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这位学者为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然而，令他声名鹊起的却是发表于1837年的关于工作一时间问题的评论性文章。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业机械化造成了很多地区的大规模失业。这赋予了资产阶级更大的市场支配力。在许多行业中，他们就运用这种市场支配力，残酷地延长工人们的劳动时间。①作为对这种新情况的回应，要求法定最长工作日的“工厂运动”在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也逐渐发展起来。

这一运动获得了纺织工人的大力支持。而且这些工人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知识界中自由主义改革家的支持，甚至还获得了部分统治阶级的支持。后者主要是托利党地主和那些能够以极小的成本缩短工作时间的制造业主。托利党地主支持纺织工人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担心对工作日的法律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辉格党领导了改革议会。②

要求对工作日加以法律限制的斗争，给那些庸俗（vulgar）经济学家带来了困扰，因为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标准时间会普遍缩短。19世纪20年代，这一运动刚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些理论家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然而，当这一运动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且变得更加激进时，他们就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工作一时间问题也变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理论问题。由此所引发的争论的主题并不是为什么享乐主义的人会一齐选择缩短其愿意工作的时间长度，而是是否应该支持对工作日加以法律限制。起初，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斯密所谓的自由人的市场权利问题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成人作为自由人，有权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如果他们选择进入市场，并过度出售这种劳动力商品，那么这也是他们的权利。由国家来限制工作一时间，显然违背了这种自由，所以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必须加以反对。在这些观点上很少有异议。引起争论的是自由人的界定问题。儿童一般被认为是不能自由缔结合同的，因为他们不能完全行使独立判断能力。那么，由政府来限制其劳动力的买卖难道就是正确的吗？布劳格（Blaug)①指出，在19世纪30年代，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一种统一性立场基本形成。共识性的观点是，对儿童的保护在道德上是正义的，那些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们不应该继续延伸，因为这必然会涉及限制成人的工作时间长度的问题。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全面侵犯”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此，儿童也必须尽其最大的努力生存下去。

时间社会学

① Bienefeld, M. A. (1972) Working Hours in British History: 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② Nardinelli, C. (1980) ‘Child Labour and the Factory 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4), pp. 739—755; Nilsson, M. P. (1920) Primitive Time-Reckoning. Lund; Marvell, P. (1977) ‘Factory Regul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Engl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 20, (2), pp. 37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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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护儿童的法律相对立的立场难以在道德上得到辩护，这可以解释以下情况：一旦共识达成，那些经济学家就不会再公开宣扬上述对立立场。②这还可以解释他们急于抓住由西尼尔（Senior）抛给他们的“救生索”的迫切性，这条“救生索”把争论的主题从个人自由和道德转向了生产过程。西尼尔认为，必须反对工厂运动，因为它们会消除利润，进而毁掉工业。但是，他的应急性论题犯了根本性错误，而且带有明显的偏见，所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能接受。但是，他的核心观点“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大比率关系使长时间的工作更可取”，③却被广泛地认为是正确的。他的关于缩短工作时间长度会导致产量成一定比例下降的假说，和他的结论——10小时工作法案会导致价格上涨，进而破坏英国经济———一样，几乎都没有受到质疑。19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们为了反对工厂运动，展开了这些围绕着生产（过程）的争论。必须反对对工作一时间的限制，因为它会给贸易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也会使得与工人要求相对立的立场获得道德上的恰当性因为如果经济衰退，工人们也必然会遭受损失。尽管先前这种性质的法律的确没有导致这种情况，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先例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了。

第几章资本王义与“工作一时阁”恩慧史

① Blaug, M. (1958)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 A Reexamin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2, p. 212.

② Ricciardi, J. (1981) ‘Class Struggle,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 Towards a Reformulat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4, pp. 91-92.

