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他们在著作中举例说明了以下问题：在原始文化中，社会活动如何构成了主要的计时标记。埃文斯-普里查德描述了努尔人的时间概念是如何既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生态环境，又反映了这种社会体制内的相互关系的。同样，努尔人也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循环性的生态变化基础上的计时体系。举例来说，（他们）在Kur这个月建羊圈，而根本原因就是“某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定是在Kur这个月前后”。①同样，人们会在Dwart这个月里废弃羊圈，回到村子，而这样做的逻辑就是“既然人们要离开，那么此时必然是在Dwart月前后”。②

在关于缅甸北部克钦人（theKachin）的研究中，利奇注意到，在他们的多样的时间观念当中，并不存在永恒的客观性。当然，克钦人的语言中并没有和我们西方人的“时间”概念相对应的词。然而，他们用几个术语来表示时间的不同方面；例如，他们把时钟一时间叫做ahky-ing，他们把“一段很长的时间”或“一段很短的时间”分别称作na和tawng；他们用na指春天的时间，而把“某人一生的时间”称作asak。

索罗金也以类似的方式指出，尽管在大多数社会中都有某种类似于周（week）的时间形式，只是它们可能包含三天到十六天或更多的天数。此外，他还注意到，在许多社会中，像周这样的时间划分往往反映了社会区分，要么就建立在某些关涉社会权宜的特殊标准的基础上。时间划分一般以市场活动的周期为基础。例如，卡西人（theKhasis）以8天为一周，这是建立在他们的贸易制度的基础上的，因为他们每8天举办一次集市。市场制度的作用的确是太大了，以至于每周的各天都是根据主要的集市所在地来命名的。

最后，布迪厄③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theKabyle）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一种社会一时间制度是如何被创建起来的这一问题。这种社会一时间制度不只是与时钟—时间不同，而且实际上与时钟—时间为敌。卡比尔人在生活中不关心时钟—时间的流逝；处理社会事务时的匆忙举动会受到鄙视，根本没有准时会面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他们把时钟称作“魔鬼的磨房”。

另论：天于时间的社合学研究

①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0.

②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p. 100.

③ 见本书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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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类学中的这些例子表明时钟—时间与社会一时间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但我们也能证明，在西方社会中，许多曾经需要通过社会一时间来理解的活动（也就是说，一些社会现象要通过其他社会现象来表现），现在也与时钟的指令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①当代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并不被依据进程或结果来评价，而是依据一定数量的量化时间单位（几小时、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分配来评价。伴随着工业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人类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变成了一种旨在避免时间浪费的无休止的努力。②可见的时间浪费的确是工作场所的最大罪恶。计划与执行的分离使得任何思考或者明显的懈怠都被认为是懒惰。（即使有许多公司，尤其是那些实行适时生产管理系统的公司，形式上鼓励工人分析尤其是质量分析—或者是酌情停止工作的自制力。)③在这篇绪论中，我们只能引述一些可以很明显地体现这种趋势的例子，进一步的分析④将表明：经过工业主义这段历史，时钟是如何在深层次上制约我们工作中的种种活动的。

时间隐喻

尽管时间社会学领域中的许多作者把时钟—时间与社会一时间之间的区别作为他们分析的出发点，但是其他人则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对比了作为这两种李生时间概念之基础的隐喻和元理论。在隐喻分析中，一些作者普遍对比了两种主要的时间意象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这里，前者代表一种工业的、客观的以及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形式（时钟一时间)，而后者则是指一种更具有人类学特征的、经验的和具有时代性意义（epochal）的时间（社会一时间）。通过进一步的概念区分，将量的时间与质的时间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理想类型平行并置。

时间社会学

① 参见 Sorokin, P. A. (193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 2),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② 参见 Taylor, F. W. (1911)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③ 参见 Schonberger, R. (1982) Japanes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New York: Free Press.

④ 参见Thrift，本书第七章；Nyland，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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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时间

讨论时间的循环（或轮回）形式的社会学家，要么是关注古老的或原始的时间取向，要么就是在讨论现时代的事件时，关注当代社会活动是如何以节奏性的模式发生的。

就前者而言，伊利亚德①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关于过去的文明中时间概念的重要洞见。他特别注意到，被他称作“古老的人”（主要是之前基督教时期的人）的时间概念为什么是轮回的。在古老的人看来，事件是以一种随时都可以重现的节奏呈现的；古老的人的时间感是在他与季节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他的时间视野是由“永恒轮回的神话”所界定的。伊利亚德提出，当基督徒为了以一种直接的、线性的进步去获得拯救和赎罪而放弃有限的世界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暴露于历史进程所固有的危险之中。自此，人类就试图把握历史，给历史一个结论—例如，马克思和黑格尔就力图这样做。现代人在多种信仰中寻求庇护，以便把一个看似无始无终的过程合理化。

