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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考虑今天我们的文化所遭受的巨变时，通过类比，我们会观察到在怎样的程度上新兴技术正在解除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所构建的障碍。各民族文化长久以来就拥有了把信息转成记忆的装置(dispositif)。得益于这些装置，各民族才能够组织他们的空间和时间。这些文化曾是把不同时间(次数)的多样性可以汇聚和保存为唯一记忆的方法(斯蒂格勒)。将自己视为技术(technai)，它们曾使成批的个体和连续不断的世代可以透过时间的延续(la durée)和事物的广延(l'étendue)拥有真正的信息储存。尤其是，它们制造了这种时间性的特别组织，我们称之为历史叙事。有许多讲述故事的方法，然而这样的叙事可以被看作一种技术装置，它为一个民族提供了收藏、整理和回想起信息统一体(换种说法就是事件）的方法。更准确地说，叙事就像时间的过滤器，其功能就是:把事件负荷的情感转变成信息统一体的序列，这些序列最终易于生成某种诸如意义这样的东西。我后面还会回到这一点的。

不过，显然，这些构建了相对广阔的记忆形式的文化装置，在狭义上仍然与它们于其中运作的历史和地理语境有关。正是这个语境为上述的记忆提供了它所能抓住、储存、消解以及使之变得可自由处置的大部分事件。这样，传统文化仍然深深地刻着它在地表上所处位置的印记，因为它不能轻易被移植或者交流。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文化上的惰性构建了今天与一般的移民和迁徙现象相关的各种问题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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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到来，它们提供的文化模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根植于地方语境中的，而是由于在地球表面的最广传播面立马形成的，这种文化模式给出了一种卓越的方法，用以克服传统文化给信息的抓取、传输和交流所带来的障碍。

新文化产业让人普遍容易接近信息，但是这看起来根本不是准确意义上说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仪器进入文化领域根本就不意味着认识、感性、容忍、自由在精神里有了增长。在加强这台仪器的性能时，我们并没有像启蒙时代期望的那样解放了精神。更恰当地说，我们经历了相反的事情:新的野蛮、语言上的新文盲和枯竭、新贫穷、媒体对观点的残酷重塑、注定会不幸的精神、注定会被弃用的心灵。这些都是本雅明和阿多诺一直在强调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是说，通过上述的法兰克福学派，我们可以满足于批判使精神臣服于工业文化的规则和价值。无论是肯定的诊断还是否定的诊断，都还属于人道主义的视角。然而，这些事情总是模棱两可的。“后现代”文化真地正在延伸至整个人类。正是在这个程度上，它试图取消地方的、个别的经验，它用粗劣的旧规矩捶打精神，它看起来不准备给反思和教育留下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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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文化可以通过普及和摧毁制造如此不同的效果，那么看起来它属于人的领域就既不是因其目标也不是因其起源。如同科学-技术系统的发展所清楚展示的那样，技术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对于继续它们的飞跃是必需的。而且这种必需又必须与复杂化（即负熵）的过程相关联，而这一过程就发生在人类居住的宇宙区内。人类几乎就被这一过程拉到了“阵前”，却连对掌控这个过程的最小能力都一无所知。人类需要适应新的条件，甚至有可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经一直是这样的。而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对之有所意识，那是由于呈指数函数式的增长目前影响着科学和技术。

在地球上扩张的电子和信息网络催生了一种应该要在宇宙层次上来估量的转成记忆的总体能力。而这个记忆与传统文化的记忆并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个记忆所蕴含的矛盾就在于:它最终不是任何人的记忆。但是，在这种情况里“无人”指的是:支撑这个记忆的身体不再是地球上的身体。计算机可以不停地总是综合更多的时间(次数)，莱布尼兹大概可以因此认为:这个过程正在生成一个人类本身从未成为的、“完善”得多的单子。

人类已经陷入要在45亿年之后撤离太阳系的必然性中不能自拔。人类将是极不可能的复杂化过程的过渡载体。逃离早已在策划中。这次逃离成功的唯一机会就是:人类适应了挑战他的复杂性。而且如果逃离成功，将来保存的不会是人类本身，而是“最完善的单子”，人类曾是它的潜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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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会笑我刚刚描绘的这幅图景对虚构的借用。我想要从中概括某些“现实主义的”蕴含，同时回到开始的问题上：今天在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中，时间是如何被综合的？

