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214262905" library_document_id: "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 source_sha256: "744166c624152b71348c9f2d7c5ac38f153543f2d9f18d3fdc2a32d53e31a8a4"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89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26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start=26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26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25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270&limit=10" --- #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0 | PRINTED_PAGE=246 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邂逅就这样结束了。许多人将阿连德政府的失败直接归咎于“赛博协同工程”，并认为不能任由人工智能来实现计划的统筹和决策。正如艾登·梅迪纳（EdenMedina）看到的那样，阿连德和比尔的“赛博协同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产品，他们并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和信息处理设备，他们创造的中心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效率十分低下，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智利全国的国民经济的总信息量；由于信息量有限，智利国民经济系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随机性和或然性的熵减，相反，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这也是阿连德政府和比尔等人的失败之处。②尽管阿连德和比尔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让后来的左翼思想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在阿连德和比尔等人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思考控制论、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正如今天的技术加速主义倡导者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对阿连德和比尔的实验所给出的十分公允的评价：“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就是这种实验态度的象征—将控制论技术与复杂的经济模型，以及民主平台融合起来，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上是典范性的。…这些实验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归咎于早期控制论学者操作时面对的政治限制和技术局限。”①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p. 16. ②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p. 224. 24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1 | PRINTED_PAGE=247 这样，在新一代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专家看来，阿连德的“赛博协同工程”并不是阿连德政治理念的失败，而是技术的失败。当时的控制论技术和通信网络都不足以支持一个国家的总体规划，但是这种思路仍然是可行的。与阿连德同时期的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Stephen Botington)就写过一本《计算机与社会主义》(Computerand Socialism)，坚信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和智能的方式，来实验复杂的经济现象：“计算机收集和分析统计量的能力与解决设计模拟经济结构模型的问题密切相关，最终目的是模拟整个经济结构的各种活动，已作的各种努力还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类模型能够显示出成本变化的程度，测定新的程序对成本、生产时间等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开始使用计算机模型模拟真实情况，对现状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可能成为一种实验科学，如同化学家做化学实验一样。”②博丁顿提出的理念不同于阿连德和比尔的“赛博协同工程”，博丁顿很重视对现实的模拟，继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推进，而不是直接将国民经济的控制权交给电脑和智能机器。与之相对应，今天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已经可以实现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为智能体基模型或代理人基模型(agents-based modelling，ABM)。正如博丁顿所说，社会科学很难直接在现实领域中来做实验，不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一定的智能行为体（agents）来模拟人类的行为，利用大数据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来实验在不同模态系下的各种异质性智能行为体的对应状态，“ABM方法采用了基于元素的系统视角，关注在系统中作为相关行动元的实体之间的行为和互动。ABM的视角试图用更现实的方法来表达社会和经济体系下的行动元，来克服忽视了异质性因素的相关定义下的代表性行为体的局限性，来体现各种互动的异质的智能行为体的关联含义”①。今天的ABM模型，已经不是按照固定的性质界定来模拟设计者已经设想好的倾向，其中的行动元或智能体，实际上是经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具有人工神经网络的行为体，它具有自动的智能，能够尽可能产生出更多的行为结果。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① Alex Williams, Nick Srnicek, “#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Robin Mackey &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London; Urbanomic Media LTD., 2014, p. 357. ②「英]斯蒂芬·博丁顿：《计算机与社会主义》，杨孝敏、张明华、仲维畅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24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2 | PRINTED_PAGE=248 我们可以认为，ABM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控制论模型。