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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条件不仅仅引起了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看到的逻辑上和数学上的形式主义的显著飞跃。而且它使得数学和逻辑文化里的新对象或者新理念（我们说:新句子）得以传播出去，并且这样就引出新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得以提出以前令人困惑的传统遗留下来的许多疑难问题，这就是象征语言的复杂化发展出来的不可置疑的迹象，而且目前各种科学把一些此前它们忽略的对象纳入自己的研究中。我们会注意到许多疑难问题都或近或远地归属于时间的问题框架。只需提起诸如递推（使用谜似的表达法“这样，接下来”）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对说谎者疑难的论证中(罗素用类型论[principe des types]将之消除了），时间在逻辑和语言上的展开使得我们可以解决或者更好地提出关于模式的各种难题、灾难数学（勒内·托姆）、相对论……

至于由“认知”语言得到的第二个条件，即支配论题证明的必然性，它意味着各种技术在不停地被发展。因为，如果证明（或者证伪）的命题必须越来越精巧，那么用以提供恰当的感觉材料的装置必须无限地被提升和复杂化。分子物理学、电子学和信息学今天以不可取代的方式用于构思（和实现）大部分的“证明机器”(machineàprouver）。我观察到，资本主义对这个证明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因为通过科学进程而获得的技术为新商品的生产和发行打开了道路，要么直接被委任给科学研究，要么按照普罗大众的习惯进行修改。至少在这种情况中，认识方法变成生产方法。关于如何实现在认知语言领域里达到的复杂性，资本，就算不是唯一的装置，看起来也像最为强大的装置。资本不是要统治对现实的认识，而是把现实给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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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勒内·托姆(RenéThom，1923—2002)，法国著名数学家，突变论的创始人，1958年获得菲尔兹奖。——译者注

我们常常认为，如果经济系统被引向这样的运转，这是由于它受到利益之欲的驱动。而且事实上，科学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运用能够提高剩余价值的总量，同时节约劳动时间。然而似乎这个运动的“最终”动力在本质上并不是来自人类欲望的秩序：更准确地说，它包含在“打造”人类居住的宇宙场所的负熵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利益和财富的欲求可能只是这个过程本身，因为它在人脑的神经中枢里运作而且人的身体对之有直接的体验。

(3)今天的思想看起来需要参与理性化的过程。所有其他的思想方法都作为非理性被禁止、隔离和抛弃了。自文艺复兴和古典时代以降，我们就说:伽利略和笛卡尔，一种潜在的冲突把理性与其他的思想和写作方式对立起来，尤其是与形而上学和文学的对立。伴随着维也纳学派(Cercle de Vienne)的形成，宣战就变成公开的了。以同样的动机为名:“超越形而上学”，一边是卡尔纳普1，另一边是海德格尔，把西方哲学分割为两边，逻辑实证论和诗性“本体论”。这种断裂在根本上影响了语言的属性。语言是一种特别用于为精神提供关于现实的最为精准认识以及尽可能控制现实的变化的工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哲学家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帮助科学避免自然语言携带的不可靠，同时建造一种单义的、纯符号语言。相反，语言必须模仿知觉场域而被思考，可以独立于所有产生意义的意向而通过自身“生成意义”(faire sens)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句子远不能被置于说话者的责任里，更准确地说句子必须被理解为连续“言说之场”(milieuparlant)的非连续的且痉挛性的凝固,如同海德格尔的道说(Sage)2所是,马尔罗3和梅洛庞蒂以“静默的声音”之名提到的是这相同的场域，法语称之为“langagier”(语言的)而不是“linguistique”(语言学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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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第一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与扩张单子所要求的那类“理性”相一致。然而限制它与复杂性之间完美契合的正是这人道主义哲学残余，而这人道主义哲学又矛盾地属于以下原则:语言是一件人类精神使用的工具。相当数量的命题—它们都是根据新科学的准则很好地被提出和确立—乍看之下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对于人类精神一点儿也不清晰，这确实是可能的并且过去就是这样的。然而准确地说，这个困难本身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迹象:语言的真正“使用者”不是作为人类的人类精神，而是运动的复杂性，精神只是这复杂性的一种过渡载体。在普遍的交流和使得一切论点都是可交流的之后，紧跟着的不是促使人类共同体与其自身之间有更大的透明，紧跟着的只是更大数量的信息可以与其他信息组合以至于它们的总体最终形成一个运作的、灵活而高效的系统: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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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Carnap，1891—1970)，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译者注

2 把“Sage”译成“道说”是借用了孙周兴的译法，Sage是一种由Ereignis（大道，这也是孙周兴的译法)而来的言说，它与Spechen(人言，其名词形式为“Spache”[语言])有着根本的区别。——译者注

