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掌控（世界著名思想家泰勒、拉图尔极力推荐！《新异化的诞生》姊妹篇）

如果我们想把在这一章（虽然只是比较阐述性地）发展出来的观点，概括成要点或概念，那么我们最好把可触动（Erreichbarkeit）和可掌控这两者区分开来。这组区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拿来探讨处于经历中的主体、客体（亦即所遭遇到的对象），以及两者间的互动事件本身。主体的可触及意指主体基本上必须是可触动、可呼唤的，如此才会产生共鸣。但如我们谈过的，主体无法掌控共鸣能力。就算我们总会试着很准时地定下一个“呼唤”的时候（例如平安夜安排活动、约了一顿烛光晚餐），就算我们花了钱为自己力求被呼唤的权利（例如：我为了今天买了一张很贵的音乐会门票，或是我付钱参加一场专属的旅游，所以有权获得相应的体验！），也无法因此就计划好说“我们今天要被触动！”或“我想让我的约会触动我！”并实现这种计划。但可触动同时也意指非纯粹的偶然性。虽然我们无法掌控共鸣能力，但我们当然还是可以尝试，为了被触动而将配置方面或情境方面的前提加以安排好。像博物馆就是这样一种地方。我们逛博物馆，通常不是出于工具性的目的，而是单纯想去欣赏一些东西。我们去欣赏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提升或为了掌控，而是为了意料之外的、无法预见的共鸣，所以我们内心已经准备好、保持开放，让我们能被呼唤。

如前文提到的，这对客体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可触动，共鸣是不可能的。若我想和圣经、《资本论》、某首音乐产生共鸣，我总得去阅读和聆听它。但如果所有面向都完全被掌控了，也同样不会产生共鸣。但根本上，就过程面向来看，触动（erreichen）和掌控是两回事。可触动（Erreichbarkeit）首先意指“给联系”的可能性，亦即能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很重要的经验联结。其次意指一种自身的自我效能感的经验，或至少是期待，意思是让我所联系的对象能触动我。最后则意指相互作用中的回应要素：自我和世界在共鸣经验中相互回应，以彼此“在说话”、富有意涵的方式回应彼此。就算其意涵对我或对一个外在的观察者来说不是那么明明白白的（甚至原则上都不会是明明白白的），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企图从结果上去操控一段过程（例如照料、养育过程，也例如研究或政治活动过程），或企图让这段过程的结果最佳化，那么共鸣轴就会整个静默下来。这就是我前文关于共鸣的不受掌控环节的探讨的核心主旨。共鸣，需要我们放弃对对象和相遇过程的控制，同时需要我们有能够联系（erreichen）对方、与对方建立起回应关系的能力，并且要我们信任这种能力。

我在下一章会尝试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冲突，就在于混淆了可触动（Erreichbarkeit）与可掌控的范畴。在所有三个面向上，现代社会都企图，而且还强迫将可触动转化成可掌控，不论在自我最佳化的过程、在管控世界的技术的进步，还是在与过程相关的输出最大化方面，都是如此。

命题五：共鸣，需要的是一个可触动，而不是受到（无节制的）掌控的世界。现代世界之所以是沉默

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可触动和可掌控被混淆了

也难怪，“不受掌控”最初是神学在对人类的世界关系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时提出的概念。后来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也开始对这个概念感兴趣，只是在这些学科中这个概念无关乎神学或形上学对于神的存在（或神是否存在）的假设了。如同德国神学家多依瑟（HermannDeuser）指出的，1930年左右，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在尝试与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存在哲学进行辩论对话时，即用到了“不受掌控”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在反对一种想对世界、人、生命加以全面掌控的观念。⁽¹⁴⁾就我（比较外行）的理解，犹太基督教对神的想象，其核心就在于一种共鸣理论的观念：神，在后来的否定神学（negative Theologie）的意义上，被认为原则上是不受掌控的；也因为如此，所以人和神的之间的关系就被认为是一种相互“传达”（Erreichbarkeit）或相互“关连”的关系。人应 该 要 聆 听 神 及 其 所 说 的 话 语 ， 神 则 要 让 祷 告 能 被 传 达（erreichen）给神。而这都不意味着神能以某种形式受到掌控。回应性在这里——先姑且不论神学对此的无尽辩论——⁽¹⁵⁾意指一种同时自己愿意聆听对方、对方也愿意聆听自己的双向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都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即便如此还是依然保有“自己的声音”与回答的自由。是否双方真会产生共鸣，会带来什么结果，都是不受掌控且因而是开放的。在我看来，“祷告”这种实践活动的基础，不是什么别的，就是这种相互聆听的关系。跟法术或炼金术不同，祷告不是要对对方、某种特定的结果或事件进行操纵或掌控，而是想感受一种友善的回应，并且回应的内容不是预先就被决定好的。

