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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coup)的“第一”事（“premier”coup)。但他还是太过于心理分析了。—这个母亲应该是音色，在它发出声音“之前”，在声音有坐标之前，在命运之前。

如果有人问我：可是最终，您的风景，它在哪里呢？那么他就是在给我规定风景所是的标记的地形图和记时图(chronographie)。然而，肯定的是，各种风景聚在一起不会形成历史和地理。风景不形成什么，它们根本不汇集。我们可以硬说它们像是家庭吗？虽然一个家庭的边界是不可界定的(在亲缘关系里家庭的边界止于哪儿呢？是制度法规在决定这事。），可它有确定的位置(它的成员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它被联系在一起(根据一些范畴:父亲、女儿、表兄等)，需要时它分成等级（谱系表），从一个随意选择的中心（自我）开始。这些与风景无关:风景可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风景开始于各个互相不同的时期，等等。有人说风景属于一个想象的时空。我想风景与想象不相干，在想象这个词的惯用意义上说(包括在拉康那里的意义），它们与形式的综合（甚至是自由的综合）不相干。风景发生在哪里和什么时候，这没有被标明。它们是一些隐约看见的东西（entrevues)或者隐约被触摸到的东西(entretouches)，这些东西使人失去理智并且使人麻痹。这是物质（也就是心灵）对精神监禁它的网所做的一次控诉。

然后，唯有在这种控诉曾是风景“之后”，而且当它一直是风景时，脸面上才铺上脸色(la face se couvre de visage)，发现脸色。在脸面上来回触摸的天真(innocence)已被忘却。一些规定开始在你和我之间来回作用。法律控制目光、鼻子的两翼、噘嘴、前额、颌骨与顶骨的连接、脖子对头颅的支撑。我们应该把相貌当作表意文字一样来辨认、阅读和理解。没有什么比头发、皮肤流溢出来的光泽更加能够逃脱规训。透过以前的风景，在其残余物之间，法律示意、愤怒、请愿、苦恼、接受、厌恶、抛弃。法律说:你来，你等等，你不能，你听着，你请，你拿，你走，你出去。当悲剧把激情和宿债搬上舞台，它撤掉了风景。然而，如果有时您恋爱了，真的恋爱了，当您屈服于脸色里泛出的法律时，脸面的瞬间继续咬住您。正是这样，您不再知道您到哪里了。如果您只体验到由在场的过度而引起的失败，那么您对爱情太天真了；如果您只尝试服从于法律时效（péremption)，那么您太狡猾了。在爱情里，来自他者的东西不是一种简单的要求。在依赖的命令下，而且甚至被爱者并不知情，他者脸面所是的风景的虚无在您的精神上会施加一种完全不同的荒凉(désolation)。您不仅仅是他的人质，而且是他迷失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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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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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宅正面墙的再现。相当宽，不一定很高。有许多门、窗，但不透光。由于它不看参观者，它也不期待参观者的观看。它朝向哪里呢？极少的活动。我们假定外面很热。庭院被墙、建筑物围着。有一棵普通的大树，柳树、七叶树、椴树，一片松树。木筋墙、燕子。小孩抬眼。我们假设现在是晚上七点。在厨房的桌上，固定会出现牛奶、鸡蛋篮、剥了皮的兔子。然后，每一种食物各有去处：乳品商店、很凉快的后厨房、锅、架子。男人们回家了。几杯冰爽的酒。大面包的腹部划上十字。吃夜宵。谁起身分发食物呢？共同的时间，共同的感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家(domus)，这就是对家的再现，这是我的家。

