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掌控（世界著名思想家泰勒、拉图尔极力推荐！《新异化的诞生》姊妹篇）

相反的，这个人如果想避免这些问题，就必须愿意接受国家基本福利不少时候是很不公平地被利用了。如果有个人想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那么这个人就得没完没了地制定无比复杂的法规——最终依然徒劳无功。就像一个问题，一个真的很麻烦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保护难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应该？我们要怎么验证和比较这些国家中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事实上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法律、管理、政治方面都必须承认，不受掌控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只能想办法与之共处。

如果我们尝试在法律方面和科层制度方面，对社会生活进行越来越全面的掌控，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最后不但无法完全压制住不受掌控的社会过程动力，而且反而还得屈服于它。法律规定、程序规则、过程规章，就像霉斑一样附着在我们原本应该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上。最近在某一个活动场合上，德国一位大城市的市长被问到一个问题：一座大城市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成为市民的共鸣空间？他回答，在青年中心或年轻人聚集场合上，常常会出现让人“眼睛一亮”的事，因为在广场、学校、或节庆的场合中，很多观念彼此都可以碰撞出火花。不过，他不无惋惜地接着又说，可惜他一直以来基本上只能对这样的场所或活动进行限制：建立这样的共鸣空间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要建立这种空间需要签订合同、获得许可、在法规上进行检查、得到批准、设立安全措施，如此才能实现这个主意。但如此一来，所有能量就会被“消磨掉”了。当我们直接、亲身感受到世界是如此缺乏回应、冷淡、拒斥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时就会体验到一种纯然的“异化”的诞生了。不论是在营会活动中、职场上、医疗机构中、接纳难民的时候，甚至在体育协会或音乐协会里，基本上每一个有这样一种“好主意”的人，都有过这种感受。不少时候，（或刚好就那么一回）若我们忽视规则和职责，事情反而会运作得很好、很有成效。

“谁要为这件事担起责任？”：要求透明、有文档记录

忽视规则与规章，不只是很有风险的一件事，而且在一个旨在进行掌控、强迫最优化的世界当中，我们也很难忽视规则与规章。因为，可受掌控也意味着可以厘清责任归属。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所有社会过程当中，所有有着社会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必须处理不受掌控的情况。（在很机械性的或科层制的情境下，可能“所有事”都是可计算、可掌控的，所以其中所有类型的过程都很稳定确切地运作着。但这种情境是不会有社会生活的。）这使得一个社会，在所有这类的过程中、在面对所有相应的不受掌控的情况时，都不得不去问：谁要为这件事担起责任？谁要承担代价？这个社会总是会系统性地陷入这个困难中。在学校、机关单位、公司、医疗机构、食品杂货店、组织协会等等，我们都会看到这种困难，这些地方也都会针对所有可以想见的事情指定负责人或负责单位（例如消防安全负责人、急救人员、平等权利委员会、青少年保护机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管理处等等），这些负责人或负责单位会经由培训或借助无数的信息材料，为所有可以想见的事情进行事前准备，并且把一切事情都记录成文档。今天，几乎所有的企业职工、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尤其是（但当然不只是）“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员”，都在抱怨他们几乎没法做自己的工作，或是没有时间把工作做好。这绝不只是因为他们面临着（经济）提升压力或加速压力，而是也因为他们总得忙碌于一些白费力气的事，亦即把工作中所有过程和情境呈现成透明的（可受掌控的第一个面向）、可归因的（第二个面向）、可控制的（第三面向）、有效益的（第四面向）。于是老师觉得自己几乎没办法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医生感觉没办法把时间花在病患身上，科学家没办法专心做研究，看护人员没办法好好关心看护对象，汽车技师也已经没办法好好维修汽车了。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职位要求职位上的人填写越来