但是不受掌控不是单纯意指偶然性。“恩赐”或“恩惠”等概念都表明，“友善”不是可以赚来的，不是我们可以强求或强迫来的（所以恩赐才会带有一种赠予的性质），但基本上是可收取的，而可收取是收受的主体可以做得到的，亦即主体必须是可以收受恩赐和恩惠的。⁽¹⁶⁾如果从社会学来看的话，这也就是说，共鸣带有一种赠予的性质，它可遇而不可求。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赠予性质正是不受掌控的其中一项重要环节。

如我前文所坦承的那样，我在这里的讨论都是初步探索的、抽象的。不过，在对共鸣关系中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这样的讨论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回过头来分析“企图掌控世界”和“追求产生共鸣”之间的基本冲突了。下一章，我想先挑选一些日常生活实践领域的情况来进行讨论，从中揭示新的问题面向。

(1) 关于共鸣范畴与回音范畴的区分，可参阅Rosa，Resonanz，pp.312f，327，370—372。

(2) Hartmut Rosa ， »Heimat als anverwandelter Weltausschnitt—Einresonanztheoretischer Versuch« ， in ： Costadura ， Edoardo/Ries ，Klaus ， Wiesenfeld ， Christiane （ eds. ） ， Heimat global. Modelle,Praxen und Medien der Heimatkonstruktion ， Bielefeld ，transcript ， 2019 ， pp.153—172； Hartmut Rosa ， »Heimat im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in：Der Blaue Reiter. Journal fürPhilosophie，23/2007，pp.19—23.

(3) »Es ist so unheimlich geil.« Interview von Moritz Uslar mit Igor Levit in：DIE ZEIT Nr. 22/2016.

(4) “意志，如同一个充满魔力的词汇，为我们揭示出自然中所有物最内在的本质。意志所标示的绝非一个未知数、一个通过推理就能得出的某物，而是一个我们完全能直接认识到的东西，而且是非常熟悉的东西。比起其他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更加知道、理解意志是什么。至今，人们将意志概念归于力量概念底下；但我要做的恰好相反，我想把自然当中的任何力量都设想成意志。人们不相信这不只是一种字词之争，也不相信这是至关紧要的；相反的，这具有最高的意义和重要性。”（Arthur Schopenhauer，Die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8］. Sämtliche Werke Bd. I，Darmstadt ：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2004 ， §22 ，p.172）

(5) Charles Taylor ， »Resonanz und die Romantik« ， in ： Peters ，Christian Helge/Schulz ， Peter （ eds. ） ， Resonanzen und

(13) 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发展出一套基于共鸣理论的体育社会学，这想来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在全世界，之所以足球比手球更有吸引力，也许原因正是在此。而篮球，虽然也是用有更好的掌控能力的手来打的，但这并不会破坏篮球的吸引力，因为篮框在这里把不受掌控的环节带进来了。

(15) 关于共鸣概念的一些有趣的神学思考及批评，可参阅Zu schnell für Gott? Theologische Kontroversen zu Beschleunigung und Resonanz， edited by Tobias Kläden und Michael Schüßler，Freiburg：Herder， 2017。

(16) Deuser，»Unverfügbarkeit«，p.203.

