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掌控（世界著名思想家泰勒、拉图尔极力推荐！《新异化的诞生》姊妹篇）

我们把儿童的发展过程置于管控之下的愿望已然超越了生理领域；它还表现为一种想要优化儿童生命表现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压力。我如何确保自己的孩子得享最优质的营养，进行充分且恰当的运动，睡眠良好、表达准确，以及他的音乐与运动能力得到发展，他的智力潜能、情商与社交能力均得到提升？儿童发展的所有这些方面都被“参数化”了，这意味着，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进行量化的分析评估，针对每个方面都有层出不穷的指导手册、专家和支持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绝大多数建议“要去聆听孩子和他的需求”，但是，这种聆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专家的“测量”“比较”的竞争当中，并且建议指导与支持计划也总是规定了标准答案或至少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同样，能力发展参数化已经成为教育政策实施与“以证据为基础的”教育学研究的关键概念，旨在使学校的教育过程可受掌控，即可以评估和可受管控。⁽⁵⁾如果把教育理解为能力的发展——这是在当今科学与政治领域占据主流的理解——那么，第一步，我们就可以借助精准的教学计划来安排什么时候该学什么；第二步，借助世界范围的比较、精准的测评方法（PISA）来精确评估是否达到了目标；第三步，借助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与基于证据的科学追踪来精确规定，应在何时采取哪些措施，以使成绩得到提高。无论如何，这是现今教育政策的梦想——尽管每位教师都知道他们日常的工作并非这般运行。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指出的⁽⁶⁾，教育最好是一种半受掌控的过程，是在主体与世界以及儿童与一个特定的世界片段之间发生共鸣的过程：教育不会发生在获得某种特定能力之后，而是出现在某个与社会相关的世界片段“开始言说”的时刻，或者当一个儿童或青年突然意识到：哦，历史_、政治_、物理_、音乐等对我诉说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有所启示，并且影响着我、使我参与其中。

但这样的“火花”何时会出现，几乎是不受掌控的。在多数情况下，它发生在没有预料到的、经常是附带出现的时刻，以计划外的方式出现；正如青年人通过对世界图景（例如诗歌、30年战争、开普勒定律）的学习会得出什么、会说出什么，都是不受掌控的。因此，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持续转变的过程，主体在此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拥有 “自己声音”的人，而这个声音是不受掌控的。如果我们想让某些事物（奏鸣曲、柏拉图的文本、赤道低气压带）说话，以建立某种逐步加深的回应性关系（我在列维特的例子中尝试对这种关系进行过示范性的说明），技能的助益虽然不容忽视并且经常是必要的，但技能从来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技能之所以成了教育政策的目标，仅仅是因为它让自己走到了教育的反面，即进行精准的测量与大范围的掌控。所以，信奉掌控的理论家与信奉共鸣的理论家之间的“论战”，如今伸向并蔓延至每所学校，特别是蔓延至涉及培训与教育的学科：许多大学在这场论战中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立场，以至于相关的教育学院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寻求通过“基于证据”定量的测试建立硬性的标准，另一派则寻求在人道主义的阐释模式中继续推进洪堡的教育理念。⁽⁷⁾教师日复一日地在教学计划、教育部门的掌控要求，以及家长对成绩的期许，与学生的共鸣需求以及在课堂上发生的共鸣过程之间来回撕扯，从而意识到在所有的职业类型中，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最容易令人感到倦怠。⁽⁸⁾

教育和职业的发展与规划

首先，在中学毕业前的这段时期，父母、医生和政府机构致力于使个人的生活与发展过程（在四个方面上）均成为可受掌控的。此后，年轻人则通常试图“自己去掌控”他们的人生，在多数情况下这首先意味着：找到一份职业和一位人生伴侣。随之而来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关于事业规划与家庭规划的掌控。这两个领域都很值得研究，因为这两个领域显示了我们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基本冲突。青少年在其成长过程中最常听到的很可能是这个问题：你以后想做什么？这表明，我们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是，或者应当是，我们自身的决定以及相关计划的结果。但这种观念让高中毕业生感到无比焦虑：在高中毕业前，他们的人生基本是“在轨道上”行驶，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而在此之后，人生却要朝向不可预知的旅途了：我是应该直接去上大学，还是先休学一年？我应当学习物理，还是音乐？我应该选择一所大专院校，还是一所综合型大学？我应该继续我的学业吗？如果是，紧接着的问题是去哪念？这一领域的专家和指南也为数不少，他们的建议通常是这样的：（1）仔细弄清你的需要、愿望和能力；

（2）细致地去考察大学与大专提供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与学制；同时考虑你想参与的是职业培训、双元制技职教育，还是要出国留学；

