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如果他们同意加班，他们就会得到比平常高得多的每小时报酬，就像是对他们放弃拥有更多私人时间的权利要求而作出的充分补偿。（一般认为，夜间时间比白天时间更具私人性，所以在晚上工作或者值夜班的护士通常会得到更高的每小时报酬。）他们还希望能够尽可能早地接到加班安排的通知。因为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准备时间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他们可能正好在那天晚上安排了其他事情—另外，这种做法也会被认为很不礼貌，因为在对更多私人时间的权利要求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方面，护士表现得尤为敏感。因此，即使没有正式规定明确说明护士应该提前多长时间请病假，护士们多数也会对此形成共识：如果超过某一时间限度再请病假就太晚了，因为这样做不能给替班护士留下足够的准备时间。而且，这也是对替班护士的私人时间的不尊重。在家待命的护士甚至也会期望自己得到这种象征性的尊重。护士即使只是在家等待可能的替班通知也会有（低水平的）工资，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提前一点得到通知，这主要是出于象征性的原因。（在家待命这种情况，是体现实际的私人性与潜在的公共性的微妙联结的一个绝佳的例子，这种情况还表明私人一时间与公共一时间并不是互斥的范畴，而是一个连续体中相对的两极。)

一般而言，现代护士的社会世界被清楚地分割成私人时段与公共时段。与医生相比，护士在医院外的时间更具私人性。他们不必随身带着传呼机。他们也不被期望留下说明，告知他人在晚上或者周末可以在那里以及怎样找到他们。很少有登门求诊的情况。简言之，他们可以放心，只要他们离开了医院，不当班时间的私人性就受到了保护。

护士的职业道德允许他们……在规定的当班时间之外卸去任何职责。（有趣的是，当医生拒绝在某一时间为病人看病这种极少见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不仅会遭到同事们的严厉批评，同时也会遭到护士们的批评！）如果一个护士还没有接到报告本，或者已经上交了她的报告，根据正式规定，她此时是不当班的，尽管她还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护士们通常会在其轮班时间开始之前到达他们的服务岗位，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没有人期望他们立刻开始工作。另外可能的情况是，一名护士在轮班结束之后还会在自己的位子上再待一会儿，但她会提醒要求她做事的人她已经不当班了。（但应补充一点，这种情况在急诊室更为常见，急诊室里病人的变动相当快，所以这里的医患关系与住院部的情况相比，相对缺乏持续性和私人性。）护土的报告就像是一种团幕仪式，如果此后还要求他们回到医院，就只能要求他们来医院完成原本应该在当班时间内完成的工作。例如，护土上交报告之后，还可以要求他们待在医院，补写每个病人的进展情况记录，这是下班之前需要完成的工作。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们也不会期望他们履行和承担其他护理职责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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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通常会提前15分钟或20分钟到达工作岗位，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甚至根本不会去看病床和病历卡因为他们还没有上班。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即使是纯粹的关心和动机也能被官僚化。它们都是人为规定的，严格地遵照时钟时间，因此不可能在心理学层面上得到完全的解释。专业承诺的官僚化在护理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意味着……「它已经渗透到一个最神圣的医疗保健领域之中；很明显，这种分析也可以被应用于秘书、银行出纳员、工厂工人等职业。而且，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只要其中的专业人士被认为应该是随时可及的（例如军事领域、政治界、宗教和警察），就不可能没有这种划分相对私人性的时间和相对公共性的时间的机制。

更进一步说，我认为，上述对护理行业的分析不仅仅适用于大多数现代职业，它的适用性绝不仅限于工作领域。我围绕私人一时间与公共一时间概念所建立起来的概念框架，必然也适用于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互动的一般分析……

第十章私人一时间与公共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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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

