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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回到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里想象的“纯粹知觉”，以便让大家领会到在怎样的程度上他关于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问题意识在根本上是莱布尼兹的。当然，研究的假设是完全不同的，是实用主义的(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说的话):活的生物体是事物转变的动因，每个知觉引向一个行动。而非实用主义的是，柏格森将知觉这个术语应用在所有质点上:“反应越必须是直接的，就越需要知觉类似于简单的接触;而当机械冲动之后紧接着必然的运动时，知觉和反应的完整过程几乎不能区分”(《物质与记忆》，第28页)。

随着有机存在者的等级上升，我们发现直接反应被延迟并受到“阻碍”，而且这种抑制说明了这些存在者表现出的有能力执行的行动具有不可决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越来越大的自由。

这种抑制，柏格森在神经节(relaisnerveux)的延伸和复杂性里看到了它的动机,这些神经节介于传入(或者感觉神经)与传出(或者运动神经)之间。“镜子”变得复杂化,输出的神经冲动可以由许多路径过滤。

它最终只走一条路径，这将是真实的行动。其他许多行动曾是有可能的而将只记录在潜在状态中。正是这样，知觉不再是“纯粹的”，也就是说是瞬间的，再现意识可以来自这种反射(在视觉意义上来理解)，来自这种“回声”，来自处于所有曾可能、现在被丢下的其他路径整体之上的神经冲动，而这些其他路径就形成了记忆。(这里仍然只涉及直接记忆或者习惯记忆。回忆[souvenir]将是对这种记忆的记忆。）正是如此，在回溯的质点(le point matériel amnésique)上，一个接一个，一下接一下，或者正如柏格森所说，一“震”接一震地给出的东西，在受记忆帮助的知觉里，被收回、被凝聚成唯一的高频震荡。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确切区别是节奏。有意识的知觉的“瞬间”实际上是一块由震荡形成的不切分的绵延块(unblocindivisible de durée faite de vibration)，在这样的知觉瞬间里“记忆凝聚了极其多元的震荡，而这些震荡在我们看来全部是一起的，尽管它们是连续的”(《物质与记忆》，第73页)。如果想要从意识出发重新发现物质，只需要“想象地切分这种不可切分的时间厚度，从中辨别出想要的多元性时刻”(《物质与记忆》，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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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以被力学解释所不屑的这些“第二特征”中的一种——红色—为例吧。将之变成真正物质的科学承认在红光里有一种来自电磁场的震荡，柏格森说其震荡频率为四百万亿次每秒。肉眼需要千分之二秒去区分时间里的两种信息。如果肉眼要区分被凝聚在红色知觉里的震荡，需要两万五千年。然而，在协同这节奏的同时，肉眼就不再知觉红色，只记录柏格森说“单纯的震荡”，因为它会与震荡共同延伸。它会是—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每一个震荡本身。它会是“纯粹的”或者“光秃的”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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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连续性就属于从某些频率到其他频率转变的一个特殊情况。我想，当代科学告诉我们:能量在其各种形式中以波动的方式进行传播，“一切物质归根结底都是能量非常凝聚的特殊形式”(我引用让·佩兰¹的话)。被我们恰当地赋予某种能量形式——因此也是物质形式——的现实(réalité)显然依赖我们所拥有的转变器。甚至在非常复杂的生物等级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作为转变器只能根据它自身的节奏翻译和记录它所生活的领域给它带来的刺激。

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接口：它能够通过我们可以通达的方式记住天生就在我们意识之外的震荡，也就是说这些接口仅仅把我们界定为“质点”(如同许多辐射形式那样)，那么我们会延伸我们的区分能力和我们的记忆力，我们会延迟还没有控制的反应，我们会扩大我们在物质上的自由。那么确实，总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考虑的这种转变器联合体需要有个它自己的名字，即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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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佩兰(JeanPerrin，1870—1942)，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用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对布朗运动的理论解释，1926年因其对物质非连续性的研究，特别是他对沉降平衡法的发现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

考虑到符号语言作为所有信息的最高“凝聚器”发挥的作用，更多地从莱布尼兹而不是柏格森的意义上来看，建立在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兴技术必须——总是在相同的方面——被视为我们记忆能力的物质延伸。新兴技术以它们的方式见证了: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没有断裂，至少在它们的反应功能(我们称之为性能）上是这样。新兴技术是一种皮层，或者至少是一种呈现这种集体特性的皮层元素，正是因为这皮层是物理的而不是生物的。这就不得不提及某些我在此将不会深入的问题。

