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社会学

人对于他自身内在的活动，诸如心跳，呼吸，月经周期，饥饿、休息和睡眠的循环，以及自然现象周期性循环等的节奏的体验，进入到时间意识之中。人感到饥饿，想休息和睡觉，这都表现出规则性的间隔，因此，主要的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反复体验并定期得到满足，给时间的行程留下了线索。与对延续过程的精神建构相比，有规则的习惯的形成更加重要。每个人的总在重复的习惯，如寻找食物、劳动、休息和睡觉的习惯，编织在意识的自动的活动形式之中，意识的这种种形式不仅表达了人的时间感，而且也对他的内在的和外在的适应提供帮助。生物学上的时间表现在人的与身体上的功能相关的最稳定和最一般的习惯上。

心理学家也已经了解精神生活上成长的节奏以及青春期和衰老的危机。生理-身体的状态或者身心是否成熟，以及时间的内容丰富和有趣还是单调和乏味，都会影响个体在时间估计上的差别。在生活世界中，一个图像消退了，另一个图像出现了，对前后相继的秩序中出现的事件的感知，以及把相继出现的图像组织成一个整体的能力，都会衡量心理上的时间。一种强烈感受到的情绪或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会缩短作为一种精神构造物的延续时间；“属于一种辉煌人生的有丰富内容的一个小时，顶得上平平常常的一年。”威廉·詹姆斯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

一般地说，充满着变化和有趣经历的时间过起来感觉短，但当我们回顾它的时候却长。另一方面，一段没有什么经历的时间过起来感觉长，而回顾起来却显得短。①

实验室的试验表明，当有着较强的需求压力，伴随着紧张以及有时出现的情绪上的激动的时候，时间间隔被看做是比没有这些东西的时期要短。大家都知道，人在睡眠中和在舞台上会丧失时间感，而同时会做白日梦或运用他的想象。对个人而言，在性活动的兴奋、审美的愉悦或神秘的体验中，或者在使用毒品的过程中，时间会失去准确性。时间感被认为依赖于基本的细胞代谢。奎宁使时间间隔看起来比实际的间隔长，而甲状腺素会缩短时间间隔。酒精会延长时间间隔。咖啡因会缩短它。这些是实验室的发现，对时间的估计明显依赖于个体代谢的速度。时间意识不仅因为紧张或倦怠的状态而不同，也因为智力、学习能力和是否具有远见上的差别，年轻与年老的差别，以及个人在社会空间上的边界不同而发生变化。据发现，个人之间在对直接或延期的需求和行动的后果的估计方面，在是否重视未来的问题上，以及在时间的准确性和计算能力方面，都相互有区别………因此，我们可以谈个人的时间（per-sonal-time)

时间社会学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first published 1890), p.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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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一时间不同。有反复出现的社会事件和活动的节奏，强加在个人对生物和心理延续的独特经验之上，这种节奏决定着社会之中的时间计算。个体适应社会的基础不可能是个人的不可靠的时间经验，而必须是对所有的个人来说都是不变的和共同的时间，只有在这种时间的基础之上，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合作才是可能的。

即使人的生理需要和满足也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马林诺夫斯基观察到：

人不只是依赖于饥饿和饱足这种生理的节奏；他的消化的过程是由他所属的部族、民族或阶级来赋予时间和训练的。①

早期的人对时间的计算，其根源在于被组织起来的经济活动的季节性过程。狩猎民族，其活动是断断续续的，几乎不能形成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那种样子的历法。牧羊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师和天文学家；人们普遍认为牧羊人已经根据他们所控制的羊群和羊的生命进程来计算时间。季节性地迁到遥远的牧场去，对于他们的集体的存在和福利来说是很必要的。不过，在农业的阶段，人的时间表才是第一次被系统地制定好的；它是由农业实践的常规所决定的，起先是集体地规定的，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易改变的强有力的社会习惯。在文明的形成阶段，正是这种农业常规活动拯救了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使他们免于贫穷和饥饿。的确，随着农业人的出现，第一次要求有规则地劳动、娱乐、休息、游戏和睡觉的习惯。这也许是对人的成长作出贡献的真正最重要的阶段。

