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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我所说的这样简单。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正如在弗洛伊德的分析里，俄狄浦斯或者病人力图从命运装置中觉醒过来，并且力求发现他所遭受的以及他一生中已经遭受的混乱的“理由”(raison)或者“原因”(cause)。他想要回想。他想要汇集无法掌控的、四散的时间性。童年就是这遗失的时间所冠之名。俄狄浦斯王就这样开始着手探寻恶之根源，使城邦遭受瘟疫的罪恶。躺在神灵之上，病人看起来投入了一场像模像样的探索之旅。调查案件，传唤证人，收集信息，就像侦探小说里那样。正是这样，情节被策划起来。这情节，我会说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它是在命运自行实现的故事之上展开它自己的故事，而且它以补救那个故事为目的。

在这种意义——回想的意义—上理解“重写现代性”，这是常见之事，就像过去关乎的事情则是:标明和辨识现代装置产生的罪行、罪恶、灾难，并且最终揭示在现代之初神谕业已准备好而且会在我们的历史里实现的命运。

我们知道，这样理解的重写又会在怎样的程度上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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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套就在于:对命运源头的探寻本身就是这命运的一部分。而且，情节始端的问题在情节的结尾提出，因为情节只是构建了它的结尾。随着侦探逐渐揭开他的面具，英雄就变成了罪犯。另外，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完美罪行”，没有可以永远处于无解中的罪行。一个秘密不是一个“真正的”秘密，如果没有人知道它是秘密。为了罪案是完美的，它应该被认定是完美的，由此，它不再是完美的。换种说法，还是停留在同样记忆的秩序里，用约翰·凯奇¹的方式来说，没有无声(silence)可以诸如其是地被听到，因此总会制造某些声响。在无声和声音之间、在罪犯和侦探之间、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终究是相同的情节编织着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理解“重写现代性”，就像我们研究、界定和命名我们在所遭受的恶之本源处想象的隐秘事实，即如同简单的回想过程，我们不得不延续罪行，而且一再地延续它而不是终结它。远不是真正地重写它，假设这是可能的，我们还只是让现代性本身书写，以及只是让它实现。书写，总是重新-书写。现代性，以一种不停歇的重新-书写，在它自己身上被书写、被记录。

我用两个例子来描述这圈套。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隐秘运作。在解放和觉醒过程的核心处，他安置了劳动力的反异化。他相信这样就已经识别和揭发了产生现代性之不幸的原罪：对劳动者的剥削。而正如侦探，他想象在揭露“现实”也就是自由的社会和经济—为错误的同时，可以让人类逃脱它的大瘟疫。今天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保护下曾只是让，而且所有的革命只是让并只是将让相同的伤口重新裂开。定位和诊断可以改变，而相同的病症在这些重新书写中重新涌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曾为人类摆脱异化而不懈努力过，而人类的异化重新出现了，只是被转移了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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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1952年创作的《433"》，作品分三个乐章，却没有一个音符。——译者注

现在，从哲学方面来看。尼采竭尽全力把思想、思想的方式从他所谓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这形而上学指的是这个从柏拉图到叔本华都占优势的原则，根据此原则人类唯一的任务就是发现使得他们可以依据真(le vrai)来言说以及依据善(lebien)或者公正(lejuste)来行动的根基。尼采思想的核心命题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依据”，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第一或者原初的原则、“根基”(Grund)，如同柏拉图的善理念曾所是的那样，或者如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原则(principederaison suffisante)。一切话语，包括科学和哲学的话语，只是一种视角、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

但是，准确地说，尼采又抵挡不住要界定建立一切视角化(les mises en perspective)的东西——他所谓的权力意志(volontéde pouvoir)—的诱惑。这样他的哲学重复形而上学的过程，他甚至固执地和重复地实现了它的本质，因为其探究的终结点，即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就是西方所有哲学系统都包含的形而上学本身。这是海德格尔所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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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是形而上学本身，尼采的重新书写重复着相同的错误或缺点，这暗示着一种这样的反思:它反思一种可能可以尽其可能逃脱重复其重写的事情的重新书写。也许，推进回想（remémoration）的动力就是意志本身。这就是弗洛伊德在把穿刺工作(Durcharbeitung)和回想(Erinnerung)分开时隐约看到的。

在回想时，人们还想要太多。想要强占过去，想要抓住已过去的事物，想要掌控、展示初始之罪、原罪、遗落之罪，诸如其是地呈现它，就像它可以从其情感语境中，从错误、耻辱、傲慢和焦虑的感情中被清理掉。而在当下人们还是深陷于这些感情之中，准确地说它们证明了起源概念的存在理由。