在基本概念上有一些变体:茅屋，小城堡。正面墙的炫耀。下层人的活动与主人的住所保持一定距离。对着正面墙的不是牧场和耕地，而是公园、怡人的花园。享受和劳动划分时空和身体。这种划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严肃问题。但是最终，无论宽大与否，在开发中是否被分开，土地(fonds)一直是家庭的。它属于地产参照的范围，是一个单子。是自然管制下的空间、时间和身体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精神的、知觉的、限于其边界内的记忆的状态，而宇宙在这里被再现。这是正面墙的秘密。行动亦是如此。食物以自然的方式从自然中被获取。它们固执地而且按照事物的秩序自行生产、自行毁灭、自行再生产。从自然自为的方面来看，这叫作节制(frugalité)。星期天(alladomenica)，家感谢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祈祷即将发生的事情。家的时间制度就是节奏或者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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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源自一篇1987年在乌尔比诺(Urbino)召开的研讨会“非常识”(Le non senscommun)上发表的报告。此次研讨会由国际符号学和语言学中心(Centro Internationale diSemiotica e di Linguistica)和国际哲学学院组织，由保罗·法布里(Paulo Fabbri)、毛里奇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皮诺·帕约尼(Pino Paioni)发起。本文曾发表在《诗》，第44期，1988年。[译按：本文题为“Domus et la mégapole”。domus是个拉丁语，本意是“家宅”，不过在这里，利奥塔在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它泛指传统意义上的家庭，除了家宅，还指家的构成、生活、传承，以及隐藏的问题等。因此，我们根据语境的不同，将这个词译为“家”、“家宅”、“家庭”。]

家的语言是有节奏的。人们讲述:繁衍、周遭、季节、智慧和疯狂。叙事让开端与结尾押韵，让中断之处连接愈合。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家里找到他的位置和他的名字，以及附属的片段。他的出生和他的死亡也被记录，或者将被记录在事物的以及与事物相伴的心灵的圈子里。他们依赖神、自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利用未知和已知的自然(phusis)意志，只是服务于推动生命生长、衰老和再生长的推力(pouséephuein)。这种利用和服务(servir)2叫作劳动。（既然地产获利了，有时半信半疑地也想从生长中获利?人们自问。有节奏的智慧反对过度[pléonexia]，反对对一次性生长的幻想，提防对一口气讲完故事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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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原文是“ce qui a eu lieu et moment”，直译是“占据地方和时间的东西”，但是利奥塔在这里(其实在别处也有这样的情况)利用了“avoirlieu”这个短语的双关意思，即“发生/占据地方”。——译者注

2“servir”一词兼有“利用”和“服务”的意思。——译者注

Ancilla，女仆。来自ambi和colere，ambi-cilla，完全围绕…打转的人，colere的旧义是培养（cultiver)、细心照顾。culture有双重意思:一是，对诸神的崇拜；二是，诸神还保养家（colunt domum），他们用心照顾它，用他们的谨慎维持它。女仆（servante）保护女主人，因为服务（servir)就是保护。当她起身在桌边服务时，这是神-自然在维持着家，为家感到满意，是神-自然在家的具体显现。家的空间与周边、与为保存而进行的来往，交织缠绕。大家互帮互助，没有任何契约。自然的义务和权利。我难以相信这种有机生活曾是“交换的初始形式”，如同莫斯所说。

这是一个劳作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停地劳作。它自己做它的作品。这些作品自发地、按照习惯来运作而且被分配。儿童是其中的一个作品，是第一作品，是第一成果，是后代(offspring)。儿童又会带来更多小孩。在家庭的节奏里，儿童是时机，是重新开始的悬置，是种子。它在将来是存在过的人(ce qui aura été)。它是惊喜，重新开始的叙事。还未开口说话的小孩(infans)，它将来会喋喋不休，说话，讲述,被讲述，还会在将来被讲述。共同的作品就是家本身，也就是说是共同体。它是重复驯化的作品。习惯驯化时间，也驯化事故和意外的时间，以及空间，甚至不确定的地带。回忆不仅仅记录在叙事里，也记录在动作上，在身体运动的方式里。而且叙事就像动作，与动作、地点(lieu-dit)、专有名词息息相关。故事自言自语。故事是正在为家——而且是为使用语言的家——增添荣耀的语言。身体休息时，言语在厅堂、耕地和树林里替代身体。非常丰富的时光，甚至对穷人来说也是如此。过往在复述中完成。它在传说里被固定，也就是说被持存也被遗忘。家就是这种复述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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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1872—1950),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 《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iques)等。——译者注