（3）此外，你要了解获得资助的机会、学生公寓的居住状况与住宿费用，以及相关求学地的社会配套服务；（4）最后，下定一个最符合你的愿望、能力和可能性的决定。但问题在于，光是第一个问题我就无法回答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而第二个问题也是没法回答的人生任务，因为高职院校的课程与考试要求的变化之迅速，连最快的个人性向测验也无法赶上变化。年轻人之所以对此会如此害怕，甚至恐慌，是因为年轻人的自我效能感经验在这里几乎从根本上被彻底葬送了：尽管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求学方案照理说是可受掌控的（或者甚至是可评估的），但你对此却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在前文提到一个观念：正确的道路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对此我们必须有被“呼唤”的能力，之后才能为创造道路而进行回应。但今天年轻人所面对的处境，显然都与此观念背道而驰。这样一种共鸣的导向对高中毕业生来说尤其困难，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岔道，会将他们和父母数年来所构筑的一切“全部搞砸”。“我的父母为我做了那么多，在我身上投入了那么多，但我感到自己无药可救，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走”，今天的高中毕业生们如是说道。⁽⁹⁾所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完全不受掌控的，或至多只能部分掌控。如果有人最终实现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职业规划，这情况绝对是个例外（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通常情况”），职业道路是在不断地聆听与回应我们的内在特性与外部环境（亦即可能性与各种要求）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内在和外部都在不断地变化着。这当中，偶发事件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同我们人生中的另一件重要大事——成家规划——所扮演的角色。

每个人都清楚，寻找人生伴侣，往往是由不可掌控的因素所主导的。然而我们还是会尽一切努力将这件事情掌控在自己手中。在“爱情问题”上，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不仅是“对方”逃避我们的掌控，而且就连“自已”，即我们自身的欲望，也在逃避掌控。事实上，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取向也完全不在掌握中。不过非常幸运的是，以前人们会想通过形形色色的疗法（如电击或者节食疗法）来尝试掌控性取向，但这种做法现在已经不被人们所接受了。同样的，我们对于自己会爱上什么样的人也所知甚少——尽管这里绝对开放着一些可受掌控的狭小通道。实际上，选择伴侣这件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受到内心欲望的影响，而且“理性的”考虑也渗透其中。这里新的不受掌控的因素，来自可受掌控的（理性的）与不受掌控的（感性的）元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伍迪·艾伦在他的《疯子的故事》中对此进行了精彩的阐述：一位外科医生成功地将他的女友的大脑以及智力、心灵的能力（他对她的身体毫无欲望）移植到一位非常性感又充满魅力的平面模特的身体上，以使他的智力需求与肉体欲望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结果他在很短的时间里与另外第三个女人坠入爱河，这个女人看起来既不与他的智力相配，又不符合他的性爱偏好。⁽¹⁰⁾这个故事似乎在暗示：欲望这件事同样是双重不受掌控的；我将在本书的末尾重新回答这一话题。

另外，“谈恋爱”，从其纯粹的形式来看，几乎完全符合产生共鸣的标准：刺激、充满自我效能感、某种让“天空充满悦耳琴音”的吸纳转化——以及开始与结束的双重不受掌控。因此，爱情压根不“适合”想掌控生活的晚期现代文化：“陷入情网”的主体可能会惊讶或绝望的发现，这种（或某种）伙伴关系不论如何都不符合我的人生计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竭尽全力去适应这段关系并掌控这段关系。此外，订婚与结婚这样的习俗与法律仪式，或其他的替代方式，如在桥的栏杆上挂同心锁，或在脸书上发布情感状况，都是在确保能掌控伴侣关系。

婚姻的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为不受掌控的爱情设置了一种制度上的掌控限制，这种方式能够保证伴侣双方都受到约束，即便如伊丽莎白冯·萨登（Elisabeth von Thadden）所指出的，这种掌控迄今还带有父权制的烙印或性别上的不平等：直到1966年，德国联邦民事最高法院仍规定，妻子必须在身体上服从她的丈夫，并且她要充满着喜悦地去服侍丈夫，当她对此感受不到任何乐趣时，也得要佯装喜悦。⁽¹¹⁾如果婚姻被称作或理解为爱情的坟墓，那么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的深层原因在于，正如我一直在试图阐明的：当我们尝试保证事物能受到掌控时，也就同时剥夺了共鸣。

如果说爱情是过去百年的主要战线之一，那么像Tinder这样的约会App——一种提供在线寻找伴侣服务的应用，据称它每天可以使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2600万人成功配对——就是一个上演现代基本矛盾的新剧场。Tinder采用了复杂的算法，为的是找到高度匹配的伴侣（“适配对象”），并将其作为“选项”展示，这就是所谓的与个体的搜索条件与点击偏好相匹配的约会建议。当两个潜在的伴侣在屏幕前通过向右滑动屏幕，释放出对对方感兴趣的信号时，就会有接下来的约会。这样一来，极大地提高了相互吸引的可能性，同时降低了爱慕的渴求未得回应的风险。在这里正在上演的还有掌控行为与不受掌控的生活实践之间的文化斗争。