第三章时间、技术和社会

① Malinowski, B. (1939) ‘The Group and the Individual in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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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农业的常规又是由自然的活动的节奏和周期，由因为阳光、湿度和降雨的分布不同而出现的农业季节更替以及土壤恢复和植物生长的生态周期所支配的。不是动物的发情期或者比如牧羊人中小孩出生的时间，而是树叶的萌芽和凋谢，谷物和水果的成熟，降雪和下雨，成为农耕民族计算时间的手段。

城市工业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节奏远为不同。在工业社会中，职业的规则，日复一日，与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关系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机器体系的速度所支配的，而机器体系的节奏并不遵循生活的节拍。劳动被按区域大量而精细地分布在空间和时间之中，这是工业主义的特征。劳动的这种分布要求根据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来对活动进行一种小心翼翼的协调，而且会把机器时间（mechanical time）的越来越细的限制强加给人们，而机器时间是以分分秒秒来计算，也是以分秒来区分的，与生命活动的正常的节奏没有什么关系。与预定时间的哪怕最小的延迟或偏差，也会使运输和技术体系失常，会导致全面的误会，甚至事故和灾难。另一方面，人们的休息和劳动，闲暇和社会交往，不是由人作为有机体的冲动和需要的节律，而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进由机器时间的节奏来支配的。

以非常高的速度在工业化的社区发挥作用并且非常准时的运输体系，形成工业主义的中枢。它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把顾客和货物从数千英里之遥的地方带到城镇、工厂和公司，全世界的交通速度都在不断提高。列车的时间安排支配着工业运转的速度以及现代城市一工业生活中的大多数社会交往的间隔。事实上，带有预定时间安排的列车和蒸汽机的引入，是农村社区在精确性和准时这方面的教育的第一步①。

习惯的这种变化，对于城市中个人的生存，像对机械化的城市一工业社会的效率一样，非常重要。仍然不适应城市环境速度的农村居住者，现在就是一个不适应环境的人了。这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社区来说都是一种危险，在社区中，某一单个的个人的过失都可能使城市整个机械化的体系处干失常的状态。所以，现代工业社会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和规章来检查不正常和不准时的个人，在农村环境中定型的行为方式，现在对社会的福利来说成为一种威胁。

时间社会学

① 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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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和速度能够无限地提高吗？不同的工业社会表现出不同的流动速度。流动是一个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仍然不完善的过程。它至今还处在进步之中。对流动的进步进行适当的测量表明流动的速度在继续加速。巨大规模的人口非间断性地或混乱地以很快的速度运动；但是，在一个分化非常大的社会中，不同群体和地区的运动相互适应，彼此和谐。准时、可计算、精确，是复杂和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迫切需要的，它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进人到一种刻意精确和不混乱的常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种机械的常规中，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出现的快的运行速度，就以时间为基础不知不觉中进人到彼此和谐的状态。这就使得人的交往成为短暂的、碎片化的以及非个人的，甚至是可以根据时间来测量的。

农民有他的定期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很少有什么固定性。在亚洲东南部的雨季，农民从早到晚在地里苦干。突然，大雨来临或者几个星期的干旱，就改变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的时间表。在工业社会，没有工人被期望一天超六小时或八小时地劳动，如果他的确在劳动，那么，他会得到加班费。他也不会在周末以及星期天上班。不仅劳动的时间，吃饭、娱乐甚至休息的时间也都是由城市时间表的严格要求所准确地确定的。钟表和日历调节、计算和定量地评价一种高度机械化文明的大多数有组织的活动。结果是，一方面，必须作出调节以适应机器体系的严格性的人的生活和功能的速度在提高；而另一方面，金钱的价值观念取得了统治的地位，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生态性的，即，非个人的，匿名的，以及在不断进行计算的事情。

