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是被花费的。①

因此，对于很多工人来讲，时间越来越明显地被分割成所有者的时间、工作的时间和他们自己的时间，即（理论上的）休闲时间。时间成为日渐异化的主题。

卫理公会派教徒和福音传教士最终也在18世纪时接受了那种综合了经济的和“伦理的”双重性质的清教徒观念像计算金钱一样计算时间，并且热衷于管理时间。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强调由这些影响所引发的时间意识的普遍变化。例如，1660年的王政复辟（theResto-ration）之后，英国社会中传统信仰的力量，在众多贵族的扶持下，经历了一次复兴。②的确，17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清教徒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清教徒的观点本质上是城市性的。当时形塑着大多数英国人生活的仍然是季节性周期（seasonal cy-cle)，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那种建立在重复实践基础上的自明性的（self-justifying）认识论确保了节日间歇的持续存在，这些节日间歇通常建立在专门功能的基础上，比如教区宴会、牲畜买卖集会、招聘集会和普通假期。③市镇以及新兴工业中的工作模式，因为工人们缺乏经济计算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工人们只要一赚够一周的开销，就会离开。此外，农村对劳动力还有季节性需求。①1751年，英国爆发了对格里高利历法（GregorianCalendar）的抵制运动，人们的口号是“归还我们的十一天”，这凸显了那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中持续存在着的特征一—理所当然。①

时间社会学

①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 21.

② Mingay, G. E. (1976)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 London: Longmans.

③ 参见 Malcolmson, R. W. (1973) Popular Recreu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K. (1971)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Redlich, F. (1965)‘Leisure Time Activities: A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3, pp. 3—24.

Briggs, A. (ed.) (1969) How they lived: Vol. 3, 1700 - 181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tedman Jones, G. (1971) Outcast Lond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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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50年的时候，资本主义时间形成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它们不仅存在于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工人们的头脑中。此时，传统时间意识可能遭到更快的侵蚀。在1800年到1850年期间的某一时候，社会上各个阶级都拥有了钟表。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工业革命的发展提出了提高劳动同步性的要求。这很难说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第三阶段：囚禁，1750—1880年

时间脱离了人类经验，其中超验的因素受到了压制，现在，它被感知为一种客观力量，人们被囚禁其中。③

在英国的上流社会中，新时间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the newtime）早就出现了。以时间的不准确性为基础的旧习俗——以一套旧俗为例，在窗边点上一支蜡烛，表示欢迎访客，并且长期在家中摆放一张桌子以备访客到来——让位于更严格的社会时间安排（social timeta-bling）和一种固定的、具有近乎拜占庭式复杂性的社会历法。人们迷恋上了时钟时间（clock-time）。进餐时间，工作时间，梳妆时间，探访时间；所有的活动都要严格守时，因为不守时的行为“会被当作是一种有损良好品位的行为，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④19世纪初，盘形钟和家用响钟首次出现于上流社会的家庭里。到19世纪60年代，盛装出席晚宴已经成为一件平常事。在拜访他人的时候要留下拜访卡片，这种做法是一种复杂的新型社会互动系统的基本要求，这种新的社会互动系统中的互动过程要遵照精确的回应时间。在19世纪早期，这样的社会时间表还比较简单，例如，“正式的拜访时间表：下午3点到4点是礼节性拜访时间；4点到5 点是半礼节性拜访时间；5 点到6点则是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的探访时间。而周日这一天历来都是留给亲密的朋友和家人的”。①而到19世纪后半期的时候，这些时间表就变得越加详细了。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参见 Thrift, N. J. (1977b)Time and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Part On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 pp. 65—101.

