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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将身体视为思想这样的复杂技术装置的硬件(hardware)。没有它的良好运行，你们非常复杂的操作、三种或者四种力量的元-调节(méta-régulations de puissance)、可控制的放松调制——这是你们喜好的——都不可能。你们关于没有终结的终结、不死之死、无止的差异、不可决定之物的哲学，是一种表达，可能尤其是关于元-调节本身的表达。就像元-调节反过来又将自身作为元-(méta-)的参照对象。很好，但是你们不要忽视:在参照层次上的改变能力只来自语言的象征和递归力量。然而，语言只是所有“记忆”(活的或者死的)中最为复杂的形式。记忆调节所有生物，而记忆使它们成为比机械统一体更适应环境的技术对象。换句话说，你们的哲学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是，被称为“人”的物质整体配备了一套非常精巧的软件(software)。可是，这个软件，即人类的语言，也依赖于硬件的状态。不过硬件在太阳爆炸时将会被烧毁，同时它如同其他生物在燃烧时会带动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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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技术科学的问题就是:向这软件保证硬件独立于地球生活的条件。

也就是说:让一种摆脱身体的思想成为可能，这种思想在人身体死亡后继续存在。正是以此代价，爆炸还是可思考的而且太阳的灭亡是一种正如我们所认识的死亡的灭亡。摆脱身体的思想就是思考太阳、地球以及与这些天体密不可分的思想的死亡的条件。

但是，没有身体，在准确的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复杂的、地球的、以人体之名而被认识的活有机体。显然不是没有硬件。

那么，就其原理来说，解决之道非常简单:制造可以为至少同样复杂的软件“提供养分”的硬件。我想说的是:双重复杂(réplexe)，在非地球的条件里现有的人脑是双重复杂的。明确地说，这指的是:为设想的“身体”找到一种“养分”，它无需借助任何在地球表面求助于光能而合成的生化成分。或者，那么就要让自己有能力在地球之外的其他地方实现这些合成。因此，在两种情况里，制造一种硬件可以维持我们的软件或者它的等同物，但它自己只能通过宇宙里可支配的能源而维持自身。

甚至对于我这样的无知者，也清楚地知道:核物理学、电子学、光子学和信息科学等结合在一起打开了制造科技产品之路。这些科技产品不仅具有物理性能，而且还有认识性能，它们“吸取”(也就是说选择、处理和消耗)能量。它们需要能量，为的是以最为普遍的方式运行于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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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硬件方面。而至于这些机器必须配备的软件，它是人工智能研究的目标，也是围绕这些研究引起的争论的目标。你们，哲学家、作家、艺术家，你们很早就嘲笑现行软件编程产生的蹩脚性能。确实，正如莫妮可·莉娜尔¹所说，这些用于思考、“用于再现的机器”与普通甚至没有怎么训练的人脑相比也是孱弱的。

人们总是可以托词:“输入”这些电脑的程序是初级的，而应该期待信息科学、人工语言、通信方面的进步。这是极有可能的，但是主要的反对意见指向这些人工智能的原理本身。休伯特·L.德雷福斯2将之归纳为几个论点。由这些“无身体的思想”器官引起的失望来自它们运行在二进制逻辑(logiquebinaire)上的东西，即与罗素和怀特海提出的数学逻辑一起呈现的东西，图灵机器(machine de Turing)，麦克洛克3和皮茨1的神经元模型,维纳2和冯·诺伊曼的控制论,布尔4的代数，香农5的信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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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妮可·莉娜尔(Monique Linard)，最初在中学教英语，之后进入巴黎十大研究教育学，1970年代她开始研究音像教育，1980年代她致力于通过电脑研究认知和练习的问题，她的主要著作有：《机器与人：用新兴技术学习》(Des machines et des hommes: apprendre avecl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1989)等。——译者注

2 休伯特·L.德雷福斯(HubertL.Dreyfus,1929—),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现象学、存在主义、人工智能，他的主要著作有《计算机所不能做的事情：人工智能的局限》(What Computers Can't Do: The Limite of Artificiel Intelligence, 1972)、《论因特网》(On the Internet，2001)等。——译者注