只是附带事件吗？世界关系的数字化

不只像出生、高考、结婚这类的人生重大十字路口，就连很多很小的日常生活行动领域、日常生活实践，乃至假期规划，也都会激起现代生活两种基本方向的冲突。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过程根本上转变了我们的世界关系。正如我们所有人都已完全意识到的，数字化前所未有地掌控了世界。世界和我们之间也就是屏幕上滑个两下的距离。人类的一般生活，或至少是现代人的生活，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遇到一堆新问题：火车几点开？超市开到几点？人事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明天天气怎么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什么时候当总理的？拜仁队昨天足球赛到底踢得怎么样？法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虽然在过去30年间要回答这些问题原则上都不难，但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可是今天，感谢谷歌，在可受掌控的第一个关于知识的面向上，我们可以在几秒内就获得相应的世界图景。借助在裤子口袋或外套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和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掌控世界知识，把世界知识一直带在身上。我们的世界关系也会相应地产生改变，这个改变的发生不只在从自我端向世界端的这个方向（亦即主体有能力掌控巨大的世界），还有相反的方向，亦即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自我在数字时代 前 所 未 有 地 可 受 掌 控 ， 在 沟 通 上 可 以 随 时 联 络 得 上（erreichbar），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获得这个主体的照片、资料等信息。

与商品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资源，那么只要点一下手机屏幕，几乎想得到的商品都可以买得到。只要几秒钟，整个商品世界就在我们面前一览无遗（亦即可受掌控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面向），并且都可以买得到（第三和第四个面向）。不只商品或知识和我们也就是点一下屏幕的距离，所有我们爱的人和没那么爱的人，也都可以点一下屏幕就掌控了与他们的联系。这些人也都被我们随身携带了。毫无疑问，数字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革了可受掌控与不受掌控的关系。

我们对世界的掌控能到什么程度，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取决于世界如何抗拒我们，而是仅取决于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钱包。并非世界逃离我们或拒绝了我们，而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妨碍我们扩展自己对世界的作用范围。

所以也难怪，在现代的世界关系中，我们自己也许变成了最重要的被侵占之处。如果我们想扩展掌控的范围，我们必须从自己着手，而且我们也已经这么做了。今天有各式各样的自我塑造实践，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所谓的“量化自我”运动。顾名思义，量化自我的目标就是对几乎所有的身体表现以量化的方式加以把握，以参数掌控血压、心跳、步数、血糖、热量的涉入与消耗、睡眠与休息的时长与质量、褪黑素与血清素含量，等等。在这里，可受掌控的四个面向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在测量一整天的步数后，我们几乎不可能不会想再提升或优化步数。人们几乎必然会因为想掌控这些数据而造成相应的行为改变。借助这些数据，世界对我们的抗拒，我们自己的身体对我们的抗拒，可以有效地被降到最低，有时候甚至被完全克服掉了。痛？止疼就好_。因为时差所以很累？可以提神啊_。生活提不起劲？有技巧可以解决的。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循环关系与心理状态关系就这样在我们背后产生转变了，“自然而然地”从一种（产生自我效能地、弹性地）聆听与回应身体的关系，变成一种（通过技术与药物而进行的）计算与支配身体的关系。⁽¹²⁾