我回到“莱布尼兹式”的假设上。一个单子越是完善，它能转成记忆的材料就越多，这样就可以把发生的事情，在对它起作用以前，变成间接的，由此可以逃避它对事件的直接依赖。所以，单子越是完善，输入的事件就越是被消解。对于一个假定为完美的单子，如上帝所是，最终就不再有信息统一体了。上帝没什么要学习的。在神的精神里，宇宙是瞬间的。

科学-技术系统的增长看起来被这种普遍数学(MathesisUniversalis)的理想磁化了,或者——如果借用博尔赫斯(Borges)的隐喻来说—被巴别塔图书馆的理想磁化了。充满信息，就在于消解更多的事件。已经被认识的东西原则上不能像事件一样被体验。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控制一个过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当下服从于我们所称(重申一次)的“未来”，因为，在这些条件中，“未来”将完全地被预先界定而且当下(leprésent)自身将不再朝着不确定和偶然的一个“之后”敞开。

而且，在“现在”“之后”发生的事情必将在现在“之前”到来。当一个正在以这种方式充满其记忆的单子储存未来时，当下就失去其不可把握的优点，而时间却要从这个不可把握的点出发在未来的“还未到来”和过去的“已经不再”之间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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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存在一种这样的时间情境模式。它是由交换的日常运用向我们提供的。某人(X)在某时（t)赠送某人（Y)一件物品(a)。这个礼物赠送的条件是Y将在某时(t)赠送X一件物品(b)。这里我把决定a与b如何可以被变得均等的古典问题先放一边。相反，对我们来说，并非不合适的事情是:交换的第一个阶段得以发生的条件是一而且是唯一的条件—第二个阶段完全得到了保证，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第一阶段已经实现了。

在很多“语言游戏”里，我更愿意说“话语类型”，当在第一个语言事件时，确定的后一个就会被期待、被承诺等。但是在交换的情况里，第一个语言事件发生时，“第二个”作为回报，不会被期待，它被预设为“第一个”的条件。如此，未来就是当下的条件。交换要求未来的事物如同在当下。保证、担保、保险是把事件消解为偶然发生的事情的方法，是预防—我们说将要-到来的事件（ad-venir）的方法。根据这种处理时间的方法，后到-通达(suc-cès)依靠对信息的提前-通达（pro-cès)1,而对信息的提前-通达就在于确保除了在时间t编排好的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会降临在t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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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作者把“succès”(成功)写成“suc-cès”，“suc”是“succéder”(接下去)的前缀，“cès” 是“accès”的词根。把“procès”(进程)写成“pro-cès”也是同样的道理，“pro”作为前缀,是“提 前”的意思。——译者注

至于区隔t和t的时间，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交换的根本原则来看是不相干系的。不过，要指出的是，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掌控着利害。时间间隔越延长，曾不被期待的事情发生的机会就会增长得越多，而最后冒的危险也越大。危险的增加可以通过概率被计算出来而且又被表现为货币的数量。在这里，货币显现为它的真正所是，即为预防将要降临的事情而被储存的时间。我就不更多展开这个观点了。

我们只说一点，即大家所谓的资本建立在下面的原则之上：货币只是被储存而且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无论这时间在我们所称的“真实时间”之后还是之前，这并不重要。“真实时间”仅仅是以货币形式被储存的时间被实现的那一刻。对于资本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已经被投资成财产或者服务的时间，而是作为“自由的”或者“新鲜的”货币仍然被囤积在仓的时间，因为这样的货币代表了唯一能够被用于组织未来和消解事件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我所称的、科学-技术装置生产的扩张单子与资本主义在高度“发达”社会里的主导地位之间，而且尤其与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制造出来的使用之间存在一种紧密而直接的关联。资本不仅仅应该被看作人类历史的主要表现，还要被看作在地球上出现的可观察到的宇宙复杂化过程的结果。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关键问题肯定是，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和交流变得更加灵活，正如我们可以从取消外汇结算里的金本位而采用自由浮动的变化系统这件事情上看到的，我们也可以从电子财务方法的采用上看到，还可以从跨国公司的创立上看到，等等。这里有如此多的迹象表明复杂化人类关系的必然性。如果复杂化的结果真的并不总是对普通人有利，甚至也不对被认为直接受益的这部分人有利，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我们被要求储蓄金钱和时间，以至于这种强制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法则？正是储蓄（当然是系统级别的储蓄）使得系统可以增多用以预测未来的货币数量。这尤其是被投入于研究和发展领域里的资本的情况。显然，人类的愉悦必须为扩张的单子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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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可辩驳的霸权产生了多种后果，我只讲其中一个。自其发源起，人类就设置了一种专门控制时间的特别办法:神话叙事。确实神话可以把一系列的事件放进一个固定的框架里，在这个框架里故事的开始和结尾形成一种节奏或者韵律，正如荷尔德林所写的。长久以来在人类共同体里风行的命运观念—甚至今天仍然占据着潜意识，如果我们相信弗洛伊德预设了一种超越时间的管理处（instance intemporelle)的存在，这个超越时间的管理处能够在总体上“认识”构建个体生命或者集体生活的所有时刻之间的接续。将要发生的事情在神谕中被先定了，而人的任务只是在共时性或者无时性(achr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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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开已经构建好的身份。俄狄浦斯出生时阿波罗讲出的神谕就提前规定了这位英雄直至死亡的命运。随着科学-技术精神和资本主义形象日臻成熟，这种初始而简要的、消解意外事件的企图已经被废除了。不过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两者在控制时间上都要有效率得多。

