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1852年8月初，电报电缆铺设到了埃克塞特火车站，进一步加大了埃克塞特火车站改变时间的压力。当地报纸的一位编者这样写道：

与前几年相比，公众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每一个人都会感到一种不便，也就是在不同城镇就要以不同的时差换算时间所引起的不便……我们相信，埃克塞特的市民将会努力争取统一时间，以便获得由此带来的便利。在美国，很多重要城镇早已经迫不及待地占据了这样的便利。③

此后，斯塔福德·诺森特（Stafford Northeote）男爵继续了这一事业，他帮助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向英国西部布里斯托尔、巴斯、埃克塞特——施加压力，促使它们都采用统一的格林尼治时间。1852年8月31日，改用统一的格林尼治时间这一议题又被提上埃克塞特的议事会议。随后，也就是10月28日，在市政厅又举行了公众会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改变公共时钟的显示时间。主教最终做出让步，于是埃克塞特从1852年11月2日开始改用格林尼治时间；就在第一个电报常规时间信号从格林尼治发送到埃克塞特的第二天。

时间社会学

①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2.

②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3.

③ Ponsford, C. N. (1978) Time in Exeter: A History of 700 Years of Clocks and Clock-making in an English Provincial City, Exeter: Heapwell Vale Books,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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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告“从周二，即接下来的十一月份的第二天开始；大教堂的时钟和这个城市中其他公共时钟都将显示格林尼治时间”。

（通告原文摘自《西部早报新闻》，1936年12月29日）

在布里斯托尔，改用格林尼治时间的决议已经在1852年9月14号的议会会议上获得通过。①此后不久，普利茅斯、巴斯和德文郡也改用了格林尼治时间。此时，西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实现了时间上的同步性。

1855年，英国百分之九十八的公共时钟都已经被设定成格林尼治时间。②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1858年，税务法庭（the Court of Ex-chequer）的一项决议致使当地时间被指定为法定时间。③1880年8月2日，当这一法律议案（“时间界定”）提交给王室御审的时候，最后的异例也被消除了。从1880年的这一天起，英国国内所有的活动都被纳入了格林尼治时间。

结论

中世纪时期的霸权建立在文化与经济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之上。19世纪末，它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结构重组，经济变成了社会的主要方面。这次结构重组的进程走走停停、磕磕绊绊这儿向前几步，那儿退后几步，那儿又误入歧途。但是它还是发生了。在18世纪晚期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表现为简单的高压统治和粗暴的意识形态控制。但是，到19世纪晚期的时候，它已经彻底完成了向新型霸权的转变。这种新型霸权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很多，而其中之一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即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它是一个计算的领域，一种对未来的占有。到1880年，所有者的时间（owners’-time）变成了拥有的时间（own-time)。内在和外在的时间标记方式逐渐趋同。此时，时间是被消费的：人们不再根据完成的工作任务来衡量时间。此时，时间与未来取向的计算理性密不可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时间和计算理性已经变成同一样东西：不断积累的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

① Latimer, J. (1887) The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stol.

②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Howse, D. (1980) Greenwich Mean Time and the Discovery of Longitu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A. C. (1978) Greenwich and Standard Time', History Today, 28, pp. 19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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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一下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情况。工作方面一是泰勒主义（Taylorism）、福特主义（Fordism），甚至新福特主义（neo-Ford-ism）；①学校方面——是人类行为学（anthroponomy）、自我约束（self-discipline)；②家庭方面—是家庭监控和闲暇时间的炫耀性消费。③而且，工作、学校和休闲是彼此割裂的。所有这一切都被国家和资本用“思想治理”(govern-mentality))④和实证主义科学构成的复杂的难解之

时间社会学

① 参见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alloix, C. (1976) The Labor Process: From Fordism to Neo-Fordism', in 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 Strategies, Brighton: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② 参见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Chamboredon, J. C. and Prevot, J. (1975)‘Changes in the Definition of Early Childhood and the New Forms of Symbolic Violence', Theory and Society, 2, pp. 331—350; Karabel. J. and Halsey, A. H. (eds) (1977)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nstein, B. (1970) Class, Order and Control , vol 3,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③ 参见 Donzelot, J. (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New York: Pantheon; Pasquino, P. (1978) ‘Theatrum Politicum',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4, pp. 41—54; Knemeyer, F. (1980) ‘Polizei', Economy and Society, 9, pp. 173—196; Linder, S. B. (1970) 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red, A. (198la) ‘Production, Family and Free-Time Project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 pp. 3—36.