排斥不是家单子所固有的。可怜的穷人、孤独的旅行者在餐桌上都有其位置。让他展示其情感，其天赋，让他讲述其故事。人们也为他起立。短暂的沉默，天使经过。谨慎。他是否是一个信使呢?然后人们将小心地把它放在记忆里，小心地把它驯化。

田园诗的画(tableau bucolique)。boukolein不仅仅指看守着羊群，还指看守着人，这是尊重和服务(service)。不过家只有从外界、远处和城市来看时才像田园诗。城市耗费数个世纪、几千年来终结家和它的共同体。城市是政治的、帝国的或者共和的，然后，城市还是经济活动的中心，今天大都市延伸到了以前的乡村。城市把家事(resdomesticae)变成狭小的住房、炖煮、旅游、度假。城市只知道住宅。它让家长(lesdomini)定居，使之服从于平均主义的公民身份、被雇佣者和另一种记忆，即文字的公共档案、机械化处理的公共档案、电子公共档案。它测量登记地产，并且击溃它们的秩序。城市粉碎了神-自然、它的回归、它的祭献和受惠的时间。另一种时空的校准占据了舞台，正是从这种校准出发，田园制被视为一种忧郁的幸存。从北方看到的忧郁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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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味道。切近而遥远的金星，牲畜圈的深处，母鸡的咯哒叫，当金星在黄昏中亮起时围绕着灰林鸮的呼唤撕裂开的沉寂，大把桤木枝被扔进灶膛里发出的噼里啪啦声，踏在门槛上的木鞋，在山谷里面对面的对话，围绕着甜瓜飞翔的胡蜂，秋天对耕牛喊出的鼓励，暮色中追赶着飞入房顶的醉雨燕。声音根据酸一甜、烟熏、水煮干豆角的清淡、呛人的牛粪以及热稻草的发酵被赋予某种音色。音色互相吞没。在自然的家里(dans la domus physique)，小感觉被尊重。

我就家共同体所说的东西，只能从我谈论的地方得以理解，即变成大都市的人类世界。在维吉尔死后。在家终结后。在布登勃洛克（Buddenbrook)结束时。而现在应该要去争取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基础上谋生活同时又反对它们。事情、人和能力的校准只能在人与人之间产生，没有可供利用的自然，而其根据是为了获得更多……而被普及的交换原则。在“实用的”忙碌里。这种忙碌驱散了古代的家单子并且把对记忆的关注交给了匿名的档案。个人的记忆，没有习俗，没有叙事，没有节奏。受到理性原则支配的记忆，轻视传统。而在传统里每个人都在寻找而将找到尽可能多的、他的生活所需要的信息，不过这种生活毫无意义。马克思说:在这种驱散中产生了个体性;南希说:在自由中产生了独特性。家宅的正面墙仍然屹立着，因为人们保存了它们，证明缺席的旧风气(éthos)。它们被电信的辐射撕开了裂缝。它们被接口(interfaces)包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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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些都烂熟于心，在今天都变得有点恶心了。新石器时代的家生活已经慢慢消退，我们都知道，从此开始应该怎样命名共处(l'être-ensemble)在时间和空间制度上的革命。也许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证明:海德格尔眼里的Gestell(座架)反过来只能从保留家的服务（service）的概念上进行思考。服务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引出了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那里过滤出来的诗的动机,还引出了《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Discoursde rectorat)展现的被分成三类的服务(Dienst détriplé)（思想、战争和劳动的服务，就像在杜梅齐尔2那里）。因而我们了解在怎样的程度上我们对于家的伤感是相对于它的失去而言的。甚至古希腊的悲剧，这个谜，我们知道应该要通过去-统治(dé-domination）、去-驯化（dé-domestication）的镂空纸板解开它。新的法则，城邦（polis)以及其权利的法则，忒弥斯¹，克服族群先辈的驯化控制。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悲剧还清这历史社会学之债。我们的距离、我们反驯化的暴力在族谱中可以看到另一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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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1940—)，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著述等身，译成中文的作品就有不少，比如《解构的共同体》、《变异的思想》、《素描的愉悦》等。——译者注