史坦利·柯恩和劳利·泰罗

现在与未来

那些不喜欢思考过去与未来的人常常会无视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导致了正常生活安排上与此相关的断裂；他们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在做计划、安排时的情况，例如，计划何时出院，何时出狱，或者何时离家度假时的情况。即使在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的时候，他们还要考虑支付账单，安排探亲事宜，计划（度假归来的）家庭派对。通过不断地处理这些财务的、家庭的和社会的事务，人们就把关于个人事务的一般的时间安排置于其思想背景之中了。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二十年时间被抽走，那么就连这些事务也会一并消失。关于时间的回顾和展望，即过去和未来，以及此时此刻的现实意义时刻占据着人的头脑。在E区（监狱中的多个警戒区之一；鉴于监狱的特殊设计结构，它也是整栋建筑的一座配楼）的囚犯们会发现维克托·瑟奇（Victor Serge）对这种无法摆脱的状态的描述最为准确：

时间的不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秒钟都很漫长。从一个钟头到另一个钟头是何其漫长。当你提前告诉自己此后六个月—或者六年——要这般度过时，你会感到面临深渊一般的恐惧。底下是

① 选自 S. Cohen and I. Taylor, Psychological Survival: the Experience of Long Term Imprisonmen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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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重重迷雾。①

囚犯对这种无限时间的主观兴趣不同于嬉皮士瘾君子，僧侣或者隐士。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时间。他们并不情愿拿出二十年来自我反思，也没有一套现成的解释，一种个人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他们的自我反思。老练的瘾君子会自觉地利用其膨胀的时间意识去制造精神幻想，隐士和僧侣会在其无时间的出神状态中与上帝对话，但是长期囚犯却没有此类现成的、奇幻的神游来替代他们对计划、安排和惯常事务的事先参与。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无须惊讶于以下事实：这些囚犯只是活在现在—并不是因为对规划未来心存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藐视，而是出于必需。在这里要引述一名美国囚犯的经验：“服刑的时间要在每天的点滴推进中度过，从一次细小的欢愉到下一次从早餐的薄煎饼到蓝天闪现的一瞬间……你如果试图尝试其他任何方式，就只会（痛苦地）撞墙，喊叫，直到没有力气再喊。”理查德·伯德（RichardByrd）孤身一人待在极地营地时就用了同样的方法：

我在自己和过去之间建了一堵墙，并且尽量从当下环境中寻求消遣和创造性。每天我都会尝试一套新计划，以此来丰富时间的内容……周遭环境是恶劣而困难的，而我却发现了使其变得宜人的方法。我尽量加快做饭速度，越加熟练地完成天气和极光的观测，更有条理地完成日常事务。我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下一时刻。②

监狱里的囚犯也需要找到“丰富时间内容”的方法，但不同于探险者，甚至是短期囚犯，“控制下一时刻”对于那些对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之后的未来没有清楚概念的人而言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只要能被看作是释放之前那无限期等待的一部分，从事一些相对“无意义的”活动倒也很好，比如说天气观测。长期囚犯只能在此做出抉择：要么屈服于这个无意义的世界，将它视为自己的人生设计，要么纠缠于对未来的思索几近一种艰难度日的做法。

果十一章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

① Serge, V. (1970) Men in Prison, London: Gollancz, p. 56.

② Byrd, R. (1938) Alone, London: Pitman,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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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讨论使我们看到长期服刑的囚犯对待未来的方式存在着内在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是无法想象的。罗伊（Roy）曾经说：“如果我确实认为自己还要服刑十七年，我就会自杀。”其他囚犯会抵制监狱官想要搞清楚时间问题的企图。乔克（Jock）说：“无论何时，只要有看守问我认为自己还要在监狱待多久，我总是说：哦，大概三十五年吧’，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在交谈中占上风了。如果我说‘二十年’，他会说：‘噢不，我想至少还有二十五年吧。’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数字都有什么意义。”悖论就在于此：尽管这些人拒绝别人提及该话题，或者拒绝考虑未来的本质，但他们还是要靠对将来狱外生活的设想支撑自己度过这些在时间上毫无差异的日子。