3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1976),法国著名作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部长。—译者注

至于第二选择，我称之为本体论的，它在本质上转向这些语言方式：词汇和句法没有把详尽描述它们所指涉的对象当作唯一的关键事情。在这些语言方式中，我们可以提起的有(根据不同的原因来说):自由交谈、反思判断和沉思、(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由联想、诗歌和文学、音乐、视觉艺术、日常语言。在这些方式中重要的事情一定是：它们每一个都生成了语言事件(occurences)，而且是在认识这生成的规则之前;另外它们中的某些甚至根本不想确定这些规则。正是这个事情，康德和特别是浪漫派学者将之放在有关在精神自身里发挥作用的天才和个性的论题之下进行论述。我们也可以将我谈论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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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话语类型与生产性想象原则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这样的想象在科学自身中也发挥着同等的作用，发挥着启发的作用(科学为了进步需要启发）。这些多样甚至异质的形式所77 拥有的共同点是，自由和无准备。通过自由和无准备，语言证明它可以迎接能在“言说之场”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通达发生的事件。这样，我们就可以自问:真正的复杂性不是就包含在这种感受性里而非包含在——如同卡尔纳普提出的—“还原和构成”语言的活动里吗?

最后，如果一种理性(rationalité)否定它是大部分语言—包括认知语言——里的开放的感受性和无法掌控的创造力的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值其名。由于它确实带有这样的否定，技术的、科学的和经济的理性还是更应该适合“意识形态”这个名称，如果这个术语不带有太多的形而上学预设。无论怎样，肯定的事情是:共识模式(有人宣称向科学的论证共同体借用了它而且将之作为理想推荐给全人类社会)，它证明了在怎样的程度上这种“理性”在话语类型——语言是其潜在状态—的多样性上行使了霸权。为了将这种理性称为是理性的，应该要把面临宇宙挑战、操控大单子逻辑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é)接受为唯一的价值。

(4)这里我的假设是第二假设，大家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有能力迎接并不准备去思考的思想，就是适当地呼唤思考。这种态度，我说过，不仅仅存在于著名的理性语言里，也存在于诗歌、艺术和日常语言里，如果它至少对于进步的认知话语来说是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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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接受现代西方文化里所规定的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粗糙区分。我们知道，它的结果就是把艺术和文学打发给这样一种可怜的功能，即为人类排解总是纠缠他们和使他们疲惫不堪的事情，控制时间的强迫症。我知道，面对大单子的形成和扩张进程，我们能做的抵抗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应该永远也不要忘记:如果思考确实在于迎接事件，那么我们就不能假装思考，而事实上面对控制时间的程序却并不抵抗。

思考是追问所有事情，包括思想、问题和进程。不过追问需要某种其理由还未被认识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思考时，我们接受意外事件(occurence)如其所是的样子:“还没有”被决定的意外事件。我们预断它，我们不确保它。我们在沙漠里跋涉。如果不能见证时间在其到来时所是的这种深渊，我们就不能书写。

关于这一点，必须区分保证追问的两种方式，区分的根据是看看重点是否放在回答的紧迫性上。理性原则是这种急于达到结果并且获得答案的追问方式。它带有一种焦急，这表现在唯一的假设上: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切问题的“理由”(raison)或者原因(cause)。各种非西方的思想传统则提供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在它们追问的方式中，重要的事情完全不是:尽可能早地确定答案，抓住和展示某个相当于相关现象之原因的对象。而是被它追问和持续地被追问，“回答”它时则处于沉思中，无须通过解释去消解它的不安之力。在西方文化中，这样的态度在来自犹太传统的存在方式和思考方式里有而且/或者曾有相似物。根据犹太传统，被称为“学习”和“阅读”的东西要求把一切现实看作由无法认识——甚至不可名说——之权威发出的隐晦消息。如同对待《妥拉》(Torah)里的诗句，需要倾听现象，辨认之和诠释之，当然，却带着幽默，而不能忽略诠释，也将被诠释成同样令人费解的消息，列维纳斯会说:如同初始事件那样的神奇。德里达提出的解构和差异(différance)的问题框架，德勒兹的游牧原则，尽管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属于这种切入时间的方法。时间在他们那里一直是不可控制的,时间不会引来工作(travail),至少在“工作”(travailler)这个词通常被理解的意义上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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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关注点与前面所命名的感受性(passibilité)有关。从思想者或者写作者的角度来看，自认为是事件的见证或者保障，这是自以为是，甚至是犯罪。应该明白，见证者完全不是确保对事件有这种感受性的实体——不管这实体是什么—而是事件“本身”。记忆或者持存并不是一种精神的能力，甚至也不是对发生的事情具有可通达性。而是某种不同于精神的而且“时常”发生的东西在事件里既不可把握也不可否认的“在场”……

