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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木偶
我本想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重复为了重复而逃脱重复(la répétition s’évade de la répétition pour se répéter)。通过力争让 自己被遗忘,重复固定了它的遗忘,而这样它重复了它的不 在场。
重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音乐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也是声音物质的问题。人们说:音乐时间是“被印刻”(imprimées)(什么词啊!)在声音物质、声音上的各个形式的组织或者整体。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形式,无论空间上的还是时间上的,都包含着重复,当前的或者可能的重复。因为它透过时间的延续固定物质的状态,而且因为这种固定要求对物质元素进行反复组织。另外,人们说:声音,物质本身,在其各种参数(振幅、乐段、频率、音长、共振)上是可分析的,而且由于声音关系到气体(空气)的振动,这种运动及其传播的本质同样蕴含着一种重复:引发这种运动的可动部分的振荡(oscillationdumobile)(比如长笛的舌簧)是重复的。另外,共振装置的硬度也是重复的。这里,形式的组织,甚至概念的组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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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出自一篇1987年1月在里昂召开的“音乐与重复”(Musique et répétition)研讨会上发表的报告。这次研讨会由玛丽-路易斯·马莱(Marie-LouiseMallet)发起,由国际哲学学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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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声音物质的核心处。
关于这一点,有两个观察。首先,一种声音特有的属性原则上是可以测量的,而且这正是研究在量上规定声音属性的振动的声学和物理学的任务。然而,对声音在认知上进行识别的条件是:决定着声音的振幅、周期和频率的可动部分的振荡在观察中一直是确定不变的。对于共振的装置也是同样的,无论它们是怎样的,它们要保证声音的传播。对装置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用以界定基音和泛音的干扰(interférences)。因此,界定一种声音的各个属性要求产生它的各个条件可以完全同一地反复循环。
相反,声音整体的组织(声音正是通过这种组织在其同一性中得到规定),也就是说它们组成音乐的形式,并不服从数量上一致(因此也就是同一的重复)这个唯一的原则。它承认,而且很有可能它要求这些形式通过改变声音元素而发生变化或者转移。它这么要求,是因为音乐的愉悦似乎止于对这些区别的知觉:精神透过不同的东西享受相同的东西,而且同时着迷于同一性所接受的多样性。声学以知识为目的,而音乐以某种愉悦为目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或者两种不同的“能力”。如果用康德的术语来说,我会说:对声音的精确识别属于它认知目的性里的理解力,而声音在形式上的变化则属于服从于目的性的想象,且没有无功利愉悦特有的概念。这种无功利的愉悦在康德看来描述了对美的审美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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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应该总是要区分被决定的和决定性的重复(这种重复为了声学上的认识而把声音物质固定在不同的属性上)与把各种声音组构成形式的、所谓的“自由”(康德的术语)重复。
显然,第一种重复是根据其独一无二的同一性由一个关于自身(声音)的理念(从柏拉图意义上来说)指引着,而第二种重复接受变化和转移,它“仅仅”由相似构成。由此,引出的结论是:重复者的同一性在第二种情况里不是决定性的;它只是被指定为暗示的对象,而暗示是由和弦或者乐句的不同情况(occurrences)向它发出的;每一个情况都向其他情况添加了一种由其区别本身引起的补充;这种补充也许(而这更多地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只是技艺,它总是预设事物本身的缺席或者隐匿,也就是说各种情况暗示的和弦或者乐句的缺席或者隐匿。我想说的是: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个相对于其他情况都不能作为它们的范式。“给出”交响乐乐句的主题并不像在音乐会的开始为了协调各种乐器而“给出”la音。第一种重复是认知的,它归纳出一种理念的形而上学;第二种重复是美学的,是一种存在如同非-存在的本体论。