一个人如果没有对监狱外的生活心怀期待，如果不是真正相信“狱后生活”的存在，那他要么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他的生活从入狱那一刻起就结束了；要么就是另一种情况：他的生活要在监狱中度过。在我们的文化中，“我的生活”是一个重要概念。年轻人会展望人生，老年人则回顾人生。人们会谈论他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把生活等同于我们存在的特定时期，等同于介于青年和老年之间的那段时间，入狱前的那段时间，出狱后的一段时间。一个人在狱中经历生活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也许是在经历生活，却不是经历“我的生活”。我们了解的这些人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费伯（Farber）在他对“八名出狱无望者”的采访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形。他概括说：“在这些出狱无望者中没有一个彻底放弃，甘愿终老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最让人沮丧的陈词滥调展现出了新的活力。”①

标记时间 (Marking time)

在这种情形下，囚犯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到处寻找规划时间进程的方法，区别、划分时间的方法。计时器突然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却很少关注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问题。或许是严格遵循预定时间表的职业安排使他们感觉不到其他人还不得不经历那种空洞而无形的年岁。但是至少还有一项关于该问题的重要研究，这项研究是由社会学家朱利叶斯·罗斯①开展的。当他走出自己的学术生活到一家肺结核疗养院养病的时候，突然被时间安排问题所吸引。

时间社会学

① Farber, M. L. (1944) 'Suffering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the Prisoner', in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20,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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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这种疗养院的病人经常会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确定的出院日期。在这件事情上缺少信息导致了一种狂乱行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询问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即使是很模糊的信息也会被当作重要的线索。对时间表的需要促使病人们与医师商议他们病情好转的情况和程度，以便争取早日出院。罗斯主要想表明时间表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中是何其重要，并证明当其中各阶段变得模糊不清或者不存在时就会产生焦虑。

罗斯的研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疗养院管理制度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准，亦即一种划分时间的方式，是线性发展的观念。（例如）病人的身体状况好转，变得更加强壮；他能够做以前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在E区里不可能存在这种线性发展的依据。在这个体系中并没有建立起积极评价个人进步的标准，也没有奖励与惩罚的分阶。尽管假释算是一种对良好表现的奖励，但是我们了解的这些人大多认为获得假释的（实际）可能性太小，所以它很难成为一种发展阶段。的确，假释机会会因为报纸上突然出现的一则关于某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新闻报道而立刻受到影响。这个（监狱）警戒区里的人们认为周日报纸上涉及他们的任何内容都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的减刑机会。他们久经事故，了解假释委员会的评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尽管它对外宣称只关注被评议人的表现情况。

与罗斯描述的那些肺结核病人不同，这些人没有机会和当权者商议。他们的行为影响不了时间表，他们没有机会和他们的管理者“做交易”以缩短刑期或者争取提前释放。而且这里也不像医院，在工作人员的行为中找不到任何线索暗示何时会有事件发生。内政部官员掌控一部分短期的和情境性的结果，他们的缺席及显现的高深莫测被视作控制局面，维持安定的必要手段。

第十一章 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

① Roth, J. A. (1963) Timetabl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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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人往往会自己创制各个（发展）阶段。他们构建起自己的主观时钟以便保护自己不陷入“迷雾的深渊”般的恐惧。他们会用取得的成绩来标示时间的流逝。他们可以投入到精神活动（阅读或研究）和健身运动（通常是举重）中。有些人会谈到教育生涯，充满激情地描述从“O”评到“A”评，直到大学的经历，而这种激情即使在那些因为职业需要而特意参加专业性学习（也就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人们身上也很难找到。在这种情况下，举重的意义可能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小。在这个警戒区里的人可能会认为能举起更大的重量意味着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绩，但是在我们写过的文章中有一篇涉及这个问题，在回答中存在一个有点讽刺的观点。这个班的一名前成员写道：“我认为健身运动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因为它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动机而不仅仅是对获得实际进展的需要。有些囚犯宁可把二头肌增高一英寸也不愿减刑一年。”