因为流动和速度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态的、经济的和个人的关系-—而家庭以及其他初级群体、经济组织和国家都存在于这样一些关系之中-因此，现在还不容易看出在什么范围内流动的规范将得到修改以适应人的本质的需要，或者，在什么程度上人的社会习惯、群体关系的形式以及个人的行为会得到改变以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机械的节奏能够不受惩罚地取代生命和成长的节律吗？速度能够无限地加快而不伤害人、人的交往、关系和价值观念吗？

第三章时间、技术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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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把人力劳动者绑捆在飞速转动的工厂轮子上，把他投到过快的速度中，会使他的体能以及精神上的耐力和警惕性都变得无法承受，这样一种趋势正导致恶性的折磨、意外事故和职业上的死亡率增加。不过，照管机器的人的劳动速度到底应该减少多少，超出合理的细心和控制范围的危险而难以控制的机器是否应该撤销，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完全不清楚。在工业生产中，有意义的是劳动的精密的划分和专门化以及机器的系列化……机器体系不同部分彼此之间的相对速度因此就得到协调。一个组成部分中速度的降低，可能就会影响所有其他部分的速度，以及降低总的生产率，而这可能会意味着在一种巨大的由机械的力量组成的生产体系中不利的经济状况的到来。

另一方面，涉及千百万工人的健康、快乐和创造性的问题，不应该由一种狭隘的技术主义来决定。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①就已经强调在技术中由机器来做曾经由人手来完成的苦活这种趋势。把这一法则应用到标准化的大规模的生产中这一点目前并不明确和清楚。但是，机器技术中的重复性劳动降低工人的智力水平已经被心理学的调查研究所证明。关于被迫从事无需技能和非创造性劳动的产业工人的个案研究表明，智能低下者通常欢迎重复性的生产任务，但是，有才智的工人特别感到不满意、受挫折，他们也被控制在才能低下者的情感和知识水平上（Elliott and Merrill，1938)。无疑，许多生产部门和生活领域中的机器和速度，都已经超出了人的能力以及人要去适应的社会习惯，而这增加了神经紧张、不稳定以及社会混乱的影响范围。降低机器体系和工业组织的速度，以及把机器与人的因素协调起来，是现代技术迫切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

技术已经成为到处是贫民窟和贫民，生活速度极快，犯罪行为无奇不有的蜂窝式城市发展中的主要因素；它是一种对人、公用事业、制度和伦理进行生态学的重新分布的新技术。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技术时代，社会科学应该对机器和技术的社会影响给予更充分的考虑，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目前在工具的变革与社会习惯和制度上的变革之间所存在的滞后，而且能够使新的发明和创造指向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以及形成更高水平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将超越仅仅强调机器和技术功效的那种价值。

时间社会学

① Chase, S. (1939) Men and Machine,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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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看到，机器体系的缩小，生活的流动和速度的降低，以及受电网和汽车运输的扩展，动力的多样性，轻金属和贵金属的使用，以及诸如电报、电话、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这样的现代工具的使用的刺激而出现的大城市分解成许许多多的农业一工业居住区，是与一种新层次的人类价值相一致的。这种新的价值按照生活的健康、快乐和安详来重新定义工业和技术的功效。

过度的流动和过快的速度说明巨大的机器体系的不可靠以及过于庞大；一个过大的城市也超出了使小规模社区生活能够激发的那些微妙而深入的快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忠诚继续存在所必要的尺度。同减慢机器体系中的速度一样必要的是以社会的一致性和工业的效率两者为基础调节一个城镇或城市的大小。未来的城市，如果要发挥它的社会效能，保证公民集体参与城市的功能和活动，那就不允许超出某一特定的人口密度以及某一特定的规模。

机器体系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有着巨大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重要性。在农业社会中，劳动是间断性的，很少紧紧张张的，速度也慢，但是，对每一个农村的居住者来说，也有一些任务，一些劳动，吸引他的注意，激发他的能量。在农闲的季节，地里的劳动周期性地减少了，这时候，农民就从事副业，也就是家庭手工业，做一些家庭手工活，忙于结婚和家庭访问，或者过集体性的节日，比赛，表演，以及参加一些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当然，周期性的大雨和干旱，使农业的常规脱轨，引起广泛的事业和饥荒。但是，农民不仅建设经济的水利设施以及形成适当的农业技巧，而且也形成适应性的社会习惯，以抵抗饥荒和失业这样的大灾难。