在力图找到客观上的第一原因时，如同俄狄浦斯，人们忘记了:识别恶之起源的意愿本身通过欲望而变成必然的。因为这就是欲望的本质，即渴望跨越欲望自己，因为欲望是不可承受的。因而人们认为应该终止欲望，于是实现它的目的(fin)(这就是fin一词在法语中的两可意义—目的和终止:与欲望的两可意义一样)。人们试图回忆(sesouvenir)，这也许还是一种遗忘的好办法。

如果历史认识真的要求隔离其对象而且避免来自历史学家的所有力比多投入，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从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将只能得出一种“还原”(réduire)历史的方式。我在这里援引拉丁文“redigere”和英语“putting down”所共同指出的两种意思:通过文字写入（coucher par écrit)和压抑(réprimer)。同样地，写下(writing down)同时意味着记录或记载，以及丧失信用。我们在许多历史文本里找到了这种重新书写。在《不合时宜的沉思》(Considérations inactuelles)里，尼采在追问历史研究里运作的陷阱时针对的就是这种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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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对这种陷阱的警觉，再一次，促使弗洛伊德最终放弃他对神经症起源的假设。他首先将之划分给他所谓的“原始场景”(scèneprimitive)，即成人诱惑儿童的场景。在放弃关于起始的现实主义时，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的另一面，即从其目的那一面，打开这样的想法:治疗的过程可能而且应该是无休止的。不同于回想，穿刺工作被界定为一项没有终点，因此也没有意愿的工作：没有终点指的是这项工作没有受到目标概念的指引，但不是没有目的性。

也许，关于重新书写，我们可以拥有的最为恰当的构想就在这向前和向后的双重举动中。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尤其看重所谓的“均匀漂浮的注意力”(attention également flottante)规则，即分析者被要求与病人面对面进行观察的规则。这规则在于给病人所讲句子的每一个元素赋予相同的注意力，无论那些句子看起来是微不足道还是百无聊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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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规则指的是:不要有前见，要悬置判断，要接受所有发生的事情，为它赋予相同的注意力，就像它所发生的那样。从病人这边来说，他必须遵守对称规则:让其言语自行其道，放任所有的“想法”、图像、场景、名字、句子，犹如它们可以降临在他的嘴里和他的身上，以“无序”的方式，既不选择也不压抑。

从一种新的意义来看，这种规则要求精神成为“病人”:不再以被动和重复的方式忍受以前和当下相同的情绪，而是将其自身的感受性(passibilité)、同一个应答者或者“应答”应用于所有发生在其精神上的事情，在这过程中将其自身交付给这样的事件，即他并不知晓的“某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弗洛伊德将这种态度叫作“自由联想”(association libre)。它只是将一句话与另一句联系起来的方法，不考虑这种联系在逻辑上、伦理上和美学上的价值。

你们也许会问我这样的做法与现代性的重写有什么关系呢？我提醒大家:在穿刺工作中我们拥有的唯一思路就在感觉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对感觉的聆听中。只言片语、一丁点儿的信息、一个词就这样降临了。它们立刻与另一个“单元”联系在一起。没有推理、没有论证、没有媒介。这样做的同时，我们逐渐接近一个场景，有关某事物的场景。我们描述这场景。我们忽略它是什么。我们只是确定它与过去有关:最远的过去和最近的过去，自身的过去和他者的过去。流逝的时间并不如同它在一幅画里那样被再现，它甚至不被呈现。它呈现的是一幅画—一幅不可能的画—的各种元素。重新书写就是把这些元素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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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重新书写并不提供任何对过去的认识。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看法。精神分析不受认识的支配，而是受“技术”(technique)的支配，受技艺(art)的支配。它不是把对过去元素的界定作为结论。相反，它预设：过去本身就是行动者或者施动者，这行动者为精神提供了搭建场景的各种元素。

但是，这场景，至于它，根本不企图忠实地再现所谓的“原始场景”。它是新的，因为它被感觉到是新的。关于过去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它就在这里，永恒的、鲜活的。它不是作为一个客体在场——如果一个客体永远也不能在场—而是作为一种灵晕（aura）在场，作为一股轻柔的和风，作为一种影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本雅明的《单向街》(Sens Unique)或者《柏林童年》(Enfanceberlinoise)，都是根据这相同的技术进行操作的。冒着看起来会古怪的危险，我可以补充性地说：自由而均匀的漂浮注意力的运作也是蒙田在《随笔》(Essais)里实践的事情。

