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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掌控(世界著名思想家泰勒、拉图尔极力推荐!《新异化的诞生》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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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有。)[译者按]此处译文援引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列恩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6)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关 于 这 方 面 的 详 细 讨 论 , 可 见Rosa,Resonanz,pp.548—556。

(9) Friedrich Schiller , »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 , in : SchillersSämtliche Werke , Bd. 1 , Stuttgart :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79,pp.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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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相似的世界描述,亦可见于当代文学,像是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 ) , 尤 其 是 他 的 小 说 《 基 本 粒 子 》 ( Les particulesélémentaires),这个书名就表现出了一种无关系性。

(12) Ibid.,p.28.

(13) Hannah Arendt,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1960], München : Piper , 1994 ) 以 及 Was ist Politik? Fragmente zum Nachlaß[1993],München:Piper,2003;关于阿伦特的世界概念,亦可 参 阅 Uta-D. Rose , »Lebenswelt und politische Welt. Eine phänomenologische Analyse«; Sektionsvortrag im Rahmen des XXI. Kongresse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Philosophie 15.— 19.09.2008 an der 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 in Essen,全文下载 网 址 为 : http://www.dgphil2008.de/fileadmin/download/Sektionsbeitraege/1 4-3\_Rose.pdf; 最 后 浏 览 日 期 : 11. 10. 2018; 以 及 Paul Sörensen, Entfremdung als Schlüsselbegriff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Politik. Eine Systematisierung im Ausgang von Karl Marx, Hannah Arendt und Cornelius Castoriadis,Baden-Baden:Nomo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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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共鸣的世界

异化被描述为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在此种状态中,主体与世界内在地分离了,彼此冷漠以待,或者甚至如仇敌般对峙。侵占关系的萌芽已经隐藏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中——它是某种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侵占关系模式。按照我的说法,现代文化的成就恰恰在于,它将人类的能力几乎完美地运用在与世界保持距离和控制作用范围方面。于我而言,带着保持距离的态度侵占是必要的。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人类的固有能力。人是一种以“离心的定位性”作为存在前提的生物,亦即人能够,且不得不与自身和他的世界关系保持距离,仿佛从外部观察自己。<sup>(1)</sup>

当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侵占模式成为每个生命表达自身的基本模式时,问题便会随之而来。因为这种模式没有认识到,主体与世界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而是由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而生成的。各类主体总是在世界中,或者“向世界敞开”;他们总是将自己放置在、裹入到和关联着某个作为整体的世界。“我通过(一切的存在)来认识我的亲缘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可能性,来给予他们回应、理解与答复”,梅洛—庞蒂如是说。<sup>(2)</sup>回应或共鸣因而成了人类存在与一切可能的世界关系的“本质”;它预先将分离世界和掌控世界的能力消解掉。并且这种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共鸣能力——不仅对于人类心灵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就纯粹人类身体而言也是决定性的,即决定着他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同世界进行交互活动,在其中行动、调节、感受与思考。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并不是掌控事物,而是在共鸣中与事物连接,通过自己的能力——自我效能感——面对问题并对问题进行探究。同样我在自己的《共鸣》一书中,曾利用所有能用得上的哲学工具与科学工具来尝试说明这件事。如何将这种与侵占模式和相应的异化经验相对抗的模式,更加准确地界定出来?我的观点是,共鸣对于某个确定的经验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隐喻,也不是主体的情绪状态,而是一种关系模式,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四种定义此种模式的特征来准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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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触动(刺激)的环节:与一个人、一处风景、一段旋律、一个观念产生共鸣,意味着我们的“内部”一定程度上被这样的事物攫获(erreichen)、触动或者搅动。人们可以将刺激直接称为一种“呼唤”:突然间一些事情呼唤我们,使我们感于外物而动,并且由此而获取意义。从特定的人或物那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如此这般的呼唤,让我们觉得它是出自“本心的”,而非仅仅工具意义上的或是出于某种需要的。当一个人呆滞的目光中突然迸发出了光亮,或者眼睛瞬间噙满了泪水,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这般的触动。这样的情况表明,我们在一个充斥着提升与优化、算计与管控,设置好目标的世界中作战时所使用的铠甲,通过这样的环节被打破,我们同时也脱离了入侵模式。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共鸣模式借助一种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双向运动而远离异化状态:一方面,主体被世界激发,这意味着,主体受到如此的触动或鼓舞,以至于对他所遭遇的世界图景产生出某种内在的兴趣,仿佛感到自己“被世界关注着”。
  1. 自我效能感(回应)的环节:另一方面,当触动(或呼唤)之后,紧跟着一个独特的、积极的回应,共鸣就呼之欲出了。它经常表现为一种生理反应,在日常语言中被表述为诸如:起“鸡皮疙瘩”,“汗毛直立”或者“后脊发凉”,并且在医学上可被测量出皮肤电阻、呼吸频率或者心跳与血压值的变化。<sup>(3)</sup>共鸣的第二个环节是:我们回应呼唤着我们的冲动,并且迎向触动了我们的事物。感动概念绝对符合这第二个特征,因为它描绘了向外的运动(e-movere),一种包含了应答的运动。由此观点视之,唯有当我们也可以从自身出发联系上(erreichen)外界的其他面向,当我们因为自己能够影响世界(并且世界也能刺激到我们)而感觉到与世界有所联系时,共鸣才会完整地出现。因此我将这第二个环节定义为自我效能感。眼神的交流或对话是产生这种共鸣关系的最简单的情况,交谈着的双方在此种情况下倾听并回应彼此。眼睛是共鸣的窗口,因为当我们望向某人,并且感受到他回望的目光时,便意味着我们与这个人产生了共鸣。然而情况也可能是,我们为自己竖起高墙,用凌厉的目光令其退却或者是以呆滞的目光无视其存在。于是,我们可以将异化状态看成处于冷漠的或敌对的关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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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回应之声触及了(erreichen)我或提到了我,或是反过来我自己的声音不只被他人听见,还对他人产生了影响,这是一种较之眼神交流更早出现的人类基本经验。婴儿降生,或是民主政体的幸福承诺等等,都属于这类基本经验。在这种经验中,我们都处于聆听与回应的模式中,没有被嘈杂声淹没和被充耳不闻。这种让我们拥有自我效能感、并且感觉到被触动的经验,不只出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出现在例如我们在学习演奏一门乐器的时候,跳入大海并开始游泳的时候,或者烘培面包的时候。在这种更为微妙的意义下,当我们阅读一本书并且有所领悟的时候,也会有自我效能感。

