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漫谈时间

思想之痛苦不是一种症状，另外，它记录在精神上以替代精神的真正位置。它就是思想本身，当它决定成为不可解决之物(elle se résout à l'irrésolution)，决定变得有耐心，而且想要无所欲求，想要——确切地说——不想以必须(doit)被赋予意义的事物的身份而说话时。致敬这份还未被命名的责任(devoir)。这份责任也许不是一份宿债(dette)，它可能只是一种方式，根据这种方式还未存在的事物（文字、句子、颜色）将会到来。由于思想之痛是一种时间之痛、事件之痛。我简而言之:你们用以再现和思考的各种机器会痛苦吗？未来对于只是记忆的它们会是什么呢？你们会对我说，这不重要，如果它们至少可以“实现”上述“被给予物”(données)(而这些被给予物只是我刚刚描述的将要被给予之物[quasi-données]、可给予物[donnables]）的矛盾关系。而关于这一点，我一点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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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urcharbeitung”，法语翻译为“perlaboration”，英语翻译为“working-through”，指的是精神分析中跨越分析本身带来的抵制的技术和过程，弗洛伊德在《记忆、重复、穿刺》(Remémoration,Répétition,Perlaboration)里这样解释这个术语：“当医生发现从来没有被病人承认的抵制，而当医生告知病人这种抵制时，他/她就进入了克服抵制的过程。”目前，这个术语在中文语境里的译法有很多，比如“精细的加工”、“穿刺工作”、“透彻研究”“修通”等，我们在这里采用“穿刺工作”这个译法，原因有二：第一，它是直译，因为“Durcharbeitung”，拆开来看是“durch”(穿过)和“arbeitung”(工作)，英语和法语也是根据这两个字来对译的；第二，“穿刺”二字能够突出这个分析过程中遇到的强大阻力，法语翻译“perlaboration”的前缀“per”，可以指向另一个单词“percer”(刺穿)。——译者注

这种痛苦，如果它这样标记着真正的思想，是因为我们在已经被思想过的东西里、在被记录的东西里思想。这是把已经被思想过的东西或者被记录的东西持于光亮中或者以其他方式重拾的困难，为的是那种还未被思想的事物到来以及那种必须如此的事物得以记录。我谈论的不只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文字之过剩里所缺乏的文字，而且，尽管有各种逻辑、语言的句法、我们从阅读中吸取的表达法启发我们的表达，我们还需要接受汇集所缺文字的方法。(塞波曾对我这个观点感到惊讶，即一切思想要求而且引向记录，我对他说:我们是在已经被记录了的这个世界中思想，我们将之称为文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而如果我们思考，这是因为在这个完满中还有缺憾，而需要通过清理为这种缺憾拨出地盘，清理使得某种其他的、需要思想的事物可以涌现出来。而这种事物又反过来作为被记录的事物“到来”。）未被思想之物(lenon-pensé)让人痛苦，因为我们确实处于已经思想的事物之中。思想就是接受这痛苦，也是—简而言之—努力摆脱它。这就是支撑着一切写作(绘画等）的希望。若能坚持到最后，事情会变得更好些。由于永无结束之日，希望便是幻想。那么，你们的机器，未被思想之物应该会使之痛苦，要记录而还没有被记录的事物使其记忆痛苦，你们理解吗？我们需要一些为其记忆之阻塞而痛苦的机器。(而痛苦在科技工作者聚集区却并没有什么好名声。尤其是思想之痛苦。它甚至都不再引人发笑，人们对它一无所知。当精神不能表演时，它便投向“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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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波(Sepp)指的是汉斯·乌尔里希·贡布雷希特(1948—),德裔美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作品有《在生命和文学中创造意义》(Making Sense in Life and Literature)、《制造在场》(Production of Presence)等。——译者注

最后，人的身体还是有性别的。我们都清楚：这种区分，性别区分，不仅仅是身体之不完整的范式，也是精神之不完整的范式。女性中有男性而且男性中有女性，这是无可置疑的。要不然，在一个性别身上如何能够具有他者的概念和源于他所缺事物的情感呢？他缺乏，因为他在那里，在身体和心灵的紧密关系里，可是他就像哨兵一样在那里，有所克制，在一旁，侧目，站在水平线上。不可捕捉。超验还在内在的里面。统治着当代社会的性别概念迫使人看不到这个缺点而且碾碎这种超验，克服无力。为了性别区分本身的共同“快乐”，即设置(disposition)-愉悦，一些假设性的伙伴关系设定为合同关系。合同允许:任何一方都不受累于这种合伙关系;而且合同将会被中止(说得过分一点，合同将会被放弃)，只要有一点缺乏(无论是否因过失而引起)、散焦、失控和超验的苗头。而且就算时尚有时想要“爱情”在贩卖商品的店里占据一个好位置，这也是以性关系这一“高档品”的名义。这种关系保留给了明星系统(star system)的头号人物而且作为令人羡慕的个例被传播。在这种设置里我看到的迹象是科技让思想习惯于忽视它身上承载的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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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性别区分是否是一种本体论区分。人们又如何能够知道呢？我这小小的现象学的描述仍然太温顺了。性别区分不仅仅与体验到的不完整的身体联系在一起，也与潜意识身体或者作为身体的潜意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与思想分开，甚至与类似的思想分开。这种区分从假定意义上是不可控的。也许，这就是区分，因为，正如弗洛伊德通过描述延后效果(l'après-coup)所做的展示，区分记录了思想的效果，而记录并没有作为回忆而被储存。也许相反，正是这种区分根据我说过的期待条件和规避条件布置了知觉场域和思想场域。它在知觉和构想中标记着痛苦。痛苦因无法完全统一和决定视线中的客体而产生，这是很有可能的。