②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Hearn, F. (1978) Domination, Legitimation and Resistunce,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④ Davidoff, L. (1973) The Best Circles: Society, Etiquette and the Season, London: Croom Helm,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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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富裕而矫饰造作的生活方式相反，农业工人的生活和以前大致一样，甚至更糟。支付周工资的工作越来越多，而任务定向的计件工作越来越少。另外还有一些抱怨指向季节性的集会，赶集日，以及每年的教区宴会或是“守夜日”，指责它们浪费了时间，它们和之前所述的那些情况共同冲击着农场工人的自由时间，并且导致许多守夜日被取消。（表7.1）守夜日的取消与以下事实不无联系，即在这一时期之初，大多数作坊工场都设在城市区域以外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人们还保持着传统的周期性的时间意识。例如，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在《卡斯特桥市长》中，②让一个农场劳工来说明亨察尔（Henchard)的死亡时间，他说：“大约半小时以前，不过这只是根据太阳的位置估计的；因为我没有手表。”

时间社会学

① Davidoff, L. (1973) The Best Circles: Society. Etiquette and the Season, London: Croom Helm, p. 43.

② Hardy, T. (1886)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London: Pan edn (1978), p.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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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业领域，随着工业劳动力的快速增加，时间意识彻底地改变了。与农村不同，城市中的“圈地”（enclosure）不仅发生在空间上，同时也发生在时间上。

在城市中，时间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对接点，因为它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交换价值。①一种依赖于无处不在的时钟而确立起来的新型劳动过程重塑了工人的时间感。与此同时，时间也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可计量的数值，而这足以使它成为一种商品。劳动分工以及与之相应的技能丧失（deskilling）使劳动力变成了以时钟时间的单位来计量的商品。但是，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ac-tion）的领域。时钟时间逐渐成为参照标准，并且工作时间也逐渐从个人时间中分离出来，②吊诡的是，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也在逐渐趋同。

第七章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② 参见 Pred, A. (198la) 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 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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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造业”阶段，复杂的功能分化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农村的大片土地和众多生产部门从属于城市资本家。但是，此时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依然是外在的、形式化的。生产任务分工仅仅改变了生产形式；劳动过程依然和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情况一样。随着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出现，“现代工业”阶段到来了，它包含了劳动和工厂制。在英国，机器是在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被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现在看来，从这一时间一直到1880年，正是手工制造业逐渐向现代工业调整和转变的时期：起初，手工制造业与现代工业并行不悖，后来，后者依据生产部门和地区上的需要逐渐把前者并入了自己的体系。①现代工业要求在技术和组织方面对以大城市作为其劳动力主要来源的生产过程进行变革。但最重要的是，现代工业若要实现工人与机器的结合，就需要工人规训。这就要求对工人进行培训，直至他们把一种与上述（人与机器的）重组相适应的新型时间结构视作理所当然。

村民、农民和外包工（outworker）都不需要面对这种被划分开，并被人为规定的时间所带来的问题。在他们那里，“调控生产活动的依然是工作任务，而不是钟表”。②但是，随着人的活动开始被要求与机器的运转实现同步，或者说，“卷入”（entrainment）生产过程，对人类意识重新定时的过程开始在工具性行动与符号性互动这两个维度上展开。

在工具性行动领域需要的是规训。

需要做的是，以规律性和稳定的强度代替无规律的工作冲动；以精确性和标准化代替个人设计；以对设备和生产资料的谨慎使用取代倾注于劳动工具上的自豪感。①

时间社会学

① 参见 Samual, R. (1977)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l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3, pp. 6 — 72; Gregory, D. (1978)‘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hange 1739—1900’in R. A. Dodgson and R. A. Butlin (e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egory, D. (1981)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②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 38,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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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机器被用于生产，所以那种挣够一个星期的钱就离职的旧习惯必须被根除。这其中涉及时间规训的三种基本方法：威慑，工资激励，以及培养一种新型工作精神。②直接威慑，例如开除、罚金、惩罚，在第三阶段初期，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旨在督促工人“节省时间”的新手段。工人在一天之内出现严重不守时的行为会受到惩罚，例如，处以大数额罚金。工厂的大门往往会在每天开工的时候关闭。但是，到19世纪中期时，工资激励成了较为普遍的做法。