第六章掌控或放手？生命历程在六个阶段上的基本矛盾

对事物与事件进行掌控的尝试和愿望，与对“人生”顺其自然的想法和夙愿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张力，前者对事物进行计算和管控，后者则聆听它们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回应。这一对张力其实关联着我们的一生——从出生到离世的各个阶段与过程。接下来，我将按时间顺序饶有兴味地来追踪我们的生命历程，尽管将人生涉及的各种问题纳入特定的范畴进行讨论，或许并不是特别有效率的做法。

出 生

实际上，从人类的出生这件事来看，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着朝向掌控与期待共鸣之间的矛盾。第一个方面是关于生育的计划及其可实现性的问题。在现代避孕手段发明之前，怀孕以及随之而来的“儿女成群”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掌控的；因而堕胎是更加成问题的尝试，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种做法的代价总体上是高昂的。但现如今，怀孕绝对是可计划的，因而是可计算与可操控的事情。一生当中什么时候“适合”生孩子？面对这样的问题，出现了所谓的“冻卵”，即在不远的将来卵子可能会被冰冻保存，甚而至于，成为母亲的年龄限制也将会被打破。当然，掌控的形式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薄弱的：第一种是，计划外的孩子在不期然间降临；第二种是，我们常可以看到一对伴侣想要孩子，但女方却无法怀孕。新生命的诞生依然具有不可掌控的特质。不过，我们利用现代生殖医学办法，让它变得越来越能够被掌控了，从试管到代孕，现代社会寻找到了“掌控”生养孩子的多种途径。因此，孩子多或者孩子少，不再像“命运”或一项被交付的使命，我们需要终其一生去聆听与回应，而是一项计划或是一个错误。不过这里我得先澄清，我决不认为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坏的。在过去的时代里孩子过多与非意愿下的不孕不育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并且都会破坏共鸣的形式。我只是想指出，生育原本属于不受掌控的领域，但现在已经移入可受掌控的领域，这一迁移至关重要，我只是想指出这件事而已，无涉好与坏。

第二个方面贯穿于生育领域中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的（也是伦理的）斗争前线，涉及遗传学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幼儿或胚胎的“质量”问题。直到不久之前，新生儿在我们的标准下是“健康的”还是“生病的”，还完全属于我们无法掌控的领域。但现如今，我们相信可以通过胚胎筛检或羊水穿刺等大量的医学检查方法使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就被确定，他（她）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如若不符合，便终止其生命。在这里，生和死事实上就变成可受掌控的了，我们愿意接受的幼儿的残障程度是可计算与可控制的。看上去我们离潜在的掌控儿童的身体特征，甚至性格特质已不再遥远。有的人认为，这些例子只是说明这样的发展在伦理上是如何的成问题，并指出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其中。而我并不想随声附和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我的兴趣是社会学的：被双重计划的生育表明，我们极大地扩展了医疗与个体层面的作用范围，将从前不受掌控事物纳入可受掌控的领域。然而，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我对这样一个由上述情形产生的连带问题产生了兴趣，即我们是否由于不愿接受不受掌控的因素，从而失去了体验共鸣的机会。聆听与回应，是区别于计划、行动与计算的一种态度。如果我想要孩子，却没有孩子，我可以试着去聆听“生活试图告诉我什么”，并以我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去进行回应，这种“回应方式”一定会让我这个人发生改变（同样，若我的孩子有身体上的残疾或障碍，或许我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聆听和回应）。但是，如果我是否有孩子以及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和医生的支配权，我的人生难道就不会改变吗？⁽¹⁾社会学家当然不必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但是他必须（能够）提出这个问题。