  1. 吸纳转化(转变)的环节。当我们与一个人、一本书、一段音乐、一处风景、一个理念、一块木头始终处于共鸣之中,我们便会在此关系中并且通过相遇让自身发生转变,尽管转变的方式不一而足。我们会说,某些际遇让自己“变成另一种人”。或是有的转变,仅会引起像我们情绪上的几乎难以察觉并且转瞬即逝的变化。但在每一种情况中,世界关系的变化都是一种产生共鸣经验的决定性要素:只要我们进入与世界的共鸣关系,我们便不再停留在自我同一的层面。共鸣经验使我们发生变化,并且具有生命力的经验恰恰在此产生。当我们不能回应呼唤,或是当自我效能陷入瘫痪,无法回应来自外部的海量噪音时,我们的心灵便趋于死亡和麻木,即丧失了共鸣的能力。抑郁状态的标志是,我们所有的共鸣轴都陷入沉寂,我们不再被触动,与此同时也丧失了感觉,没有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完全被“封闭”了起来,而这恰恰是由于改变能力的丧失。于是我们说,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是僵死与空洞的,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静默和冰冷的,就算我们提升对世界的作用范围,也无法让我们摆脱这种冰冷静默的状态。从这个视角出发,生命活力严格来讲是基于一个双向转变意义上的吸纳转化:像拉图尔(Bruno Latour)或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认为,现代社会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侵占模式)的特性在于,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静默的、“死的”,只有人有共鸣能力<sup>(4)</sup>,而这种世界观是片面的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是完全值得怀疑的。即便人们不愿与拉图尔和德斯科拉这类的学者为伍,但显而易见的是,对象(对我们而言)也会由于我们的共鸣经验而发生显著的变化。我爬上一座山,它(对我而言)较之那些我仅仅从远处看到或从电视里看到的山,便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同理,书籍、音乐、话语、理念在被吸纳转化的过程中,它们也在发生着变化。它们作为“物自体”(Ding an sich),对我们而言不再是不可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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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关系的第三个特征是,主体之间与主体内部,以及他们所遭遇的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它恰恰不能被描述为对某物的简单化用(Aneignung)。可能我买下了一本书,且从头看到尾,但购买与阅读却没有带给我任何意义上的触动、感悟或者改变。听一场音乐会、攀登一座山或者步入婚姻,也都可能如此。因为缺乏(就“受他者触动”的意义上的)“刺→激”“感→动”(作为充满自我效能感的回应,并以此形成一种联系)、“吸纳转化式的转变”这三重内涵,所以化用只会停留在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中。触动、自我效能感与转变这三个环节的共同作用是必要的,而这种必要性清楚表明:一方面,我们要像一把提琴或吉他那样,保持足够的开放,好让自己能够被触动并且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也要能够排除一切干扰,为的是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充满自我效能地给出回应。一个人如果曾经历过暴力事件、心理受到创伤,并因此认为触动都是一种伤害,那么这个人可能会自此之后抗拒、阻绝任何触动了。但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很容易就受到所有任何事物的刺激,那么也同样会失去听到与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能力。一个人若不相信刺激的作用,便不会形成经验,或者会将他(她)心灵上可能获得的触动与回应一概抹去,从而把自己束缚在其所遭遇的充满着侵占—控制的人与物的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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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受掌控的环节:我们在上一节描述的“病理的”(或白话一点来说:“不幸的”)状态,并不能通过意志上的决断得以改变。共鸣不是作为工具而形成的,也不可进行掌控。这便是第四个(并且在这本书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共鸣关系的环节,我将其称为不受掌控。首先,如上所述,不存在某种方法以及7个或9个步骤来保证我们与他人或物之间能够产生共鸣。即便我们试图将所有主体的、社会的、空间的、时代和环境的背景条件都进行管控,并致力于某种共鸣经验的策划以及实现,但可能出现的状况是,恰恰在烛光的环绕中、红日初升的山顶上,音乐厅里票价最高的座位里,我们越发地感到“寒冷”,越发地不能被触动,也无法与周围世界建立连接。我们在平安夜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想摆脱圣诞节前的紧张情绪时,会切掉电源,全身心地陪伴在爱人身边,被圣经故事与神圣的歌声、乐音所触动;简言之,聆听与应答。但没有哪个时刻会像我们正在跟爱人享受烛光晚餐,或是在听我们最喜爱明星的音乐会这样的夜晚更容易面临异化的危险。是否会产生共鸣,以及它产生后会持续多久,从来都是无法预测的。共鸣从根本上是不受掌控的。它与我们的关系有点像我们与睡眠的关系:愈是想努力促成,愈会事与愿违。不受掌控当然也意味着与期待的正好相反。共鸣的产生(同样也可以跟睡眠进行比较)从来不能排除以下情况:它可能产生在极其陌生或者对立的情况下,尽管这种状况通常是难以设想的。由此,共鸣的特质是,既不能被强迫,也无法被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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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的不受掌控性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含义:一旦它发生,我们就会随之改变,但我们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改变,或者改变的结果如何,这都是无法预测的。当我们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一个理念、一本书、一处风景时,这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程度发生改变,这在吸纳转化过程结束之前,原则上都是不可知的。而这意味着,某种共鸣关系的变化情况,摆脱了来自主体持续且必然的控制与计划,它既不可计算又无法管控——并且这就是它缘何在对可受掌控关系的批判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我在这里所阐发的。由于共鸣从根本上是开放的,因此一个不断追求进步与优化的社会逻辑,以及相应的将世界视为侵占对象的世界态度,都与共鸣有着根本上的紧张关系。

