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掌控（世界著名思想家泰勒、拉图尔极力推荐！《新异化的诞生》姊妹篇）

欲望是不受掌控的，而这也表明“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有欲望”这件事不但我们做不到，而且我认为甚至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可以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因为它可以生产出前所未见的模式与联结，并找出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解决方式。但是它不会有欲望，即便我们预先给予它目标意象，或是也许它会自己去找寻找目标。这会让人工智能世界缺失了非常关键的推动能量，而这恰恰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动力。

要了解这种能量，就必须知道，欲望本身就会指向某些不受掌控的事物。会让我们有欲望的，是那些我们（至少眼下还）没有拥有的，或至少没有完全拥有或完全掌控的。对于列维特来说，只要《月光奏鸣曲》还在逃离他，还让他觉得陌生，那么它就有让他“产生欲望的价值”。一个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可受掌控的充气娃娃，也许可以解决我们的冲动，但我们不会真的对它有欲望，除非我们把某些不受掌控的体验投射到它身上。力比多的这个原则也跟任何一场比赛的原则是一样的。如我前文已经讲过的，一场比赛之所以会有趣，是因为我们无法完全掌控其过程与结果。比赛跟爱情一样，当中的不受掌控不只是单纯的、盲目的偶然性，而是回应的不受掌控。它牵涉的是一种回应情境，虽然在极端的情况——例如我爱上某人，但对方完全不可能跟我有任何交集——这种回应只能是我们的梦想。

事实上，我认为这似乎正是欲望的基本结构。欲望之所以产生，就在于我们很想获得某个（还）无法获得的事物。而正是这一点，也许给了我们一个启发，让我们知道，应摆脱无节制的现代增长竞赛，想掌控一切事物的欲求，以及这种欲求背后的推动能量。我们应拔掉这个“插在力比多上的插头”。我的命题是，人类欲望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关系欲望。我们想获得某些不“在手里”的东西，或想将之握在我们手里。这种东西可以是一把新的吉他或一台平板电脑，一个湖泊或一个喜欢的人。所有这些事情中的欲望，都是想要让我们所欲望的东西可以和我们产生回应关系。我们想让吉他、人、湖泊与我们产生回应关系，想与平板电脑产生回应性的世界关系。如果这一切不能再让我们有所“发现”，如果我们对其中所有特性都有所支配与控制了，如果我们完全能掌控它们了，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对它们有欲望了。这里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之前谈到过的“半受掌控”。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甚至从来没看过一个人或吉他，我们对这人或这吉他不会有欲望。在可受掌控的第一个面向上，对象首先必须至少要有部分或暂时是可受掌控的，不然我们对它只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渴望”，亦即基本上只会产生想要有欲望的欲望。但如果所有四个面向都被完全掌控了，那么欲望反而就会消退了：比赛会没有意思 音乐会变得乏味 爱情会变质。完全的不受掌控会让欲望变得没有意义，但完全的受掌控会令人感到乏味。这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世界关系，在于可触动，而不是在于可掌控。我们所面对的事物必须以某种形式可以获得，必须有可能与我们建立回应关系。它们与我们之间不能过于不稳定，不能完全地偶然，但也不能完全受到掌控。正是这种结构，让可召唤性、转变、自我效能感这三者得以相互作用，并且让我们有可能感受到生命力。