对于一种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的、知觉和思想的时空经验（在这种经验里不完整的感觉是缺席的，如同不幸，而且这种经验会引起一种简单的纯认知美学)，性别区分为这种经验添加的是放弃之痛，因为它使之明白:任何视觉或者思想之场域自身都没有需求。你们所谈论的超越被给予物的能力，深藏于内在中，它肯定能够在人类语言的反复性里找到其方法，这种能力不仅仅是可能性，也是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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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们为了在太阳爆炸中幸存下来而准备的智能，在它进行星际航行时，应该在其身上携带这种力量。你们的思想机器不仅仅需要辐射能供给，还需要无可挽救的性别异识。

而正是在这里需要重拾复杂性的问题(la question de lacomplexité)。我赞同物理学家的思想：科技发展是目前在地球上呈现出的自从有地球以来就在运行的负熵(nég-entropie)或者复杂化过程（complexification）的面向。我赞成:人类不是这个过程的驱动者，从来就不是，而是这个过程的结果、承载者、继承者。我赞成:这里竭力要创造的无身体智能使得通过熵之潮涌来迎接反对复杂化过程的挑战成为可能。而从这一角度来说，将来的太阳爆炸就在于熵之潮涌。随着这种智能的宇宙逃亡，一个高度复杂的地方、一个负熵的发源地将最大可能地逃脱用卡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的整个系统所预期的命运。这正是因为这种智能并不能被孤立在其地球一太阳的条件里。在赞成这些的同时，我承认：并不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现实的欲望推动着技术科学，而是一种宇宙环境。那么，事情只能是这样的：这种智能的复杂性超出最精密的逻辑系统的复杂性，它属于另一种属性。人的身体，正如物质整体，约束着这种智能的可分离性、它的逃亡，因此也约束着它的幸存。然而，现象学上的、可死的、可知觉的身体同时也是思考某种思想之复杂性的唯一可用的类似物(analo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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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古拉·莱昂纳尔·萨迪·卡诺(Nicolas Léonard Sadi Carnot，1796—1832)，法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被称为“热力学之父”，因为他在1824年发表的《论火的动力》里提出的卡诺定理是建立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概念的基础。——译者注

思想大量使用类似。当然，在科学发现里也是如此，在它将其可行性建立在范式上“之前”。这种类似化的能力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重新在知觉身体的自发类似物上发挥作用，为的是培养塞尚式的眼睛和德彪西式的耳朵以便看见/听见对幸存—甚至文化的幸存“无用的”可给予物、色调、音调。

但是，重申一次，这种类似化的能力一身体和思想以类似的方式互相拥有这种能力，身体和思想在创造艺术中互相交换的这种能力—与通过性别区分而记录在身体上的不可修复的超验没有什么可比性。不仅仅是计算，甚至连类似，也无法征服这种区分的剩余物。它让人永无止境地思想，它并不任凭人思想。思想不能与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分离。而有性别的身体与思想是分开的而且它发动了思想。这种区分引导我们看见一种最初的爆炸，一种反对思想的挑战，它可以与太阳灾难相比拟。可是，事情并不如此，因为它无限地引发思想，并且被保存在身体和精神的秘密中。它只能消灭一切 $( \mathrm { l ^ { \prime } U n } )$ 。这种分离的复杂性、无法避开性，正是面向它，你们必须准备太阳之后的思想。要不然，领航太空逃离的东西将还是来自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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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现代性

这个题目——重写现代性(réécrire la modernité)——是密尔沃基二十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of Xxth Century Studies deMilwaukee)的卡西·伍德沃德和卡罗尔·特纳松向我建议的。就此我对他们谨表感谢。在我看来，这个题目比人们对此类反思所冠的常用标题好很多，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好处就在于下面两个转移:从词汇的角度来说，将前缀“后-”(post-)改为“重-”(ré)，而且在句法上，这样改变的前缀就应用于动词“写”，而不是名词“现代性”。

