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也无须惊讶于这样的发现：42人的样本中只有5人把工作列为一种令时间变快的方法。另外有10人认为根本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剩下的人则提到了兴趣爱好，阅读或者自学，但如果在监狱外面，这些活动则会被认为是消遣。E区于1968年设立了工作车间，其事实依据是囚犯们已经有6个月没工作，开始变得懒惰了。当然还有许多人认为设立工作车间是一种额外惩罚而不是摆脱迟缓时间的措施，这也是随后出现的抗议和阻挠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一篇编辑评论认为狱中的工作既无趣又毫无意义。这些新设的工作车间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们会“占据空闲的双手和头脑，并贯彻这样一种观念：与游手好闲相对的工作是生活的需要”（《纽卡斯特日报》)。

其实，在此语境中使用的“工作”一词具有误导性。就像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避难所》中观察到的：

根据我们社会中对生活的一般安排，工作场所的权威在工人们收讫薪金时就止步了；家庭及休闲消费作为工人的私人事务，这一安排形成了一种机制，将工作场所的权威严格限制在它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社会机构中的被收容者而言，他们的全天时间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基本需要也必然要受到规定。无论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性是什么样的，都不会具有它对外面世界产生的那种结构意义。于是这里需要不同的工作动机和工作态度。而这正是被收容者和劝服他们工作的那些人需要做的根本调整。①

在监狱警戒区的语境中使用“工作”一词是荒谬的，而以下事实或许就是最好的解释：在一个警戒区中被当作工作的活动——制作填充玩具—一在另一个警戒区中却只是一种兴趣爱好。

时间社会学

① Gofffman, E. (196la) Asylums, New York: Anchor Books,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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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关于工作的交谈在E区里总是进行不下去。他们的表现给人的感觉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此时正在从事的工作并不会对他们的狱中生活感受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再次从费伯(Farber）那里找到支持这些发现的有趣的证据。他在监狱官员和囚犯们的帮助下，在一条“好—差”轴线上区分各种工作，然后根据囚犯们体验到的痛苦程度与工作的质量之间的关系加以核对比较。结果是二者根本没有关联性。从事差工作的人并不会比从事好工作的人经历更多或者更少的痛苦。比对了工作满意度之后的结果也足以令他惊讶。（一开始）或许可以说这是因为从事好工作的人恰好不喜欢他的工作，而反过来也一样。但是在工作满意度与经历的痛苦之间也没有发现关联性。费伯在结论中说：“某一活动之所以被视作最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并不在于它与痛苦经历之间的关联性。痛苦经历与生活境遇中更宽泛的，更间接的方面有关。”①

然而，在否定工作作为一种加快时间流逝的方法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点过于绝对。因为监狱中确实有人感觉聊胜于无。他们承认这只是自我欺骗，但是同时又声称别无选择。他们会赞同伊凡·杰尼索维奇（1-van Denisovich）的观点：“当你工作的时候，时间飞逝。那是他以前经常注意到的情况。劳改营里的日子过得很快——你刚说出‘刀子’这个词时，它们已经过去了。但是几年时间不会匆匆逝去，它们绝不会转瞬即逝。”②

有一段时间，我们认定，在可否借助工作打发时间这一问题上存在的态度差异源于个人的特殊偏好。但是，实际上，在对工作的怀疑态度背后存在着对一个问题的关注，即通过工作打发时间会发生什么。正是这个群体中那些比较叛逆的成员贬低了参与此类活动的意义。因为他们发现，在工作中适应他人的安排时就丧失了个人自主性。凯茜·凯尔金斯（KathyCalkins）曾经对康复医院的时间进行了一次相当细致的研究，她在描述这种特殊的适应类型的时候保留了“时间流逝”（timepassing) :

第十一章 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

① Farber, M. L. (1944) ‘Suffering and Time Perspective of the Prisoner', in Authority and Frustration: Studies in Topological and Vector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 fare, 20, p. 174.

② Solzhenistyn, A. (1968)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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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过后（强调是我加的），病人往往会放弃一部分对自己时间的控制。从根本上说，他就是在按照别人的规定适应他们的时间。病人就是以此种方式自愿地遵循了该机构的时间安排。①

对于长期囚犯而言，通过埋头于监狱的惯常事务来打发时间可能就等于赋予监狱某种合法性。这也就等于承认他在服刑期间要遵从当局的意志。

标记时间和打发时间是长期囚徒生活中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时间本身变成了一个问题。它不再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而是被思考的对象———就像一片未分化的景观，必须被规划，被穿越。不能使用常规标记，也无法利用常规方法更早完成旅程。然而，人们总是专注于旅程的长度，因为只有完成这段旅程，生活才能继续。

时间社会学

① Calkins, K. (1970)Time: Perspectives, Making and Styles of Usage', Social Problems, 17, p.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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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文化与视角