如果上述思考是合理的，那么现代文化的基本危险就在于，它将我们对于（不会带来确切结果的）世界可联系性的渴望，转变成对于（确切的）可受掌控性的要求，转变成一种旨在扩展对世界的作用范围的纲领，并且将掌控世界的四个面向都加以制度化。这种将可触动与可掌控搞混在一起的情况，也许最影响深远地体现在现代社会将基本的人类关系欲望转化成客体欲望的情况：客体能够被确定、广泛地掌控，但关系不行，因此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逻辑与消费主义逻辑的基础，就是用“我们承诺您能够进行掌控”的形式来回答人们（无法平息的）共鸣渴望，并以此方式将欲望（正是欲望引导了我们的行动）转向客体。事实上，这是一种拜物化的过程。一些激起我们欲望的性质——亦即会让我们觉得被召唤、会改变我们，因此让我们获得自我效能感的性质——被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逻辑与消费主义逻辑说成是可由客体和商品带来的（例如游艇航旅、阿育吠陀疗、横渡沙漠之旅）；我们开始期待能通过对客体和商品进行（确切且可掌控的）化用，而非通过（不确定又不受掌控的）吸纳转化过程来满足我们的欲望。⁽³⁾由于被我们掌控的客体并不会兑现（暗示会提供）共鸣的承诺，所以资本主义那魔术般的把戏虽然成功地让我们消费者从已获得的客体到新获得的客体不断地感到失望，但并不会让我们因此就停止对客体充满欲望并停止追求获得它，而是让我们饥渴地在失望与希望之间无尽回转的螺旋中不断欲求新的客体、其他的客体（即便我们在里头找不到我们所寻找的东西）。⁽⁴⁾

一个被完全掌控的世界，不只乏味，而且也无法让人产生共鸣。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再有能激起欲望的东西了，欲望再也找不到客体了。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即需要一个能够回应我们的对象，但在这个被完全掌控的世界中我们的这个需求也无法被满足了。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且难以理解的程度掌控了世界。有种种迹象表明，力比多，“熊熊燃烧的”欲望，火热的渴望，在当代社会中不断地消退，这使得有些观察家已经开始提出“后情感”（post-emotional）时代和“后性欲”时代的概念。⁽⁵⁾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挫折感和抑郁感不断增加，政治上也有许多失望的声音认为生活根本不像被承诺的那样，认为现代社会没有履行我们所期许的事。就连在晚期现代一些很繁荣的地方，其经济和数字的掌控作用范围前所未有的大，但愤怒的公民（而且这些公民中不少人的经济条件很不错）却占领了街道并博得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在愤怒什么？到底是什么没有被履行？他们面对世界时普遍化的不满情绪，其基础究竟是什么？

对我们的欲望，以及对我们相应的恐惧与挫折感，运用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工具，重新进行分析，以及对我们自身的欲望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让我们走出缺乏共鸣的增长社会的迷宫。⁽⁶⁾这种方式有助于改变我们的世界关系模式。如果我们不再把世界当作侵占的对象，而是当作共鸣的泉源，如果我们不用以掌控为目标的化用、支配、控制的模式来面对世界，而是以吸纳转化的、带来 自 我 效 能 感 的 聆 听 与 回 应 的 态 度 ， 以 相 互 回 应 的 关 系（erreichen）为目标来面对世界，增长螺旋就会失去其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会失去心理推动力。如此一来，另一种世界就是有可能出现的。然而，还有另一种情况，可能，而且很有可能让另外一种世界也出现了，但这将是一种毫无吸引力的世界。这种情况就是掌控世界，然后反而产生了完全失控的世界。

第九章不受掌控的事物_，变成怪物回来了

本书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晚期现代的主体已几乎完全掌控世界了。但这种印象当然只对了一半。因为掌控过程有一个同样重要且颇为矛盾的反面：从很多方面来看，晚期现代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受掌控，越来越看不透、越来越不确定了。这也使得生活实践方面的不受掌控，在很多生活领域回归了，但却是以变了形的、恐怖的形式，作为一个几乎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怪物而回归的。