培养一种新型工作精神的办法也并非令人难以理解。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和汉纳·莫尔(Hannah More)③热衷于鼓吹它的道德意义，而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到处将这种新的世俗时间强加于人的意识。墙上的时钟总在注视着，工厂的汽笛和监工（knocker-up）在不停地提醒和劝服。“时间表”（19世纪所特有的一个词）和工作规章，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出现的新型办公室里，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在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领域发生了更为微妙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尤其是在教育和休闲两个领域。在教育领域，许多为新兴的工人阶级设立的学校和主日学校，明显就是“抽象的机器”，④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复给（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灌输时间规训的习惯。在这些学校里，“时间被划分得越来越细；各项活动的细节都要遵从命令，而且这些命令都必须立即执行”。①这里和工厂里一样，有罚金（和其他肉体惩戒），甚至还有金钱激励：②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Pollard, S. (1964)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p. 213.

② 参见 Pollard, S. (1964)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Thompson, E. P. (1967)‘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④ 参见 Pred, A. (198la)‘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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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19世纪初，推动大众教育发展的一部分动力还来源于这样的一些愿望：利用小学教育来驯服工人阶级，使他们养成遵守工作规训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是工厂生产所必需的。而设立主日学校的建议是为了提供一个有秩序和规则的场景：也就是为了使工人们更加“温顺和顺从”，工作出勤更加守时。把小孩送到学校，让他们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学习一些枯燥的课程，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习惯于劳动和疲劳，且更不用说适应它们了”。这些对工业资本主义教育的一个影响就在于，为学校的惩罚和纪律提供了支持。有些人认为，学校的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体制，它会摧毁意志，使孩子们适应工厂里程序化、例行化的劳动。只是到了后来，以下事实才凸现出来：工业社会还需要大众掌握广泛的智力技能，而且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③

在休闲领域，时间规训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听从命令、遵守纪律这个更宽泛的问题的一部分。闲暇时间必须被利用起来，并且要以某种方式把它和工作联系起来。否则，它就会成为使人分心的危险之物。起初，工作时间就是娱乐消遣绝对的权威性限制。到19世纪的时候，随着工作时间总体缩短，娱乐消遣的时间大大增加。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大众（喧闹的）娱乐消遣却遭到了道德和法律的猛烈攻击，并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而促使上述情况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当时新建设的生存环境，它几乎没有任何游玩场地或者其他公共设施。①因此，当人们再次拥有娱乐消遣的时间时，那些有组织的、商业化的娱乐消遣活动得以兴起。例如，火车短程旅行（最早出现的时间不晚于1844年），新式观赏性运动，以及像圣经研习会那一类的活动。这些新的娱乐消遣活动建立在付钱消费，而非参与生产的基础之上，并且更容易被限制在特定的场所和时间之内。②

时间社会学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p. 150.

引自 McCann, P. (ed.) (1977) Population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Jones, K. and Williamson, K. (1979) •The Birth of the School Roo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5, pp. 59-110.

③ Stone, L. (1969) Schooling and Socie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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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传统消遣习惯被打破，这是与日渐式微的传统工作日历、工作周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休假历的繁复结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守夜日和欢乐集会被逐步废黜。工作周也被安排得更加具有规律性。“神圣星期一”（SaintMonday）成了这一过程中的牺牲品。③过去，在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外包加工工场和煤矿里，星期一一直都是工人们的休假日。而且，在一些新兴的制造业中也是如此。这一天通常被当时的作家直接描述为喝酒和赌博的日子。而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随着旧式娱乐消遣方式被新式娱乐活动一一例如廉价的火车短途旅行和板球比赛等—所取代，这一天就变得相当平淡无趣了。但是，少了整整一个工作日，显然会给资本家带来不便。有证据显示，雇主们曾经把周六半天休假制用作取消周一休假的谈判筹码。④新的假日安排部分地取代了旧的假日安排，但是对新的假日安排的采用情况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并且至少部分是地方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工人对当地半天（休假制）运动的抵制及其强度。有意思的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神圣星期天依然存在于某些行业当中，这些行业都还保留着非机械化的小型作坊生产。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例如, Malcolmson, R. W. (1973)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 Meller, H. (1976) Leisure and the Changing City, 1870—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③ 参见 Thompson, E. P. (1967)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Reid, D. A. (1976)‘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1876', Past and Present , 71, pp. 76—101.

