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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问题不在此。习惯建立在辟路（无论是否受到基因的支配）的基础上，正如一个世纪前人们所说，也就是元素的序列化，比如，如果关于脊椎动物，就会有神经元的序列化、神经区的序列化和神经传导的序列化。从高处看，这种序列化似乎是引力（天文学、古代和古典宇宙学所命名的引力）的一种特殊情况。元素（天体、粒子、细胞、某个生物种类的个体）可以被视为是分开的，它们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特色在于其双重的内在超越:整体的属性超越部分总和的属性，而单独拿出来的每一个元素自身又不能在它作为某种整体之部分的定义里被详尽界定。古典意义上的引力本身是今天普通物理理论所称的(在原子核、原子、分子、细胞、行星系、星云、银河、宇宙里的）互相作用（interaction）的一个特殊情况。在古典哲学里人们也称之为相互影响(actionréciproque)。

大家知道，自诺伊曼和维纳2以来有关信息与(控制论的)交流的理论如何使得互相作用这个概念变得更加精细（比如关于有机组织的基因调节），以及这一理论在构想和实践（今天流行的关于社会整体的构想和实践)上的碰撞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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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裔美籍数学家，现代计算机和博弈论的重要奠基人。——译者注

2 诺伯特·维纳(Noebert Wiener，1894—1964)，美国应用数学家和信息工程学家，信息论的前驱，控制论的奠基人。——译者注

文化主义意义上说的各种“文化”，均可被视为习惯组成的星云，它的作用在作为其元素的个体身上持续有效，而这种作用通过这些稳定的能量配置—当代人类学将之称为结构——得到保证。结构的规律保证文字、财产和女人(我重拾列维-斯特劳斯的三部曲）以特殊的方式——可以说是惯用语(idiomatique)的方式—进行循环（辟路），而其他方式在原则上是可能的。这些结构的规律就是辟路的规则。在传统文化里，被这样操控的习惯也包含了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元素，更确切地说就是地点和时间点，所说的地点和所说的时间，因为在构建上这些文化就是位于惯常时空里的习惯星云。惯常如同一片乡土。

斯蒂格勒的评介和本次研讨会的全部论证，还有让·谢诺的研究，都一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各种辟路的“不定位”(délocalisation)和“不定时”(détemporalisation)的问题。这种去锚定(désancrage)随着第一次“技术革命”就开始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使得(煤炭、蒸汽和/或电气）工业可以把下面的目标——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和或深或浅的深度—扩散到所有文化中：要求可能而且有效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习惯）方式不受地域和时间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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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谢诺(Jean Chesneaux，1922—2007)，法国历史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近现代史，著作有《中国现代史》(四卷)等。——译者注

当代机器可以完成一些所谓的智能操作:采集以信息为材料的数据并且储存（记住）它们；调节对信息的检索（以前人们称之为“召回”[rappel]);根据程序,兼顾变数和选择(战略)，来计算可能的结果。所有数据都变成有用的（可开发的、可操作的)，一旦它可以被转译为信息。对于所谓的感觉材料、颜色、声音也是同样的情况，只要它们的构建性物理属性可以被识别。经过数据化后，这些材料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被综合，以便获得相似的色彩或者声音产品（拟象[simulacres]）。这样它们就变得独立于它们“初始”感受的地点和时间，在时空的远距离上也是可实现的，我们说:它们是可编成电报发送的(télégraphiable)。一种“初始”感受，在康德以后被称为一种“审美”(esthétique)，是一种经验的或者先验的、精神通过它不能完全控制的“物质”获得的—此时此地发生在它身上的—感知方式。认为存在“初始”感受的这个观点似乎已是过时的老古董。

我在这里就不顺着有关审美，也就是当代艺术的深层危机这条线往下走了。至于记忆-辟路，只要说明两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就可以了：

