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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激发他的原因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原因基本上都是传统遗留下来的，所以，更多是制度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当一位阿尔及利亚农民储备一定量的食物时，他是在遵从社会命令，例如，是出于（社会的）荣誉（感），而不是做出一个理性的经济选择。很多富裕的农民把只消费自己土地上的产出作为一种荣誉；因此，人们可以经常观察到：大户人家要根据这种认识，吃蒸粗麦粉，而穷人家却吃小麦。同样的，当第一次使用一对公牛耕地的时候，按照习俗要请邻居们和被请来的佃户（khammes）（如果有的话）吃一顿饭，也就是一顿蒸粗麦粉，里面要添加专门为此购买和储备的石榴籽。因为预想到宴请，也要腌制食物，例如咸肉，可见这些腌制食物是为客人消费准备的而不是为家庭自己消费；这是荣誉（感）的要求。这些传统态度包括对毫无储备者的蔑视，尤其是那些城市居民，他们被说成“晚上就耗费了白天做的”。要有前瞻性就意味着走标定好了的路，而不另辟蹊径；要遵守祖先流传下来的以及共同体承认的模式。因此，奥雷斯山地区的肖威亚人（Shawia）储备食物的集体谷仓（geelaa）的例子中，为了使丰收成果在时间上得以延续（有时候要延续许多年）而必需的前瞻性，家族首领调控个人消费的权利，因为害怕匮乏而产生的终其一生都强加于自身的被剥夺感，都来源于集体惯例（collective institutions）。家庭或者家族的谷物储存仓库（matmura）也是这样，它是在地里面挖出的一个坑，由灌木丛保护着。谷物储备不断增加，确保了阿拉伯语社会群体的内聚力和首领的权威和独立，也构成了经济、社会、道德三方面均衡的基础，就像集体谷仓（geelaa），家庭谷仓（matmura）为敬意和仪式所保护。前瞻行为更多地被对过去的模仿和对传统价值的忠诚所决定，而不是对所设想的未来的预先设计。

有一种荣誉感（nif）促使卡比尔农民不断积累储备，或者增加所继承的财产，以便使留给后代的遗产至少不少于他所继承的财产。土地的价格是随意的，而亲戚之间买卖土地时，甚至会低到不要钱，这样就可以避免土地落到其他家庭手中。一般情况下，农民们会有些投资，但是，他们在投资时，并不会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计算利润，而是根据上一季的收入情况。收入盈余主要会被用于购买牲口。因此，当定居特尔（Tell）不久的人遇到好收成，手头有了现钱的时候，就会购买牲口，牲口不仅是生产的需要，还会树立威望。一场大丰收之后，牲口数量会增加很多。但是，耕种和喂养牲口是相互补充的，所以，农作物和动物之间保持着永久的战争状态。如果雨水丰富，耕耘过的土地面积会扩大，但是，保留给牲口的部分（谷物储备）就会作为代价而受到威胁；如果燕麦收成好或者牲口繁殖成活率高，牲口数量就会增加，以致超过了水源供给和畜牧地的容纳能力。牲口实际上是一种资产，农民们相信它的数量可以无限增加，无需考虑其数量与畜牧地面积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牲口棚，一个严冬将会导致许多体弱的动物死亡，于是来年的耕种会因为缺少役畜和种子钱而减少。可见，这种平衡是由自然的力量自动实现的，并非理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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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尔农民只要可能就会买地。但是，现在这种交易已经很少了，因为荣誉（感）禁止他们这样做。20年来，有的地区已经有50年，发生一场经济变革：许多卡比尔人买了榨油机、电动打磨机、客车，等等。然而，在这个新社会中和在旧社会中一样，荣誉感依然在经济活动背后（发挥作用）。从前，要在夏季买第二对公牛，其借口是它们是脱谷的必需（脱谷，是一种显示收成好的方式）。夏末是结婚和宴请的时候，此时，社会生活达到了顶峰，此时人们会说：“房子成了两对公牛和一只骡子的住所。”很快，对于一对公牛而言已经不那么充足的草料就会被吃光，所以，第二对公牛在被用于耕地之前就被卖掉也绝非什么稀罕事。但是，整个家庭的声誉就保住了。同样地，就在几年前，村庄中两大派系（或许是两大家族）之间的声望竞争，还会导致双方添置同样的集体设备却不考虑其利益。