尽管研究时间的作者其主流论题逐渐从轮回的时间观念变成了线性时间观念，但是，德格拉齐（deGrazia)②指出，不应该认为轮回的时间概念已经灭绝。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轮仍然是一个比线更好的时间象征。在许多社会中，主流的时间意象是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事物都存在、死亡和再生”③。这里，时间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生物的而不是机械的；广泛且可变的而不是精细的和同质的。是上帝对事物进行安排，而不是时钟。

德格拉齐声明自己与那些片面支持现代社会一时间的线性理论的人不同。他认为，许多社会一时间（或“本能的”时间）是由自然的周期性运动和循环性流动决定的。他强调“自然的”社会时间，即，与人们对生活所怀有的更深层次的感情产生共鸣的时间。他指出，这就是人们所“经历”的真实时间，与时钟无关；这就是社会一时间只有靠生活自身中的社会的和生物的种种倾向才能标记的时间。

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

① Eliade, M. (1959) Cosmos an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② 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③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p.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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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鲁巴维尔①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他也注意到关于周期性循环的社会学解释是如何借助自然（尤其是物质自然）隐喻的。泽鲁巴维尔注意到，我们的许多时间—设计（time-patterning）建立在自然（主要是科学）类比的基础上一—例如，根据物理科学，用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来类比，或者根据生命科学，用与睡眠、饥饿、排卵，或者体温相关的各种周期性规律来类比。泽鲁巴维尔认为，社会学中的这种表述方式最早出现于迪尔凯姆、莫斯和休伯特对“集体生活的自然节奏”的研究，并且被索罗金关于“社会文化的节奏和周期性”的分析所强化。泽鲁巴维尔就此指出，自这些早期研究以来，社会学家已经识别出一系列影响社会生活的节奏性结构的“社会周期”。例如，有研究者已经发现如何可能识别出微观社会层次上各种活动的“均匀的循环速率”；尤其是在那些结构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比如那些非正式关系的领域。通常，这些社会周期不仅仅是经验性的设计，更是规范性的规定。正如泽鲁巴维尔所注意到的，诸如“礼尚往来”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即使朋友之间的访问、打电话以及书信往来的时间间隔（迪尔凯姆把它看做是社会关系的“道德密度”的一个指标)，也不是那么随意的，而是由某些有规则的、在社会意义上“适当的”节奏所决定的。

不过，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大不相同的观点，即，社会结构的总体趋势是现代组织和技术革新的产物，越来越取代了自然的影响。自然和生物的节奏所影响的，只是与有社会节奏的领域越来越不相于的领域了。在现代社会，强加于我们生活的那种节奏是多么的普遍而深人，它使各种活动的时间间隔变成了数学意义上的规则的间隔。索罗金②已经说明，支配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变成那种完全是约定性的，因而是与自然相分离的东西。因为时间单位越来越变成人为的，所以，节奏也变成了人为的。泽鲁巴维尔①举例说明了医院中医疗服务的管理在时间上是如何组织的。尽管这种组织具有很强的生物基础，但是，出于管理上的方便，操作管理的原则要求以连续的时间段的形式实现医疗服务的时间的“全天覆盖”。的确，管理的时间一般地说就是那些首先与自然时间分离开来的时间。

时间社会学

① Zerubavel, E.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② Sorokin, P. A. (1937)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Vol. 2), New York: America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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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日渐被按照“机械的”时间结构化：也就是说，成为一种人为的形式，完全独立于作为有机体的人的冲动和需要的周期性节奏。我们越来越使自己摆脱由自然所规定的有机周期的种种形式，而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是机械周期的表现形式。这种机械周期主要是由钟表和日历规定的，并且逐渐主宰了我们的社会事务。我们不断为社会的节奏创造非自然的基础。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些机械的形式不仅独立于自然的节奏，事实上有时还与自然的节奏相冲突。

线性时间

那么，线性的、机械的时间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基础何在？首先，我们可以说，虽然伊利亚德指出永恒轮回的观念支配着前基督教时期的时间概念，但是，在现代社会，犹太一基督教信仰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倡这样一种时间意象，即，时间作为教徒通过赎罪摆脱世俗的罪恶，最终在天国获得永恒救赎的一条试炼之路。②一般认为，在《忏悔录》③的第二卷中，圣·奥古斯丁打破了罗马时间的“周期循环”。奥古斯丁反对希罗多德以及那种认为人类事件具有周期性的观念，他拒斥“虚假的循环”，强调人类历史的直线发展。①尽管耶稣纪元纪年体系在18世纪才被确定下来，但是历史的起点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这一论题意味着，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不可逆的观念取代了永恒轮回的思想。终极进步的特征导致了一种新的线性时间概念，以及一种确定的历史开端的意识。

导论：关于时间的杜会学研究

① Zerubavel, E. (1979b) ‘Private-Time and Public-Time':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 , 58, pp. 38— 58. 本书第十章。

② Filipcova, B. and Filipee, J. (1986) Society and Concepts of Tim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07, pp. 19—32.