3 沃伦·麦克洛克(Warren McCulloch，1898—1968)，美国神经学家和控制论家。—译者注

然而，德雷福斯反对的是，人的思想并不是以二进制的方式进行思考。思想并不在信息元（二进制的位）的基础上运作，而是在直觉的和假设的塑形(configuration)基础上运作。它接受不准确的、模糊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不像是根据预定阅读的编码或者能力被选择的。它不会忽视一个情况的旁角和边缘。它不仅仅是聚焦的，也是单边的。它可以分辨重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事情，却不会对材料进行详尽的清查，也不会在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错误对其重要性进行检测。正如胡塞尔所展示的，思想听诊(ausculter)一片“场域”，它瞄准一个“意向相关物”(noème)、一种对象、一种非概念性的标记，这相关物、对象或者标记为思想提供直觉的塑形，而且“在它面前”打开方向与期待之场域，它比一个“框架”(frame)(明斯基1)更多。而且在这个更像一个图式的框架外，思想朝着它在“选择”中找寻的事物发展。“选择”也就意味着分隔、汇聚对它来说是必需的材料，却并不拥有事先决定有益于选择的预设准则。人们不会忘记将这幅景象与康德对思想程式他将之称为反思判断(jugement réfléchissant)——所进行的描述联系在一起:一种并没有受到材料的限定性规则牵引的思想方式，然而必要时它表现出能够事后从“通过反思”获取的结果中建立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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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瓦尔特·皮茨(Walter Pitts，1923—1969)，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他与麦克洛克抽象并简化生物神经元的特征性成分，建立了人工神经元模型。——译者注

2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专家，他首次提出“控制论”概念，1949年出版了《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译者注

3 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裔美籍数学家，博弈论和现代计算机的创始人，作品有《计算机与人脑》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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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乔治·布尔(George Boole，1815—1864)，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先驱，他在符号逻辑运算方面做出了很大成就，今天很多计算机语言中的逻辑运算被称为布尔运算，其结果则被叫作布尔值。——译者注

5 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2001)，美国数学家、电子工程师和密码学家，被誉为信息论的创始人。他1948年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A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具有划时代意义，在里面他界定了何为信息，如何量化信息以及怎样对信息进行编码。——译者注

这种将反思思想与限定思想对立起来的描述，无论在胡塞尔还是在德雷福斯那里，都没有掩盖它对知觉经验的借用。有一个思想场域就像有一个视觉（或者听觉）场域，精神处于其中犹如眼睛处于感性世界之中。这种类似已经左右—比如在法国—瓦隆2和梅洛-庞蒂的研究工作。它是“相当为人熟知的”。不过应该要指出，它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不仅仅描述的是一种在它的程序上与知觉经验类似的思想。它描述的是一种以纯粹类似的方式而非逻辑的方式运作的思想。由此，这类型的思想程式有：“与……相同，同样地……”，或者“就像……,那么”，或者还有“由于p对比于q,那么r对比于 $\mathrm { ~ s ~ } ^ { \eta }$ 它们相对于那些虚拟程式—相当于“如果……，那么……”和“p不是非 $\boldsymbol { \mathrm { p } } ^ { \prime \prime }$ ——是优先的。不过，这是些在感性和知觉的时空里构建身体经验的矛盾运作。身体是在这个词的“本身”意义，即现象学意义上说的。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将身体看作人工智能制造和编程的模型是恰当的，如果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不局限于其以逻辑的方式进行理性思考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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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文·李·明斯基(Marvin LeeMinsky，1927—)，美国人工智能科学家，他1975年提出框架理论(frametheory)，这个理论的重点在于以框架来表示知识，框架的顶层是固定的概念、对象或者事件；下层由若干槽(slot)组成，可以填入具体内容；每个槽可有若干侧面(facet)，对槽进行附加说明。如此，框架可以包含各色各样的信息，进而多个有一定关联的框架可以组成框架体系。——译者注