共鸣不能累积、贮存,也不能以工具的手段加以提升;这也属于它不受掌控的特质。只要是唱歌的人都会知道,一首最喜欢的歌就算每天都在表演,或是表演了无数次,演唱是否会获得共鸣依然是不受掌控的。只要是想把可能引起共鸣的精彩瞬间捕捉进一张或数张数字相片的人也都知道,这样的照片是否真会引起共鸣是不受掌控的。除此之外,不受掌控的特质也包括它不能凭借奋斗获得。我们一旦进入斗争关系(或开启侵占模式),就会抑制了共鸣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想再让自己被外界联系(erreichen),而是只想贯彻自己的意图;我们的自我效能感不再来自刺激,而是来自工具性的操控。很可能我们购买了价格不菲的撒哈拉徒步旅行套餐或是豪华邮轮旅游船票,却没有与自然产生共鸣。广告宣传的运作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根基是,将我们对共鸣的渴望——亦即我们对关系的渴望——转化为对客体的渴望。我们购买商品(撒哈拉徒步旅行),并且期待着一个与大自然的共鸣经验——前者可以保证,而后者则无法保证,我们越是想去掌控,它便越是不能实现。我们的确渴望遇见狮子,但要确保它不会靠近我们,确保旅途不会太久(我们最终想要在晚饭前按时返回)并且我们不想变成落汤鸡或是被烤成焦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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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正如我在上面所阐明的社会学命题,在文化上建立并且通过制度立法的方式已经在结构上迫使世界在一切方面都趋于可计算、可操控、可预见与可受掌控。但是,共鸣却无法通过科学知识、技术统治、政治操控、经济效益等得以掌控,这是社会形构中重要且根本的恼人之事,是社会形构的基本矛盾,由此会不断产生出各种新型样态的愤怒的民众。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的目标是去探察这种基本矛盾所有各类表现形式,以及全部与它相关的、在我们日常行动和社会中的社会冲突场域里都没有料想到的社会后果与心理后果。因此,我将会揭示出现代人所身处的困境,即他们在自然关系、在政治关系,以及他们与主体自身的关系、世界关系中的重重困境。另一个目标则是,凸显共鸣渴望与掌控诉求之间的充满张力的各轴线,以期获得一些或许在日后能够克服或解决其矛盾的理念。