不过，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机器体系应该为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负责。据估计，在美国，仅仅是在1920一1931年期间，因为技术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在制造业中，就有超过300万的雇佣劳动者被转移。尽管生产的物质总量在快速增长，但是，1928年受雇的工人人数比1920年少841000人。

第三章时间、技术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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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上的损失相比，更重要的是伴随失业而来的社会的去道德化、不确定性和绝望的情绪。许多工人也沦落到流浪的境地，走向犯罪。严酷的情况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美国，在经济萧条期间，千百万儿童，在整个国家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他们中有许多是女孩。在工业社会中，每个个体为了最低的保障而劳动的权利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一种高度复杂和机械化的社会的进化，使得它不可能依赖关于消遣和事业的传统的个人理想，这种理想不再能够提供生计和保障。

不同的工业社会，正按照它们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在重塑它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以确保劳动和收入的一致性。的确，有些社会已经缩减了在自由民主传统中伴随流动和竞争的自由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自由，以确保一种最低程度的保障和生活标准。无论就它对个人速度和精神的调整所提出的要求，还是就它对维持一种技术上有效而且持续的生产之流的集体过程所提的要求来说，机器体系已经证明是太铁面无私了，引起个人深深的不安和社会组织的瓦解，而这些会抵消其了不起的工具上的收获。

补救的方法就在于那些可以恢复机械化产业领域中人的生活和成长节奏的新发明，就在于对产业和人口重新进行本地化以及重新调整农村一城市就业方向的某一新的技术，就在于经济组织的改革，只有这样，对于劳动群众来说，生活标准才会得到保证，也才能保持合理的稳定。技术的结果是过度的流动和速度，付出的代价是个人的健康和宁静，以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安全。同时，也只有技术才能治疗目前在人的习惯、关系和价值等领域中存在的不适应，技术引领着新的社会和文化。但是，只有当社会学对技术与人的本质产生更恰当的理解，发现新的社会控制和调节的手段，来对付人的那些与技术的时代快速适应的必要性不相称和不适应的方面，技术才能真正发挥这样的作用。

与机器系统相比，人格的灵活和适应性要小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更多地期待技术上的变革，以减少物质领域中人的进步与他的人格和伦理关系上的进步之间不可避免的滞后。由少数人所控制和操纵的科学和技术，已经证明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瓦解是毫不在意的。由一种关于发明的社会学所指导的有计划的科学和技术，会使发明和创造的活动致力于发现人的价值，致力于文化进化的持续性，基础是更好地把握物质环境，以及更多的、更健康的由社会指导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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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一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①

皮蒂里姆·索罗金和罗伯特·默顿

没有时间的范畴，运动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力学中，时间被看作是独立的变量，是决定一个粒子位置的三个坐标的一个连续函数。在社会的变化中，时间同样是一个必要的变量。在社会现象的运动或变化的研究中，天文时间的或日历时间的概念是否充分，这就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问题了。在社会动力学的体系中，由年、月、周、天所构成的时期，是唯一，或者其至是最容易使用的时间量度标准吗？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基础上，即，任何不同于天文学时间的时间体制，或者与天文学的时间完全不相关的历法，都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可能，也没有用。他们一直采用一种时间，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可以比较的，这种时间是量的，不具有任何质的方面，是持续的，不允许有任何的脱漏。此研究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在社会动力学的领域，坚持一种单一的时间观的做法，有几个根本性的缺点。

牛顿把时间说成是均衡的、无限可分的以及持续的，这样一种说法构成关于时间客观性的最明确的主张。在天文学的领域内，现代相对论学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牛顿时间（Newtoniantime）的偶然性。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像布拉德雷（Bradley）、贝克莱（Berkeley）和康德（Kant）这样一些哲学家，以及更近一些的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格亚（Guyau）、詹姆斯（James）和伯格森（Bergson）等，都一直批评这种概念的普遍应用的可能性。在社会学的领域，除了属于迪尔凯姆学派的某些成员之外，一直很少有人注意这一根本的范畴。