③ Saint Augustine. (1961) Confessions, trans. by R. S. Pine-Coff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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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的讨论中看到，在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线性意象是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时间意象相结合的：也就是把时间看做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的时间意象。②通过技术和制造创新，时间概念已经与工业进步的观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联结着加速增长与积累这一关键的等式中，人类的价值是依据时间来衡量的。可以通过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时间来获得剩余价值而并不是要求工人生产与其工资价值相当的商品。③这里，重点在于其形式和稀缺性。这种意象来自牛顿和笛卡儿：时间是真实、统一和无所不在的；它是一种数学现象；可以把它设计成横坐标。

的确，正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一种线性时间观的霸权得以巩固。在工业时代，进步是关键。在这个时代里，过去是不可重复的，现在是短暂的，而未来则是无限的和可开发的。时间是同质的：它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和无限可分的；它与运动和发展意义上的变革有关：它是定量的。在现代神学中，线性时间以对永恒的承诺为结论，但是在世俗的、现世的工业主义活动中，时间单位是有限的。时间是一种资源，有一种被过多的活动消费掉的可能性；当潜在的需求增加的时候，时间的稀缺性会受到强化。

此外，在发达社会中，时间稀缺性似乎使事件变得更加集中和彼此隔离。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被给予具体的“时间”。时间不仅被作为一种次序来经验，而目被看做是一种限制性的条件。正如摩尔所指出的，时间成为“安排行为的方法，固定那些特别适合于环境的行动的方式”。①正因为线性的时间观是与特定的价值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时间就被看做是一种有限的商品—其稀缺性增加了它的价值。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②注意到，我们的主流时间观是与三个特别的隐喻联结着的时间是金钱；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以及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时间和金钱越来越成为可交换的商品；时间是一种手段，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占有金钱，同样，金钱也可以被用来购买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钱会增值，同时，现在投资时间，旨在将来赚取金钱。③

时间社会学

① De Grazia, S. (1972) Time and Work', in H. Yaker et al. (eds), The Future of Time, New York: Anchor Books.

② 见 Thrift，本书第七章；亦见 Thompson，E. P. （1967)‘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③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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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处于这种商品化过程的中心的是时钟的意象。芒福德（Munford）曾经强调“工业时代的关键引擎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④举例来说，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组织展现出高度的功能专门化，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同步化的快速发展。以生产为基础的大型公司要求对各个组成部分（角色和职位）和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划分。这种功能的专门化需要广泛的时间一空间的协调，无论是各组织层次内部还是在它们之间。因为高层次的协调要求高层次的计划，这就需要有精细复杂的时间表，以便获得令人满意的预见性。精细计划的基础变成了复杂测量的基础，有效率的组织等同于对生产力进行明细的时间评估。⑤因为机器成为劳动的焦点，所以时间表就成了计划的核心特征。在工业主义盛行的时代，时钟是协调和控制的工具。⑥时间段取代了任务成为生产过程的单元。

与大多数过去的和发展中的经济中那种任务取向的经验相对照，我们可以说，在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工人们受制于规定严格的时间表，他们的酬劳也是按照时间单位来支付的。时钟的普及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人们交换的是时间而不是技能；出卖的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成为一种可以挣、可以花或者可以节省的商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工业主义的体制之下，工人在封建制度下所遭受的异化进一步扩大，此时工人被迫按钟点出卖他的劳动。①

易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

① Moore, W.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p. 7.

②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③ Graham, R. J. (1981)The Perception of Time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 pp. 335—342.

④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p. 14.