(5)海德格尔试图在被理解为technè的古希腊技术模式上建立我所说的抵抗。但是，自柏拉图以来，艺术(art)或者诗歌（Dichtung）被看作一种重新塑造，一种“plattein”1，而且它曾是政治试图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形而上学典范打造共同体的主要方式。这里按照拉古-拉巴特2的思想来说，我认为在政治术和美术之间存在一种紧密而本质的关联。这种组合的突出例子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找到:政治的问题仅仅在于观察到好的模式——那就是善的模式——以便打造人类共同体。如果做必要的更改，大家可以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的政治哲学里发现相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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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这种关系:在那里正是“艺术”(art)明确地替代了政治。正如大家所知，为了成功地对各种形式的能量进行总动员，纳粹广泛而系统地运用了神话、传媒、大众文化和新兴技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把瓦格纳对“总体性艺术作品”(oeuvre d'’art totale)的梦想放进事实里。西贝尔伯格3证明:总体性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在电影里、在一般意义来说的远程技术(télétechnè)里，找到实现的办法比在歌剧里要多得多。今天，政治——在其他辩护下，有时用相反的论据—出自相同的本质。在我们所称的现代民主里，霸权根据这样的原则延续着:诱导和引导大众观点的东西必须是我所称的“电报式的”程序，必须是允许描述和规定的各式各样的“远程记录”。而且通过这种方式，纳粹赢了：就像总动员那样(mobilisation to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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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attein，古希腊语，散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里，意指“塑造”，“plastique”(造型艺术)的词根就来自这个希腊语。——译者注

2 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1940—2007)，法国哲学家、作家、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他1967年遇到吕克·南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在思想写作上有着深层的合作，他们合写了一系列作品，有《阅读拉康》、《文学的绝对》等。这里利奥塔提到的政治术与美术之间的关联可以参见他的著作《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Heidegger, l'art et la politique)(也是他的博士论文,而利奥塔正是他的答辩评审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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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斯-尤尔根·西贝尔伯格(Hans-Jürgen Syberberg，1935—)，德国电影导演，他导演的作品有《希特勒：一部来自德国的电影》、《路德维希：处女国王安魂曲》等。——译者注

(6)思想和书写，由于它们不服从“电报系统”，而被隔绝和隔离起来，这可以从卡夫卡的作品对这个主题展开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隔离（ghetto）这个词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隐喻。华沙的犹太人不仅仅被允诺死亡，而且他们也需要为那些用于反对他们的“保护措施”—开始于纳粹分子为反对臆想的伤寒传染病的危险而决定建造的墙—付出代价。对于写作者和思想者也是同样的:如果他们抵抗今天对时间的主流运用，他们不仅仅命中注定要消失，而且他们还必须有助于生产隔离他们的“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在这条线的保护下，对他们的摧毁被认为是可以推延的。但是，他们要“购买”这幸存的延缓，简短而徒劳的延缓，同时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以便作品变成或多或少是可交流的和可交换的，简而言之:可商业流通的。然而，观点和文字的交易、销售和购买并不会有助于——矛盾的是——问题的“最终解决”：如何写作?如何思考？我指的是，它们有助于让针对被控制的时间而建立的大规则变得更加霸权，然后，在这些条件里的公共空间(espace public,Öffentlichkeit)不再是下面这样的空间：在那里，向事件敞开的精神状态自行体验、自行尝试和自行确认，而且精神试图建立关于这种状态本身的观念，尤其是在“创新”(lenouveau)的框架里建立观念。今天公共空间转变成了一个文化产品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新”变成了剩余价值的附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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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当事关拓展单子之能力时，抛弃甚至积极毁灭人类这些看起来多余而且对这个目的没有用处的部分，都似乎是合理的。比如，第三世界的人口。伴随着纳粹为了灭绝之故而对欧洲犹太人所做的选择，出现了一种更加特别的意义。我说过来自犹太思想的这部分欧洲古代遗产代表了一种这样的思考方式:完全转向对一种声音的聆听以及对之进行不停也无止境的诠释。这正是为古希腊模式着迷的海德格尔思想完全错过的和缺乏的。

(8)至于这开出药方的声音:“你必须抵抗(由于你必须思考或者写作)”,当然它意味着当下时间的问题不能以任何方式交流。引起注意和成为问题的东西，确实正是这药方预设的东西:这操控的作者(发起人）是什么或者是谁?其合法性是什么？这里，要去思考的事情是:这个秩序让问题处于开放中，如果这个“你必须”根据未来之不可预期，确实保留和保存了未来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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