④ Foucault, M. (1979)‘On Governmentality',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5. pp.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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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捆缚在一起。

如果存在着斩断这一难解之结的办法，那么这一办法必定会部分地涉及改变时间意识。但是，并不是通过毫无限制的回返过去。必定会有一种方法：

将新旧要素综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意象，它既不是建立在季节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类需要的基础之上。在工作中守时是对工作同伴的尊重。任由时间白白逝去的行为也会受到文化的认可。①

第七章 资本主义时间通识的形成

①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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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想史

克里斯·尼兰德

从1870年到1980年，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主要国家的年工作时间总量缩短了大约40%。标准工作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本研究概述了这场争论中的主要观点。对该问题的内在实质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代关于工作时间的争论，都局限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工人对工资和闲暇的偏好，这些偏好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以及作为个体或者集体的工人如何实现其选择。这类争论变得越来越空洞，越来越偏离主题。因为它们建立在众多误解的基础上，而且还忽视了一个曾经主导着整个问题的关键因素。这个关键因素就是与工作和时间相关联的工人的心理一生理能力的特性。这一因素被遗忘了太久，致使许多争论参与者都没能意识到，偏好论只是对标准工作—时间为什么发生变化的两种传统解释之一。

放弃对人的能力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不合理的。希望对这场争论的历史的详细描述将有助于这个因素的重新融入，重新引发关于工作一时间问题的真正严肃的讨论。此时重新展开这一讨论是尤其必要的。从传统上看，在高失业率时期，工作一时间就会变成一个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经济危机时期，工人运动总是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应该缩短标准工作时间，以便使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工作。“长期繁荣”之后一直持续的经济危机也未能例外。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持续衰退……那么，组织起来的工人对缩短时间标准的要求就有可能变得更加坚决。因此，理解工作时间怎样变化以及为什么变化，具有直接和重大的意义。

① 选自 Nyland, C. (1986)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Work-Time Though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7, 1986, pp. 51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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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与工作一时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真分析……工作与时间之间关系的第一代政治经济学家，就是重商主义者。这些作者被松散地归类到重商主义名下，主导了大约从1500年到1700年的经济思想。严格地讲，不应该认为那些对重商主义思想作出贡献的人们构成了一个学派。这一时期已经被恰当地描述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经济学家的时代。①对于这些理论家而言，在一个或者多个理论观点上达成共识，绝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观点上也会如此。但是，他们至少在两套学说上达成了广泛共识。一是贸易平衡理论，二是关于劳动者对国家的重要性的思想。这两个因素在重商主义建立其工作一时间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要繁荣，就必须实现贸易顺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保证出口价格最低。此时的欧洲还处于前工业社会，劳动力成本是最重要的生产成本。所以，若想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就必须使这种商品（劳动力）的价格也降到最低。他们相信，只有把直接生产者的收入尽可能地压到最低，国家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就一个“正常”工人对工资增加所作出的反应而言，低工资政策也被认为是必要的。重商主义者发现，当他们社会中的直接生产者的工资增加时，他们往往会缩短其愿意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劳动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所以这就被看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③贸易或许可以增加财富总量，但直接生产者的努力工作却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因此，他们认为：确保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努力工作，而不考虑他们的个人偏好，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国家有权要求和强制直接生产者为工作倾尽全力。所以，懒散和精力不集中总是一再遭到这些学者的谴责。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使用强制力、道德劝说以及干预等手段介入劳动力市场，操控劳动力价格，以确保工人们能够在稳定而持久的基础上劳动。①

第八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想史

① Johnson, E. A. J. (1937)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London: P. S. King.

Furniss, E. S. (1920)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③ Meek, R. (1956)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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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者用以克服工人的休闲偏好的处方中包括：通过政府来降低和固定工资，松动加入国籍的法律以增加入境移民，而最为重要的是控制食品供应，进而抬高物价。实质上，所有这些办法的目的都是降低劳动人口的生活标准，从而迫使他们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劳动。如果高收入会降低劳动者劳动的意愿，那么低收入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不仅要保持低工资，还要使穷人继续生活在贫穷之中。

古典经济学与工作一时间

这种主张一—将劳动人口的收入保持在维持生活的水平上，以便延长他们可以用于劳动的时间—在1500年以后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然而，在18世纪上半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种主张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是懒散浪荡的，尽管许多工人仍然如此，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对重商主义正统思想的质疑者还认为，压低工人生活标准的政策有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有人甚至认为，高工资可以作为一种诱惑、刺激，激励工人们为工作付出更大努力。

对重商主义者的工作一时间观点的质疑，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过程中，真正遭到挑战的是重商主义者关于人类本性的观念，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劳动者的本性的观念。过去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直接生产者天生就是懒惰的，他们只有在外力强制驱使下才会工作。然而，这一正统观点的挑战者们却认为，包括工人在内的全体人类都不是天生懒惰的，即使他们的行为表现如此，也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动机使他们不懒惰。

