脑跟我们作对的时候，我们显然会非常火大。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排斥这种不受掌控的形式呢？其中一项解释是，因为电脑的不稳定性会破坏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我们感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而这，根据定义，即把共鸣给排除了。但不只如此：我们在这些时候会觉得机器的“行动”纯然是非回应性的，即便它的界面明明被设计成在跟我对话、在配合我们行为。电脑激起了共鸣，但它只是在按照算法运作而已。它虽然和我的所作所为有因果关联，但并没有在“配合”我，我和它只是机械性的因果关系而已，这种机械性的因果关系都是偶然的、不稳定的。模拟共鸣和“盲目”或“沉默”的作对之间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会让我们感到失望，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莫名发火。
显然，在共鸣关系中，对象的不受掌控是性质上的不受掌控，而非单纯因偶然而来的不受掌控。所以不受掌控不单纯等于偶然性。共鸣只出现在一个“用其自己的声音跟我们说话”的对象，这个对象有自己的意志、特质，至少有一个不受我们掌控的内在逻辑。还有，我必须要能知道这个声音是在对我说话的，而且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会回应我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登山者会说，每一座山“都有它自己的特质”，渡洋者会说，我们想要理解海洋，就要仔细聆听海洋。
命题三：共鸣需要一种会“说话”的不受掌控；不受 掌控不只是偶然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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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降雪在此意义上是不受掌控的吗？即便山有自己的特质，但山会对我说话吗？我很清楚这个命题是最难、最模糊的，而且也会是最有争议、最难以证明的。我在这本小书里想仅聚焦在世界关系的现象学面向，这意味着，我在这本书里不想去问山“本身”是不是真的会说话（而且，谁知道呢？），而是只去问我们对于山的经验，以及跟山有关的经验。这里，山对我诉说着什么和山对我说话，这两种表达在纯粹语言上和在经验上的些微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与第一场降雪、与一座山、一本书或一张唱片之间有产生共鸣的经验，那这意味着我们和它们的相遇和际遇，牵涉到某些对这种共鸣经验来说有意义的事。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呈现这种平淡无奇的感受，像是“这本书（或这段乐章）在跟我说话”。这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它在具体的意义上或在隐喻的意义上对我说话了，而是我感觉到被它们呼唤了，而且也同时感觉到我、或我内在有什么想回应它们，感觉到我想回答它们。当然，这样一种感觉对双方来说都顶多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我们不是非常知道怎么形容它们对我们诉说了什么、我们又想回答些什么。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一本书、一首乐章、一座山还是一场降雪，都包括了首先是内在有了一种转变或改变的感觉。其次，且尤其是我们会猜想或也会希望，与这些对象有所交流，进一步去探究它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理解，还不懂它们对我们所诉说的事。只要共鸣关系存在，那么这些对象就还是一位他者、陌生者，仍总是会逃离我们或反抗我们，就像列维特那相当精彩的说法。共鸣绝不等于“纯粹的美”或“纯粹的和谐”的那种经验。和音可以让我们感到共鸣，但前提是它有可感受到的差异。如果两种各自不同的声音暂时相遇、汇合在一起，那么这两种声音可以产生一种令人感动的共鸣经验，但前提是这两种声音是（不受掌控的）两种声音。
这不是说，我们遇见的他者必须要有纯然的自我意志；而是说，共鸣经验暗指我们感受到一种独立的（反抗）力量，反抗所有“机械性的”可受掌控。我们会说：在这幅画、这座山，或这棵树里头，存在着某种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我们想和它们有一段际遇，我们就必须与它们有所交流。这里，我们可能直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会觉得所有东西天生都是有意志的。(4)也许执意是把握住这种感觉的最恰当的概念。正是因为《月光奏鸣曲》对列维特表现得执意弥坚，所以它和列维特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的关系，而且它与列维特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登山者和山之间也不外乎如此。但共鸣意味着这种执意不单纯是一种固执，而是会动态改变的，特别是当我们和它们有一段际遇的时候。一本书，一首《月光奏鸣曲》，一座马特宏峰，它们会说什么，取决于我们的回应。共鸣关系的第三个特质暗指，共鸣的双方都是会（持续）转变的。