无论如何，这些精神和肉体追求总是有危险的，因为很快就会有一天，进展受阻，阅读的书减少，写的文章变少，能够举起的重量变轻。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我们对这类事情的兴趣减弱了，而且我们的兴趣已经顺利转向出国旅游和高尔夫。可是对于这些囚犯而言，没有了这些事情就标志着又一次回到无结构的时间中。

还有其他标记时间的方法。他们可以用记号勾掉某些确定的、可界定的时期：日、周或者月。但是这可能只会令人更强烈地意识到时间的不真实性。就像瑟奇（Serge）所写的：

为了记录日期，你必须留心计数天数，用叉号标记每一天。某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已经过了四十七天了或者一百二十天了，或者三百四十七天了！而且过去的经历就像一条直线，丝毫没有间断枯燥无趣，毫无意义。看不到任何一个划分时间的标志。经历几个月时间就好像只是许多天，经历几天时间就像只是许多分钟。未来的时间是可怕的，而现在是迟缓而沉重的。

每一分钟可能都复杂到令人惊讶，或者说令人害怕。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有时一小时过得飞快，而有时一秒钟也令人难耐。过去的时间是空洞的。没有对事件的顺次排序可以标记时间；外部时间也不复存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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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奇在这段描述中提到的最重要的情况莫过于缺少事件的顺次排序(the chronology of events)。虽然一样是日复一日，但是（监狱）外面的情形是不一样的，人们会等待事件发生，仅仅是因为它们不再是一条线上的珠子，或者牌桌上的筹码，不会随着某人越加接近目标而逐渐被耗尽。它们是彼此分隔的片断；存在于正常的累积的线性语境之外。用罗斯的话说：“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盼着周日的到来，因为它打断了枯燥的常规生活，而连续的周日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会不顾外部时钟而倾向于利用主观计时手段，比如情绪或者感觉上的变化。它们会有一种实在感和时间意义，而这些是时钟、日记和日历的世界所没有的。克里斯托福·波尼（Chris-topher Burney）在专门描写单独监禁时也捕捉到了这一转换：

监狱里的日子必须通过一些罕有的（意外）事件相互区别，这些事件有时会使某个人受到同伴们的注目。尽管我坚持记录周数或者日期，但这只是下意识的行动，生活被划分成了更长的周期，由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限定的周期；安排历法的依据不再是太阳或者月亮而是这些更加个人化的符号。②

毫无疑问，对付较短的刑期只需要这种正统的做法：把过去的日子从日历上划掉，用铅笔把释放前的每个小时写满所有的墙。实施这种时间管理的技巧已经成为监狱中公认的口传知识。利里（Leary)③记得他注意到这样的情况：钉在受信托人墙上那些表示日期的数字条每天都会被拿走，但是当他看墙时，当日的数字条已经不在了。他问囚犯其中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按照囚犯们的说法，当你早晨醒来时，那一天已经结束了”（第77页)。曾经有人试图改造这种技巧以满足长刑期时间管理的需要。当罗兰刚到E区的时候，就如何结构化时间的问题征求了保罗的建议。“我要怎样度过这二十年呢？”保罗有同样长的刑期，他以其服刑三年的经验安慰对方说：“很简单，一次过五年。”就他所知，这也是唯一的安慰了。

第十一章 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

① Serge, V. (1970) Men in Prison, London: Gollancz, pp. 56—57.

② Burney, C. (1952) Solitary Confinement, New York: Coward, p. 23.