a)当前的科技，是远程-书写(即来自远方的文字)的特殊形式，它疏离了切近的、深层文化得以生成的语境。这样，通过其自身的记录方法，它生产的确实就是一种跨越了所谓直接的时空条件的记忆。这里紧接着的问题就会是:在远程-书写文化里一个“质体”(corps)(身体本身，社会体)究竟是什么？远程-书写文化求助于一种在习惯里对过去进行的自发生产，一种与思想方式、意愿方式和感觉方式有关的传统或者传承，求助于一种使得以前共同体的辟路变得复杂、失去作用、气恼和衰弱的辟路。无论如何，转译它们是为了反过来使它们得到传承，而且使它们变成可传承的。以前的辟路，尽管它们一直在，尽管它们做了一些抵抗，但是已经变成亚文化。远程文化（téléculture）在全球范围的霸权问题已经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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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这种文化相应的各种辟路在大多数人中还在广泛地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文化会成问题。斯蒂格勒坚持认为应该把个体本身可自由使用的记录方式(也就是记忆)还给个人，这是有道理的。教育的问题之一是对习惯的学习。过去学校教授未来公民如何书写。什么样的教育负责教授远程-书写呢?被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典型还能成为公民吗?甚至是否有一种可能的教育让人类电报化呢?教育的观念不是与国家以及书写-阅读联系在一起的吗？也就是说，教育的观念不是与政治体(corpspolitique)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吗？无论如何，国家不是操控新电报辟路的一般进程的权威，这是最显然不过的。国家是一个元素，只是一个调节这一进程的元素，而这一进程在其原则上远远超越了国家。这里需要对资本主义重新展开分析，而且我认为是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分析。但是学习及其操控的问题已经从属于另一种效果-记忆，它不是辟路，而是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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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所称的清扫(balayage)对应于这种在古典哲学和心理学里被称为回想(remémoration)的时间综合。不同于辟路-习惯，回想的综合不仅仅牵涉在当下把对过去的持存看作当下，而且还牵涉对这样的过去进行综合以及把对过去的重新编排看作(意识的）当下里的过去。回想关乎对被回想起的事物的识别，以及被回想起的事物在时间表和地图学上的位置。

康德说过：不仅仅有直观中的领会综合和想象中的再生产综合(synthèse appréhensive et reproductrice)，还有概念中的认知综合(synthèserecognitive)。柏格森说过:不仅仅在反应里有对刺激的延迟，不仅仅对这种潜在反应（即习惯）有悬置和保留，而且当这种反应在当下情况里不被需要时，还有对反应的查封(saisie)。这两种描述都牵涉这样一种元-管理处(méta-instance)的干预，这种元-管理处是自带的，它保留了独立于当下地点和时间的行动-反应的整体而且使之变成可自由支配的。所以，这就已经是一种远程-书写了。这是康德所理解的概念(concept)，这是柏格森所理解的意识-皮层(conscience-cortex)。今天我们认为这是狭义上的语言，以其双重表达——语义的和语音的——为特征的人类语言。按照这一研究角度来看，语言本身就直接被理解为技术，而且是高阶层的技术，是元技术(métatechnique)。与简单辟路不同，记忆-语言牵涉习惯的未知属性:它持存的东西有外延(这得益于它的符号转写)、循环性(根据简单的生成规则，也就是它的“语法”，符号可以进行无限多的组合)和自我指涉(语言符号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得到指称:元语言[métalangage]）。与功能主义语言学相比，我想，生成和转变语言学要更加亲近语言的技术性。因为 technè（技术）是来自tiktô的抽象，tiktô意味着孕育(engendrer)、生育(générer)(les tekontès是指繁衍者[géniteur]，le teknon是指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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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活细胞，有器官的组织已经是teknai，而正如有人说，“生命”(vie)已经是技术——总之，生命的“语言”(我们叫作基因密码）不仅仅限制这种技术的操作性，而且（这是同一回事情)不允许对它进行客观化、认识和被操控的复杂化。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史与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史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不是通过回想展开的，而是通过辟路。

根据上述的属性，我们可以说:语言就像无法定义的自动技术，因为它自身有一种无限的组合能力，同时也揭示了：在所有记录—也包括语言的记录—中都存在有限的一面。确实，记录要求对被记录的事物进行挑选。所有语言结构本身都是排除的活动，这表现在其各个层次上：语音、语义、神话、叙述等。通过逻辑术(la logikè teknè)、修辞术(la rhétorikèteknè)、诗术(la poétkè teknè)，古希腊人(包括亚里士多德）界定的不仅仅是在论证、说服和诱惑的艺术里观察到的规则群，他们同时揭示了这些应用的有限性，由此发现了“要说”(à-dire)的无限场域，以及生成新句子和规则的无限任务。那时人们把哲学叫作任务(tâche)，这真是个奇怪的字眼。那时哲学就是认知管理处(instance recognitive)，是元管理处（méta-）或者远程-书写管理处。这种权力，我说过，是“主动”记忆所固有的，但是它作为类-规章惯例（quasi-institution）出现在公共空间，而且在外延上把握并且考问了生成它的习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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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技术逻各斯是回想，而不仅仅是习惯。它自我指涉的能力，惯常意义上的（如果你们愿意，也是批判意义上的）反思，都运用于这样的情况里，即它把它自身的假设和暗指作为它的界限来回想。同时，技术逻各斯敞开了曾因构建和功能结构而在各个层面被排除的世界。正是如此，人们发明了各种新的语言外延：数论、几何学、分析。也正是如此，科学诞生了。各种科学的发展作为这样的过程而存在:它是对未知事物的征服过程，是超越传统文化经验的实验过程，是超越从辟路所接收的技术逻各斯而对逻各斯进行复杂化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我称之为清扫(bala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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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作为外延的清扫最终呈现为我们所称的研究和发展里的规章惯例(institution)。在经过诸个世纪充满徘徊的发展之后，当代技术科学就是清扫的直接流露。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已成定局”(çaapris)、不可逆转了。