越多的申请表、越来越繁复的报告和记录，以及忙于对其进行检查与评估。这些强迫人们不断忙于掌控事务的任务，仿佛霉斑，它们爬满、窒息了我们社会生活不受掌控的创造性。

而且，对于归责与归因的要求，又会引发其他一连串的问题。在发生不幸与意外的时候，我们总会尝试找出罪魁祸首与责任人或负责单位，亦即假设这些事情“基本上”是可以掌控的。有人必须负责。例如2010年在杜伊斯堡发生的“爱的大游行”电子音乐狂欢节，因为恐慌性的踩踏事件造成了20多人丧生、超过500人重伤。这个事件之后，检察机关对这个活动的16名负责人进行调查，以厘清他们在游客人潮引导、以及活动计划上是否有可能的疏失。他们当中必须有人负责。必须要有人给出交代。我不想，也没办法判断，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重大疏失。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在公众话语、政治话语里，不论是在大家的想法中、还是在现实中，社会生活的不受掌控性，都不会有一席之地。所以，就连自然灾难，例如地震、洪灾，我们都会直觉地想去找“责任人”：会发生这种灾难，必须是因为有人藐视了（建筑）法规、忽视了预防错失、没看到警告信号。整个政治或民间舆论，都仿佛对那些没有在事前或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掌控住不幸意外的人或单位，感到同仇敌忾。大家也想必对那些基本上可以避免的不幸意外的发生感到难以接受。例如大家都无法接受小孩在进行体育活动或在下课时间发生意外，因为这本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我们也是时候该知道，我们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完全、断然地排除所有不幸的意外——是时候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我已经付钱了，这是我有权拥有的”：商业化和权利化

将不可掌控的事物在根本上进行掌控，不只存在于劳动和生产方面，也存在于消费与使用方面。（晚期）现代社会事实上几乎把所有世界关系都给商业化了。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东西和许多服务过程都以商品的形式出售了。而这也意味着我们对于可受掌控有了一种权利要求。获取一项事物，原则上同时也意味着允许掌控这项事物。（在所有四个面向的）可受掌控是私有财产观念的核心。⁽³⁾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质量的确保都是一件利害攸关的事。买卖双方，不管有没有明说，都会同意，一项卖出的产品（而且就只有这项卖出的产品而已）的所有特质和所有部分都要可以为买家所用。

但尤其是非物质的东西的买卖，当中可受掌控和不受掌控之间的关系，就会是很有趣的问题了。当我们买了一张昂贵的音乐会或戏剧门票时，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求的是艺术家要准时、心情愉悦、充满活力吗？要求没有扰人的噪音吗？要求演奏或表演至少要持续90分钟吗？或是，当我们预定一场假期旅游时，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求天气要是好的？其他游客彬彬有礼并且健康？要求街道安静，要求饭食可口？音乐会举办者或是假期旅游服务人员（我们姑且就以这两者为例子）必须提供什么呢？他们该为什么负责呢？高速公路上塞车，飞机航班取消或延误，下大暴雨，阳台上有蚂蚁，吉他弦断了，打击乐器底座塌了，这些是他们的责任吗？无数法院诉讼年复一年审理的这一种和类似的消费争议案件，都清楚指出了，在消费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这一端，是如何地要求广泛的可受掌控，而且之所以会有这种要求，也当然是因为相应的服务提供者一直承诺或暗示他们所贩卖的就是可受掌控。但是这种服务承诺最后往往很像空洞的话术，因为这一类的服务——像是度假时的心情放松与转换，音乐会给人带来的灵感与触动，或是简单来说：每一次的共鸣经验——最终都是不受掌控的，所以也恰恰是无法被商品化的。如果一个人在音乐会、度假、舞蹈课程、精油按摩服务中只在乎并坚持，所有的一切都要承诺是可受掌控的，并且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和得到这种可受掌控，那么这个人有很高的概率最后只会错失那些不受掌控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恰恰才是他之所以投入这些活动的理由。

“你们的碰触，让他们陷于哑然与麻木／噢，我的万物，丧命于你们的摧躏残酷”：同一性思维作为基本的操作原则

上述的讨论再次表明，对于全面掌控的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性的根本矛盾，既体现在我们的制度上，也渗入到我们的习惯中。它既贯穿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也塑造了我们的内在态度。我在本书开头所谓的现代性的侵占态度，把我们的此在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四个面向上都定位成一种概念上的掌控关系了。这种在思维上毫不考虑不受掌控的可能性——认为凡事顶多只有还不受掌控和还需要掌控的情况⁽⁴⁾，以及因此在经验上毫不考虑不受掌控的可能性——认为不受掌控不会发展出什么回应关系，顶多只会发展出令人感到无力的关系的情况，被阿多诺指责、批评为一种“同一性思维”。⁽⁵⁾同一性思维意指一种观念，即认为我们对于一件事物（可以是一个东西，一次的事件，或是一段过程），通过将之概念化的方式，从其本质上来掌握它、在精神上掌控它。而这种同一性思维忽略了，我们与尝试掌握的世界，或其他事物之间，永远都会存在一道裂口、缝隙。这个裂口，是不受掌控、逃脱我们的掌握的。正是且只有在这样的裂口当中，才会显现出真正的经验、真正的活力。对阿多诺来说，我们想完全掌控世界、排除不受掌控的事物的欲望，已经深植于思维本身了，亦即不只处于我们所思考的内容，而是更深植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态度本身，并且也因此寄生在我们对世界的内在知觉中了。