根据一种更一般的说法，就是预想产生于情景的逻辑，就在那情景之中。它和外部行动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在这种预想活动中，行动的目的仅仅被设想为“即将到来”而不是未来，只要目的和现在被一种直接在经验中领会的或者由以往经验提供的有机联系统一起来。所以，以下这种情形也是可理解的：纯粹的理性计划和设计会遭遇反对或者怀疑，而所有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因为它们包含了无限发展的信念。这也许是因为在人们直接能够触及的世界与想象和梦想的世界之间没有一个中间领域。农业经济的整个生产周期很容易理解，农产品的更新周期一般情况下是一年，农民不会将劳动（现在）和它的经济成果（“即将到来”）分裂开来。当生产周期发生变化，不能够以习惯的规律和速度收获成果的时候，困难就产生了，而上述情况至少是此处困难的一个原因。因此，在阿尔及利亚的各个地区，为农民们免费建设植树梯田的土壤保护与恢复 [Defense et Restauration des Sols （DRS—Soi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服务，遭到了阿拉伯语地区农民的抵制而欧洲拓殖者却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欧洲殖民者土地上的成功范例被用来教育那些阿拉伯农民，他们也经常被要求接受以前被他们拒绝的服务。最初的抵制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解释：他们拒绝为了抽象的，无法被具体直觉所领悟的利益而牺牲既有的可触及的利益，例如，原本用来畜养牲口的畜牧地（却要被保护和恢复）。卡比尔人是这样说的：“吞倒掉的蜜有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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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中，整个生产过程是极长的，根本不可能以直觉领会，以至于若没有一种全面的视界，就需要最精确的和最复杂的计算来弥补。只有消解掉在生产过程中将现在和“即将到来”联结起来的有机统一体，这些计算才是可能的，这样的统一体实际上就是产品本身的统一体，它消失在从制造整个产品的工匠的技术向建立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工业技术的过渡过程中。农民的劳动不能被轻易地简化成小片断。实际上，它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在联合和分工上拥有自身的原则，几乎容不得任意分解。

计划不能产生激励，因为计划基于抽象计算；它看上去就像梦一样不真实，因为它属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虚构世界，对真实的执著在那里必须悬置起来。经过计算的计划和单纯的前瞻之间的鸿沟就像数学证明和实际演示之间的鸿沟一样。

同样深刻的差异也还存在于互助的例子中。互助各方是通过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家族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传统也鼓励和推崇这种互助。而合作与之相反，集体劳动指向抽象的目的，需要人们共同安排、共同面对。在前一种情况里，群体存在先于共同执行的同一劳动，这一共同的劳动证明了群体的存在；在后一个情况下，如果没有共同设想的未来目标，群体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它在群体之外-在计划设想的未来一找到了联合基础，为群体设定的计划结束时，这个群体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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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展性的计划要获得接纳，就必须能够提供可感知的结果，而且，个人自己的所得状况，或者每个人的所得状况都必须得到改善。以自身利益为名的计算往往会受到拒绝，除非是由一位受尊敬的人提议的。在许多卡比尔村庄中，老式教师，chilhel-lakul—老人们还有关于他们的记忆—会因为他们的声望和道德权威而能够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引人许多变革。对建议变革的人的信任而不是支持变革的理由会吸引更多的拥护者。正是因为对有声望的人的个人忠诚，说的是“为他的面子”，人们决心不再按照传统模式行事。

个人层面上的人的关系的重要性，也许在交换产品和服务的时候体现得更明显。信用假设了关系总体上的非人格化和一种对抽象未来的考虑，与之相反，一份礼物则建立起了个人之间的超经济的关系纽带。利益只能根据抽象计算获得理解，而回赠的礼物—虽然在时间上推迟了，却是“即将到来”实际上已经在关系中存在了，并且由接受者直接经受考验的个人忠诚担保。合同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个人不会和熟人、亲戚或者朋友以外的人签订合约；他们的总体直觉保证了联系的“即将到来”就在现在本身之中，而他们的总体直觉就是：每个面对他人的个体知道对方是有荣誉感的人，他忠于他的承诺，这就使得所有正式的和明确的规定性文件都显得多余了。