2 亨利·瓦隆(HenriWallon，1879—1962),法国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1947年与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Langevin)一起向教育部提交新的教育改革方案，主旨是发展教育的民主化和个性化，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为“朗之万一瓦隆计划”，它是法国战后经典教育文献。他的主要作品有《儿童个性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caractère chez enfant)、《儿童心理的发展》(L'évolution psychologique de l'enfant)、《从行动到思维》(De l'acte à lapensée)等。——译者注

由这个反对意见，我们看到：使得思想和身体不可分离的东西，不再纯粹只是身体是思想必需的硬件，是它存在的物质条件，而是双方在与各自环境（感性的、象征的）的关系里是互相类似的，这种关系本身在两种情况里都属于类似。我们发现，在这个描述里，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不支持最近由普特南发展出来的假设，即智能在原则上的“可分离性”，通过这种可分离性，普特南想要把人工智能的运作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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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拉里·怀特哈尔·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2016)，美国分析哲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学家。作品有《逻辑哲学》(PhilosophyofLogic)、《数学、物质和方法》(Mathematics, Matter and Method)等。—译者注

她(Elle)

也许正是在这里有某种让我们—我们哲学家—满意的东西。至少由此我们一部分的焦虑得到疏解。知觉场域，是有界限的，而这些界限永远无法触及。一个视觉对象，如果它为眼睛提供了一个面向，那么它总是隐藏了其他面向。一种直接聚焦的视觉总是被一片弯曲的海滩包围着，在这片弯曲的海滩上可见物却得以保留，而没有缺席。这种分离是包含性的。可我谈论的不是最简单的观看所关涉的记忆。当下的视觉在其身上保存了刚刚在另一个角度摄到的观看。它预见了下一步的观看。由这些观看的综合可以得到对对象的同一性认证，而这种同一性认证却永无完成之日，总是挑起和拆解后面的观看。在这种经验里，眼睛当然一直都在寻求认知，就像精神可以对它试图思考的对象进行完整描述那样，而观看者永不能说他完全辨认出对象，因为呈现的场域必定每一次都是特殊的，而一种真正看见的观看只能忘了:一旦看见的对象被“验证”后，总有剩余的可看。知觉辨认永不能满足完整描述的要求。

在任何严肃的相似讨论里，关乎的正是这种经验，这种模糊(flou)，这种不确定，这种对永不能穷尽的感性事物的信仰(foi)，而不只是材料在原本并不属于它的记录面上转移的一种方式。文字以同样的方式投身于句子的场域，在勾勒中行进，摸索着走向它“想说”的事物，当它停下来时，它从未忘记:它只是在某一刻(这也可以说整个一生）中止了它的探险，而在停止的书写之外还有无限的文字、句子和潜在的—也许痛苦着的—意义，以及和起初一样多“要说”的事情。真正的“相似”要求用于思考或者再现的机器自身处于其“材料”之中，就像眼睛在观照中或者文字在(广义上的)语言中。这些机器只是勉强模拟视觉或者书写的结果，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关涉让这些机器所能进行的人工思想“变成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donnerducorps)(法语里有这个美丽而准确的表达)。而这个身体——它既是“自然的”也是人工的—正是在地球灭亡之前应该带离地球的东西，如果人们想要在太阳爆炸时必须幸存的思想不是它原先那样一副可怜的被平板化了的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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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这样，我们确实有某种理由对技术科学怀有希望。这样一种“计划”(programme)是否可实现，我不知道。那么企图把挑战一个即便不是正在编制(programmation)但至少也是计划(programme)的经验——就像画家的视觉或者写作那样——程序化(mettre en programme)是否可靠呢?你们去试试看吧。毕竟对你们来说急迫的问题是，通过你们的机器对日常语言进行理解。这个问题你们尤其会在终端设备与其使用者之间的互动中遇到。你们的人工智能与天然智能—它由所谓的“自然”语言携带并且在自然语言上涌现——的接触就在于这种互动。

