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214262905" library_document_id: "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 source_sha256: "744166c624152b71348c9f2d7c5ac38f153543f2d9f18d3fdc2a32d53e31a8a4"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89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start=2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2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1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30&limit=10" --- #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0 | PRINTED_PAGE=6 实际上，对具体生命的抽象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有两条路径，而不是一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已经非常熟悉，即政治经济学的路径。第二条路径，就是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学的路径。这两条路径实际上是彼此平行的，两条路径共同构成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过渡。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如亚当·斯密就已经看到了一种抽离于具体生命的抽象劳动概念，即可以被量化和计算的劳动：“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么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们所购得货物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知识商品的名义价格。”①更重要的是，斯密不仅仅看到了这种可以计算的等量劳动，而且也看到了这种等量劳动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等量劳动外表的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上的计量单位，它也架构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市场，“货币却就在这情况下，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①。斯密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倒过来再叙述一遍，即一切货物倘若不通过货币这个媒介，它就无法交换，也无法在一切文明国商业中立足；于是，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命题完全可以置换为福柯式的生命政治学命题，在这个命题下，货币及其交换体系成为制约所有文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生命的一根准绳。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8—29页。 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1 | PRINTED_PAGE=7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上的贡献，尤其提到了他从等量劳动的概念出发来架构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观念：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② 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一般，就是斯密的等量的可以计算的劳动。劳动一般概念，被马克思直接视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正是在劳动一般概念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才彻底摆脱了从具体规定性出发来谈论国民财富问题的状况，才真正第一次从抽象的形式化规律上探讨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不过，相对于亚当·斯密，马克思更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所谓的经济学的“自然”规律实际上是属于市民社会时代的产物，它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具体社会存在所面对的真实生活状态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斯密或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产。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于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① 序曲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一22页。 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2 | PRINTED_PAGE=8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对劳动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解读？显然，一种可以抽离于具体劳动种类的劳动一般概念的诞生，与一种社会现实有关，即各种具体劳动之间的可替换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从事工匠劳动的行会学徒，与长期在农场主庄园里租种土地的农民之间很难进行角色的转化，因为在不同行业之间，不仅仅存在着严格的壁垒，而且，每一种具体的劳动，都直接关乎具体个体的生存存在。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曾指出：“人的劳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的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劳动就是良好地、高尚地完成这种劳动。”②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实际上关乎一个人的具体的存在德性，也就是人之所为人的生命的独特性，他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创造而成为那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在此劳动和彼劳动之间，在画家的画作和陶瓷工匠的瓷器之间不存在任何可比性，因而也没有任何替代的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画家的劳动不可能用陶瓷工匠的劳动来衡量，反之亦然。马克思的犀利在于，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可转换和替代，没有共同衡量标准的劳动，在新的劳动体制下，突然具有了某种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斯密所谈到的货币，而之所以拥有这个标准，在马克思看来，恰恰在于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劳动的出现。雇佣劳动是以薪资来给劳动付酬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①换言之，马克思表明了，在雇佣劳动之下，抽象的劳动一般形式，是具体的现实劳动的表象，而现实中的具体劳动，无论是画家的绘画劳动，还是陶瓷工匠的制作劳动，抑或是在大机器面前从事流水线作业的产业工人，还有在电脑面前日复一日进行着鼠标键盘操作的现代雇佣工人，都被还原为一个指数，即劳动一般，他们之间的具体差别在这个抽象的表现形式面前是无意义的。如果他们抵抗这种抽象化还原的劳动一般，势必意味着被整个市场机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所抛弃而无法生存，变成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相反，他们若想在这个世界上寻得一块安身之所，就必须接受这种劳动一般的抽象化过程。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3 | PRINTED_PAGE=9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化过程，与福柯在人口统计学基础上提出的生命政治学过程是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前者将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化的劳动一般，让具体的劳动活动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竞争机制当中，成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后者成为统治者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量化工具，它将治理的核心指向被还原为人口的肉体，一种成为规范的身体。