第二个观察来自另一种秩序。刚刚所做的区别似乎建立在受制于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音乐物质(声音)与音乐形式上的编排(同样需要处理,尽管这种处理不同于时间上的处理)之间的对立之上。这种物质与形式的对立对应于可测量的时间与灵活的音长之间的对立,不过,根据我所知,这种对立可以通过对音色的考量,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对一种声音或者一个声音整体的色调微差的考量得到质疑。这种物质看起来逃脱了概念的决定,因为它在严格意义上说(而不是在精确的意义上说)是独特的:它的属性也许依靠可接收的系数的汇集(constellation),但是这种汇集,这种现在正在发生的汇集,它是不可先行的,是不可预见的。正是这种独特性至少在一方面可以区分一件相同作品的不同演奏。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倾向于认为:它逃脱了所有的重复,不仅仅是构建声音同一性的重复,还有音乐要求的可能的形式变化的重复。甚至(恰恰)我们所称的一个作品通过一个演奏者或者一个演奏者团体而进行的“重复”并不能控制音色或者色调,音色或者色调在音乐会的当晚将会以独特的方式“发生”。通过色调,耳朵看起来可以专注于曾被称为表演的、无与伦比之物(因而是不可重复之物),也就是专注于声音的这里和现在,即声音处于这里和现在的独特性里,处于它们的精确性里,处于它们在位置上不服从于一切时空的转移里。这种转移可能只存在于记忆在甚至是短暂的音长里对“相同”声音的保持之中—这不妨碍它立即从这里转到那里,从现在转到那时。因此当前的色调转变成返回的、持留的、延迟的色调,它因而变成了另一种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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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种关于精确而纯粹的在场的观念无论如何都会与无论数量上(理念上)的还是暗示(美学)的重复针锋相对尽管这种在场观念依然是非常成问题的,更进一步说:它不是可理解的,也不是可实验的或者可证明的,至少根据我们的各种感知力形式来说是这样的。换句话说,没有主体可以将这种在场带向主体本身,因为主体本身,我,不断透过时间的流逝重复着他综合各种感性材料(这里是各种声音)的能力。进行构建性重复的人如何能够捕捉到如其所是的不可重复之物呢?色调,比如一场音乐演奏的色调,可能可以通过与其他演奏的比较而获得,因而可以说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界定。不过,这种比较发生在事后,发生在一种色调的样本选取中,色彩学家对这一点很了解,即样品卡。或者调音师也了解,即一系列的测试。几十年来,唱片批评的论坛已经让我们习惯了这些比较。所有这些比较(样品卡,在一条磁带上汇齐各种测试,唱片),都要求在一种空间载体上对色调进行记录,对它进行归档。然而比较无法做到的事情是:这样的色调,它处于它的现实中,它的那时的这里-现在,它不仅仅可以为这样的精神(而不是其他的精神)带来形式愉悦(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效果,还施加一种丧失能力的影响(1'empired'uneperte)。因为声音的纯物质,它的色调,如果它可以触及主体,这是以从上面超过或者“从下面超过”(sous-passer)其综合能力为代价的。对物质的一种定义(当然是否定的)会是这样的:物质是打碎精神的东西。我想说的是:这种物质如此微妙,它就像非物质的,如果它是不可重复的,那么精神由于服从于物质的掌控而被拆除、被剥夺了它与物质连接和联系的能力,无论审美的能力还是理智的能力,我想说的是激起主体兴趣的能力,而因此,以某种方式(形而上学的或者本体论的),剥夺了精神重复物质的能力。色调,如同没有被形式化的物质,逃脱了综合,直观中领会的综合和想象中再生产的综合。这些综合正常地保证了通过形式,或者认识的形式,通过图式和概念,以愉悦为目的把握感性物质。如果没有可以与自己相关的主体,也就是说与其综合能力相关的主体,即感性形式和概念操作者为了把这种色调与它们相连,那么声音物质(它就是这种色调)只有在那时和那里主体不在时才在场。大家还记得:这就是伊壁鸠鲁(Epicure)界定死亡的方式:如果死亡在,我就不在;只要我在,死亡就不在。我们可以将这种抉择理解为对一种界限的规定。这还不够。因为它恰恰不是为精神而设的一种界限:当它不复存在时它需要还在那,它需要持续存在,也许它有所不同,但是它在这条界线之外被重复,为的是它成为一条精神的界限。界限是可跨越的,或者是可解放的。不过,我是在借色调之名谈论一种特权(franchise)。重提伊壁鸠鲁的文本,我并不想夸大事情,而且事情也不需要夸大。但是至少,让大家明白:如果在这些“事情”中有一件不支持重复,那么就是死亡,就是物质。主体的消亡,主体之镜的消亡,通常意义上说的主体反思性的消亡,主体最基本的综合能力的消亡,这种消亡并不会降临在主体的反思时间性之中,就像一个间歇,甚至是被献给主体消亡的一个间歇。间歇和这种时间性本身在主体反思中都是被悬置起来的。我指的是,被悬置是为了指出在主体积极反思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标明这种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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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色调不可重复,那么因此它不能被记录。我们听录音的失望就怪这寻不见的独特性。精神通过其综合无法获取这种色调。当我说:如果这种色调在,那么主体就不在,关于主体的缺席,我指的是我们不必尝试把对这种色调的“知觉”(perception)(什么词呀!)作为在载体上的记录来进行思考。或者反过来说:应该要试着思考这样一种痕迹(trace),它不标明或者标记(拉古-拉巴特)一种可能的表面,而是消除这种可能的表面。它甚至不标明它的缺席,比如白色,一片白色的沙滩可以指向一段沉寂的时光,一次停顿,一次写作(不管什么样写作)练习册上的沉默。