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例如荷尔德 林 （ Friedrich Hölderlin ） 、 施 莱 格 尔 兄 弟 （ August WilhelmSchlegel & 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 ） 、 诺 瓦 利 斯（Novalis）或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作品］最根本的成就，在于它们让我们能够想象到，主体和世界之间可以有一种相互运动，共同构筑了现实。(5)在一些尝试发展关系本体论的较新哲学理论甚至是物理学理论（如新唯物主义）中，这种思想更是进一步在认识论的层面持续有所发展。(6)不过，如前所述，对于本书的宗旨来说，从现象学的面向来进行分析，意思是，分析我们与世界的相遇和对于世界的经验，就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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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觉得我们和对象还没有结束，好像还有什么在诱惑我们“确定”对象，诱惑我们（按照心愿）掌控对象、以能够任何时候都与它们有所交流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觉得心中有种放不下、难以平静的感觉。所以我们会试图用一些方式，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拍照和录像的方式，保留下“有共鸣的”际遇。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让降雪、让只是近黄昏的夕阳加以“去时间化”，让这些际遇在未来依然能被我们掌控。但不幸的是，这种保留通常也意味着动态的共鸣停息了下来。当我们用相机拍下我们遇见的一处风景、一个事件、一个物体的那一刻，也就表示这些东西停止对我们说话了。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处风景曾经对我们诉说了什么，所以我们想保留下这处风景，但当我们在摄录下它们、把它们固定在镜头的目光之中时，它们就不再说话了。我的这种观察很难在经验上进行证实，但每个人都可以很简单地自己去经历这件事：一旦我们拿起相机时，我们面对世界的注意焦点和态度，就会马上改变了。当我们看着相机屏幕时（或是更准确点说：在更之前，当我们把一个对象当作一个要拍照的对象时），我们采取的面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以冻结住一个可能的世界（“那儿有东西”）、捕获住它为目标。这种焦点和态度的改变，用弗洛姆（ErichFromm）的概念来说，就是存在的方式和方向从存有转变成了拥有。弗洛姆曾分析过动态开放的自发态度与固定积累的控管态度之间的差异。他的这种分析在我看来，很像是在区分共鸣的世界关系和沉默的世界关系。(7)而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第四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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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四：以保留、控管、掌控世界为目标的态度，与共鸣导向是不相容的；这种态度会把世界的内在动力给停息下来，因而破坏了共鸣经验
在我们的身体习惯反应当中，其实都常会幽微地从一种由世界和主体之间的动态开放关系所刻画，并由此获得力量的世界关系，转换成企图关闭所有因开放关系而来的不确定性（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也隐藏着风险）的世界态度；而且我们的身体习惯反应里这种幽微的转换表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明显。这种差异不只表现在我们在身体方面的与世界有关系的存有（Auf-die-Welt-Bezogen-Sein）的改变（例如我们拿起相机），而且也表现在我们弹奏音乐或进行体育活动的时刻。在那种时刻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确实控制事件，所以会想掌控自己接下来的动作。钢琴家都感受过一种很微妙的情况：自己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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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不看谱的情况下）忘我地弹奏一段乐章，指尖自动跳向每个琴键；然后可能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快要弹错了，所以赶快回过神来控制自己的演奏，而这时也离开了原先的忘我状态。当网球选手开始思考下一球该怎么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
反过来说，这也可以解释我们该写期末论文却犯拖延症的现象：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写不写得出论文，我们能不能和论文、和我们的对象产生共鸣，不是由我们想不想要、或努不努力所决定的。我们害怕我们因为“情绪不对”，所以无法捕捉到该写的论文的执意；但我们越害怕就越不想去写论文。与我们的要事清单上大多数任务不同，期末论文正好不能视作，或至少无法只视作可以侵占的对象；论文这东西不是“想写就会写得好”的。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实在无法习惯一种要等共鸣乍现才能完成“任务”的状态，所以每到期末，大学的心理咨询处才会涌入这么多受拖延症所苦的学生。(8)