更准确地说，作为总结，我想要试着回答我们开始提出的问题:正如我刚刚粗略地提及的，物质概念在哲学上可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物质哲学，正如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里做的。这个实用主义的角度轻易就与技术主义或者环境技术科学主义连接在一起，无论柏格森本人就此是怎么想的。不过，把一种哲学与其他东西连接在一起需要一种对于反思来说不算小的纠正，柏格森完全意识到了这种纠正。实用主义——正如其名所示——是诸多人道主义版本中的一种。当然，它预设的人类主体是物质的，受某个境况的约束，而且面向行动。总之，行动以某种功利为目的，而功利代表着一种主体与环境的最佳配合。如果我们观察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还有我没有谈论的艺术史，虽然物质问题，特别是材料问题在艺术史上是决定性的)，我们就会发现:这不曾是，尤其是今天也不是它们的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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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器（理论的和实践的）的复杂化过去总是以使人类主体与其环境的配合失去稳定性为结果。而且在同样的方向上它总是改变这种配合：它延迟反应，它使得可能的答案多元化。它提高物质上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它只能辜负印刻在人类身上就像印刻在所有生物上的安全要求。换种说法，我们看不到:把记忆复杂化的欲望——我们权当这么叫它吧——可能从属于平衡人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需求。从实用的角度看，这种欲望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运行，至少在开始时如此，而且我们知道科学的或者技术的（或者技艺的）发现或者发明很少受到安全和平衡之需求的激励。

安全和平衡的需求想要休养生息、安宁、认同；而欲望对此毫无兴趣，任何成功都不能满足它也不能阻止它。

为了消除这种反对声音，柏格森引进生命冲动(élanvital)概念，开创性创造（invention créatrice）概念。正是在这里，他抛开实用主义并且用一种有关幸福的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dubien-être)替换一种生命目的论。生命目的论不是新的，它是浪漫主义或者前浪漫主义的，它曾在思辨辩证法里施展全能。

但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目前状况里，求助于“生命”(Vie)实体是为了遮盖我所称的—也是权宜之称——欲望(其他人称之为conatus，appetitio)，也就是复杂化。复杂化依次否定、(这么说吧）禁止各种需求对象—这种称法看起来还太依赖人类的经验，太拟人了。体系的形成就像原子，或者星体，或者细胞，或者人的皮层，最后又或者由记忆器构建的集体皮层，而认为生命就是对此负责，这是—正如所有的目的论—反对高尚意义上的、狄德罗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精神，即认识的精神。这种精神只能提及偶然和必然，如同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Lucrèce)。物质不会带来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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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想要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我提及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是因为在我看来，微观物理学和宇宙学在唯物主义上对今天哲学家的启发多于任何的目的论。

这是非唯物论的唯物主义，如果物质真的就是能量，如果精神真的就是被保留的震荡。

这一思想流派的蕴含意义之一就是:它应该对我所谓的人类自恋（narcissisme del'humain）带来新的打击。弗洛伊德已经列举了三种著名的打击:人不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他不是生物之首(达尔文），他不是意义的主人(弗洛伊德本人）。通过当代技术科学，人类知道了：他没有独占精神，即复杂化，但复杂化并不是像命运那样刻在物质上，不过复杂化对于物质是有可能的，它曾经远远早于人类本身就偶然却清楚地发生过了。人类特别懂得了：他自身的科学也是物质的复杂化，在这复杂化中——这么说吧——能量自行反思，而人类并不必然地从中获取利益。这样人类不必将自己视为起源或者结果，而是通过技术科学、技艺、经济发展、文化和文化包含的新的记忆生成器、宇宙中的一种复杂性补充，将自己看作可信的转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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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可以让人高兴或者让人失望。我本希望有时间证明:比如在《达朗贝的梦》(Le Rêve de d'Alenbert)，当然也在别的文本上，这种观点最主要是狄德罗的观点。它也曾是杜尚和马拉美的观点。这种观点也许足以——素朴地——为我们提供一个思想和写作的理由，以及一份对物质的爱。物质在我们的努力中进行它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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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与技术，或者电报系统1，2