就现代性而言，虽然它处理问题的方式十分不同，却也极为接近。在我看来，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历史时期，它是一种将一系列时刻根据该系列所接受的偶然性上升指数而形式化的方式。而这形式化可以在和奥古斯丁、康德或者胡塞尔的作品一样多元的作品中得到检验，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文章伊始我对时间综合所进行的描述也属于这样理解的现代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形而上学却催生了对宏大叙事的构建基督教、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德国思辨观念论、马克思主义，它们并不是完全异于神话叙事。它们肯定意味着:作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以解放为名义，未来一直是开放的。但是它们保留着来自神话的原则，即历史的总进程可以被构想。

现代叙事的确归纳出了一种更加政治的而不是更仪式的态度。而处于自由叙事结尾处的理想仍然被认为是可构想的，就算这叙事在自由的名义下还包含着要加以保护的一种虚空或者“空白”，一种无法界定。换句话说，终点(Bestimmung)并不是命运。但是二者都代表着一种事件的历时序列，这种序列的“理由”(raison)至少被判定为是可以解释的，在这里它被传统解释为命运，或者在那里，被政治哲学解释为任务（tâ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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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神话，现代的设想当然不是将其合法性建立在过去之上，而是建立在未来之上。而且正是如此，它为复杂化进程提供最好的入口。尽管如此，设想人类解放是一回事，而编排这样的未来则是另一回事。自由不是安全。某些人所命名的后现代也许只是表示一种断裂，或者至少是一种破裂，在一种“前”(pro)和另一种“前”之间的破裂，我想说的是:在“设想”(projet)和“编排”(programmer)之间的破裂。今天,编排似乎能够比设想更好地去迎接复杂化进程为人类带来的挑战。但是，在被编排竭尽所能消解的事件中，应该也要算上人类设想固有的偶然性和自由所产生的各种不可预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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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理所当然，我没有时间“总结”论据了。我只能指出，我刚刚阐述的莱布尼兹式假设在怎样的程度上不同于我的想法。我们就简要地展示几个“论点”作为结束吧。

(1)被海德格尔命名为“Gestell”（座架）的科学-技术装置事实上“终结”了形而上学，正如他所写的。理性原则(principe de raison, der Satz vom Grund),把理性 (raison)定位在“物理学”领域，根据的是如下形而上学公设:世界上的所有事件必须被解释为一个原因（cause)的结果，而且理性(raison)就在于规定这个原因（或者这个“理由”[raison]），也就是说把材料理性化并且消解未来。比如，我们所称的人文科学绝大部分变成了物理学的分支。精神，心灵本身，仿佛它们就像物理过程中的接口(interfaces）那样被研究。正是如此，计算机开始提供对某些心理运作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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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不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现象。它是理性原则投射在人类关系上的影子。下面这些规定:交流、储蓄时间和金钱、控制和预防事件、扩大交易，都是专门用来扩展和巩固“大单子”的。“认知的”话语赢得了对其他类型话语的霸权;在日常语言里，实用的和交互关系的特征排到最前面；然而“诗学”得到的关注似乎越来越少—当代语言条件的所有这些特点不能被理解为一个简单交易模式（历史经济学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交易模式）的结果。它们是一种新的语言运用上位的迹象，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尽可能精确地认识对象，而且以对象为主题，在普通说话者之间达成一个广泛到直至被认为可以在科学共同体内占统治地位的共识。

至于认识，所有对它来说是好的对象要具备一个双重条件：首先，我们能够以在逻辑上和数学方法上都可靠的词汇和句法指涉这个对象，而其规则和术语可以以最少的模糊性被交流；而且，接着，任意一种对这样组合的句子所指涉的对象之实存的论证都是可以被支配的，同时禁止与这些对象有关的、被判定为合适的感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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