③ Leary, T. (1970) Jail Notes, New York: Doug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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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个警戒区里也会发生伯尼所说的“（意外）事件”，这些事件打断了枯燥无趣的时间。其中有很多都没有事先安排，所以人们也不可能对它们有所预期或者做任何准备。比如突然有人从这个警戒区转走或者有新人进来就是典型的无法预期的事件。这种突然发生的事件在这里失去了它的意义。而且人们也很容易忘记日常生活中对此类事件的预期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周四晚上允许外出，枯燥的周一早晨变得可以接受；因为令人期待的复活节假期，漫长的冬天也可以忍受。每一个事件本身可能微不足道，甚至无须多少精神投入，可有可无，然而所有这些事件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组刺激物，推动我们在时间中前行。

E区的生活中缺少事件，以至于我们的课堂也变成了某种重大时刻。他们有意识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有时为了与我们会面会做精心准备（例如，“穿着打扮一番”）。（因为）至少我们是外来人，这让他们感到安慰。我们能详细地告诉他们监狱外面发生的变化，我们会向他们解释在政治气候、违禁药物（毒品）使用情况、流行音乐、对性行为的容许程度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而对他们来说，能够内化这些变化，能够赞成或者接受吸食大麻行为的广泛流行或者对电影业的容忍度增加，在某种意义上确保他们在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时不至于面临过大的压力。可以夸张地说，我们帮他们跟上了外部时间，而且由此向他们提供了一种标示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是仅仅涉及剩余的刑期。

然而，我们这种探访并不会像亲友探访那样具有情感意义。后者是一种经过计划，可以预期的事件。弗雷德·戴维斯（FredDavis）讨论过这种事件产生的“手风琴效应（accordion effect)”（或者“折叠效应”)：一个人会把这一事件在时间上延伸开来，从对它的事先预期开始直到相关的事后讨论。①瑟奇②对这种效应的命名更富情感性，他称其为“欢腾”：那种期待受到他人关注的喜悦，而且短短十五分钟的探访足以使前后所经历的漫长的日日夜夜充满意义。

时间社会学

① 转引自Calkins,K. (1970)‘Time: Perspectives, Making and Styles of Usage', Social Problems, 17, pp. 210—225.

② Serge, V. (1970) Men in Prison, London: Gollan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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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不幸……当囚犯服刑接近十年时，这种事件会越来越少。由一次探访所带来的喜悦以及由对它的预期而实现的时间结构化，已经不足以克服焦虑引发的痛苦，这种焦虑源于探访与对它的预期之间的关联发生断裂的可能性。

工作与打发时间

维克托·瑟奇把狱中的“现在”描述成“迟缓而沉重”。在狱中度过的每一天都不会依循其常规节奏。然而，在这种混沌的情境中适应安排时间的新方法不是长期囚犯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他们既关注时间的划分也关注时间流逝的速度。怎样才能让时间过得快一些？在这一方面，对探访的预期或者对信件的期待都毫无作用。执著于未来的事件可能还会让时间变慢，任何曾经待在水壶旁等待水开的人都会了解这一点。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投身工作时，时间就过去了。我们因为埋头工作而没有时间不停地关注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即使对一般囚犯也没什么用处。如果说希望一名在潘克赫斯特“金属包头商店”工作的男子投入自己的工作在整理文档卷的绿色编绳的两端镶上金属包头只能是徒劳的，那么认为那些要在监狱中度过二十年的人会忘我地投入到修理缝纫机或者制作蚊帐这种工作（它们是向E区提供的工作中的两项）中的设想恐怕就更加不合理了。虽然监狱外面的人确实能够应付如此枯燥的工作。一位评论家在谈及工人们为了“坚守工作中剩余的快乐”所进行的斗争时，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从心理上说，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丧失其全部的积极情感要素”。（亨利·德·曼)①工人总会在分配给他的工作中找到某种意义，找到发挥积极性的空间，发现消遣和创新的机会。

我们猜想长期服刑的囚犯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此，工作丧失了其在文化上的含义，即为家庭、经济利益而学习一门手艺，做事情。即使监狱里的工作很有趣，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工作对于一个被判终生监禁的囚犯而言实际上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如果说工厂工人迫不及待地赋予工作意义和时间标志，那么没有清晰意义和时间标志的囚犯必须在被给予的工作中找到它们。所以，后者的问题是双重的。

第十一章 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

① 转引 自 Roy, D. F. (1960)‘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Human Organization，18，pp. 156—168.参见本书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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