第十二章 时间观与社会结构

刘易斯·科塞和罗斯·科塞

计时方式的社会根源—即群体中持久的思考时间的方式—一直以来都是某些社会学家的兴趣所在。迪尔凯姆（Durkheim）及其学派②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例如，迪尔凯姆认为“历法表达了集体活动的节奏，而它的功能就是确保它们的规律性”。③在原始社会，不同的日、月、季，乃至年的名称往往都是由经济、社会活动的节奏确定的。在我们这个更加复杂的社会里，天文历法提供了计量时间的“客观”方法，但是我们发现仍有必要引入像“学期”、“周末”这样的概念—因为这些词表达了社会性意义而不是纯粹的时间次序的意义。当我们在社交聚会上讲述过去的事情时，会把那些事件置于社会背景中，像“罗斯福新政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等等，因为这些相关事件只有被置于社会时间而不是纯粹的历法时间之中才能获得意义。默顿和索罗金(Merton and Sorokin)认为：“计时系统反映了群体的社会活动。它们具有集体性起源；坚守它们具有社会必要性。它们产生于群体生活的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活动的惯例和工作日的日常事务安排。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社会互动的产物。”①他们在最后总结时说：“计时方式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组织形式和功能。”②

① 选É L. A. Coser and R. L. Coser, Time perspective and social Structure'. 首次发表于 A. W. Gouldner and H. P. Gouldner (eds)， Modern Soc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3.

②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c, : Free Press (also 1960, 1965 and 1975 edns); Durkheim, E. and Mauss, M. (1910—12)de quetques form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L Annee sociolagique, 6, pp. 1—71; Hubert, H. and Mauss, M. (1909) Melang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Alcan; Halbwachs, M. (1935)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Paris: Alcan.

③ Durkheim, E. (1947)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Glencoe, Ⅲ : Free Press,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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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仅是计时方式，群体成员把自己和过去、未来联系起来的方式即他们的时间观——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体的结构和功能。时间观是一个社会中各种价值观的整合部分，个体要根据与其共享价值观的群体确定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方向。

和动物社会不同，所有人类社会都包含这样一些机制，它们使每一代人都通过学习与过去建立联系。无论是部落长者讲述神话故事和部落传说，还是神父或者萨满教巫医传授智慧；无论是祖母的仙女故事，还是祖父的往事回忆，③每一代人都被要求与整个文化或者其中某个群体所共有的过去相联系。同一代人共有同样的过去，这不仅使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强化了他们当下的价值取向。同样，在所有动物中，唯有人类能够计划未来，他能够为了未来的回报而推迟现在的享受……因此，人的行动总是受到他对未来的预期的影响，而他却总是把这些行动与现在的文化价值观以及过去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然而，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侧重点上，不同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而上述侧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体价值系统。弗洛伦斯·克拉克洪和约翰·斯派格尔（FlorenceKluckholmand JohnSpeigel）指出：西班牙裔美国人认为人类是自然力量的遭受者，所以他们只关注现在，而不关心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试图通过现在的行动控制未来的事情；他们不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或者过去更好，所以比较少有被我们称作“计划”的行为。①

时间社会学

①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p. 620 — 622. 见本书第四章。

② Sorokin, P. A. and Merton, R. K.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 p. 621.

③ Halbwachs, M. (1935)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 Paris: Alcan, p. 14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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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是最先关注文化的时间取向的学者之一，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达到系统化的程度。他断言：“古希腊罗马人的存在……只在即时……他们的存在中没有‘时间’。”②然而，在古埃及以及现代西方文化中都有过去和未来取向。

欧文·哈洛韦尔（Irving Hallowell)③曾经指出：在 Saulteaux族里(加拿大的一个印第安部落)，“所有不同的时间取向都是局部性的，分别适用于邻近的未来，最近的过去和此时此刻的活动”。马里安·W.史密斯（Marian W. Smith)①说：关注未来是当今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以现在为接点（focal point），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上平衡展开；华盛顿州的Coast-Salish印第安文化则完全是只考虑现在的。

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指出了时间取向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方法和成果不加批判地移植到社会学理论中就会出现问题。⑤这种做法的错误很明显：能够有效研究无文字文化的一体化的时间观的方法被应用于分化的、异质性的现代社会就变得十分危险。比如说，西方文化是未来取向的，那么美国“倾向于未来取向”，⑥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在这些社会中，重要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并不是其他群体的目标；其中有些群体可能会坚持自己的价值规范而且在时间观上和主流文化存在很大分歧，这个命题似乎就毫无助益了。克拉克洪的贡献就在于指出了社会包含主流的和其他替代性取向，所以即使我们有把握描绘出美国主流文化的概况，也“不能由此认为所有美国人都能够、会或者想在任何情境下—实践那些反映主流文化的行为模式。寻求在单一维度上的文化整合的做法总是错误的”。①

第十二章 时间观与社会结构

① Kluckholm, F. R. and Spiegel, J. P. (1954)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Family Behaviour', Committee on the Family Group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iatry, Report No. 27.

