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掌控（世界著名思想家泰勒、拉图尔极力推荐！《新异化的诞生》姊妹篇）

不论是要战胜它、还是聆听与回应它，疾病都是不受掌控的。但是这两种病患所面对的不受掌控，是不同的，而且这两种不受掌控之间的差异，也正是无能为力感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差异：越是想掌控疾病，越往往会让主体在世界关系中感到无能为力。

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谁是病患、谁是医生并不那么重要。重点不是病患遇见了哪位医生，而是在于病人如何“遇见”疾病。所有的病征和反应状态都必须被量化，（在屏幕上）可视化，进而准确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所以也可想而知，“最佳的处理”意味着尽可能准确地基于症状与病人状态来进行干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在当下，“最佳的处理”会出自电脑计算出来的计划，而非人类医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个与生老病死息息相关的领域：看护。毛雷尔（Alfons Maurer）通过一项检视共鸣概念日常实用性的“应用研究”，对数字技术在老年协助方面的具体应用现象进行了反思，并且在经验方面丰富、清楚地呈现出我对掌控世界的批判究竟具体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¹⁵⁾毛雷尔首先指出，看护人员的工作重点近来出现了改变。在看护人员与被看护者之间的互动，几乎不再是由两个鲜明的个体“用自己的声音在说话”，而是越来越将焦点放在对各种不断出现的参数所进行的测量、文件归档、优化上。血压、心跳数据怎么样？药物摄取参数如何？看护过程持续多长时间？被看护人的医疗保险涵盖了哪些范畴？看护费用是否可以_、是否必须报销？专业人员在执行哪些程序时需要什么证照？哪些参数必须登记在哪些文档中？医生和看护人员整日都在处理文件、参数，对着屏幕，而且和与日俱增的时间压力进行搏斗，尝试在时间、经济、技术、医疗方面优化各种日常事务。而且反过来看，也因为病患或被看护者也都在期待“最佳的照料”（因为他们就是如此被承诺的），所以根本上医生和看护人员所照顾的到底是谁根本不重要。他们提供的服务要在任何方面进行（参数的）最优化，因此这个服务的概念中并不存在“具体的个人”，当然也不存在任何被看护者的无法被掌控的声音。这种掌控逻辑并非是由数字化过程造成的，也不是在数字化过程当中不得不形成的，而只是由数字化过程所促成，或提供可能性的。如同毛雷尔所描述的，技术也完全可以带来不同的情况，例如提升人们的共鸣敏锐度。但我认为技术本身不等于共鸣敏锐度或共鸣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追求参数最优化的看护服务在未来会由机器人来完成。若真是如此，那么当中什么不见了？两个各自独立、有共鸣能力的声音不见了。日本有研究报告指出，需要看护的人非常高兴与感谢看护机器人的投入使用，这乍看之下很令人困惑，但在我看来这个研究发现并不是说病人或老人从机器人那里很期待或能够得到共鸣，而是说他们因为机器人而从极端尴尬且非常不舒服的异化情境中解放出来了。在一些文化中，身体气味或身体反应是很令人尴尬的事，是见不得人的，并且让别人处理自己的身体是非常令人不好意思的。所以对这些文化来说，看护工作本质上会令被看护者感到异化。不过，如果是机器人，而不是人担负了看护任务，被看护者虽然不会感到共鸣，但可以对之前自己很抗拒的世界关系感到“比较能够接受了”。

死 亡

最不受掌控的事，而且也是世界作用范围必然的终点，对于晚期现代的人或是现代，乃至早期现代的人来说，无疑就是死亡了。生命的开始与结束都是不受掌控的，虽然我们无疑都会努力避免自己或他人遭受残暴的不幸。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死亡什么时候来临、是如何来临的，也不知道死亡的感觉是什么、死后又会如何。人生终有一死。

即便我们都会，也必然会与死亡打交道，但不论是在范畴上、还是在本质上，死亡都是不受掌控的。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提一个有趣的问题：共鸣跟死亡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人们可以聆听与回应死亡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是倾向持否定答案的，因为我们一来听不到“死亡之声”，二来死亡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自我效能感。但人们也许可以聆听自己的有限性，亦即聆听自己的人生与生命，并进行回应。然而现代社会却追求掌控死亡以及与死亡相伴随的过程。梅约语带抱怨地说道：

死亡在今天被认为是需要控制的，而且控制死亡越来越像是一个任务。死亡越来越被抹上了管理的色彩。我们都忘记了，对无法计算的死亡进行计算的这种支配意志是一种非常不恰当的基本态度。死亡恰恰意味着一切已逃脱我们的掌控，所以想掌控死亡实在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¹⁶⁾

只有选择自杀的人才完全掌控了自己的死亡。但在自杀行动中，我们以否定的方式通过摧毁生命来获得对生命的掌控力。日益常见的安乐死亦部分掌控了生命的终点。安乐死可以出自死者自己的意愿，即便可能是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出于死者自己的意愿。自杀或安乐死可以是有自我效能感的行动，也可以视为一种回应行动。但这里已显示出来，现代社会拒绝承认有任何主体无法掌控之事存在，拒绝承认有技术无法跨越的掌控边界的存在。这都显示出了死亡也变成一个需要侵占的点、需要解决的任务。