同样的分析还能够让我们理解人们对金钱的不信任。金钱，这种最高的非直接“产品”本身就是不满足的根源。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旅行者的故事得到说明，故事中的旅行者死在沙漠中，身旁是他刚发现的装满金币的羊皮袋。种类方面的交易，即物物交换之于金钱交易就好像（产品）储备起来用于投资的资金积累。绝大多数的交易方式，Khammes（佃户）或者是熟人、神父等的支付方式，曾经都采用物物交换方式，并且要根据传统规定的等价物。利息要用小麦来偿付，即使长达数年的利息也是如此。铁匠们制造的犁一般要用于交换燕麦而不是卖掉。游牧者，作为交易人，在Tell（特尔）要用一量筒椰枣交换三量筒大麦或者三量筒椰枣交换一量筒小麦。陶器被用于交换时，通常要根据它容纳杂物或者小麦的数量。在某些情况下，尽管物物交换保持着它自身的逻辑，但是，却被货币交易的逻辑强加以功能性的重新解释；于是，春季小麦的价值是收获时节的两倍，借用人必须归还两倍的数量。在任何地方，甚至是50年前，市场都是货物的直接交换场所，而不是需要依靠信用和使用货币的商业交易的场所。当钱确实介入交换时，它主要被用作交换标准或者衡量价值的共同标准。这是因为所有人或购买人可能在所持有的或者所购买的物品中，感知到“即将到来”的使用价值，在他看来，其固有的使用价值和它的重量、颜色和品位一样。若使用钱，这种直接的理解就不可能实现；其中暗示的在未来才有的对物品的使用是遥远的、抽象的。至于发给穷人的票据（pauper currency），更是如此，人们甚至连物的符号都不再拥有，有的只是符号的符号。有人说，“一个产品的价值，如果用金钱衡量，要比其对等物的价值更高”，（要）“聚集产品而不是金钱”。由此可知，用一只羊来交换钞票就是一种信念实践，和一个阿拉伯农民将一只羊埋到他正在建的房子的地基里的行为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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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何地，金钱可以被用于任何一种交易操作，它是一种抽象的经济关系媒介，其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方面，它包含了无限多个不确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因为收付之间多少会存在一个时间差，所以，它构成了抽象未来的具体象征。当前拥有的金钱本身并不是满足的源泉，只产生占有的愉悦。然而，它包含着无数的可能性，可以被随意用来购买一定量的小麦或者大麦，或者某种完全不同的产品；但是，如果要实现其中任何一种可能，这些各不相同的可能性就会是互斥的。一个人不可能用所有钱都买了小麦还能再买到大麦。他必须选择，他不能够期望同时得到两个东西。相反，物物交换的基础是传统规定的等价性，所以，物物交换中涉及的商品本身就包含了潜在的愉悦；它所显示出的价值基于其作为可使用产品的品质，能够直接投入使用，并且不像金钱那样要依赖于外部条件。由此可知，当有计划地使用储备时，计算具体的产品要比在整个月份中分配一定量的工资或者选择购买最需要的东西容易得多。一次消费掉所有储备的欲望，远小于将所有钱都换成产品的欲望。卡比尔人把谷物存放在巨大的陶制坛子（inkufan）里，通常这种坛子的不同高度上会有孔，当坛子里的谷物储量水平低于中间高度的孔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减少消费了。显然，这种计算是自动进行的，坛子就像沙漏，可以随时测量用量和余量。

所以，与物物交换相反，金钱的使用预示着采纳了可能性视角，一种规划的态度，这种态度承认存在无数可能性，而且它们各自实现的机会均等：另外，金钱的使用还预示着一种预测的态度，它认为某些具体的可能性是不可能不发生的，而此外的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不排除其他可能性。金钱的使用假设了一种抽象未来的视界，这种是虚构的和缺席的，然而，物物交换就像储备活动，看到的是能被先在感知的预期和信念模式，触及的是具体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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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学和工业思想为了占有未来而依赖于建立在自然法则的知识和决定论原则基础上的理性归纳，那么，传统主义思想则以自己的方式在过去的影像中制造出“即将到来”，并且把具有未知世界全部危险的无数个可能性简化成过去的经验，因为过去是已经完结的和经历过的，从而向其自身确保了“即将到来”。例如，农民的预想包括解读征兆，传统为此提供了线索：“如果一月份打雷，就要拿起笛子和手鼓；如果二月份打雷，就不要用完你的饲料。”“只要周五种树就不会活。”除非未来附属于过去，被简化为过去，直到它成为过去的简单延续和精确的拷贝，不然，就无法去除其危险性。“走你父亲和祖父的路”；“如果你仿效父亲（的做法），你就不能因错受责”。这些都是有教益的智慧之言。