③ Senior, N. (1837)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s, London: B. Fellows,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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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格分析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工厂法案的反应。他认为，他们的理论分析对这场流行的争论并没有什么贡献。然而，这种评价并不公正，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这些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着实作出了诸多贡献—此后成为边际主义立场的核心观点。首先，他们开创了一种方法论，即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市场范围内的个人权利和欲求，而忽视那些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导致工人们要求法定工作日的因素。其次，工人阶级对工作一时间法律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时，他们对此作出的回应已经变成该传统的标准：即，对已经颁布实施的这类法律，只要还没有被证明对资本不利，就给予支持甚至是鼓吹，但同时又指出，这类法律的延伸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最后，他们开创了一种不理会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新范例，因为那些证据表明斯密所主张的缩减工作一时间的长度或强度并不一定会导致产量下降的观点是正确的。

上述最后一个原创性贡献尽管几经挫折，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到19世纪中期，它得到了广泛认可，直到工厂法案实施之后才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此期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亚当·斯密的观点，例如桑顿(Thornton)，但他们几乎都已经被遗忘了。桑顿曾经在1846年指出：

缩短劳动时间并不一定导致生产的缩减。不被强制长时间工作的人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即使在短时间内也可能完成以前用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第十一小时和第十二个小时里的工作很可能是在十分疲惫的状态下完成的，或许，在之前的十个小时里加紧完成也没有太大的难度。①

尽管这一论点对经济学家产生的影响甚微，却深受工人及其部分支持者的欢迎。而且，它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工作一时间理论的要点就是：工人们在缩短的时间段内更加辛苦工作的能力。

时间社会学

① Thornton（1971）399. 本书参考文献中遗漏了具体版本信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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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工作一时间理论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里，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工作日的长度问题，还讨论了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他的论述首先就指出，工作日的小时数是一个变量。在一个劳动力通过市场进行买卖的社会里，这引起了很多矛盾。当资本家购买到一天的劳动力时，总是希望能够从中获取最大的使用价值。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工人们需要在第二天能够继续工作，而且为了正常地度过一生，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因此，工人们必须进行斗争，以确保他们每天所出售的劳动力商品的数量与这种需要相符合。这种根本的利益冲突，致使工人和资本家围绕着前者必须工作的时间长度问题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斗争。

马克思坚持认为，如果工人阶级无法抵制资本家对更大劳动量的要求，那么竞争会驱使资本家超越社会和身体的限制去延长工作时间。一旦所有剩余都被消费掉了，那么这种过度消费往往就会抬高这种商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是符合资本家的共同利益的。但是，这种共同需要的存在并不能保证个别资本家不会强迫工人过度劳动。如果条件允许，竞争必然会驱使资本家们这样做。马克思指出，单靠资本家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使各方面都满意的标准工作一时间安排的。因此，这就要求有一种力量，它凌驾于个别资本家之上，并由它来建立和强制执行这个标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就是国家。

工作一时间的强化

马克思认为，工作一时间法律的出现并没有终止资本主义过度消费劳动力的倾向。这种法律的颁布实施，从法律上限制了工人被迫从事劳动的时间长度。然而，至于在此限制之内能够做什么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最重要的是，国家没有，也不能控制工人们在既定时间内的劳动强度。换言之，几乎不存在对工作一时间的强度方面的限制。可见，过度消费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马克思指出，工作日缩短促使资本家大力提高生产效率，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投入都尽可能高效率地得到使用。这其中也包括对劳动力的使用。他指出，对于劳动力这种商品，标准时间的缩减不仅会增加资本家提高劳动一时间效率的需要，同时还会建立起使之成为可能的主观条件。他认为，工人们劳动时间长度的缩减会使他们保持一个更加密集的劳动力消耗水平。

磐几意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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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缩短工作日的第一次努力，源自这样一条自明性法则：劳动力使用效率与其使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某些限制之内，因缩短劳动时间长度而遭受的损失，要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弥补回来。①

马克思坚持认为，由于工作一时间被强制缩短，资本家在竞争的驱使下会尽可能地在较短的时间内激发工人更大的工作能力。换言之，竞争会驱使资本家强加给工人更高的平均劳动强度水平。

工人被迫承受既定时间内更多的劳动支出，更高的劳动紧张度，以及近乎毫无间隙的工作日总之就是一种被压缩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它只能在缩短的工作日的限制之下获得。将大量的劳动压缩在既定的时间段内，实际上就是变相增加劳动量。现在，劳动—时间除了具有一个“广度”值之外，还获得了一个强度值，或者说密度值。与过去的12小时工作日中较松散的时间相比，10小时工作日中更加密集的时间包含着更多的劳动，亦即支出的劳动力。②