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纠缠着我。这是另一个问题吗?思想与痛苦的紧密联系。等待书写的这些文字和这些句子，围绕着正在生成的画作和音乐的潜在的这些色调和音色，你们说过，它们顺从同时又躲避捕获。就算记录在纸上或者画布上，它们“说出”与人们“想说”的不同的东西，因为它们比当下的意向更加古老，被超负荷地使用，也就是说与其他文字、句子、色调、音色连接在一起。由此准确地说它们形成一片场域、一个“世界”，你们所谈论的“勇敢”(brave)的人的世界。而这个人的世界更准确地说是需要去对抗(braver)的一个晦暗不清的背后的视域(arrière-horizon)。当人们相信能够以选择和连接材料为形式描述思想时，人们对真理三缄其口：材料不是被给予的，而是可给予的 (les données ne sont pas données,mais donnables)，而选择过程不是选择的目标(la sélection n'’estpas un choix)。思想如同写作或者绘画几乎只是让可给予之物(donnable)到来。去年我们在锡根(Siegen)就这些主题进行讨论时，把重点放在日本艺术家-武士写书法时和演员表演时从其身体和精神上必须获得的那种空（vide），一种对精神上的日常意向的悬置。这些日常意向与身体的一些习惯和禀赋联系在一起。正是以此为代价，用格林(Glenn）和安德阿斯(Andeas)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认为我借助于道元、狄德罗和克莱斯特而变得丰富—毛笔遇见“应该的”形式，舞台上声音和举止看见自己被赋予“准确的”音调和姿态。这种置空(mise sous vide)，这种隐退，与一种同一性认证、选择和征服的活动完全相反，与痛苦如影随形。我不是说:克莱斯特谈论的恩赐(grâce)，即笔画、音色、空间的恩赐，自有其价值。这是傲慢。这种恩赐自行呼唤。需要倒空身体和精神以便恩赐可以触及它们。这没有痛苦是不行的。人们失去了对获取产生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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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元禅师(Dôgen，1200—1253)，日本镰仓时代著名禅师，1223年到中国，游访了许多著名寺院，曾在天童寺随侍主持如净(曹洞宗第十三代祖)三年，并将曹洞宗禅法引进日本，为日本曹洞宗始祖。著作有《正法眼藏》等。——译者注

你们将会发现，这里还是需要通过身体经验，求助于身体苦行的范例，来理解和使人理解为了精神能够思考而将精神变成一张白纸。这显然与剃刀2无关，与笛卡尔(徒劳地)自称的那种东西无关3，与认知思想从零开始也无关，可它却只能自相矛盾地—从零重新开始。在被我们称为思想的东西里，精神不是被“领导”，而是被悬置。我们并不给它立什么规则，而是教它去迎接。我们并不是为了建设什么而清理出更空旷的场地，而是排出一个空地(clairière)，快要被给予的、半明半暗的事物可以进入空地而且这个空地将改变事物的轮廓。这项工作的例子—如果做必要的变通——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穿刺工作(Durcharbeitung)1。在那里大家看得很清楚（我并不坚持这一点）工作中的思想要付出怎样的痛苦。这种思想与象征之间被调整的组合没有很大关系。然而，当组合寻找和等待其规则时，它可以与思想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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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作品有《O侯爵夫人》、《破瓮记》等。他在《木偶戏剧》(Sur le théâtre de marionettes)里提出了“恩赐”(grâce)的概念(利奥塔在后面《上帝与木偶》一文里还会谈到这个问题),恩赐，有两个对等物:毫无意识(即物质)和无限意识(即上帝),二者相伴相随,就像木偶的恩赐来自它对操作者既服从又不服从。对于克莱斯特，书写就像木偶跳舞，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痕迹。——译者注

2 指奥卡姆剃刀。——译者注

3 这里应该指的是笛卡尔在《形而上学沉思录》第一章中使用的置疑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