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之间的第三个斗争前线则贯穿了几乎整个分娩的过程。分娩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生命体验，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受掌控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在越来越多的方面，确实成了可受掌控的。我们可以通过剖腹产手术和一定剂量的催产药物，来缩限、甚至确定分娩的开始时间点。在现代医学仪器的帮助下，母亲与孩子的各项生理参数都能得到监测与调节。此外，还有大量的多少具有一定可靠性的针对身体与心理的技术设备，以及更多的指导手册与课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分娩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然而这一切却导致了值得注意的、悖论般的结果：人们对于分娩的恐惧越发大了，并且越发强烈地感受到这件事情的不受掌控性及危险，并且感受到无能为力。因此，在家分娩被视为一种带有巨大风险的并且是“不负责任的”方式。并且虽然产妇可以知道生产过程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过程和参数，但自己却几乎无法影响它，因为它出现在医疗设备显示屏上，其运作完全由医疗设备的软硬件和医护人员的介入所决定。这使得产妇对分娩的恐惧从数年前开始就在统计数据上显著地攀升。⁽²⁾在安全技术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住宅区域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报警装置、防盗装置与保护围栏越多，居民越是感到不安全。⁽³⁾在某些可能掌控的事情上，缺乏来自个体的实际的掌控，显然会将不受掌控感转变为无力感和不安感。我们削弱了对自身影响力以及适宜的聆听与应答能力的信心，因为我们将这些能力交付给了仪器和专家。这两则例子再次说明，不受掌控与半受掌控，两者本身都不能产生成功的共鸣关系。要想形成共鸣关系，首先必须要有某种不受掌控的“相遇”或“交谈”，其次要具备某种能产生自我效能感的回应可能性。

教育与培训

在“顺其自然”的过程中，知识的增加与干预可能性的增大，即可受掌控程度的上升，会伴随着不确定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孩子自出生起的关于其成长与教育的几乎所有问题上。在这里，一方面，那些易于检测的——并且部分是由官方规定的——身体与智力发展参数（身高、体重、营养、感觉功能、器官功能、血液常规、骨骼、儿科疾病，以及身体、智力与社会能力等），使得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是可受掌控的，不论是在可受掌控的第一个面向（可目见），还是在必要状况下的干预与控制（可受掌控的第三个面向）。我们必须确保某种“适合年龄的发育”与及早发现“需要治疗的疾病”，或确认“发育迟缓与其他异常状况”。因而，儿童的发展被置于一系列医疗检查的监测之下，类似于某种“监控程序”。另一方面，也有数不清的指导手册与支持项目，旨在促进每个个体的发展，并且引导其进入正确的轨道。分娩过程与安全技术中出现的状况在这里也存在着，多重过程的可检测与可管控，让人们的恐惧不降反升。这可以从父母对孩子的照顾方式中看出，在孩子的每一种不适或微小的伤害，成长中的每种异常表现，以及谈话、活动或者交往的过程中都能找到“医生的建议”。这种对医疗设备与专家的依赖，削弱了父母对自我效能感的期待，以及他们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经验。不是父母自己聆听孩子的需求，并且（在与孩子产生共鸣时）寻找和发现对于这些需求的回应，而是医生和专家根据可靠的数据进行诊疗，从而使儿童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尽可能地受到掌控。⁽⁴⁾

关于身体成长过程是否应该置于医学—技术的掌控之下的问题，最终出现在每一种医学干预当中，从牙齿矫正到服用抗生素，尤其是当涉及疫苗接种时。在我看来，最近几十年关于是否给儿童接种疫苗的激烈争论，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掌控的意识形态”与“同自然共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文化前沿问题。究竟应当由儿童与其身体共同探索出正解，还是应该通过医学干预排除掉不可预测的风险？如果从一种共鸣理论的视角出发，人们似乎必然会为第一种选择辩护，但得出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现代社会在掌控自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仅是在医学领域，而是它也推动了科学、技术、医学以及政治上的进步，为许多处在不同背景下的人，创建了共鸣的空间并予以保障。举两个极端的例子：使人们获得某种听或看的能力的医学干预，肯定可以被视为实现共鸣的要素。反之，不受掌控（例如不予医疗救治导致死于阑尾炎）一定不会加深共鸣关系。我再次强调，我在这里进行的思考并不是要进行伦理上的辩护，而是为（旷日持久的）论争提供某种诊断，即为我们意欲和能够掌控的事物与那些我们想要和必须找到的作为“不受掌控事物”的生命应答之间的论争给出诊断，并且进而确认渴望共鸣与欲求控制之间基本矛盾的社会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