这个标题极为自高自大。

在介绍本研讨会的指南里，组织者着重强调所谓的新兴技术对时空的构建性综合的影响。在准备这次研讨会的笔记里，贝尔纳·斯蒂格勒强调了三点：

1.技术不是，而且很有可能从来不是，一种以科学为目的的方法；

2.相反，(哈贝马斯所说的)“技术科学”是构建性地运作在西方逻各斯(即使古希腊的技术也特别是，而且首先是语言的方式，逻各斯技术）里的技术逻各斯在当今的完成；

3.最后，新兴技术现在侵占了公共空间和共享时间（以生产和消费工业产品的方式占据它们，也包括“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最“亲密”的时空，在其最“基本的”综合里。这种时空被科技的当前状态纠缠、困扰甚至可能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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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在由贝尔纳·斯蒂格勒发起，于1986年10月由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和国立音响音乐研究所(IRCAM)组织的“新兴技术和知识的转变”(Nouvelles technologies et mutation des savoirs)研讨会上作者所作的报告。

2“télégraphie”，通俗的意思是电报系统，但是在本文中有时作者似乎更强调这个词在古希腊语词源上的意思：“télé”源自古希腊语“têlé”，意思是“远程”或者“间隔”；“graphie”的词根是古希腊词“graphein”，意思是“书写”或“写作”。因此，远程书写可以说是电报的本义。在文中我会根据语境来翻译：当作者在“télé”后添加连接号时，我认为他更强调这个词的古希腊词源;如果这个词中间没有连接号，我认为可以在通俗意义上来理解。—译者注

这里，我以斯蒂格勒研究的原始假设为出发点，即所有技术都是一种“客观化”(objectivation)，也就是说意义的空间化，其典范就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书写本身。记录，一方面是留下痕迹，因为它是“可读的”(如果你们愿意，也是可解码的），它打开意义的公共空间并且生成使用者一生产者的共同体，而另一方面（?），因为它在一个空间性的载体上进行标注而被赋予了持久性，它保存了过去事件的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把它制作成可自由处置的、可呈现的、可修改的记忆。

我的想法是：由此，通过某种形式主义，区分这种由作为记录的技术而产生的记忆-效果（effet-mémoire）的多个面向，同时将之特别与技术-逻各斯的当前状态联系起来。我将使用人们可能会称之为唯物主义——所以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术语来展开论述。我自认为:这是为了方便，为了不让报告显得太严肃。也可能是主题的严肃性让我无法做得更好。

所以，我区别—并不企求达到详解—三种一般来说的技术记录的记忆-效果:辟路(frayage)1、清扫(balayage)和穿过(passage)，它们大体上分别对应三种与记录有关的非常不同的时间综合:习惯(habitude)、回想(remémoration)和回溯（anamnès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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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是一种稳定的、有时复杂的、具有多变可塑性的能量配置，它在某种类型的背景环境里组织某种类型的行为。这个配置的稳定性使得典型行为可以重复进行并且大大节约能量。

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认为习惯的形成不同于其他稳定的配置，比如本能。尽管这样，大家知道两种配置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例如，某些本能的运用可能需要学习，或者至少学习使之变得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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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yage，是一个心理—生理学的术语，用来翻译弗洛伊德在《草案》(Entwurfeinerpsychologie，1895)提出的Bahnung概念，指的是兴奋从一个神经元传到另一个神经元的过程中必须克服一定的阻力，而这个过程重复几次后，阻力就会减弱，于是就开辟出一条路径:此后兴奋的传导就会更倾向于取道已经开辟出来的路径。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1967)的一篇名为“弗洛伊德与书写场景”(Freud et la scène de 1’écriture)的文章里把这个概念与记录和书写联系在一起。利奥塔在本文中探讨技术问题虽然是直接回应斯蒂格勒，但是与德里达那篇文章不无关系。另外斯蒂格勒对书写和技术的讨论也与德里达的思想是有亲缘关系的。我们在此根据上下文，将之译为“辟路”。——译者注

2anamnèse，在柏拉图的思想里是指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但是在现代精神分析学中指的是通过病人自身及其周遭熟人的回忆重建病人的病史，以便确定诊断方向。而在本文中作者将此方法视为一种技术，它区别于remémoration(回想)的地方是：remémoration是一种主动的综合，伴随着清扫(balayage)；而anamnèse不是主动的综合，而是一种破碎，它只是一个passage。因而，我们在这里将之译为“回溯”，这个译法在某种意义上与前面对perlaboration(穿刺工作)的翻译相呼应。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考之前作者阐述弗洛伊德对重复(répétition)、回想(remémoration)和穿刺工作(perlaboration)的区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