有人会说,在这些条件里对这种被记录的“痕迹”的记忆本身必须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也将没有办法言说它。这不是我的想法。这也不是恩斯特·布洛赫的想法,他在其小文集《痕迹》(Spuren)里讲述了各种痕迹,通过痕迹,不可记录者,即在场,使得精神狼狈不堪。如果不在他的传统里说,那么这并不是物质造成了这种混乱,而是不可命名之物(Innommable)。因而思考在场的重要性在布洛赫那里原则上不是美学的,而是伦理的或者“精神的”。不过,这种重要性当然也不是机缘巧合,如果它表达时厌恶论证,而且如果它从布洛赫极为细腻的笔法中骗取了对近代拉丁语所称的趣闻轶事(narraticunculae)的简洁书写。不能被记录的正是书写,还有音乐努力找寻的东西。书写(écriture),我要曲解一下其前缀e-的作用,以便可以在它身上看到某种如同“刮削”的东西——这是scri-词根的古老意思——外在于……,外在于所有载体,外在于一切共振和反复的装置,外在于一切概念以及所有预先记录的概念。但是首先要外在于一切载体。我所谈论的物质,色调(颜色、音色),我们应该想象它不过这已经太、太繁重了——就像是事件整体以及事件降临的地方。首先不要有表面(所有的传统、遗产、记忆),接着由这条线来标明表面。我深知对于精神来说事情总是这样:精神要把各种时间与时间自己以及与它自己联系起来,变成一切记录的载体。不,这准确地说是火焰,火焰本身之谜。火焰指出其载体同时又毁灭它。它否认其形式。它逃避与它本身的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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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作为一个哲学老师,试着重新论证重复之外的这种逃避。我首先重拾康德就面向时间现象学(因此也是音乐现象学,时间的艺术)而打开的路子。现象学,康德试图将之界定为第一批判里被称为Esthétique(感性)的东西。那么事情就是:在这条路上辨认出(这是重复的)以重复的方式进入到对康德所称的现象的最基本捕捉所做的描述里面的东西。也就是,进入到他所称的、对现象的直观领会里。我们说:现象在这里,在场,现在,法语“maintenant”(现在)让人立即想起“已经”和“尚未”,在最少的瞬间里保持(maintenance)。如果没有一丁点的领会,康德自问,保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会发生会发生的事情,就这么简单。材料的“杂多”而康德总是把他所说的物质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杂多”,“先于”所有的秩序化和形式—这种杂多,如果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留它、保持它,如果它没有任何边界,可以说,它就会流走,一点一点地,接连着流走,如果没有任何框架可以对它进行同时的捕捉,这是一瞬间的事情。相反,当前瞬间的构建已经要求在整体上对元素的杂多—准确地说是元素的“构建”—进行持存,就算是最少的持存。这种微小的综合对于最少的显现(apparition)来说已经是必然的。因为在陷入纯粹的杂多和任凭杂多卷走时,什么也不会对意识显现,另外,什么也不会从意识里消失,显现本身无立足之“地”(没有发生)(n’ayantpas“lieu”)。这个“地”因综合而起,领会的综合,领会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缲(ourler)了纯粹流(purflux)的各个边界,而且让连续的纯粹流中断,同时又让它假设的纯粹不连续的元素连续起来。总之,为了让河水流动起来就需要陡峭的河岸。还需要一个静止的观察台以便让运动显现。(大家看见了:我们在现象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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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领会需要极少的时间化影响。当然,这个极少不是可测量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说:这是一种非数量的大小,这种大小是“在直观里直接捕捉”的对象,它不能用数学的方式估量,因为所有数学的估量都预设一种“根本的测量”,它可以“以绝对的方式”和“感性(esthétique)的方式”(可以理解为:先于一切数字的概念)被估量。所以,尽管领会包含的杂多之“镊子”是如此地小,但是现象学总是要求必须有这小“镊子”,为的是有领会和显现。胡塞尔通过持存(Retention)引进了一个类似的主题。(确实很难把这种领会综合与康德所称的再生产综合—他将之归于想象的综合—区分开来。为了当下领会杂多的各种元素,似乎已经有了对杂多元素的再生产。不过我在这里就不讨论时间现象学这个棘手的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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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受到界限之魔的逼迫,大家想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矛盾:杂多的范围广袤(ambitus)使得意识无法知觉到这杂多的统一性,因而一个杂多的镊子是不可检验的(在现象学的经验[Erfahrung]的意义上来说);;从这个事实来说它会留下这个非常小、并不明显,而且并不对意识显现的统一性。总之,这是一些非常短暂的时间,而且如果我们平心而论,它们低于知觉的门槛很多。
假设地说,按照现象学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可以被理解,但是不能被成立。胡塞尔或者康德会说:它是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说是矛盾的。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确实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形而上学的(也是物理学的)方法。莱布尼兹所称的单子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镊子的力量,即综合的力量。但是有强大的单子和其他贫瘠的单子,莱布尼兹说成“丰富的”单子和“光秃的”单子。这种等级就是它们综合杂多的能力的功能。如果它们能够“整合”(prendreensemble)、聚集许多元素,那么它们就是丰富的;如果它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至多,而且总是这样)收集元素,那么它们就是贫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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