之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遇到令人感到挫折且害怕的不受掌控，其原因首先在于，原则上的可受掌控和实际上的可受掌控之间的范畴性的裂缝，亦即原则上的可受掌控和实际上的不受掌控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任何遇过因汽车电力系统故障，导致无法打开车窗或松开电子手刹的情况的人，都会知道这种不受掌控是怎么回事。打开车窗和松开手刹这种在以前不成问题、顶多拿个槌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今天却需要出动拖吊车，用上昂贵的备用器材，而且可能还要等上几个星期才能解决。如果有读者曾经遇到过自己车子的防盗锁意外自动地“咔嗒”一声把自己锁在车外，之后只能呆站在车外束手无策的情况，就一定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新型的不受掌控是如何变成了怪物。几百年来我们随手就能掌控的东西，突然完全处于作用范围之外了。这种例子随处可见：锁，我们突然就不知道要怎么打开了；灯或是机器，我们关不掉了；电脑，变成一种非常不稳定的东西；电视，突然会自己打开；电子邮件，一直寄不到或突然从邮箱消失了。不只是我们一般非专业人士遇到这种事会手足无措、感到无能为力，就连专卖店或工作室的老板也经常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把出问题的部分寄回原厂修理，或直接换个新的。这些不受掌控之所以为我们带来这么大的挫折，是因为它大大地破坏了我们对自身的自我效能感的期待。这些情况不只是不受掌控，而且也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法搞懂（erreichen）这些客体，使得我们无疑会感到很“心塞”（有时候也会很火大）。

但不只是科技的复杂性会带来这种实际上的不受掌控，连社会过程的复杂性与速度，也会让（尤其是）我们的未来变得不受掌控。以选择职业和专业为例：以前我们在十几、二十种职业技能培训学科当中，可能会比较容易选择某一种看起来有明确职业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学科。例如选择餐饮专业，之后就是当厨师；选择由某企业开设的技师学院，之后很有可能毕业后就留在那个企业一直工作到65岁退休。但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有这种可以明确掌控职业道路和人生道路的职业技能培训学科了，更不用说我们再也不可能预测某职业生涯未来会是怎么样了，甚至都无法预测这职业未来还能否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原本有一个可期待、可规划、至少部分地可拟定的职业生涯，但今天我们只能不稳定、不受掌控地随波逐流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恐惧感也油然而生，因为尽管实际情况是不可计算与不可管控的，但我们依然要为结果负责，我们还是要能够知道，甚至不得不想办法知道或认识到结果是什么。原则上的可受掌控，于此把实际上的不受掌控转变成了一种威胁着我们的“怪物”——这“怪物”威胁着我们，潜伏在每个转角处，但我们看不到它，无法掌控它。

随着生活的“数字化”，有越来越多的过程和情境变成了可见的参数，亦即变成了在第一个面向可掌控的事物；于是，越来越多的过程和情境中也开始出现了怪物。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身体参数信息（像是体重指数、血压、脉搏、血糖、血清素、褪黑素等等），也可以对相应的数值施加影响，但我们并不能真正掌控这些数值。此外，关于所有食品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参数”信息，也越来越了解这些食品成分和我们的身体参数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这些信息很矛盾、混乱，使得很多人越来越不确定自己到底在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像是烹饪、饮食、生育小孩，甚至是睡眠、行走，或是取暖、透气、抚摸、恋爱，这些实践我们几百年来都可以确切掌控，而且也一直是一个让我们能获得自我效能感的世界关系的泉源，但突然就让我们经验到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无能为力了。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在行动实践方面似乎不受掌控了。就连许多专家，理应确保事物在“原则上”可受掌控，但我们再也不觉得他们可以通过计算来管控事物了，哪怕只是在印象上我们都已经不觉得专家有这种能力了。世界作用范围（在技术方面）的扩大，并没有增加我们的自我效能感，而是损害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面对一个没有回应的世界，我们觉得无能为力或是感到愧疚。我们可以获得很多自己身体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都不包括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因为这属于不可掌控的范畴，虽然这个范畴的回应性是最强烈的），而只是一些医疗和技术上的参数。这些参数把我们变成一堆外在的数据，一堆与“内在”感受无关的数据。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实际上变得不受掌控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集体世界形态的宏观部分——政治领域——也是如此。由于日益增长的技术与经济作用范围，以及由于去传统化、去习俗化、多元化，社会世界在今天史无前例地“可受掌控”，亦即可被形塑了。政治对事物的掌控范围，不再受到教会、国王（或女王），乃至于大自然的限制了。但令人惊讶的是，当今政治恰恰令人感觉到（或至少表现得）相当无力。不论是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蒂纳”（TINA）名言——即：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还是对自己提出的改革建议只会说“不要再讲了，我们别无选择”的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政治领导层级都坚信，政治行动的基本尺度是受市场、全球化进程、竞争逻辑所左右的，所以别无选择，所以政治行动不受掌控。能确定的只有：如果在全球竞争中落后，导致未来丧失掌控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政治行动必然是“错误”的。

