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类似的日期还有很多。①

但是，在工人阶级对这种时间感的内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经济理性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在某一点上，与消费产业的发展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消费需求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渴望（economic aspira-tion)。②伯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的“创造需要”（creation ofwants）的观念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储蓄存款增加，像建房互助协会（building societies）和保险公司这样的信贷机构逐渐发展起来，还出现了像分期付款这种新型高利贷。于是，人们开始重视固定工资和“事先打算”。工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只要赚够一周的花销就离职。新的经济计算赋予未来时间一种经济价值，这样一来，一个客观的未来变成了工人习性中的一部分。如今，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都是金钱。这里出现了一条难以言喻，但又十分重要的分界线，布迪厄（Bourdieu）对阿尔及利亚工人的记录中也描述了相似的情况：

如果一个人想通过组织各类资源，通过平衡资产和负债，节省，对投资或信贷进行资本管理，或者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对他的现在和环境具有最低限度的控制力。1954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一家工厂里的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工厂决定把工资提高20%；工人们按照传统主义精神的逻辑，把他们的工作时间缩短了1/5。然后，工资变成了两倍，达到初始工资的240%。第二次提高工资的结果与第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似乎是一个门槛被打破了，工人们显示出工作的欲望，想要赚更多钱，渴望加班，要通过节俭而期待未来。好像是一个单独的属性的改变造成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重构，好像从生存焦虑中解放出来的人突然

时间社会学

参见 Magoun, F. P. Jr (1938) History of Football from the Beginnings to 1871, Bochum Verlag Heinrich Popinghaus O. H. G; Delaney, T. (1963) A Century of Soccer, London: Heinemann; Keeton, G. W. (1972) The Football Revolution, Newton Abbott: David &. Charles.

② Reid, D. A. (1976) ‘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 — 1876', Past and Present, 71, pp. 7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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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他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①

因此，在这个以现在换取未来，以文化换取经济的过程中，工人们有得也有失。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关于普及格林尼治时间的案例研究

铁路与电报时代

开始于“伦敦城”；

我猜想，伦敦时间是否会

接踵而至。

(伍尔默的埃克塞特和普利茅斯报，1852年8月14日②)

本文最后这一部分是一个案例研究，关于精确而统一的计时与时间意识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③这一部分在展现前资本主义时间的苟延残喘的同时，也表明新时间的普及过程并非坦途。这一转变的速度在不同地方有所不同，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因素。①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Bourdieu, P. (1963)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in J. Pitt-Rivers, Mediterranean Countryman: 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editerranean，Paris：Mouton，p. 71. 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② 转引自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1.

③ 参见 Thrift, N. J. (1977a) The Dif fusion of Greenwich Mean Time in Great Britain', University of Leeds, School of Geography. Working paper, 188. Leeds; Parkes, D. N. and Thrift, N. J. (1979) ·Time, Spacemakers and Entrainment', Transaction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 pp. 353—372; Smith, H. M. (1976) ‘Greenwich Time and Prime Meridian', Vistas in Astronomy, 20;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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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公共马车服务（伦敦至布里斯托尔）出现于1784年，此后便得到迅速推广。到1785年时，定期公共马车服务已在伦敦与25个城镇之间开展起来。②这种新的规律性产生了一些直接的社会影响。例如，它对伦敦的一些工作习惯产生的影响：

从前，人们会在上午晚些时候打开来信，在这一天闲暇时处理它们，晚上才寄出回信；邮局办事员工作到多晚都不是问题，只要他们赶上了午夜投寄，就要等到晚上11点关邮箱。现在，所有邮件都在晚上8点从邮政总局发出；邮箱7点关闭，办事员在7点之后就下班了。③