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比阿多诺还要早将近七十年，就在他著名的诗作里，与阿多诺一样，但更为直观地，对于人类以物化的、残害的方式在语言和精神上攫取世界，表达了批判。里尔克是这么说的：

人类的字词多么令我感到惧怖
它们多么清晰地将一切道出
如此明确称此为狗称那为房屋
如此明确说出了开始与结束
字词的意义和嘲弄让我深陷忧苦
一切的过去未来它是如此清楚
再也没有一座山能让它有所感悟
再也没有田园与绿地留给世俗
愿我永远劝阻，愿你们后退一步
愿我永远驻足，聆听歌咏的万物
你们的碰触，让他们陷于哑然与麻木
噢我的万物，丧命于你们的摧躏残酷⁽⁶⁾科层规章网络，以及强制我们不断最优化的律令，就像霉斑一样布满了社会生活。从我们前文的思考来看，当现代社会尝试通过思考和语言以掌握世界时，这种霉斑便出现了。当列维特说他不希望完成对一首曲目的理解时，他的态度与同一性思维——想要完成所有事情就刚好是相反的。我们在日常实践情境当中可以很容易举出很多例子。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被皎洁明月吸引了，然后跟身旁的人说：看！月亮！而对方说：然后呢？月亮不天天都在那？它就是一颗由岩石构成的天体，距离地球385000公里远，表面布满陨石坑，上头没有生命。几百万年前它就在那，一如既往。你提月亮干嘛？然后我们就会无言以对。月亮是这样子没错，但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它会带给我们害怕、希望、向往，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它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的月亮，它是几千年来让我们创作出无数神话故

事与诗词的月亮。它在生物学上的重要性或对我们心理上的影响，是科学还无法完全弄清楚的。但它无疑具有无法忽视的社会意义，因为我们的社会节奏和月历，就是由月亮推动的，跟着月亮进行的。然而，一旦一个人想追究所有这些意义，一旦这个人想要“逮捕”月亮，这个人也就随即落入同一性的、固着性的、残害性的思维了——丧命于你们的摧躏残酷。这样子是不可能和月亮产生回应关系的，所以我们也不会想和身旁说“然后呢？”的这个人解释我为什么要喊“看！月亮！”。

不论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微观物理学与粒子物理学家，都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对于时间、空间、因果的知觉，以及进行观察的主体和被观察的客体之间的分离，都不是自然而然、确切无疑的事情。甚至是说，我们对于现实、对于现实有什么的基本概念，都是摇摆游移、不确定的。⁽⁷⁾对于最微小的物质粒子，我们从来都无法说它确实是存在的，而是顶多会说倾向于它存在。我们不需要有特异功能，也不需要当一位荒谬的狂人，也一样可以宣称，我们还无法确信现实是什么，不论是在概念方面，还是在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方面。

同一性思维剥夺了我们与所相遇的事物和不受掌控的对象产生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去聆听，也不去回应了。对我们来说，所有东西都变成是要知道、要付钱、要管控、要挣得、要完成的。而且关于所有这些（侵占）关系类型，我们还有了各种相应的手机应用程序。在我们的经验中，这些东西在所有这些面向上、原则上都是可掌控的；就算是在我们并不知道，并没有管控和占有，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在逃离我们的掌控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原则上是可掌控的。而根据阿多诺和里尔克的说法，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经验到这些东西在现象上的多样性了，它对我们来说就只是在概念上、经济上、技术上被掌控的东西而已。

我们从来都无法确信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但我们经常，而且越来越常以仿佛我们已经确信的态度在面对世界。如此明确称此为狗称那为房屋。甚至当我们在对不受掌控进行思考时，这思考本身也一样如此了。事实上，对我来说，解释清楚这本书要讨论什么，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你写的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是要说我们并没有掌控住所有事吗？有些东西我们能控制、有些不能控制？有时候就只有偶然是确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是如此？你到底想写些什么？！如果我们在写作或演讲时遇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次思考欲望的本质，也许会有帮助。

(1) 如果读者觉得光是报纸杂志的报道还不够的话，那么也可以参考像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以及贝克（Ulrich Beck）的反思现代性所提出的理论论据。卢曼尝试指出，政治就如同所有其他的社会领域（经济、科学、教育等等）一样，是“自我生产”的，意思是它都是在根据自己的标准、“符码”和观点来运作的，无法控制其他领域，最多只能激扰其他领域。贝克则强调，政治行动（以及科技行动）的副作用所带来的影响，总是会比原先预期要达到的主要作用还要更加重大（Niklas Luhmann，Politische Theorie im Wohlfahrtsstaat ， München ： Olzog ， 1981；Ulrich Beck ， Anthony Giddens ， Scott Lash ， ReflexiveModernisierung. Eine Kontrovers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6）。

(2) Max Weber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pp.126—128 and 551—579.