此外，我们也会尝试在临终时立下生前遗嘱，以让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可以控制所有我们即将再也无法施行的事。我们可以通过生前遗嘱决定要处理什么事，谁可以下决定，我们可以怎样处理我们自己的器官或身体等等。

与遗嘱和遗产法规方面有关的问题其实特别有趣，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超越我们死亡的对我们自己的遗产与“遗言”的掌控力。我们（最后）想掌控世界的意志，即使在意志者死了之后依然存在；意志延展将意志的时间作用范围扩展出了生命终点，战胜死亡。不过即便如此，生命原则上还是不受掌控的。人总是会尝试通过最终的意志，在生前借助不同的遗产赠予或让渡的形式来为所有的老年意外或变化进行准备。如果我比我的老伴先走或晚走一步了，如果我的儿媳对我不孝，如果我会长时间需要看护，如果我儿子想把房子卖了，如果我的孙子需要我救济他的生活，如果我又再次遇到了灵魂伴侣，如果我的子女们彼此阋墙，如果我女儿失业了_、缴不起信用卡账单了……那我该怎么办？这些事通常会让自己或自己身边的人很不幸。生命的不受掌控性不只经常会让人生无法预测，而且就算是公证文件也还是不会让生命因此就能受到控制。当生命中的意外或变化发生时，我们以聆听和回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反应，可能反而会是更有效的策略。

(1) 对此非常清晰的思考与鲜明的立场，以及所有进一步的关涉从出生到死亡的医学干预行为和命运安排的观点，可参阅Giovanni Maio, Abschaffung desSchicksals? Menschsein zwischen Gegebenheit des Lebens undmedizin-technischer Gestaltbarkeit，Freiburg：Herder，2014。

(2) Franziska Rupp，Subjektive Erfahrung der Geburt von Müttern inWest- und Ost-Berlin vor（ 1950—1989） und nach （ 1990—2015）der Wiedervereinigung ， in ： Refubium—Repositorium der FUBerlin （ Dissertation an der Charité ） ， 13. 9. 2018；https ： //refubium.fu-berlin. de/handle/fub188/22848 （ letzterZugriff：11. 10. 2018）.

(3) Leon Hempel ， Susanne Krasmann und Ulrich Bröckling （ Hg. ） ：Sichtbarkeitsregime. ^Überwachung, Sicherheit und Privatheit im21. Jahrhundert （ Leviathan Sonderheft 25/2010 ） ， Wiesbaden ：Springer VS，2010.

(4) 因此，即便儿童与之后的青年在他们与自己的身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显示出非常低的自我效能感预期与共鸣能力，也不足为怪：我长期担任德国中学生协会（Deutsche SchülerAkademie）的负责人，为15—18岁的青少年学生提供咨询。我发现，今天的青年人在遇到哪怕是非常微小的身体紊乱的状况时，都会寻求医生与药物的干预治疗，这样的比例在逐年升高。

第七章制度上必要的掌控：基本冲突的结构面向

在上一章，我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描述了“我们希望确切掌控世界”以及“我们渴望与世界，或是与生命产生具有共鸣性质的回应关系”之间的张力。这章我想反过来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研究，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那些基本冲突是如何被制度化的。我的核心命题是，动态稳定模式（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从结构上迫使我们不断扩展对世界的作用范围、不断进行毫无节制的掌控，并以此方式形成了我在第一章指出的侵占性的世界关系。然而，当我们越想要掌控世界，世界就越退缩、越不受掌控。但“掌控世界”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却有着必不可少的功能，因为若没有这种掌控，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无法获得进展。于是，可受掌控和不受掌控之间的冲突战线不断延长，而且正是这种冲突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动力。但这具体来说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从社会生活的五个基本趋势，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结果我们担不起”：我们被迫不断朝向最优化

现代基本冲突的结构面向表现在：若一个社会需保持动态（增长）才能维持稳定，那么这个社会便无法允许不受掌控，即便不受掌控是它所需要的。增长逻辑、加速逻辑和创新密集化逻辑，都在暗暗地强迫我们要不断进行提升，要不断将效率与产出，或是过程与结果，在所有层面不断进行最优化。相反的，作为共鸣关系重要元素的不受掌控，却需要过程能够允许不确定性与结果的开放性；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共鸣会不会发生，更不知道共鸣会带来什么。但没有任何企业和机关单位可以承担这件事。最优化意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尽可能好的结果，并且要能保持对此过程的控制。计算、控管，都是经济、政治、看护、教育等等的过程控制基本模式。事实上，光从时间压力和支出压力的例子来看，就足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是无法承担的了。如果我们在时间不够用的压力下赶着去机场，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被允许与别人聊天、想东想西、看风景、听音乐，不能允许有人挡在路上，否则就会错过航班了。一个人如果想通过考试，他就不能被任何事或任何人打扰［不能被任何事或任何人给“联系”（erreichen）上］，不能分心，不能对考试时间和考试内容完全一无所知。一位看护工如果是按照分钟来计薪的，这位看护工就不能对看护对象没完没了地照顾下去。没有大学能允许其学院的培养方案对学时和授课内容方面交代得不清不楚。医疗保险公司不能不知道各种医疗方法会花多少时间、会有什么成果（所以精神分析治疗一直都不被纳入医保范围）。也不会有人愿意资助一项不知道要得出什么结果的研究计划。一个过程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们不能完全一无所知，它在时间和内容上必须是可计算和可控管的，而这就需要一种制度上的动态稳定逻辑。