② Spengler, O). (1926)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New York: Knopf, p. 132.

③ Hallowell, I. (1937) Time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9, pp. 669—735.

④ Smith, M. W. (1952) ‘Different Cultural Concept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sychiatry, 15, pp. 395—400.

6 Bienefeld, R. (1948) The Limitations of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in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pp. 22—30.

⑥ Ruesch, J. and Bateson, G (1951)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o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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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社会里，一些群体或阶层的时间观可能受到了未来取向的乌托邦思想或者千禧年思想的影响，例如政治党派和宗教团体；而其他群体或阶层，例如南方的古老家族，则更关注过去而不会考虑并专注于现在和未来。②如果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此时此地，那么他们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现在，不会把现在视作通向未来的工具或者仅仅是辉煌过去的残留片断。而这些差异既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间，亦存在于同一社会中同时代的不同群体之间。

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曾经有力地争辩说：“只有当我们试图根据群体的希望、渴望和目的去理解它的时间观念时才能够清楚地把握群体最深层次的心智结构。”③因此，如果不能理解一个群体的时间观，观察者会更难把握该群体的一般取向，而同属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会产生社会沟通障碍。

例如，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中普遍存在着对下层阶级行为的负面成见，这些成见部分地源于以下事实：对于未来指向的中产阶级而言，后者的行为是令人反感和不理性的，它们源于一种短视的时间观—即，现在是首要的，而对未来的思考却被推到了次要位置上；因此，中产阶级愤慨于社会底层因为缺乏远见而导致了高生育率，或者中产阶级会谴责下层阶级缺乏节俭的意识。这其中涉及对现在指向和完成行为（consummatorybehaviour）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源自一种鼓励为了未来的回报而推迟享受的立场。

时间社合学

① Kluckholm, F. R. (1949—50)‘Dominant and Substitute Profiles of Cultural Orientations', Social Forces, 17, p. 383.

② Warner, W. L. and Lunt, P. S. (1941)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A. et al. (1941) Deep Sou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nupfer, G. (1947) Portrait of the Underdo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pp. 103—114.

③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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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子反映相反的情况。正如边沁（JeremyBentham）在《为高利贷辩护》（Defense of Usury）一书中所说的，“决心为未来而牺牲现在的人自然会成为为现在而牺牲未来的人嫉妒的对象。这就好比吃掉蛋糕的孩子自然就成为有蛋糕的孩子的敌人”。

在时间观上的差异并不总是阻碍一个社会系统的整合；在一定条件下，它们还会有利于它的维持和适应。例如，美国的主流文化强调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并且重视为了将来（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巧妙利用现在的资源所获得的成功，下层阶级背离了这种观念，反而有助于维持阶级分化结构。如果下层阶级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未来，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完成行为而不是中产阶级那种推迟享受的做法，①就可能抑制对上层地位的竞争，从而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现有的权力、资源分配。②同样，即便是在像扬基城（YankeeCity）或者琼斯维尔（Jonesville）这样的小镇上，我们也会发现有人偏离主流的未来取向，而倾向于现在或者过去取向（下层群体倾向于现在取向，上层群体倾向于过去取向），这种差异就像一座水坝，阻止了对职业（等级）体系中较高地位的过于泛化的竞争……

如果偏离主流的时间取向依然维护现状，或者至少不会威胁到它，那么主流群体会觉得它们并没有实际影响。例如，宗派主义者只有在周日的礼拜仪式上、沉浸于乌托邦希望之中时才会有不同的时间观，而在一般的工作生活中却还是追求通过个人主义奋斗来取得成功，所以他们只需要面对邻居们温和的嘲弄。另一方面，有些群体的时间观所导致的日常行动违背了或者威胁到了主流文化的基本取向，比如千禧年教派，它们相信基督将再次降临人间，并且拒绝个人主义行为的价值观和职业成就，因此，这类群体会遭受形式上更加严厉的非难和谴责。最后是共产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群体，它们以一种乌托邦的名义积极地试图推翻现在的社会，它们的乌托邦是理想中完美社会的写照，所以它们将面临最为严厉的惩罚。

第十二章 时间观与社会结构

① Davis, A. (1946)‘The Motivation of the Underprivileged Worker', in W. F. Whyte (ed. ), industry and Society, New York: McGraw-Hill; Ginzberg, E. (1948) ‘Sex and Class Behaviour', in D. P. Geddis and E. Curie (eds), About the Kinsey Report, New York: Signet; Zweig, F. (1952) The British Worker,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Leshan, L. L. (1952)Time Orientation and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47, pp. 589 —592.

② Hymam. H. H. (1953) •The Value System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Ⅲ : Free Press; Schneider. L. and Lysgaard. S. (1953) 'The Deferred Gratification Patter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pp. 14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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