① 选自 Sorokin,P. and Merton, R. (1937)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2, 1937, pp. 6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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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简单思考一下，天文时间不是唯一的时间概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哲学中，存在所谓“本体论的时间”（ontological-time)。我们任意选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芝诺（Zeno）来看，两人都设想一种时间，它是非物质的，完全是主观的。对于康德来说，时间是所有被感知到的现象的那种形式的、先验的条件。贝克莱和布拉德雷都认为时间是一种纯粹的现象，没有任何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詹姆斯把一种“客观的”时间概念看作是一种有用的虚构。伯格森认为“想象的同质的时间是一个语言、小说的圣像”。①

在心理学领域，时间的概念也完全不同于天文时间。时间在这里不是被构想成“以一种不变的速度流动，不受物体运动的快或慢的影响”，②而是被看做一定受出现在被观察的具体时期内的具体事件的数量和重要性的影响。正如詹姆斯所指出的：

一般地说，充满着变化和有趣体验的时间过起来要短，但是，当我们回顾它的时候却长。另一方面，没什么体验的一段时间过起来显长，而回顾起来却显短。③

因此，在实际的感知中，我们远不能体验到那种被理想地设想着的始终如一地流动着的时间（aequabiliterfluit)。心理学领域中的试验已经发现在个人对持续时间的估计与天文学时间流逝的实际时间之间存在着差别。④在个人的体验中，时间完全不是“无限可分的”，尽管芝诺的阿基里司与乌龟的悖论留传至今。许许多多的试验已经表明，个人不能辨别少于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差异。⑤

时间社会学

①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first published 1890), p. 274.

② Maxwell, J. C. (1978) Matter and Motion, New York: Harper, p. 28.

③ James, W. (1919)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p. 624.

④ Sturt, M. (1925) Psychology of Time, London: Kegan Paul.

⑤ Sturt, M. (1925) Psychology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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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中，“心理年龄”概念的引入，是在这一领域中天文编年表在方法论上的不恰当性的明证。经验研究表明，根据编年表显示的年龄与心理年龄之间不存在不变的关系，因此，对与“年龄”相关的人的行为的许多心理学描述就需要一种不同于通常所使用的时间参考框架。我们将看到，这样的批评在社会领域甚至更说明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人们同样认识到，天文时间或时钟时间并不总是适用。例如，马歇尔（Marshall）在他的关于经济平衡的著名的分析中，就意识到天文时间的不适当性。①他认为，经济平衡依赖于市场在期间得以扩大的“长的”和“短的”时期。正如奥佩（pie）所说的：

当他（马歇尔）区分长的和短的时期时，他没有使用时钟时间作为他的标准，而是使用“有效性的时间”，依据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供给的力量被给予较大的关注，而时间是长或短，是依据它影响在供给的方面某些被选定的力量中稳定性的可调整性。供给力量的可调整性越大，所讨论的时间周期越长，这与时钟时间无关（强调是新加的）。②

经济时间（economic time）的概念，由沃格林（Voegelin）明确地挑选出来并加以论述，③而斯特雷勒（Streller）却不加以分析就使用了这一概念，④但是，在博姆-巴沃克（Bohm-Bawerk）、杰文斯（Jevons）、埃弗茨（Effertz)、威克塞尔（Wicksell）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许多分析中，也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概念。

这些不同的时间概念，尤其是因为爱因斯坦对同时性概念的分析而引起的天文学领域自身的革命性变革，说明了在本质上有效的时间标准。

第四章社会一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

① Marshall, R. (1925)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② Opie, R. (1931) Marshall's Time Analysis, Economic Journal, 61, pp. 18- 19.

③ Voegelin, E. (1924) ‘Die Zeit in der Wirtschaft', Archiv fur Sozialwissenshaft und Sozialpolitik, 53.

① Streller, R. (1926) Statik und Dynamik in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okonomie. Leip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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