这双重的转移指出了两个基本的方向。首先，它呈现了在文化历史上以“前-”和“后-”这样的术语进行历史分期的做法是多么徒劳，唯一的原因是这种分期无法追问“现在”、当下的立场。然而正是从“现在”或者当下我们才假定可以对年代延续采取一种合法的视角。对于我这样一个老“欧陆”哲学家，这种情况不能不让我想起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四卷里关于时间的分析。在那里他简要地表示:不确定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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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译自(和改自)作者1986年4月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é du Wisconsin)、密尔沃基(Milwaukee)和麦迪逊(Madison)宣读的报告。英文版于1987年发表在《实体》(Substance)秋季刊上,法文版于1988年发表在《哲学手册》(Cahiers de philosophie)第五期。

相关的事件流(le flux des événements)的位置，却要界定过去(leprotéron, l'antérieur) 和将来(le hustéron, l'ultérieur)之间的不同，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同样地，也不可能强占这样一个“现在”:它被我们所谓的意识流、生活的流动、各种事情和事件—随人们所愿—牵引着，它不断地在消散。因而，以可视为同一的方式抓住诸如“现在”这样的东西，永远都是太早或太晚。“太晚”意味着在“过去”中过头了，消失了;“太早”意味着在“到来”中过头了。就什么来说过头了?认证同一性的意图，抓住和认出“现在这里”某个是事物本身(la chosemême)的“存在者”(étant)的计划。

当我们把这一论据应用于现代性时，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现代性还是所谓的后现代性都不能被识别和界定为清楚限定的历史实体。其中第二发生的总是在第一发生的“之后”来到。相反，应该要说后现代已经被蕴含在现代里了，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时间性在自身中包含了一种冲动：超越自身抵达一种不同于它自己的状态中。而且这种冲动不仅要超越，还要变成一种终极的稳定性，比如乌托邦计划，还有在那些伟大的解放叙事里包含的简单政治计划所追求的那种稳定性。在构建中，现代性不停息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

这里真正与现代性相对立的可能是古典时代(l’âgeclassique)，而并非后现代。古典时代确实包含着一种时间状态，我们将之称为时间性的地位，在那里对“将来”和“过往”、未来和过去的处理就像它们集合在一起用同一个意义统一体覆盖了整个生活。这会是，比如说，神话组织和分布时间的方式：把神话叙述的故事开头与结尾节奏化，直至首尾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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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相同的视角出发，我们观察到：历史分期属于现代性的一个特色执念。历史分期是将事件置于贯时性的一种方式，而贯时性又受到周期原则（principe de révolution)的支配。现代性以同样的方式包含着超越的约定，它同样地被要求标注和注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同样地，因为人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著名时代，于是把时钟调成新时间，让它回到零，这也是合适的。在基督教、笛卡尔主义或者雅各布主义时代，这同一举动界定着一个时代的开始(un An Un)，这里是启示和救世的时代开始，那里是复兴或者复苏的时代开始，又或者是革命和重新赢得自由的时代开始。

这三种“重新-”的形式宣告了重写(réécrire)这个问题的本质面。这便是我在文章伊始指出的转移所标注的第二个方向。“重写”这个词的模糊性正是萦绕着现代性和时间关系的模糊性本身。重写可以包含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举动中，即让时钟回到零，重新开始，这个举动突然开启新时代的始端和新的历史分期。对“重新-”的使用有回到起点的意义，回到抛开所有前见（préjugé）而假设的初始，因为我们想象：前-见(pré-jugé)只源于以前被我们视为真的而没有重新-考量(re-considérer)的判断之囤积和传统。这样问题就在“前”(p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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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新”(re-)(在返回的意义上来理解)之间，它的关键是:抹掉某些前见，至少是这些先前判断所蕴含的“前-”。正是如此,应该要明白，比如，马克思的“史前史”(préhistoire)名称，他以此命名整个先于他所期待和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类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厘清“重新-”的第二种，也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词义。本质上，“重新-”与书写相关，它一点也不表示回到始端，而意味着弗洛伊德所命名的“穿刺工作”(per-laboration)，Durcharbeitung,也就是与思考下面这件事情相连的工作:这件事情，从事件和事件的意义上看，不仅被过去的前见，而且也被这些未来的维度（计-划[pro-jet]、预-案[pro-gramme]、预-期[pro-spective]，还有甚至提-议[pro-position]和精神分析的言语[propos depsychanalyser]），构成性地向我们掩盖着。

在一篇简短，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令人难忘的、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文章里，弗洛伊德对重复(répétition）、回想（remémoration）和穿刺工作（perlaboration)作了区分。重复指的是神经症或者精神病的事实，源自这样一种“装置”(dispositif):它允许潜意识欲望实现自身，而且它把主体的整个存在如同一部戏剧那样进行组织。命运、天数，就是服从于这样“被设置的”(disposé)欲望法则的病人生活所采取的形式。俄狄浦斯的故事就为弗洛伊德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在命运里，故事的开始和结束互相呼应，正是如此，这个故事属于我说过的时间的“古典”组织。在这种组织里，神—正如荷尔德林所写—不停地干预。阿波罗神谕立下的欲望装置提前构建了俄狄浦斯在其故事中将遭遇的主要事件。俄狄浦斯王的生命就像盖印，他的未来印刻在已经被说出的过去里。他忽视了天运(fatum)，所以他要重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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