但是，新出现的定期公共马车服务也并非没有问题。尤其是地方时间之间难以控制的差别所产生的问题，因为英国大部分城镇，还依然处在各自的“时区”之中。1792年，英格兰各个社区都同意采用平均时间(mean time)，但是，具体所遵循的时间要以它们与子午线之间的位置关系而定。这就意味着，不同地区所遵循的时间大相径庭。例如，伦敦与普利茅斯之间的时差是16分钟。但是，在这一时期，时间上的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公共马车行进速度较慢，可以进行时差调整。例如，从伦敦到布里斯托尔的路途中，就要由控制行程的车长负责调整时差。而他要做的就是简单地调一调时钟，使南“下”伦敦的行程少20分钟，而北“上”布里斯托尔的行程就多出20分钟。（布里斯托尔当地时间与伦敦时间的时差是20分钟）。

时间社会学

① 参见 Gregory, D. (1978)‘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hange 1739-1900’in R. A. Dodgson and R. A. Butlin (e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regory, D. (1981)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② Bagwell, P. (1960) The Transport Revolution From 1770, London: Batsford;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③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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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年，斯托克顿和林顿之间的铁路线路开通，自此开启了铁路时代。火车所能达到的速度迫切需要英国各市镇实现时间上的一致性。起初，铁路运营还处在试探性阶段，并没有对其他交通方式造成重大的冲击。例如，1831年，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线发布了一份联合时刻表，包括了它们的火车时刻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公共马车和汽轮的时刻表。在这张联合时间表上，马车时刻表占了8页，轮船时刻表有2页，而火车时刻表仅占了四分之一页。而当时的时间感并不会有助于情况的改善。例如，在1839年，当乔治·布兰德肖（GeorgeBrandshaw）准备为《铁路指南》（the Railway Companion）编写首份时刻表的时候，铁路公司的一名主管拒绝向他提供火车到达时刻，他说：“我认为这会使准时成为一种义务”。①

1838年，铁路开始运送王室邮件。这使得形势更为迫切。尽管邮政马车的传统还在，但东西方向的线路却已经被取消。（能传送时间信号的）电报公司的诞生又进一步提出了时间的一致性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英格兰，至少有3类组织机构发现，很难在不同的地方遵循不同的时间。它们分别是邮局，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

这一时期的铁路乘客的经历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例如，乘客们使用1841年的大西部（Great Western）铁路公司的时刻表时，就会看到一些令他们感到不安的话：

铁路沿线各站都使用伦敦时间，而伦敦时间比雷丁（Reading）时间早4分钟；比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时间早5分钟；比切本哈姆（Chippenham）时间早8分钟；比布里奇沃特（Bridge Wa-ter)时间早14分钟。②

所以，大可不必对以下情况感到惊讶：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铁路乘客都戴着有两个表面的特制手表，一个表面显示当地时间，另一个显示目的地时间。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Wright, L. (1968) Clockwork Man, London: Elek, p. 28.

② Great Western Railway, (1841) Timetable. York: National Railwa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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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对统一时间的需要变得迫切起来，尤其是随着铁路线的延长，铁路交通量的增加，以及像第一次火车短途旅行那样的新事物的出现。亚伯拉罕·奥斯勒（AbrahamOsler）在伯明翰哲学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对时间不统一的状况发起了第一次猛烈攻击。①而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大臣亨利·布思（HenryBooth），则在1847年的一本小册子里，清楚而有力地确立了标准时间的地位：

现在，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真实情况。先是最东边的六七个村庄或渔业城镇的教区大钟接二连三地响起，随后便开始了一连串长时间的、不和谐的钟声；诺里奇（Norwich）和雅茅斯（Yar-mouth)，哈维奇（Harwich）和拉姆斯盖特（Ramsgate），几百个大钟和合奏钟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接着，坎特伯雷（Canterbury)，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和剑桥延续了这致礼的钟声；而其间还有上千个城镇鸣响教区大钟或市场鸣钟，在宣告自己的时间……往西，噪音还在继续，一直到达大都市的郊区；波普勒（Poplar）和利默豪斯（Limehouse），斯捷潘尼（Stepney）和贝塞那·格林(Bethnal Green)，每一个地区的时钟和响钟……都在发出刺耳的鸣响，令人心焦；这些连续不断的嘈杂声之后，圣保罗大教堂的大钟St Martin-de-Grand开始哀鸣，敲响了一点的钟声，仿佛在庄严地谴责之前的嘈杂。然而，嘈杂之声依旧；继续向西延续从布伦特福德（Brentford）和温莎（Windsor），到雷丁（Reading）和牛津(Oxford)，再到斯托特汉普顿（Stouthampton）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钟声持续到最后的一小时，“什鲁斯伯里（Shrewbury)的钟声”响起；每个城市，市镇或者镇区，或者“教区以外的地方”（extra-parochial place）的上空都回响着阵阵钟声，昭示它的时间；它呼喊着“这是我的轰隆声！”②