作为不可能的总结，这里有三个观察。首先，就算弗洛伊德最终想到了：“技术”就是一种技艺，正如古希腊语“technè”一词所说的那样，他仍然认为这技术作为构建性元素属于解放的过程。确实，得益于这项技术，才能涉及解构潜意识的修辞和能指事先被组织过的整体（这些整体构建了神经质和精神病的装置而且它们以命运的方式组织了主体的生命）。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并不是一个好的假设。在简单描述我所理解的重新书写时，我脑中曾有一个想法，我无法在这里展开阐述它。我仅仅指出，前面对重新书写的描述与康德在趣味和美之愉悦里运行的想象工作的分析具有怎样的亲缘关系。两者都赋予自由以同样的重要性，即感性提供的元素是以自由的方式被处理的;两者都坚持这样的事情，即在纯审美的愉悦或者联想里相关的形式和自由的聆听尽可能地独立于一切经验上或者认识上的旨趣。现象之美在于其流畅性、运动性和短暂性之间的比例。这一点，康德用了两个比喻进行说明：炉膛里火之不可捉摸的火焰，溪流的流水画出的短暂图样。而最后康德得出的结论是：想象力为精神提供了“很多可思想的东西”，比理解力的概念性工作可以提供的东西多太多了。我们看到，这个观点与我们在开头提出的时间问题相关。对形式的审美体会只有在我们完全放弃企图通过概念综合理解时间时才有可能。因为这里面关键的事情不是对材料的“认识”，正如康德所说，而是让事物如同它们自行显现的那样到来的禀赋。根据这一态度，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现在都是作为“向……开启”而存在的。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会援引西奥多·阿多诺或者恩斯特·布洛赫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痕迹》(Spuren)。在《否定辩证法》(Dialectiquenégative)的结尾，也在未完稿的《美学理论》里，阿多诺告诉我们:确实需要重写现代性，另外，现代性就是它自身的重新书写，然而我们只能在他所谓的“显微学”(micrologies)—它们与本雅明的“甬道”(passages)不无关系—的形式里重写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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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著述等身，除了本文提到的《痕迹》，他另一些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品是《希望的原理》(DasPrinzipHoffnung)、《乌托邦的精神》(Geist der Utopie)等。——译者注

我刚刚强调的是审美想象力和分析关系里相关的自由联想或者注意力之间的共同特点。当然还应该指出它们的异质性。为了简单起见，我就列举它们之间最重要的不同点。

首先，美带来的愉悦不是研究的对象，这愉悦可来也可不来，就算艺术家在其工作中以达到愉悦效果为目的。他从来就不能掌控这种趣味效果。审美愉悦“遭遇到”精神犹如一种恩赐、一种“神感”(inspiration)。相反，病人的话语或者分析者的聆听是一项工作，穿刺工作，在其方法上是“自由的”，却是应某种目的之需。当然，这目的不是认识，而是对某种无法掌控的“真理”或者“真实”的切近。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第二点就是：分析工作从一种无法承受的痛苦中得到激发，它让主体处于与自己分离的状态中，同时这状态又以重复的方式维持这种痛苦。想象性地认为治疗可以完成于意识与潜意识的重新和解，这可能是错误的。它不可终结，因为对主体的剥夺，即主体对他律(hétéronomie)的服从，对于主体本身是构建性的。而在他身上仍属孩童的东西，不适合讲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还原的。恰恰相反，美之愉悦，正如司汤达和阿多诺所写，是一种“幸福的承诺”，或者，如同康德所说，是感觉共同体的承诺，是主体与他自身、也与他者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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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种崇高美学，它出自美丽形式的膨胀直至“无形”(康德)，而且由此它引起审美的颠倒和破坏，同样地，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应该要从继发性压抑(refoulementsecondaire)—它引发梦、症状、失败行为等的“形成”—中分出潜意识在意识场景边界上的所有再现，应该要从中分出拉康所谓的物(Chose)，以及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它们都是永不能被再现的。这样，紧密与这物相连的原初性压抑(refoulement originaire)之于继发性压抑就像崇高之于美。

重新书写，正如我在这里所理解的，显然涉及对物的回溯(anamnèse de la Chose)。这物不仅仅是所谓的“个体”特殊性的开始，它也纠缠着“语言”、传统以及这样的材料:我们在其中书写，我们用它书写，我们又反对它。这样，重新书写属于崇高的问题框架，而且今天更加明显地尤胜于美的问题框架。这是美学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最大可能程度上打开的东西。

我所总结的第二个观察是最简单的。这里被称为重新书写的东西显然与当代意识形态市场上所谓的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与一正如我们在建筑、绘画和戏剧里观察到的——现代的或者现代主义的作品在引用和滑稽模仿上的运用没有任何关系。而与文学上返回到最为传统的叙事形式的这股运动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皆是如此。我自己曾使用“后现代”这个术语。这曾以一种有点儿挑衅的方式将有关认识的论争放到或者转移到显眼的地方。后现代性并非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所承认的某些特征进行重新书写，而首先就是重新书写现代性的这一企图，即想要通过科学和技术建立筹划人类整体解放的合法性。但是，我说过，这种重新书写，很久以来，在现代性自身里，就已经运作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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