写期末论文的例子也指出了，如果我们要弄清楚可受掌控和不受掌控之间的关系，那单单去看主体方面的经验和/或客体方面的物，是不够的。事实上，对于共鸣关系来说相当重要的不受掌控，既有主体面向、客体面向，也有过程面向。在主体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受掌控暗指主体必须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能被触动、被改变。共鸣暗指主体必须要可被伤害，而且也准备好会被伤害。在客体方面，不受掌控意指我们所遭遇的对象，在第二章提到的四个可受掌控的面向当中至少有一个面向是不可计算和不可控管的，至少保有一个不受掌控的、“仍执意弥坚的部分”，即：对方对我们诉说着什么。这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高度评价的部分。在此意义上，一个人、一首《月光奏鸣曲》、一首诗、一篇我们试着阅读或撰写的论文、或是一座山，都可以是一个共鸣客体，或是用我在我大部头著作《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当中所用的措辞来说，都可以是我们的共鸣轴。但是，当我们尝试和一个人、一首诗或一篇论文产生共鸣的时候，实际上在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事呢？或是，当这些事物与我们产生共鸣时，共鸣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被“呼唤”呢？我在第二章所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那一章提到的四个共鸣关系环节，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过这里，不受掌控的范畴可以运用在另外三个共鸣环节上。首先，是所谓的“呼唤”或刺激的不受掌控。当我在读一首诗时，那首诗可以（突然就）不对我说话了，我无法沉浸其中了。同样的事也可以发生在听一首音乐、跟最好的朋友聊天、或尝试写一篇论文的时候。而且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发出“这怎么回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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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中，自我效能感的期待与自我效能感的经验，两者是区分开来的。(9)如果没有自我效能感期待的话，共鸣经验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我不期待和一首诗“一起开始做些什么”，或是如果我没有想去写论文或踢足球，那么我不会在这些活动中感到共鸣。而且完全相反，我会觉得诗和足球没有对我诉说什么。但是，如果我完全就是想做这些事，而且抱有很高的自我效能感期待，这些事在这次或在今天是否能成功做到，根本上也还是不受掌控的。各位读者这里要注意一件事：在共鸣理论意义上的自我效能感不是说要控制一个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而是一种（抱持着开放态度）触动（erreichen）某事物或某人的能力；它是去触动（erreichen）他人，而非掌控他人。可触动（erreichbar）是一种回应的、开放结果的事件。如果一个我们所进行的行动，其过程是我们确知的，而且确信会成功的，那么这个行动可能会让我们体会到成功，但不会让我们体会到共鸣。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他的心流理论中便广泛地探讨了这种情况。(10)他指出，能产生他所谓的心流（flow）（亦即我所谓的共鸣经验）的活动，是一种我们不会感到要求过高，也不会要求过低的活动。要求过高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相应的自我效能感了，但要求过低的话，又会因为过于确实的掌控而阻碍了共鸣经验。半受掌控这个概念虽然不是那么好(11)，但这时候很适合形容让共鸣得以可能的情况：当音乐家们共同即兴创作时，会感受到共鸣；(12)记者、作家、学者在写文章时，会感受到共鸣；足球队的球员在赛场上，会感受到共鸣。在我看来，足球的吸引力就在于，比起用手，用脚踢更难以控制球。而且，不论是球员的一些个别动作（例如射门或边线盘球），还是集体合作、队伍的“和谐”，都会提升不受掌控的程度。(13)但是，学会和提升控球能力，并不会减少共鸣经验的可能性和概率，而是（和上述讨论过的钢琴家的情况一样）更会带来共鸣经验、提升共鸣质量。（“技术上是可能的”这方面的）可受掌控，以及不受掌控，两者之间的边界虽然会通过能力的提升而偏向可受掌控这一方，但这条边界始终还是存在着。登山者攀上非常高或非常陡峭的岩壁（虽然攀登岩壁主要是抱着征服的物化态度），或徒步旅行者看到一片开阔的荒原，都是这些活动如此吸引人的原因，而这正是半受掌控所带来的。即便登山者或徒步旅行者已经熟知要走的路线了，但旅途中依然会不受掌控、意料之外地遇到一些场景，所以相当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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