如果未来没有被视作是一个无限可能的领域，那是因为，由传统建构和维护的秩序只有在被认为是唯一可能而不是最大可能时，也就是说，只有在排除其他所有的、挑战其支配地位的可能性时，才能存在。对传统主义的存在至关重要的，就是它不能承认排斥了各种未知的可能性。

乌托邦，就像对发展和变革的欲望一样，其基础是采纳了可能性的视角，悬置并质疑对现有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被动默从和自发顺从。对可能性的投射是每一种进步信念的基础，无论是作为可能性、变革的态度还是道德良知，都拒绝承认事实。坚持一种进步信念就是把不可能当作可能来对待，以至于不可能会变成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变成不能容忍的。

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并不企图把握未来和可能性，只是尝试最低限度的追求，不选择改变世界而选择改变自己对世界的态度。事实上，预测，就像是一个人把握自己未来的自觉努力，预示着对自己的现在，也就是这个世界，只有最低限度的把握。超越这个最低点，改善自己状况的渴望会通向未知之境。卡比尔人说：“物产丰富才有可能节省。”一无所有的人不会想扩大一无所有。丝毫都不劳心去预测和把握未来可能是对未来完全不信任的表现，可能是感觉无法控制它的表现。阿尔及利亚农民是否有过作为进行预测的条件的关于未来的最低限度的信心？他是否具有最低限度的掌控现在的力量？实际上，如果要改变世界，把握未来，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力量。开始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殖民境况影响的阿尔及利亚的文化解体现象提供了对这一分析的证明。传统平衡受到了破坏，未雨绸缪的努力也随着那些基础性信念消失了。农民知道，他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达成目的，于是听任日子一天天度过。他的物资用尽后，就不得不进城或者去法国找活干。那么，这一天早来一年和晚来一年会有什么不同吗？他卖掉牲口，或者驴，甚至还会以过分的利息率抵押他的土地。旧式前瞻和消费规则受到了这一无法逆转的、破坏性的倾向的削弱、瓦解。于是，奥利斯山地区的集体谷仓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功能和意义。在某些地区，甚至10年前还保留着gelaas(集体谷仓)，还总是把它作为春节节庆的地点，但是，它们已经不再收纳群体的谷物储备了。（传统）惯例意指的集体管制成为了一个负担，人们开始用旧有公共谷仓的材料建造个人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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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想通过组织资源，通过在资产与负债之间建立平衡，节省，对投资或信用的资本管理，或者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对他的现在和环境有最低限度的控制。1954年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一家工厂里的事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工厂决定把工资提高20%；工人们按照传统主义精神的逻辑，把他们的劳动时间缩短了1/5。然后，工资变成了两倍，达到初始工资的240%。第二次提高工资的结果与第一次的结果完全不同。似乎一个门槛被打破了，工人们显示出劳动的欲望，想要赚更多钱，渴望加班，要通过节俭预期未来。就好像因为一个单独的属性的改变造成了整个世界观的彻底重构，好像从生存焦虑中解放出来的人，突然发现他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

这一变化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生育控制，它和理性经济计算遵循同样的逻辑，而且包含了同样的“预测”态度。正是对现在最低限度的把握，才使得关于未来的理性计算成为可能，当个人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这种对现在最低限度的把握（就像1880年以来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时，不可避免地要顺从于自然生育率，这是确保未来的唯一方法。同样，从传统主义的劳动到（理性）计算的和预测的态度的转变，需要个体把自己感知为与自然相对，似乎和它相对抗；但是，这一转变本身就预示着以服从“既有”为目的，以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为目标，但是，这个世界只有通过改变现状才能实现。换句话说，人要穿越强调维持而不是变革的自然的、传统的“既有”，就必须设想出一个未来，而目这个未来还是评判现在的参照。通过劳动改变世界的意志和一个能够被规划的未来的假设是同时出现的。只有通过转变意志以及变革对世界和时间的态度，这种试图改变世界的意志才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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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切都被贯穿起来了。按照传统主义的态度，服从于现在的社会和自然“资料”，其目标是根据过去展现的模式来预期内在于现在的“即将到来”，不相信抽象的未来和可能性；而按照预测的态度，拒绝接受事物的现在状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自然的，希望用投射出的未来的图景塑造现在，克服所预测的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关于世界和时间的态度，每个都是行为模式暗含的基础，即使是最简单的行为模式也同样如此，而且它们所具有的不同形式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从传统主义态度到预测态度的过渡，不可能是零零星星的，而必定是一种突然的、总体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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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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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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