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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毁灭使得它包含的这种暴怒变得有可能发出来，而暴怒以家庭之名得以运行。但是除了这种情况，这种恶的情况，我发现很难相信：一般来说，让独特性摆脱家庭的时空，这种解放独自推动了思想的自由。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思想命中注定就是要见证残余物，见证不可驯化物，见证不可被它化约之物。但是，谈论见证之人也谈论痕迹(trace)，而且谈论痕迹之人也谈论记录、持存、停留。所有记忆都起作用。因此，当思想见证家变得不可能时，正面墙确实是不透光的，那么它求助于它的房屋，求助于作品，它在作品中记录这见证。而今天在大都市有许多房屋，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更多的作品(œuvre)，也不意味着不再去完成作品的劳作(œuvrer)。这使得作品(œuvres)注定要归于闲散(désoeuvrement)，丧失其正面墙，注定要被它们的重复堆砌抹除。图书馆，博物馆：它们的丰富就是廉租房(H.L.M.）各个大群体的悲惨。家延续着，它作为不可能延续着。这是我的普通观点。不过，不可能不仅仅是可能的反义，它也是可能的一种情况，是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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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醒过来了，而我们并不幸福。不可能重建一个真正的新家。但是也不可能扼杀那个向我们嘟囊着醒来的古老童年。思想面向这种情况敞开，它走出了负责管着无数仆役的古老文字。古老文字既是我们的佣人，也是我们的主人。思想就是书写，它意味着唤醒它们身上的一个这些老人们还未拥有的童年。当然，这没有冒犯是不行的，可是，没有尊重也是不行的。我们前进，不可驯化，但要谨慎行事。被迫如此。我们前进，但是文字里的过去在前面等着。它嘲笑我们。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倒退着前进，如同本雅明的天使。总之，家的灾祸以及大都市向其他星球的攀登只能为最后的人类和虚无主义争取(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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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L. M. 是 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 的缩写。——译者注

187快乐。不仅仅为聪明人，聪明人把自己抛出去迎接为控制他而降临的东西；也为他的堂兄，热心的哲学家，他让闲散体现价值。如果房屋的正面墙至少没有为迎接和表现我们的漂泊而树立，如同幻影，那么我们就不能思考和写作。被遗失在我们的思想之后，家也是被置于前面的幻景，是不可能的寓所。挥霍的儿子，我们造成了他在家长面前的克制。

这样，流逝的时光在未来寻找它自己。开始，即苏醒，只有在最后才揭晓，就像对它的记录通过找寻的书写实现。总是要重读、重做。而作品的寓所只有在从苏醒到记录苏醒的过程中得以建造。没有这样一片屋顶，即在上面最终苏醒将结束，我们也将在那里被叫醒，而且记录将结束记录。不存在作为时间节奏的家，确实如此。但是对遗失了的家的怀旧就是让人苏醒的东西，而今天我们的工作领域就是记录这种苏醒。所以，只有转运(transit)、转移(transfert)、转让(translation)和区别。并不是房子流动，就像活动房屋或者牧羊人之家，而是在流动中我们持续存在。