提高既定劳动时间内的劳动强度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围绕着既定工资正常能够购买到的劳动力数量问题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工厂法案颁布之后。资本家只是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一时间强度方面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提高平均工作强度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他指出，在某些行业中，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很低，仅仅缩短工作日就会显著地提高“劳动过程的规律性、一致性、有序性、连续性以及劳动能量”。①在这些行业里，建立计件工作制度，实施更为严密的监管以及重组生产过程，往往就可以确保每小时增加的产值足以抵消由于工作时间长度的缩短所带来的损失。但是，资本家对机器设备的系统化使用，才被马克思看作是确保工人能够在较短的工作日中从事更高强度的工作的主要客观手段。马克思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两种方式。一是，提高机器运转速率：二是，让工人们操作或者监管更多台机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作日缩短使得资本家要求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于是他们就会加快机械化进程，提高技术水平。马克思对工厂法案的回应是：资本家对提高每小时产出水平的需要，体现在机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上，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动机，也就不可能实现机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他引用英国工厂监察员的话来支持他的这种观点：

时间社会学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p. 535.

②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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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类机械的重大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劳动时间的缩短推动了这些改进。后者与强加在工人们身上的更大的压力相结合，致使较短工作日的产量并不低于以前较长工作日的产量。②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法律导致了更高的劳动强度。而这往往又会导致正常劳动时间长度的进一步缩短。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婪使他们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而这些错误使工厂法案从一开始就成为必要。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家们任意提高工作一-时间的强度，往往会使它达到与工作时间的长度发生冲突的程度：

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劳动，而是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重复性劳动。因此，必然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工作日的延长与劳动强度的提高变得相互排斥，以至于延长工作日只能与低劳动强度相适应，反之，高劳动强

第八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鬼慧史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35.

②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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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只能与缩短工作日相适应。①

因此，缩短的工作一-时间会导致劳动付出更加集中，进而导致标准时间进一步缩短。简言之：

一旦禁止延长劳动时间，资本家就会通过系统地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这种损失，并把对机器的每一项改进都转化为一种更为完美的压榨劳动力的手段。毋庸置疑，这一过程必将在短时间内再次导致一个关键点的出现，在这一点上，劳动时间的进一步缩短将不可避免。②

马克思的观点的命运

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在本质上具有预言性和易接受性，但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忽视了它，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好像又误解了其观点的本质。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专注于这一理论的有限的几个方面。在关于工作一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问题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针对一些个别事例作出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并不充分，很容易遭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驳。

克利弗（Cleaver)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此类分析的典型案例。这位学者指出，工作一时间缩短是资本与劳动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他认为，随着工人阶级逐渐发展壮大，它就会有能力向资本家发起挑战，并强行引入现代工作日和周末休息日。工作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受阶级力量对比的影响，这一观点并不和马克思的相冲突。他还强调，标准工作日的确立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带有些隐秘性的“内战”的结果。但是他认为，资本家延长工作时间的能力受到工人们“强大意志”的限制，尽管他们只拥有“虚弱的身体”。①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保持工作时间内的劳动强度不变而不断延长劳动时间长度，或者相反，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反向关系必然会在某一点上达到人类那种难以逾越而又具弹性的（身体）限制。人的能力与意志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马克思的工作一时间理论的核心。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释标准时间逐渐缩短的原因时，往往不强调或者忽视理论中人的局限性这一方面。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观点的唯物主义基础。剩下的部分明显是不充分的，就像海曼（Hyman）所指出的：

时间社会学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33.

②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42.

③ Cleaver, H. (1979)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ondon: Harvest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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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理论高度根本上源自一种创造性张力，即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决定性（structuraldeterminacy）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历史主动性的双重强调之间的创造性张力。②

对标准工作时间缩短的解释，例如克利弗的观点，如果仅仅强调政治力量，那么它本质上是理念主义的（idealist），因为它把人的意志或意识当作是导致标准工作时间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边际主义的偏好论。

为什么那些解释工作一时间为何发生变化的非唯物主义观点基本上没有遭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这一点很难解释。毕竟，马克思对人的能力、工作一时间和工作强度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当马克思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去研究生产过程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们却没有追随他。《资本论》第一卷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布雷夫曼（Braverman）指出，尽管如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贡献极少……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再也没有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做法继续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①

第八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想史

①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p. 526.