虽然我们近来能感到一股很强烈的趋势，即政治领域想通过做一些事（而且还是一些在没多久以前都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来克服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例如英国脱欧，例如在警政侦讯上重新引入酷刑，或是例如想提高关税壁垒或发动贸易战争，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商业经济。但这么做的代价，却是政治世界变得完全捉摸不定了。政治世界不再有理性的计划和可信的形象——而且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政治世界这个样子已经很久了。由于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不受控制的内在动力，又让我们加深了对政治世界越来越不受掌控的印象。因为媒体和社交网络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不可预见的激愤与欢腾浪潮，并伴随着重大后果。而且在这些浪潮的开始、结束、相互作用中，后果到底会怎么样，都是无法预测、无法控制的。

这也难怪，在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中，混沌理论取向开始变得重要了。混沌理论告诉我们，原因和结果之间没有固定的关联。有时候，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大努力完全徒劳无功；但有时候，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毫不重要的事件，却引起全球性的骚动与改变。⁽¹⁾如果说，掌控世界意指让世界可被计算、可受控管，那么今天的政治—社会世界，却是以惊人的速度越来越不受掌控。

掌控世界的计划，最终会导致极端的不受掌控，而且这种不受掌控与原先的不受掌控不一样且更加糟糕。因为我们面对这种由掌控所带来的不受掌控时，不会感觉到自我效能感，没有回应关系，也无法产生吸纳转化关系。关于这种矛盾的反转，最让人印象深刻、最具象征性的，莫过于原子能了。在发展出通过分裂原子核以造就大量能量的技术之后，现代社会就步入了掌控物质的新阶段。通过生产放射性核素的能力，我们就随即将物质的内在运动原则“核”，纳入了作用范围当中，获得了一种创造世界的能力。早期时代充盈着一种乌托邦式的乐观期待。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便说过，

科学家［……］都有一种想法，就是用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来衡量自己。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原子弹裂变内部相提并论。它比太阳中心还要热，它充满了自然中通常不会产生的物质。［……］从最粗略、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原子武器无疑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新颖的事物。⁽²⁾

今天，在奥本海默产生如此兴奋之情的70年之后，不用多说我们都已经知道，这种对物质“直捣核心”的做法，这种极端的掌控，是如何造成可怕的、我们都熟知的、威胁极大的怪物——即骇人的核辐射。⁽³⁾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极为恐怖的。首先，它释放出放射线，就像在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所发生的那样，而这种外溢出来的放射线是我们始终都无法控制和管控的。我们顶多只能把它“埋起来”，用石棺封闭它，但在几千、几百年内我们都无法真正处理掉它。它成了一个可能是人类所能面对的最不受掌控的对象。其次，放射线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威胁更极端地损害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因为，我们从来都无法在具体的意义上把握住它。它之所以如此恐怖，是因为我们听不到、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它。就像雷波（Martin Repohl）指出的，这种无法把握住的东西，让我们的世界关系就算是在没有放射线的地方也有了范畴方面的改变，因为我们再也无法看得出或察觉出一个世界片段（例如一片风景、一朵花、一颗苹果）到底是有毒、致死的，还是无害、美丽的。我们和放射线不可能处于吸纳转化的世界关系中，因为吸纳放射线是会丧命的，所以不可能从中获得自我效能感。

于此，在这最后一章，本书的核心观点也就很清楚了：由试图掌控的过程所造成的不受掌控，产生了极端的异化。现代社会企图扩大世界作用范围的计划，将世界变成了我们侵占的对象，在双重的方面造成了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世界静默、让我们失去了世界：一方面，我们企图“掌控一切”，让世界无法再对我们说话了；另一方面，它以一种新的状态而不受掌控，我们再也无法聆听它，因为它已不再是我们能够触动的（erreichba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