时间社会学

① 参见 Wiles, R. C. (1968)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pp. 1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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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50年以前，只有少数作者认为，在人类本性中并没有懒惰和对劳动的厌恶。然而，从1750年到1775年这段时间里，这种观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这是一个分水岭。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一场重大转变发生了。

关于工作一时间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一种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任何经济学体系都是如此。这一点，在亚当·斯密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将人类视作是一种有理性的创造物，认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和实现那些影响社会本质的长期策略。然而，他也对这种能力附加了严格的限制，认为人类理性的发展状况尚不足以使他有能力把社会塑造成某一特定的形态。他提出，经济规律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们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而不受社会成员的政治、法律行为的影响。

斯密还指出，尽管人类的能力有限，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发挥作用，因为自然赋予了他们某些特定的欲望和需求。

在政治躯体之中……天性的智慧，足以补救因为人类的愚蠢和不义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后果，其方式就和它在自然躯体内矫正人类的懒惰与放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方式一样。①

斯密认为，这些内在的动力特征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合。这些天赋的本质是人类的交换倾向和一种利己主义，后者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的不懈动力。斯密相信，人类会为了改善生活而坚持不懈地奋斗，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拒绝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工作一时间问题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如果工人们有机会获得更丰厚的收入，他们就会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他还强调，更多的财富会在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更多的财富可以改善工人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他们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且它还会给工人带来一种希望：如果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不仅能够改善当下的生活条件，甚至还能在以后过上舒适的生活，并由此激励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

第几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想史

① Smith, A. (196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veryman, Vol. 2,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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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承认，确实会有一些人偏好休闲胜过收入。但他也指出，绝大部分人并非如此。大多数工人的收入偏好都很强烈，以至于在那些支付计件工资的地方，工人们会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甚至往往到了不惜在几年内毁掉健康的地步。

在1776年之前的25年里，英国经济首次遭遇工作一时间大幅度缩短。在这一时期，技工每天10小时的工作时间被确立为一般标准。①如果斯密的分析仅限于交换领域，以及对工人的休闲和工资偏好之本性的考虑，那么这一新情况就可能会给他的观点带来困难。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这些收入偏好者会一致要求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但对于斯密来说，这并不是问题。因为他承认，不管工人们对更多收入的渴望有多么强烈，生产过程中的因素总会迫使他们限制自己的工作一时间。另外，斯密基于其关于人类本性和有限能力的论断提出：工人们选择限制他们的工作一时间长度的原因通常是快速的工作节奏。

一周中有四天过度劳累，通常是导致其余三天懒散的真正原因，而后者遭到很多人的强烈谴责。大多数人在连续几天的繁重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之后，自然会产生一种想要放松和休息的强烈欲望。而且，除非有外力或者某种强烈的需求存在，否则这种欲望是难以抑制的。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求，需要通过某种放纵来得到释放，有时只需要放松一下，而有时则需要挥霍和消遣。②

如果雇主忽视人性中的这一方面而斯密认为，事实往往如此——就会对工人很不利。斯密承认人类肉体上的局限性，并由此指出，在工作一时间的时间长度和强度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关系。他认为，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最优工作一时间。斯密建议雇主们重视这种最优状态的存在，而不要强迫工人去适应一种

时间社会学

① Bienefeld, M. A. (1972) Working Hours in British History: 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② Smith, A. (196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veryman, Vol. 1,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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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快的工作节奏。

庸俗的反革命

贪图物质和享乐是人的本性，高工资可以激励工人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这样的信念已经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统理论中的一部分。这些学者总体认为，分析者若要理解市场，首先需要洞穿表面现象。换言之，分析者必须找出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那种基础性关系，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市场关系。①例如，李嘉图（Ricardo）认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要确定这样一些规律，“这些规律调节产品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情况”；②对这些规律的探索使他得出如下结论：在产品分配的问题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随着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主导英国的政治经济环境，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的紧张程度相对减弱。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为促进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对资本家和食利者造成了威胁。到19世纪30年代时，很多经济思想家的作品开始反映他们社会中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他们的作品还反映出这样一种认识：很多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可能会被那些同情工人阶级的激进作家不恰当地使用。这一认识在很多学者那里表现为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性分析，而采用一种越来越具有辩护性的方法论，其作用更多的是赞颂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证明它的合法性，而不是解释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这直接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且相互竞争的经济思想传统—边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及确立。

工厂运动

19世纪20年代，后来创建边际主义传统的学者们开始抨击古典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纳索·西尼尔（NassauSenior）。

第几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慧史

① Meek, R. (1977) Smith, Marx and After, London: Chapman &. Hall.

② 转引自 Robbinson,J. （1964) Economic Philosophy，Harmondsworth：Pen-guin,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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