唯一的思想，却是卑鄙的、客观的、压抑的，它可以思考家之终结，也许这就是技术科学启发的思想。家单子几乎还是“光秃的”，如同莱布尼兹所说，它对于记忆、实践和记录是一个太弱的方式。随着更复杂的大单子逐渐形成，它也慢慢解体，海德格尔从另一种思想出发，从一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以解决的思想出发，称之为Gestell(座架)。大单子更加完善、更加有能力做下面这些事情：编排、消解事件并且储存它、通过媒体报道发生的事情、保存发生的事情。当然包括，而且首先就包括不可驯化物，不可控制的家庭残余物。悲剧的结局，可弯曲性，悲观性。控制不再被本土化和历史化。它被计算机化（computoriser)。他们说，有一种复杂化的过程，没有人、没有自我，也没有任何人类推动或者期望这个过程。曾经被称为地球的那个宇宙区域，现在是相当微小的银河系里的一个小恒星系里的一颗极小的星球—但是这里负熵发挥作用。家太简单，它留下太多残余物不能驯化。科学技术的大单子不需要我们不久以前还隐藏在家的陆栖身体、情感、文字。大单子需要“我们”绝妙的脑袋。当它撤离就要消亡的太阳系，在整个宇宙上都有竞争力的大单子将不会带走不可驯化之物。在内爆炸以前，就像其他星体，小地球将和太阳一起把记忆留给空间大都市的大单子，这记忆是在瞬间被托付给地球最聪明物种的记忆。但它是唯一对单子在宇宙里航行有用的记忆。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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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中得以实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在今天的技术科学里发挥作用。它当然会向我们要求一个与灾祸或者闲散的哲学所要求的哀悼不同的哀悼。立场不是不可驯服之物的立场，而是它忽视的立场。这是在做潜意识物理学（几乎是莱布尼兹的物理学)，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不需要写作、童年、伤痛。思考就在于有助于大单子的改善。这件事情正是我们一直强迫性地被要求去做的。我们应该要以可交流的方式思考。创造文化。而尤其不是按照对降临之物的接受进行思考。而是为了预-见(pré-venir)而思考。成功就是加工(to success is to process)。改善性能。这是一种驯化，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但是没有家。一种没有神-自然的物理学。一种拿到一切却什么也没有接纳的经济学。因此必然地，这是一种文盲状态(analphabétisme)。尊重和不尊重对文本进行严格而客观的阅读，尊重和不尊重就语言来说的文字，这个巨大却一直没有被勘探的屋子，在这个所有房间都被居住却一直荒芜的谜里不可避免地来来回回—大单子不担心这些。它只是让人去到那里，让人建设。促销。这是它要求人类去做的事情。以“交流行动”(agir communicationnel)为名义，以哲学的“对话”和流放(relégation)为名义，以操演性为名义，我们被要求进行有用的思考。对大都市的组构有用。我惊讶的是：今天，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要求还能够被理解，就像它出自启蒙的概念。而它源自对物质整体的复杂化，聪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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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里还有家，城市母亲。母亲与遗产。大都市只参照一个超过家庭级别的尺寸。亲缘关系、对过去的关注都不是它的强项。它不是城邦(cité)，而是城市(urbs)。而且是变成专属于它自己的轨道(orbs)的城市。我们曾期望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ès)，而不需要特大政治(mégapolitès)。需要聪明人。需要把特大城市的巨量记忆所允许的可能世界组合起来。它的电子循环路线存放着一种人类对之既无需求亦无概念的力量:储存的能量，以及各种可能的能力。以能量(dunamis)的古代观念来看，世界曾被模式化为一个自然，而且是如同家那样的自然。事件在一个唯一的、感性的目的性里被驯化。大都市接受各种通过汇集微粒子进行宇宙逃亡的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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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本雅明、阿多诺。如何居住在大都市呢？通过见证不可能的作品，通过提出失去的家。唯有痛苦的性质值得见证。当然，包括语言带来的痛苦。只有我们将大都市规定为不可居住的，我们才能居住大都市。要不然，我们只是在那里落户(domilcilier)。在预计的时间范围内（安全性），等待瞬间的灾难，本雅明写道。在作品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文化商品的过程中，保持破裂的见证，即作品是不可能的，阿多诺写道。居住于不可居住之地，这是隔离(ghetto)的条件。隔离就是家的不可能性。思想不在隔离里面。挥霍的思想化成作品，每一个作品对隔离墙进行毡合预处理(secréter)，用于消解思想。它不能在砖块上留下它的痕迹。在媒体上涂鸦(graffiti)，极为挥霍，这是对失去的节制（frugalitéperdue)的最后致敬。

仆役所控制的东西，正是野蛮（sauvagerie）所要求的东西。野蛮需要在自身内部有其幕后(hors-scène)。它讲述的故事只谈论这件事，即蓄谋于胸的暴动分裂。孤独是暴动分裂。爱情是暴动分裂。一切爱情都是犯罪。爱情根本不关注对服务、地点、时间点的调配。而青少年在家里的孤独，也是暴动分裂的，因为它在忧郁症的悬置里抓住了整个自然和文化的秩序。在其房间的秘密里，他在虚无之上、在隐秘的日记上记录了另一个房子（maison）的概念，所有房子的虚幻概念。如同奥威尔¹的温斯顿·斯密斯(Winston Smith)，他记录了他在法律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剧。就像卡夫卡。情人没有什么可讲述。他们被献给指示(deixis)：这个，现在，昨天，你。他们被献给在场(présence)，他们被剥夺了再现(représentation)。但是家把这些沉默和这些记录变成传说和再现。相反，大都市展示它们，评论它们，解释它们以及使它们变得可交流。大都市把忧郁叫作自闭，把爱情叫作性。就像家里的食物被命名为农产品。秘密必须流通起来，写作必须程序化，悲剧必须被转写成信息。透明的程式，有效的剧情。总之，您的家，我是它的买主，它是可售的，您的怀旧，您的爱情，让我继续与之相处。这可能有用。人们又好又快地把秘密变成资本。—但是秘密应该是虚无的秘密，它还没有被开发，是不合理性的，但是它已经在家里，而大都市对它毫无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大都市只有秘密的概念。因为秘密包含在一种感性的、情感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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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治·奥威尔(GeorgeOwell，1903—1950),英国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品有《动物庄园》和《1984》，而本文提到的温斯顿·斯密斯就是《1984》里的主要人物。——译者注