不过，放眼所有的制度运作领域，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中不受掌控不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根本上也是不能放弃的。每个老师都知道，培育英才的过程有不少时候是在教学计划之外进行的，把何时要教什么都控管得很好的教学计划在这些时候是没有用的。每个研究部门和行政部门的领导都心知肚明，真正的创新、突破性的发现，不是逼出来的，也不是能预见的。每个医生都知道，一个人（至少在重病的时候）治不治得好，最终依赖于不可控制的个人体质。娱乐产业也明白，市场的成功是无法掌控的。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可能被无数发行公司看过然后拒绝，但后来却爆红；或是反过来说也可能砸了大钱做广告，但就是乏人问津。或是像我在本书导论中强调的，体育活动，尤其是商业足球比赛，如果胜利是买得到或是可以从技术上算得出来的，那么这种比赛绝对无聊至极。

科学研究过程特别适合拿来说明这种充满矛盾的问题。如果有一位科学家，想研究共鸣或不受掌控等概念，或是想研究我们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后增长社会，这位科学家基本上不可能事先就能断言自己是否能得出值得一提的结论，会得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真能得出什么。但为了不浪费国家拨付的研究经费（这常常都是纳税人的钱），相应的研究经费资助部门都会要求科学家提交确实的、格式清楚的研究项目申报表，其中须仔细写清楚这个项目打算用哪些步骤，根据什么样的研究设计，与哪些成员合作研究，用多长的时间，期待得出什么结果，用什么形式结项。研究过程需要在时间上、经费上、“成果产出”上是可掌控的。而且政策也是这样要求的。

不过政策过程本身中的“尝试进行掌控”与“允许不受掌控”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如果有政党想推行一项政策规划，它通常需要借助意见问卷和市场调查，来评估这项政策会得到多少赞同或反对，什么样的论据或什么样的要求在面对哪些民众群体时是会遇到的。但就算如此，政策辩论过程常常还是会得到出乎意料的结果。公共辩论会发展出不受掌控的自身动力，而且这对于政策过程来说是必要的。就是因为政策事务是不受掌控的，所以才会激起选民尝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或借助全民表决，来迫使各议员的政治行为是可被计算与可被控管的。

所有人都知道，政策规划的执行会出现什么后果，是不受掌控的事，因此人们必须时刻关注新闻报道⁽¹⁾——虽然在进行政治选举的时候，都不外乎伴随着各种“我们会提升……！”（也就是说，“我们会掌控……！”）的承诺，像是承诺说将会提升工作岗位数量，提高税收，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更便宜的居住空间、更有效率的交通、更和平的国际关系，等等。但是这些政策计划最后的结果大多与当初所承诺的相反。正因为这是如此不受掌控，所以才会激发出社会政策生活源源不绝的动力。

“不然会有人趁机占便宜”：科层制的逻辑与对公正的要求

不过，不只是动态稳定逻辑，以及（经济上）不断强迫提升的要求，使得我们需要计算与控制，很难允许不受掌控，就连当我们在伦理和政治方面合理地要求公平、公正的时候，也必须系统性地排除任意性与不当占取。正如韦伯在探讨科层制的文章中提到的⁽²⁾，这样的要求构成了现代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在操作、伦理与法律方面的基本框架。这样的要求，让政治世界和社会世界必须被造就成对于行动者（例如投资人和企业家，也包括规划者和消费者）来说是可计算和可管控的，让社会生活被造就成是可靠的。的确，如果行政机关和公务机关都以“不受掌控”的方式，在订定建筑合同、设定雇用条件、批示入学许可、打考试分数等情况下，对人或机构给予差别对待，那当然是不公平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只期望能获得公平对待，而且也期望被对待的方式是有道理、有规可循的，而且结果是基于可以想见的理由的。

由各种确切的法规和机关规定交织而成的网络，正是尝试以此方式来预先掌控生命中所有的偶然和跌宕。什么时候、在哪里、对谁会有什么样的规定，都必须清清楚楚。然而，不受掌控却始终像一位顽强的对手。越是强迫要公平对待，越总是会造就新的、明显的不公不义，因为生活就是不受掌控的。我们常常只能从烂橘子和烂苹果当中选一个。如果有一个人想试图用最严格的规定来控制所有人不准滥用国家基本福利，那么这个人随后一定会发现他造成了很多违背当初用意、让人难以忍受的问题。老妇人会没法在药店付钱买药了，小孩会没法参加班级旅游了，父亲会无法为自己女儿的储蓄账户担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