(1) “ 离 心 的 定 位 性 ” ( Exzentrische Positionalität ) 是 由 莱 普 斯 纳( Helmuth Plessner ) 提 出 的 概 念 ; 参 见 : Ders. Die Stufen desOrgaischen und der Mensch,Berlin/New York:de Gruyter,1975;也可参阅:Max Scheler,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2) Maurice Merleau-Ponty,“Das Metaphysische im Menschen”,in:Ders. , Das Auge und Geist. Philosophische Essays , Hamburg :Meiner,2003,pp.47—70,hier S.63,也可参见Bernhard Waldenfels,Antwortregister,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7;以及LambertWiesing,Das Mich der Wahrnehmung,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2009。

(3) 可 参 见 : Brian Massumi ,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Affect, Sensation,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4)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不仅反对诗意的,甚至反对日常的“物的经验”,在这种经验当中,我们等同于物与(工作)材料,被“谈论”或“允诺”,抑或被“搁置一旁”(对此的详细讨论见:Rosa,Resonanz,pp.38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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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物的可受掌控与经验的不受掌控:五个命题

当我们仔细去分析共鸣与不受掌控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如果仅仅把共鸣理解为不受掌控或甚至等同于不受掌控,那么我们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些。事实上,唯有当其他人或物仿佛是“半受掌控”的,也就是处于完全被掌控与完全不受掌控之间时,我们与其他人或物才会产生共鸣。更仔细点来说,我们有必要把共鸣经验在根本上的不受掌控,与物或人原则上得以与我们产生共鸣的可受掌控,两者区分开来。这两者乍看之下是矛盾的,而且现代社会正是想解开这个矛盾:现代社会正是想尽可能掌控更多的“世界”,以让不受掌控,但我们又深切渴望的共鸣经验,能有更高的可能性和概率得到满足。

命题一:共鸣在根本上的不受掌控,与物在原则上的可受掌控,两者本身不是矛盾的

唯有当其他人或物,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四个可受掌控的面向,至少有一个面向是可受掌控的,我们和这个人或物才能产生共鸣。虽然也许光一张照片、一段陈述,乃至一段录音,便足够引起共鸣,但如果我们亲自面对一个人或直接身处一处风景中,当然就更可以产生共鸣了。可能有音乐鉴赏家(例如阿多诺)光是看乐谱,就能陶醉在一段曲子中;但是像我,通常就必须要听到音乐或旋律才能产生共鸣。这意味着,完全无从掌控,是不可能产生共鸣的。所以人们才会希望并发展出掌控音乐的技术。一开始是固定举行专业演奏,后来则是用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然后,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会从音乐中得到深刻的共鸣体验,所以开始用黑胶唱片或光盘来收录更多歌曲。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架子上摆满了所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或马勒的音乐,或是平克·弗洛伊德、滚石乐队、披头士、佛利伍麦克合唱团的所有专辑,那么虽然在听音乐时,共鸣的出现是一个不受掌控的时刻——它是一种古希腊文所谓的“kairos”(“幸福的正确时刻”)——,但因为我们拥有了所有这些专辑,所以“听音乐”这件事是我们“可获得”(erreichbar)(即第二章讲到的第二个可受掌控的面向)、因此可掌控的。通过当代影音流媒体服务,我们可以在“可获得”(erreichbar)的意义上,只要付相对少的钱,便轻而易举地随时收听所有这些知名的、被录制下来的音乐;上百万的歌曲尽在掌控中。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于文章、书籍的掌控,以及对照片、视频的掌控,也有着并行且结构相同的历史。事实上这也意味着,驱使着现代社会追求作用范围的扩大的原初动机,也不过就是对于共鸣的渴望罢了。正是因为共鸣本身是不受掌控的,所以如果正确的时间点会来临的话,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掌控“世界”。如果我想跟你说话,我不用等着我们哪天在路上不期而遇,而是我会直接打电话给你。如果我想听贝多芬第五号交响曲,我不用等着有现场音乐会的那天,或回家站在音乐架前翻找光盘,而是可以直接把这首交响乐下载到我的智能手机里,而且还是下载最高音质的效果最棒的一场演奏。如果我想去埃及,我甚至可以马上在周末或半夜订机票。全年24小时无休的服务,似乎就是为了持续应对共鸣的不受掌控。本章开头所提到的矛盾,于此似乎完全解开了。但,这样子有哪儿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