2 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Dumézil，1898—1986)，法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在其著作《神话与史诗》(Mythe et épopée)(三部曲)里提出神话史诗在印欧远古社会组织里的三种功能：司祭功能、战争功能、生产功能。—译者注

在这场景里，好心的女仆是不纯正的。服务是可疑而嘲讽的。共同事业被灾祸纠缠不清。尊重是假装的，好客是专制的，常识被无理者的驱逐所困扰，常识就隐藏在非理性之中。某种东西在统治中一直未被驯化，它可以打破一切圈子。家单子被撕裂，充满了故事、场景，萦绕着秘密。暴力使之四分五裂，并打破了无法解释的不公正、被拒绝的情感、接受却又无法忍受的谎言和引诱、偷窃、贪欲。弗洛伊德透过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让我们重温在这种激情的幽暗处古希腊家庭的悲剧。哲学家曾深情修饰过的、神-自然的宽厚目的性，和睦相处，如同一个整体那样共处，每个人得其所，他们的家就是智慧的形象，令人期待的初始和美丽的死亡，所有这些都被恶打碎了。一种甚至还未完成的恶。一种在恶之前的恶，一种比体验到的所有痛苦更加古老和更加新近的伤痛。一种总是新鲜的伤痛。在家最为隐蔽的地方，充斥着反自然的谣言、内部冲突(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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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忒弥斯(Thèmis)，古希腊神话里的法律和正义女神。——译者注

和暴动分裂（seditio)的威胁。父亲、母亲、小孩、好心的女仆、侄女、老仆人、放牧者和农夫、园丁、厨师，所有智慧形象，无花果树下花园一隅、隐秘的小走道、顶楼以及放在那里的箱子—一切都是猥亵犯罪的主题。家庭里的某种东西不想要田园诗。

某种东西不想要这种反复的记录，而且这不是自我(moi)。根据他在家庭霸权中的地位，相反，自我想要他的记忆部分，想要在时空和叙事里建立和重新建立他的地位。儿子变成男主人。女儿变成女主人。而仆人，当然，也是主人，在这里或者别处。只要这些东西还在，即自我的事情和自我的躁动、双重性、犹豫不决和矛盾、小小的诡计和策略，那么家庭的本质就一直未被触及。它通过阴谋追逐达到其目的，它可以修复，它将修复。它把这些事情记录在其记忆里，它谨慎处理和保存插曲。那么残余物呢？那不能化解为牺牲、祭献和招待的东西呢？挥霍、目无规矩、暴怒呢?这不是家庭组织里的成分，这是在家庭核心处被驱逐的东西。

较之于城邦、共和国或者甚至利益和观点之间放松而宽容的联合，即所谓的当代社会，奇怪的是，与所有这些汇聚杂多的状态相比较，家庭更多地为不可驯化物(1'indomptable)的显现提供了机会。就像细心照顾它的神-自然同时也是反神、反自然，极力让田园诗说谎。我所谈论的暴力超过了普通的战争以及经济的或者社会的危机。相反，尽管危机和战争有其普遍性，或者因为这种普遍性，它们唯有当家庭的呼吸和窒息激发它们时才会变得激烈。家园已经被摧毁很久了，为了政治和经济的共同体炫耀自己和滑稽地把自己模仿成国家或者可笑的家，只需激活对一个失落的地区的记忆和一个遗失的传说的记忆。那时，冲突、危机就演变成内部冲突、暴动分裂，就像它们影响被认为已过时的家庭习俗那样。不可统治之物、不可驯化之物，以前隐藏在家庭里，现在不仅仅在经营政治经济的人(homo politicus et economicus)那里爆发，而且在服务(service，Dienst)的古老保护下爆发。有人会说：需要可分享的物质在仆役的狭小等级里增加密度，以便反物质(anti-matière)释放它对全体的怨恨。重新被驯化的掌权人(lhomo re-domesticusaupouvoir)在街上大开杀戒并大声叫喊着“你们不是我家的”。他以来宾为人质。他迫害所有迁移者。他将之秘密地放进他的酒窖，将之化成其低地底部的灰烬。他毁灭的不是战争。过度(hybris)打破了家庭模式。而家庭模式的重建则将用于粉碎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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