⑤见Nyland，本书第八章。

⑥见 Trift，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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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中的一场重大变革，线性时间概念被“商品化”了：也就是说，时间被看做是生产中的一个因素。时间具有一种能够被转译成经济术语的价值：“它成为一种媒介，人类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可以借助这一媒介获得以往无法想象的发展速度”。②时间就是经济财富创造的一种重要象征。它不再像在“永恒轮回的神话”中那样，是神圣的和可再生的。在工业资本主义之中，时间代表着一种经济目标，是一种生产的象征。时钟成为劳动的新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它们对活动进行量化，并把活动转变为货币价值。③当时间被看做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时，其使用者就必须显露出好的管理方法；时间是稀缺的，必须被理性地使用。④

时间与社会分析：一种研究框架

我们已经描述了一些基本的社会时间观，还探讨了一些时间隐喻和时间意象，现在提供一种研究的类型学，前面所介绍的许多概念依据这种类型学就可以联系在一起了。具体来说，我们主要思考质和量的问题，意义和测量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形成一种时间社会学的研究方案的关系。这里，我们引用马克斯·海因里希（MaxHeirich）的著作，他把社会时间作为分析社会变革的一个中介性概念来使用。与海因里希一样，我们认为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时间概念的主要使用方式有四种，而每一种方式对说明社会的变革和过程来说都有直接的含义。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在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来使用时间：（1）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一种社会要素（a social factor);(2）社会理论中诸要素之间的一种因果联系(a cuusal link)；（3）这些要素的一种量化测量(a quantitative measure)；（4）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的一种质的测度(a qualitative measure)。

时间社会学

① 见 Gioscia, V. (1974) Time Forms, New York: Gordon &. Breach.

Nowotny, H. (1976)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p. 330.

③ Nowotny, H. (1976)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① Julkunnen, R. A. (1977) A Contribu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Social Time and the Economics of Time', Acta Sociologica, 20, pp.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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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社会时间的一种研究框架

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因素

上文中的分析表明，时间主要以两种方式影响社会互动（1）作为一种资源，以及（2）作为一种社会意义。作为一种资源，时间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分析变量，其总量是确定的：一旦用了，就不能重新得到。我们已经注意到，当时间变成有价值的东西时，它就获得了一种商品的意象，①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时间被看做是一种越来越稀缺的商品。这些意象由以下这一事实不断地再生产，即，在工业主义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发现时间具有越来越多的可供选择的用途。从传统意义上看，工业主义代表着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时间被感知为确定的时间间隔它能和各种各样的需要互换，因此具有更大的价值。

不过，当我们把时间看做一种社会因素时，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我们也必须记得，时间具有社会意义。②时间是一种媒介，复杂的意义结构借此得以产生一—通过这种媒介，我们协调和再生产着日常事务。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时间的态度是动态的，特殊的时机往往要求特殊的意义。举例来说，在巴黎，1968年的5月份已经获得了这个月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意义。这一时间标示着对早先的一系列过程的特定回应。到今天为止，它影响着无论是作家还是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①

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

①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pp. 56—97; Nowotny, H. (1976) Time Structuring and Time Measurement', in J. T. Fraser and N. Lawrence (eds.), The Study of Time. Vol. 2,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② 见 Lewis and Weigart，本书第六章；Sorokin and Merton，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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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作为一种社会因素，时间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具体的事实，或者一种意义的媒介。在活动的管理中，它可以被用作一种事实资源。而且它还支配着整合日常行动的强有力的文化规范。

时间作为一种因果联系

在社会分析中，时间还可以被描述成某一模型中诸变量之间的一种因果联系。虽然时间就其自身来说不足以建立起因果关系，但是，它对于既有的假定关系来说，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能够起到提供重要证明的作用。②在社会理论中，这通常是通过参照空间一时间关系而达到的，实际上就是把时间看做一种背景（即，不是把时间看做一种时间对时间的关系，或者把时间看做一种次序)。

在把时间看做背景的这一思想中，空间和时间形成了一种背景幕，正是因为它，事件的意义才得以呈现。例如，正是由于特定历史时代（如文艺复兴、维多利亚时代，或第三帝国）的典型关系（背景），事件（人物）才可能得到解释。在这里，时间的主要特征是在于它表现了一系列在时间方面受到局限的结构模式。把时间作为一种周期（质的或量的）来使用，这使得我们能够依据其与更大的结构模式的关系来对事件进行评价，而不是把事件看做独立于背景的东西。

对于其他更抽象的关系来说，作为背景的时间也可以被作为一种标准来使用一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问：特定的时间会在不同的结构模式的条件下出现吗？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时间既可能对行动的结构进行分割，也可能把这些行动的结构结合起来而组成一种更大的结构。简而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详细阐明相关关系的构成方式的可能性（例如，只要Y出现的时候，X就会出现吗？X中的变化与Y中的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吗？)

时间社会学

① Lauer, R. H. (1980) Temporal Man, New York: Prafiger.

② Heirich, M. (1964) ‘The Use of Time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 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pp. 38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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