时间社会学

①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Booth, H. (1847) Pamphlet published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quoted in House, 1980),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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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布思，还有工业资本主义，都乐于看到时间的一致性：

圣保罗教堂的大钟敲响一点的钟声的时候，从大不列颠的最北端到最南端，每个城市的时钟和村庄的合奏钟也都敲响了一点的钟声。而且所有手表或者座钟的指针都会指向这同一时刻！不管是在伦敦，爱丁堡（Edinburgh），还是坎特伯雷（Canteibury）或是加的夫（Cardiff)，工人们都是在同一时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始工作。商人们准时约见；旅行者们自信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时间)，而不再为眼前的“经线”而感到不安。全国人民一齐行动的理念是如此庄严伟大；在每一次活动中，只需一个共同的指令就可以调控一个伟大民族的行动！①

1840年11月，大西部铁路公司开始在其铁路沿线各车站和时刻表上使用伦敦时间（伦敦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之间的时差是23秒）。1846年，西北铁路公司也开始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车站使用伦敦时间。不过，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些协调上的困难。例如，1846年11月，“一班火车晚点，而原因就是，（由Midland铁路公司运营的）拉格比（Rug-by）和约克（York）之间的铁路线上使用的是伦敦时间，而（由西北铁路公司运营的）拉格比车站使用的却是拉格比当地时间”。②

因此，各铁路公司经由铁路技术情报交换所（the Railway ClearingHouse）（该组织建立于1842年，负责协调英国铁路运营的各方面事务）的调解，最终决定：“只要邮电部允许，就建议每家铁路公司在其沿线各站采用格林尼治时间”。③邮电部似乎也并不反对。于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铁路线都改用了格林尼治时间，而且几乎都是在1847年12月1日这一天改的。1848年1月版的《布拉德肖铁路指南》（theBradshaw's Railway Guide） 上列出了采用格林尼治时间的铁路公司名单，包括伦敦西南、伦敦西北、米兰德、切斯特一伯肯黑德（Chesterand Birkenhead)、兰卡斯特卡莱尔（Lancaster and Carlisle)、东兰开夏郡—约克—北米兰德(East Lancashire and York and North Midland)。而大西部、东南和喀里多尼亚（Caledonian）这三家铁路公司也都已经改用了新时间。①

集七章 资本主义时侮意识的形成

① Booth, H. (1847) Pamphlet published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quoted in House, 1980), pp. 10-11.

②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87.

③ Smith, H. M. (1976) Greenwich Time and Prime Meridian', Vistas in Astronomy, 20, p. 221; McCrea, W. H. (1975) The Royal Greenwich Ohservatory, London: H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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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只有火车站改用格林尼治时间，而周围城镇并未这样做，不免会出现混乱。（表7.2)

时间社会学

①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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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各个车站的时钟都根据“伦敦时间”重新调校。例如，大多数读者会注意到，伦敦市12点与其他地方的12点相比或早或晚，这具体要看后者与伦敦之间的距离和方位关系。因此，当某个地方小镇的时钟还显示为差5分12点时，伦敦时间已经是12点了。此时，定于12点出发的火车已经开动，而漫不经心的乘客却以为还差几分钟。我们要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在伦敦以外的地方车站下车时，明智的做法是，注意一下当地时间与伦敦时间的差别，以便在此后的行动中适当地考虑这一差别。①