的唯一音色里，它只通向错愕。

我想说明的似乎只是下面这件事。家不是可以替代大都市的共同体形象。仆役已终结，而且大概它从未曾存在过，除了作为旧时小孩的梦，小孩醒了，他醒时就毁掉了梦。是这样的小孩的梦，即他的苏醒将仆役放在其思想和写作的未来视野里，放在必定永远迟到的来临中。正是如此，不是作为一个千真万确会在那的记录面，而是作为远远地对写作和思想施加其引力的不明天体，所以，与其说作为被要求的条件，还不如说作为设置要求的幻景—这样，家世界不停地表现在我们对写作的感受性上，直至家庭的灾祸里。今天的思想不求助于，也不能求助于传统所是的记忆、田园诗的自然(phusis)、押韵的节拍和公正的美。求助于这些虚幻之物，思想肯定会被误解，我想说的是：思想将会在被大都市另外分配的仿古(这可能有用）中发迹。思想不能期望有其居所。但是居所纠缠着思想。

居所纠缠今天的思想不像它昨天压制不可驯化之物那样强迫不可驯化之物变成悲剧。不可驯化之物是悲剧的，因为它住在家的中心。家的图式抵制来自一种不可抵制的音色的暴力。在一种押韵时空的漂亮布局与非准备物质（一个声音的音调，一朵鸢尾花或者一片花瓣的色调，一种香味的芬芳）之巧妙相遇引起的迷失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性，悲剧课把这种不可通约性搬上了舞台。一种在总是已经被说出的东西里禁止的东西，这就是错愕(stupeur)。一种错愕的情感在家的面团里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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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神放弃它从公共面包房里取出的部分。它任凭直接触及时间和空间的物质。但是，这种放弃，这种失败，家还可以重建它们，它通过悲剧再现它们。被统治的不可驯化之物，被美的规则掌控的崇高，被重新定向的法外之徒。一这就是为什么大都市不允许我们写作，不允许我们记录，不仅不允许我们“感受”田园诗，还不允许我们“感受”悲剧。方法是解除家的图式。所以，不可驯化之物在大都市是不可再现的。音色被它拨给了隔离人（ghetto)。而且家容忍的不是“好而老的”隔离人，隔离人自身有家庭意味，是被驯化的。华沙的隔离人，在行政管理上注定要灭绝(Vernichtung)，它是大都市正面的“背后”。隔离人应该要被灭绝，因为他在为透明而制作的总体行动安排里构建了一种徒劳的不透明。

不可驯化之物发现被追击的地方，就是家之肉身(chairdomestique)。或者不可驯化之物破坏家之肉身，或者家之肉身毁坏不可驯化之物，驯服它，消灭它。它们在其不可解决的异识中形影不离。正在成形中的大单子通过纳粹模仿家。由此，异常的暴力来自对肉身的（人工）重构。纳粹之后，这还是一个持续的诱惑吗？如果大单子必须有技能和有竞争力，那么，无论如何都需要能够控制不可驯化物。通过聪明的方式，一切都必须是可能的，毫无保留。但是家恰恰不够聪明，灭绝违背了太多的“过度”，灭绝需要以更加理性和更加开放的方式运作。越有效，地球上的反作用就越少。秘密并不一定围绕着对秘密的摧毁。交流和文化实现了这种摧毁，而且要好得多。人们将来会分析音色，将其主要成分放入记忆，然后随心所欲地再生产它，这可能有用。重要的事情不是:结果是模拟，悲剧也是模拟。重要的事情是统治，甚至不是尽可能地处理一切曾是反抗家的东西。至于残余物，它注定要灭绝，被否定，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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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也想说明这件事情。——要么，我们说自己（我们是谁?）;要么，至少在隔离中，我们应当继续前进。尽可能地。思考、写作，在我们看来，都带有对秘密音色的见证。这种见证变成作品，而这作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以最糟糕的误会(méprise) 为代价，以最坏的蔑视为代价(mépris)，被置于媒体宣传的大都市的循环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还有不可避免的是：这样促销的作品被重新拆除，被摧毁，被闲散化，被去地域化，还是通过思考的工作，以及通过一种使人误解的物质相遇（既不借助于神也不借助于恶魔，而是借助于偶然[hasard]）。我们至少，而且依然，而且不为任何人，见证思想作为灾祸、游牧生活、区别以及闲散。如果不能雕刻，我们就涂鸦吧。这似乎来自一种真正的重力。但是我对自己说:继续见证（见证被责难的事情）的人，他没有被责难，而且他在痛苦的灭绝中幸存下来。如果他的痛苦是应该毫无保留地记录那种不能记录之物，如果这样的痛苦本身就是唯一严重的见证，那么他没有遭受足够的痛苦。见证思想与他不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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