但难道这不会为我们开启一个空间，让我们能与不受掌控的事物有一场共鸣的相遇，让这些（世界总会源源不绝地提供给我们的）不受掌控的事物可以感动我们吗？例如在度假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不受掌控的事物。对于许多晚期现代主体来说，假期是日常生活中心智与力比多的重要“定锚点”。晚期现代主体会不断在想下一场旅行要去哪里，要以什么方式去“打开”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旅游之所以这么重要，尤其是因为庸常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造就了一种模式，让我们在应对日常生活时感到无比绝望。如我已经指出了，在寻常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中，我们得不断地跟要事清单进行战斗，但这要事清单从来也不可能做得完。要事清单变成我们要全面侵占的世界的缩影，让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喘口气，来一场充满共鸣的相遇。而假期承诺我们可以与美好的世界来一场真正的相遇，我们不需要完成或克服什么，而只需要单纯地接受感动。只是有个问题：我们能运用的时间有限，旅游的花费太高，我们不能把钱全部花在旅游上，还得顾及生活，所以一来旅游是否真能带来感动实在无法获得保证，二来很可能我们因此在旅游时感到紧张兮兮。结果就是，不论是我们，还是旅行社，都必须尝试用各种手段保证共鸣真的会发生，原则上不受掌控的事物必须以商品的形态——最好是“全包式度假”的形式——来受到掌控。伤害、受创、不受欢迎的自我转变，从一开始就应该——不对，是必须——完全排除掉。我们不可能会想在古巴、泰国、喜马拉雅山体验感动之后，就定居当地，或是丢了工作、丢了财产、生病、遇到抢劫。这一切都必须被排除掉：度假的目标就是要修养、恢复精力，而绝非无法计算的转变和不知道能不能在旅游后平安返家。所以也难怪，豪华邮轮产业爆炸式地增长。这门产业就是承诺游客在完全可控的条件下与遥远的地方和人们来一场相遇，但又不用真的跟这些地方和人有什么瓜葛。但就如我提到过的，想完全不受伤，就会变得，或依然是缺乏共鸣能力的。我们也许会获得刺激，但不会得到感动。于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满足了它神奇的功能，亦即为消费者不断带来可以购买的新产品（这里的例子是旅游），而且虽然消费者在购买后必然会感到失望，但却不会因此停止购买（原则上其实是一成不变的）商品，因为消费者在每次失望后总会不断追求新的、“更特别的”商品。

在我看来，（不论是哪种型态的）旅游对现代社会来说之所以很重要，不大是，或不只是因为它是一门很重要的经济产业，而是因为它象征、承诺、表现了某种世界关系。当我们走进旅行社，或是访问一些旅游网页，都会马上感觉到“整个世界已经在我们脚下了”。土耳其、埃及，甚至是塞舌尔群岛、复活节岛，这些旅程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搭乘廉价航空加以掌控。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很便宜，但对于“付得起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划算了，而且在有钱的工业国家中这种人很多。就算是付不起的人，也依然会将进入（erreichen）这种世界关系视为目标。晚期现代的世界作用范围的扩大，在这里表露无遗。

不过，也正好在旅游产业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上层中产阶级的人）发现，他们对世界作用范围的过度扩展反而会危及自己，发现限制了他们掌控能力的事物较少地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他们的内部。所以，刻意将可受掌控的世界作用范围暂时人为地限制住，反而开始变成一种很受欢迎的旅行项目。像是住在刻意没有配备电视、断绝WiFi的庙里或偏僻山间小屋的灵修活动，不搭乘任何交通工具，只能徒步前行的圣地亚哥朝圣之旅（或是徒步从慕尼黑翻越阿尔卑斯山到维也纳）。在这些旅游活动中，日常实践里受我们掌控的世界范围突然变小了，只剩下“此时此地”，而且这个所剩的“此时此地”在我们的感知和经验中突然变得无比奢侈。很有趣的是，这些旅游活动正反映出晚期现代甚至想掌控住这样的不受掌控的经验，将之变成一个暂时的、随时都可以结束的可选之项。

老龄化与看护

尽管人类有过各式各样的尝试，但自身的老化过程依然是不受掌控的。超人类主义者企图将老化解释成一种可以处理和克服的疾病，各种抗皱霜或抗老计划承诺让人能有永不松弛的皮肤和永远年轻的外貌。在全世界，尤其是富裕国家，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几十年（将近三十年，将近人生的三分之一了），让人们对世界的作用范围在时间面向上扩展了非常多。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身体的老化衰退依然存在于生命最后的终点，还是为现代的世界作用范围扩增计划设下了无法跨越的边界。所有侵占世界的努力在这里都是失败的。

关于（晚期）现代的人与疾病的关系，有很多可以谈的。就像梅约（Giovanni Maio）很有说服力地指出的，疾病是我们原则上必须要处理掉的，是我们应该通过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与运动等等避免的，也是我们必须用药物手段战胜与克服的。人与疾病的关系在现代是纯粹的侵占关系（战胜病魔！）。当面对无法战胜的疾病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是没用的失败者。“当我们拥有越多技术、当医学越将疾病仅视为一种必须战胜（而非仅解决掉而已）的祸害的时候，病人就越会陷入绝望中，与疾病相伴的生活就越是不能被容许的”，梅约这么写道。⁽¹³⁾但同时，梅约又写到另一种我称为聆听与回应的态度的可能性，亦即一种把疾病当作“命运”、当作可以聆听的声音的态度。

这个世界的实在性还有很多是没有被决定的。我们可以把命运视为首要的出发点，人就是从命运出发，以最原初自我的方式响应命运，以此自我实现的。我们的命运并没有把一切事情都说完，而是［……］我们的命运如何，端视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何种基本态度去回应它。［……］就算是不治之症，也依然为我们开启了一种用符合自己个性的方式去进行应对的可能性。⁽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