② Hyman, R. (1980)Theor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Toward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in Paul Boreham and Geoff Dow Work and Inequality, Melbourne: Macmillan,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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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为一种分配体系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取代了由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在工作一时间方面，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因此就忽略了劳动时间的强度方面，或者仅仅给予其形式上的肯定。劳动一时间的单位，如小时、天等等，都被当作是同质性的概念。他们大多忽略了以下情况：生产领域中的新进展正在改变着这些时间单位的质性内容。而缩短工人必须从事的劳动时间长度则被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发展。

杰文斯（Jevonsian）革命

在对工作一时间变化的分析中，马克思延续并扩展了由亚当·斯密开拓的分析路径。但是，他仅仅关注其中集中于生产过程的部分，而很少关注收入问题，以及收入如何影响工人愿意从事劳动的时间长度的问题。而边际主义传统却将斯密思想中的这个方面当作其工作一时间理论的核心。然而，工人阶级对法定工作日的要求使这一传统的支持者们难以继续坚持这样一种作为个体的工人所持有的观念：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人，总是会选择最大程度地延长工作的时间。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享乐主义的人会选择缩短其愿意从事劳动的时间。杰文斯(Jevons)对效用概念的使用就满足了这种需要。②对边际主义者而言，效用会成为一种享乐主义理论的关键概念，这一理论把人看作是这样一些个体，他们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快乐最大化。效用被等同于欲求或者需要。他们认为，尽管这些主观因素不能被直接测量，却可以通过它们所引发的外显现象实现对它们的间接量化。因此，尽管某人对某物的欲求程度不能被直接测量，但是可以通过观测此人为满足其欲求而愿意付出的价格，来评估其欲求程度。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人的需求在其多样性方面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但在任何个别对象上却是有限的。

时间社会学

①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 9.

② 参见 Jevons, W. S. (1965)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 M.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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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文斯认为，劳动是一项“痛苦的付出”，要么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要么为了获得快乐，而且这种快乐要大于获得它时所经历的痛苦。他指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当劳动所得的报酬正好抵消所付出的代价，人们就会在其需求的驱使下，努力跨越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他们会停止通过工作获得快乐。如果这一过程继续下去，另一个点就会出现，此时增加的劳动过于沉重，超过了所有其他因素。杰文斯指出，在这个时候，工人会停止工作，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违背了人类本性。

杰文斯认为，将这种简洁的关系复杂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究竟工人们会对工资率的变化作出何种反应？他认为，工资变化会产生两种结果。当每小时工资增加时，工人就会得到更多报酬，因此，工作的动力也会更大。这当然就会促使工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情愿以工资收入代替休闲，因为这样做会增加其总效用。另一方面，现在工人每工作一小时就会获得更多的报酬，这一事实意味着额外收入的边际效用减少了。如果工作时间不变，较高的收入可能更容易满足工人们的欲求；如果劳动的痛苦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工人们就会通过减少卖出的劳动力来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两种情况就是现在所谓的替代品效应与工资效应。杰文斯认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就不能判定工人面对工资变化时会做出何种反应。但是他相信，有证据可以表明，如果工资上涨，工人们大多会选择缩短工作一时间。他的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英国的工作时间在过去25年里的总体下降的趋势。

巨大的羞辱

杰文斯的论题，包含了当代边际主义工作时间理论的所有要素。①个人追求其（按照收人衡量的）效用最大化，决定了工人正常劳动的时间长度。这一假说几乎得到了所有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可。但是，这一共识的达成并非易事。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很难接受将个体意识作为对工作一时间不断变化的唯一解释。其中有许多重要人物都极力反对工厂法案。这些人认为，由于生产过程的本质，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现实，即他们的孩子必须每天工作12-15个小时。他们坚持认为，工人的主张——较短的工作日并不一定会影响产量是毫无道理的。结果，他们遭到了当众羞辱，因为10小时法案实施后，他们的“科学”论断被证明是错误的。工人们因此谴责经济学家只是资本家的仆人而不是科学家，这些谴责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而这时又正是经济学的有效性遭受全面质疑的时候。①19世纪6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公开承认，他们的论断已经被新法律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忘记和忽略工作一时间和产量之间的非比例关系的重要性，而赞成那种忽视这类因素并局限于对个人欲求进行分析的观点，对他们而言并非易事。

第几章资本主义与“工作一时间”思想史

① Blaug, M. (1958)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Factory Acts— A Reexamin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2, p. 212; Kerton, R. M. (1971)Hours at Work: Jevons'Labour Theory after 100 years’Industrial Relations, 10, 2,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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