这种回想是活跃的，而且越来越活跃，如同指数函数般加快活跃，这就是哲学家们—当他们从它身上发现一种意愿过度膨胀的症状时一从现代性里认识到的事情。反应性(réactivité)特征，在辟路中如此显著，在清扫中则变得模糊不清。上帝、自然、命运，它们也都被“清扫”了。与它们相关的原则是:研究和发展过程的目的性。这个过程与生物适应的过程的类似，并不能抵抗反思，因为反思仅仅以辟路为基础。显然，随着技术科学在当代的发展，这是一种“序列化”(mettreen série)的力量，正如我在开始所说的，是一种正在地球上运行的综合能力，而且人类更多的是它的承载工具而不是获益者。从它还只是一种有机-文化(une espèce bio-culturelle)的意义上说，它甚至应该“去人性化”(déshumaniser)，以便达到新复杂性的高度，以便成为远程-书写的东西。由技术科学引起的伦理难题在这里见证了已经提出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在活的生物体之外模拟太阳爆炸或者生物的受精和怀孕时，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想要的东西。然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清扫原则里存在这种对目的的排斥。这种排斥曾经被包裹在各种乔装打扮里:人的命运、进步、光明、解放、幸福。今天这种排斥赤裸裸地显露了。更多的知识和权力？好的。但是为什么呢?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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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élékoinônia，一种没有目的的远程-书写共同体，它可以由（围绕着）这种排斥构建而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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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短说一下“穿过”(passage)。这是与书写有关的另一种记忆，而书写不同于通过辟路或者实验进行的记录。我用“穿过”这个词来暗指这第三种记忆技术，弗洛伊德在关于“精神分析的技术”的著作里将之与前两种记忆技术相对立：这里谈到的“passer”(不定式)是德语里Durcharbeitung的durch，或者英语里 working through 的 through，是 trans- 或者per-laboration 的穿过(passer à travers)。

弗洛伊德之后,诸如“劳动”(travail)、“运用”(usage)这样的词语确实都带有欺骗性。在一切技术里都有劳动:没有辟路和清扫不消耗能量。如果穿过肯定要比另一种技术消耗更多力量，这是由于它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技术，或者是否定性规则、去规则（dérégulation）的技术。一种没有能量配置的生成性不同于——如果可能的话——配置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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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自身，在这种技术里，不应该为了占为己有和扩张而转向它自己，如同在清扫里;而是背对自己，因为它被“关联”，正如弗洛伊德说过，它被综合，在所有的层次上，从语音层次直到论证层次和修辞层次。准确地说，事关一般意义上说的不停息地进行综合。

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不停息地提醒已被遗忘之事。这关系到提醒不能被遗忘的事情，因为事情（ça)没有被记录。如果事情没有被记录，提醒是可能的吗？甚至这是合理的吗？而且，这对于技术逻各斯是一项技术任务吗？

无论如何，我们将同意下面的事情：这是一份美丽的远程一书写，来自远方的记录，来自很远的地方，而且去往很远的地方，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很远。而且这种远，我们知道，并不是有多少光年，它可以是，但是它必须是十分近的。这种远就在实验性的清扫突然撒手而搁下的问题里。在支持清扫的排斥的秘密里。

大家知道我这里谈论的事情：精神分析学称之为回溯(anamnès)，前面提到过的“法国思想”称之为书写(écriture)。我并没有把“穿过”理解为越界（transgression)，这就是为什么我疏远（也许太快了点）巴塔耶1和科罗索夫斯基1。以下就是我想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关于科技的“唯物主义”研究方式，今天它就是我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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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治·巴塔耶(GeorgesBataille，1897—1962)，法国思想家、评论家和小说家，福柯称之为“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作家”。“越界”(transgression)是他思想里的重要概念。他认为人类各种危害自身生命的非理性行为皆源自对人自身所界定的禁忌以及对禁忌的越界。他著述颇丰，作品有《内在经验》、《情色论》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