④ 参见 Reid, D. A. (1976) 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1876', Past and Present, 71, pp. 7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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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人们对所有这些变化都进行了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都被瓦解了。尽管如此，工人们仍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各种缩短工时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1836年到1886年，历经其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平均工作时间缩短了五分之一；①1847年颁布的《10小时工作法案》(the Ten Hours Act) 成为最重要的里程碑。19 世纪 70 年代，这类工人运动又取得了重要进展：1871年颁布了《银行假日法案》（theBankHolidayActs)，1875年设立了一年中的四个（不带薪的）全国性假日(节礼日，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和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②然而，随着相对剩余价值逐渐取代了绝对剩余价值，缩短工时运动出现了问题。因为工人们此时并不是在反对新的时间观念，而是为了适应它。③从此，他们或许会赢得几场战斗，但已经输掉了整个战争。现在，时间就是金钱，而不是工作任务。

1880年，一套新的管理策略逐渐取代了过去那种完全建立在简单威慑基础上的老策略。由此，直接威慑或者（暴力）统治（葛兰西的“dominatio”）被一种更具渗透性、更有效的霸权取代，后者依赖于一种建立在经济上的文化。惩罚观念被一种强调自我改进的改革观念所取代。在工具性行动的领域，随着工人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管理制度，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动向，它们围绕着工作时间及其安排以及工作报酬，而不再是工作时间本身。一天中被称作“工作时间”的那部分时间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世界中的一部分，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847年颁布的《10小时工作法案》；实际上，上述妥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非均一化，速度在不同的地区各有不同。④

时间社会学

① Burnett, J. (ed. ) (1974) Useful Toil, London: Allen Lane.

② 参见 Pimlott, J. A. R. (1947) The Englishman's Holiday: A Social Hi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 reprinted 1976, Hassocks: Harvester); Walvin, J. (1978) Leisure and Society: 1830—1950, London: Longman.

③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④ 参见 Gregory, D. (1978)‘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hange 1739—1900’in R. A. Dodgson and R. A. Butlin (eds). A Historical Geogra 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egory, D. (1981)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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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号性互动领域，一种霸权式控制（a hegemonic control）的形成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教育领域，学校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学校所实行的是具有监控功能的军事化管理，时间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片真空，可以把受规训的道德行为填充进去。现在，这些学校正在逐渐被取代，但是新式学校依然要以它们为基础。例如，此时贫民学校的时间表：

规定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交替进行，其间穿插在操场上进行的户外活动，如果是在工厂学校或者救济院学校，还会安排一些时间，让学生们在监督之下做工。在这种细致的教学日程安排中，时间本身作为一种受监督的活动的结构化排列，被赋予了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训练存在于孩子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①

学校变得越来越“人类行为学化”（anthroponomic)，②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为了造就工人，更是为了造就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工人。基础教育和一种制度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得到了重视。标志性的转折点大概就是1861年，公立学校监察团所采用的标准发生变化，它们此前只要简单地视察“道德状态”，而现在还要考虑基本技能水平。此时，制度自身的存在问题变成了制度优化的问题。在休闲方面，娱乐消遣活动变得越来越秩序化，越来越被局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例如，在设有围墙的空间中举行的规定时长的比赛。对闲暇的消费过程开始取代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一些标志性日期有--19世纪40年代前后，火车短途旅行出现；或者是1863年，英国足球联合会（theFoot-ballAssociation）成立，以及19世纪70年代末，首个职业俱乐部成立。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急识的形成

① Jones, K. and Williamson, K. (1979) The Birth of the School Roo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 5, p. 89.

② Bertaux, O. (1977) Destins Personals et Structure de Class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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