第七意 资本主义时间憲识的形成

① Simmons, J. (ed.) (1971) The Railway Traveller's Handy Book of Hints, Suggestions and Advice before the Journey, On the Journey, and After the Journey, Bath: Adams &. Dart (1862 edn. ), p. 32. 参见 Cockman, F. G. (1973)The Railway Age in Bedfordshire', Publications of the Bedfordshire Historical Record Society, 53. pp.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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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负责出版地图的是一家钟表制造商（Henry Ellis and Son ofExeter)，所以所有购买地图的消费者都可以知道，在1852年使用当地时间或格林尼治时间的城镇各是哪些（表7.2）。实际上，其中某些城镇在铁路改换时间之前，就已经采用格林尼治时间了；例如，在不屈不挠的奥斯勒“领导”下的伯明翰。其他城市，像曼彻斯特，则在地铁路改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当天，才改用格林尼治时间：

大众意志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General Purposes) 在认真考虑了兰开夏郡—约克郡铁路公司的来信之后，于1847年12月1日，建议铁路公司管辖的所有时钟和教堂时钟，都必须适当调整9分钟，以保证与铁路时间一致；这标志着工商界对新的交通主人的顺从和效忠。①

在苏格兰，改用格林尼治时间的进程要迟一些。1848年1月29日，爱丁堡（Edinburgh）、格拉斯哥（Glasgow）、格里诺克（Greenock）、斯特灵（Stirling）和珀斯（Perth）开始在公共时钟上使用格林尼治时间。②

但是，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处于东西轴线两端的城镇，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的调整最大。因为有完备的文献记录，我们才有幸知道发生在西南部的那场争论的相关细节。1844年5月1日，埃克塞特（Exeter）开通了第一条通往市区的铁路。从1847年12月开始，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公司改用格林尼治（伦敦）时间，但埃克塞特坚持使用其当地时间。1850年，怀特的《德文郡指南》给铁路乘客的建议是：

各车站都在使用的伦敦时间，比巴斯和布里斯托尔时间早11

时间社会学

Kellett. J. R. (1969) The Impact of Railways on Victorial Cities, London: Routlcdgc &. Kcgan Paul, pp. 173-174.

②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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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比埃克塞特时间早14分钟，比普利茅斯时间早13分钟。①

市区的时钟既显示格林尼治时间又显示当地时间：

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便利服务，一面新型表盘被加装在这个城市，西尔街前，圣约翰教堂的墙上。它既准确地显示了埃克塞特的时间，又显示了较之提前几分钟的铁路时间。只要你一不留神（看错时间)，就可能使聚会变得不愉快。银色分针指示铁路时间，金色分针指示当地时间。

(特里曼的埃克塞特飞翔邮报[Trewman's Exeter Flying Post]，1845年10月16日②)

人们也可以买到同时显示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的手表。

1850年，埃克塞特当地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慢了14分12秒。于是，要求改变这种时间差异的请愿运动正式开始，而该运动的领袖就是前文提到的亨利·埃利斯。1851年，在一次市镇议事会议上，人们要求市长请求埃克塞特教堂（镇上最重要的时钟的所在地）主教将教堂时钟调整为格林尼治时间。请愿书在前一天晚上就起草好了，并且“已经得到市里重要公司的签署”。③随后便引发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这场辩论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场围绕着一位年轻女士的成年时间问题的争论中，如果依据礼拜教堂的时钟，她已经到了成年年龄，但如果依据大教堂的时钟，她还没有到成年年龄，而法院判定大教堂的时钟的权威高于其他时钟”。①此次请愿的投票结果是16比5，但大教堂的主教拒绝更改大教堂时钟的时间。这种情况以及其他与之相类似的情况，促使当时的《阿森埃姆》（Athenaeum）作出如下评论：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发现巴斯和埃克塞特出现在列有为了地方权利而宁愿落后于世界趋势的地方的名单上”而感到惊奇。②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1.

② 转引自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1.

③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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