两个过程的核心都在于量化：前者的量化在于换算成一个可交换的数字，在市场上成为通货；后者的量化是成为一个数据计算的指标，成为生命政治治理的对象。 不过，当部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僵化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卢卡奇再一次从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的平行关系角度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内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出了“物化”（Verdinglichung）的概念。他说道，商品结构的本质的基础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① 序曲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4 | PRINTED_PAGE=10 在卢卡奇看来，商品形式的物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也成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中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关系，而人的存在必须通过物的方式来实现。于是，这是一个以商品形式的物为支配的社会，物以商品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或对象，都必须颠倒为物的形式，才能在市场化的世界上存在。这就是商品拜物教，也是以居于商品与商品之间的货币为核心的拜物教。因此，一旦我们被强制性地纳入以商品或货币为支配的社会，意味着我们被还原为物的形式，即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因为只有当‘自由的’工人产生了，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属于’他的商品，作为他拥有’的物自由地放到市场上出卖时，劳动过程的合理机械化才是可能的。”② 必须指出的是，对卢卡奇的物化中的“物”(DasDing)，不能理解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物。尽管在卢卡奇那里，人是通过物的中介来架构的，只有通过一种商品化形式的物，人才能进人到市场之中，才能与其他的人发生关系，尤其是在雇佣劳动关系中，具体的有生命的人只有被物化为劳动力，成为一种以物的形式存在的肉体时，工人才成为“自由的”工人，他们才拥有一种可以与其他人发生交换关系的权利。但是，这种物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我们不能将卢卡奇的物理解为自在之物，一种纯粹在人类世界之外的物。也就是说，卢卡奇在纯粹的物自体和商品化形式的物之间没有有效地做出区别，以至于物化成为卢卡奇分析的终极概念。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曾批评说：“我们看到，他（卢卡奇）疏忽大意地将物’和物性’应用到主体在其环境中可以感受到的一切现象当中，将其作为在经济上可以利用的因素。在没有考虑是何种物的情况下，卢卡奇坚持认为，只要这些东西在经济交易当中有用，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物一样的东西。”①的确，卢卡奇在物的概念的使用上是相当模糊的，他并没有阐明他所使用的物化概念中的物的含义。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3—144页。 ②[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3页。 1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5 | PRINTED_PAGE=11 严格来说，当卢卡奇使用物化概念的时候，他更关心的是从物的中介所架构出来的商品市场，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性。也就是说，某种物的形式，构成了将世界的杂多因素还原为一个统一衡量标准的尺度，这个尺度被卢卡奇简称为“物”。但卢卡奇同时意识到，他所谈论的物从来不是具体的物，而是拥有抽象化形式的一般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上用量化指标来衡量和计算的物。所以，卢卡奇在提出物化概念的时候也明确指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②倘若如此，那么，在卢卡奇那里，真正起到中介性作用的因素，并不是物，而是一种可以用来计算的量，表象为物的数量。物只是这个数量的外表，真正被纳入市场体系和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的东西就是这个数量；在市场上，这个量表象为物的价格，而价格是物的交换价值的体现。这样，我们如果将卢卡奇的物化界定为物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也是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存在的参照系，那么，我们会发现，真正起到中介作用的不是物，而是物的抽象形式，即一个数量，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雇佣关系，乃至整个生产关系，最终都依赖于具体的数量。这样，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物化，而是数量化或数字化，是物的数字化形式中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只有通过这种中介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那么，在今天，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成为支配性规则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进一步被转为一串数据，被数据和数字中介化，并不是对卢卡奇物化原则的替代或推翻。相反，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的确道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一个事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雇佣关系，的确是通过某种物（如货币）来实现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物化和异化。但是，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在此停止，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同时，物实际上只是充当了真正作为支配性概念的数据的外壳。它进一步掩藏了在资本主义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运算规则。而在支付宝、微信支付、ApplePay、PayPal等数字化支付手段成为主流的今天，我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已经摆脱了纸币的那个物外壳，甚至在今天的手机App中，信用卡等物质形式也被抛弃了，货币关系在今天就是智能手机或电脑网络中的一串数字，它归属于一个数字化的账号和密码。物质性的外衣已经被剥除，数字化的形式第一次以最为赤裸的方式成为架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利器，我们不仅仅被还原为物，在这个物的外壳破裂之后，我们还进一步被还原为一种数值关系。这样，在今天的拜物教中，我们看到的不纯粹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我们可以透过这两种拜物教，看到与资本拜物教联系更为密切的一种全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和生命政治学再一次发生了关联，今天，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治理形式和生产方式下，人成为异化的人，但这种异化究竟是以物为中介的物化，还是以数字、数据为中介的数字化？显然，我们今天面对的资本主义，就是数字和数据成为支配的时代，这是数字拜物教和数据拜物教的时代，也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号角。 序曲 ① Axel Honneth, Reification : 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 trans. Martin J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3. ②[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9页。 