(3) 关 于 这 方 面 ， 可 参 阅 Tilo Wesche ， »Der Wert des Eigentums. ÜberdiePropriation der Zeit« ， in ： Westend. Neue Zeitschrift fürSozialforschung 2018，1：129—142.

(4) 关于此，可参阅一本基于普勒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理论而发展出来的很有启发性的著作：Katharina Block，Von der Umwelt zur Welt，Bielefeld：transcript，2016。

(5) Theodor W. Adorno ， Negative Dialektik. Jargon derEigentlichkeit ［ 1966 ］ ， in Theodor W. Adorno ， GesammelteSchriften，Bd. 6，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2003，pp.7—412.

第八章欲望的不受掌控_，不受掌控的欲望

显而易见，我们自身的欲望是不受掌控的。就算是在经济、科层或任何领域中最强硬的执行者，也无法掌控欲望。但同时，欲望的方向与对象，也不单纯是偶然的。就像我们在伍迪·艾伦（WoodyAllen）的《疯子的故事》里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无法驾驭或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力比多。某些人或某种气质，往往正因为不顺从于我们，所以撩起了我们的情欲或性欲，让我们感到无比兴奋。我们在吃、喝、穿、住、音乐、文学方面的偏好，我们在很多其他生活领域中的意愿和渴望，我们的同情或反感，常常“就是存在了的”。如果现代性的目标就是掌控世界的话，那么这样的目标首先会要求我们掌控自己的力比多。尽管如此，我们都知道，在行动和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是单纯受到欲望或渴求所左右；我们更多是想用我们的生活去回应我们的欲望。我们会在与欲望的结构和内容进行对峙时发展出我们的意志与信念，而且欲望在这样的对峙中也会出现转变——虽然转变的方向常常是（如伍迪·艾伦指出的那样）无法预料的。我们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完全表现出共鸣关系的特质。当我们让自己被召唤、被刺激，当我们想用我们的身体、情感、心灵去回应欲望时，我们在欲望不断的转变与推移中转变我们自己时，都会处于不受掌控的境地。但我们会在其中感到很舒服、获得自我效能感，我们不会觉得自己被欲望牺牲掉了——虽然我们无法真正掌控我们的感觉。这很像列维特看待《月光奏鸣曲》的情况。当我们回应欲望，学习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反应方式时，我们总是不断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新的一页，也许还会让我们自己有所进步，但我们永远不会在自我探索中止步。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虽然是不受掌控的，但我们不会感到，也不会觉得这种不受掌控等同于“偶然”，而是会觉得这是一种天然的回应关系。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关系中（或在其他关系里）缺失共鸣能力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而且是两种相反的情况）：如果我们总是完全受到欲望的左右，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色狼”［亦即哲学家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所谓的“荒淫”⁽¹⁾］；我们会变成没有理性计算能力的人，也没有办法正常生活。这时候我们欠缺的，是回应自身欲望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像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研究中精彩地探讨过的那样，是通过“强评价”所形塑的。⁽²⁾强评价是一种基于经验的信念，认为世界上有的东西就是非常重要，不管我们对它有没有欲望，或甚至就算我们对它毫无欲望。例如上帝的诫命 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或理性 国际团结 大自然，这些都是要人们遵守与尝试履行的“东西”，即便它们与人们的行动方式背道而驰。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去聆听的。如果我们一直只遵守这些价值观念、一直只遵守从这些价值观念衍生出来的规范和原则，完全不对自己的欲望让步（例如因为这些观念强烈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它，并使我们摒除七情六欲），那么我们面对自己和世界时会变得冷酷、缺乏共鸣能力。结果就是造成自我异化，自我在意志、行动、自我诠释中戏剧性地破碎瓦解，因为我们自己的意志（还有行动，因为行动也跟欲望息息相关）会与我们自己异化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