1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 | PRINTED_PAGE=12 我们已经站在数字资本主义分析和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入口处，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序曲，我们需要在此经历一首回旋曲，即经过当代意大利自治主义对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的解读，来迂回地进人数字资本主义的大门。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莫里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等人十分看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段文字：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1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7 | PRINTED_PAGE=13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 尽管马克思使用了一般智力的概念，但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并没有给出对“一般智力”的详细解释。对于意大利自治学派而言，如在维尔诺看来，一般智力概念打开了一扇从早期的产业资本向当代资本主义（他们称之为认知资本主义或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理解的大门。维尔诺说：“马克思的一般智力——作为一种主要的生产力—完全对立于固定资本，例如它是机器体系的对象化的科技力量’。马克思忽略了一般智力本身是一种活劳动。对后福特制生产的分析迫使我们对此进行批评，像菲亚特工厂采用的所谓的第二代自动化劳动’和程序操作上的彻底革新，说明了知识和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人们之间的语言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机器体系中所耗费的关系。在后福特制之下，概念和逻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能被视为固定资本，因为它们与多元的活生生的主体不可分割。一般智力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伦理趋势、精神和语言游戏’。思想和话语在当代劳动中就起着生产性机器’的作用，不需要采用机械化身体或电子精神等东西。”①从维尔诺的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维尔诺关心的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上的个体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而是机器生产中生产性个体通过语言、情感、习惯所形成的一种不能用物质来衡量的总体性关系，而这种非物质层面上的产物，就是一般智力。这个理解实际上是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的过度阐释。不过，非物质劳动也好，一般智力也好，在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等意大利自治学派看来，这是一种在后福特制时代，比实质性的物质产品更具有价值的非物质产品，而这势必成为资本新型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工具，也成为新的帝国时代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斗争的界面。 序曲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一198页。 1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8 | PRINTED_PAGE=14 不过，一般智力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在《大众》（Multitude）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曾用热带的白蚁来形容个体智力和一般智力的关系：“普通动物的行为可以成为这个观念（一般智力）的近似物。例如，看一下热带白蚁在彼此交流协作之下建造出的那恢宏壮阔的建筑，那精妙绝伦的穹顶。研究者认为，在蚁群中，单个白蚁与其他白蚁之间用信息素交流。尽管没有一只白蚁拥有很高的智力，但白蚁群构成了一个无中心的一般智力的体系。这就是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蚁群智力。”②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奈格里、哈特还是维尔诺来说，一般智力都是一种在不同个体交流合作基础上形成的总体性的非物质关系，这个非物质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于是，意大利自治学派将这种基于一般智力的生产方式称为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Paolo Virno, "Intelletto generale", eds. Zanini and Fadini, Lessico Postfordista , Milan: Feltrinelli, 2001, p. 46. ②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Penguin Group, 2004, p. 91. 1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9 | PRINTED_PAGE=15 不过，对于今天基于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形成的数字技术成为主导的时代，奈格里、哈特、维尔诺等人的理论是否仍然具有解释力？奈格里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但是他仍然坚持在一般智力的框架下来消化数字技术的变革，认为相对于后福特制时代的认知资本主义而言，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手提电脑、智能手机、Wi-Fi、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技术，不过是非物质生产的一般智力的延伸。 显然，这种非物质劳动和一般智力的概念，其短板在今天也一览无余。毕竟，今天的生产不再是维尔诺笔下的菲亚特汽车厂的生产模式，当更多的直接产业阶段的作业被智能化的机器人代替时，当可变资本更多的是面对手提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触摸屏幕的个体时，他们对马克思经典的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分析就会捉襟见肘。毕竟，在大机械化的工业革命时代，作为固定资产的机器只能被资本家所拥有，工人必须长途跋涉到工厂里被这些大机器整合到生产过程之中；今天的生产工具（或者说生产资料）更多是个人化的，生产甚至可以在家庭中完成，而且，这些电脑、手机的消费是从雇佣劳动者自己的个人消费中开销的，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资本逐渐退化。这就是奈格里所强调的：“今天的无形资本超过了有形资本在全球资本存在中的比重。固定资本现在看起来是在身体之内，印在他们身上，也服从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更为如此。”①但是，奈格里显然太过乐观了，当雇佣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使用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着可变资本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或支配，正如他提到的那样，在其中会形成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即在一般智力之下形成的属于主体的革命性力量。真正的问题在于，奈格里、哈特、维尔诺所寄予厚望的一般智力根本走偏了方向。在今天，事情变得更为清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机器人技术，乃至阿尔法狗（AlphaGo）的出现，这种一般智力绝不等同于白蚁个体构成的总体性的治理，而是一种将主体边缘化的新的客观力量，在这个意义下，真正起到支配性作用的并不是在非物质劳动中形成的一般智力，而是一种新的资本：数字资本（digitalcapital)，而数字资本的基础不是奈格里、维尔诺所提出的一般智力，而是与主体无关的冷冰冰的一般数据(general data)。 序曲 ①[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固定资本的占有：一个隐喻?》，黄璐译，载《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南京大学，2017年6月，第151页。 15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3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