在今天计算速度和信息处理速度都大大高于阿连德时代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首先利用这种模型来尝试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验？这种实验不会像阿连德总统一样，不顾后果地将计算机的统筹决策强制性推行。通过今天高度智能化的计算，在大量数据收集和反馈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在人工智能互动界面上模拟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结果来？一旦满足足够的条件设定，这种经过反复改变各种参数和环境，经过多重互动和试错之后的ABM实验结果，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人类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尝试的一种可能性？尽管今天的技术加速主义对此表示了十分乐观的态度，如前文中提到的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就十分明确地认为：“在社会网络分析，在ABM模型、大数据分析、不平衡经济模型中建立起来的工具，都是用来理解诸如现代社会这样的复杂体系的认知中介。加速主义左派必须熟知技术领域中的知识。”②的确，今天的加速主义者和左翼人工智能学者的确试图通过人工智能的尝试，找到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更可靠的道路，不论他们的尝试会否成功，我们都可以认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Matthias Müller, An Agent-Based Model of Heterogeneous Demand, Stuttgart: Springer, 2016, p. 27. ② Alex Williams, Nick Srnicek, “#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Robin Mackey & Armen Avanessian eds., #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London: Urbanomic Media LTD. , 2014, p. 357. 24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3 | PRINTED_PAGE=249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24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4 | PRINTED_PAGE=250 尾声 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 2019年6月26日，一则新闻在各大媒体上相继引发关注。当天，在上海举行的MWC移动大会的华为展台，一位挖掘机工程师在现场的几个屏幕和操纵台上操控着各种模拟真实挖掘机的操纵杆和仪表，成功地远程操作了位于千里之外的河南的一台挖掘机，在一旁观看的观众不时向正在演示5G远程操作的工程师报以热烈的掌声。①无独有偶，2019年1月，一名在中国福建的外科医生，在5G通信技术的协助下，成功操作了在48公里外的一个偏远山区的机械手臂，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例5G远程手术，而手术过程中的时间延迟最多不超过0.1秒。②这两则涉及5G通信技术的案例，仅仅只是5G的牛刀小试，在不远的将来，5G技术将会进一步在智能无人驾驶技术、无人机技术，甚至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大放异彩。通过上海的MWC展会，通过福建的第一例5G远程手术，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未来的可能性，似乎5G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技术变革，而这种变革会如同高铁、支付宝等数字化应用以及其他技术带来的变革一样，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的社会生活塑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模样。 不过，在面对这样的技术变革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紧紧跟上，来思考这种变革带来的社会与人文效应。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我们需要看到，5G不仅仅是一种停留在通信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字技术上的纯理工学科，它是一根撬棍，已经在远程操控、无人驾驶等领域找到了它的支点，剩下的就是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的那样，来撬动整个地球。因此，5G通信和对应的一系列技术不仅仅是技术类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和哲学人文科学关注的内容。那么，问题在于，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应该如何来思考5G通信技术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关系。 ①《华为在2019MWC上海移动大会上秀“5G远程操纵”》，中新网2019年6月26日。 ②《中国完成全球首例5G远程手术，仅时延0.1秒》，凤凰网2019年1月19日。 25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5 | PRINTED_PAGE=251 5G远程操纵技术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场的“我”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挖掘机的行为，或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外科手术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启蒙哲学以来，笛卡尔所建立的自我同一性的观念都是建立在我思和我的行为之间的同一性基础之上的，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这二者表现为思维与广延的统一性。比如说，我喝掉了眼前的这杯咖啡，我思告诉我，我的心灵指挥着我的手臂端起咖啡，并慢慢地啜饮，这是一种带有主体性印记的行为，并表现为我的主观意志。在广延上，杯子里的咖啡的确减少了，通过主体观察和反映了这个客观事实，我也意识到我的确刚刚喝了咖啡。这样，我的行为意志和行为结果在喝咖啡这件事情上展现出了统一，而这种统一也将主观的我和客观反思性的我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不仅仅是主观意志上的统一，也是广延空间上的统一，即在当下的这个具体空间中，我实现了我的意志和行为结果的统一。在启蒙的时代，那个祛除了宗教和神秘化魅影的时代里，人们已经不再会简单地相信一个人可以用意志操纵一个千里之外的物体，这种意念操纵和隔空取物的魔法内容被抛入所谓的神秘学①（esotericism）之中。所以，在许多启蒙哲学家那里，主观上的我所处的位置，与我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所处的位置之间的统一，是作为现代哲学核心的“我”的概念，在现实世界基础上获得统一身份的前提。那么，当我们再次回到华为5G技术下远程操作挖掘机的工程师的案例时，这一点会变得十分有趣。显然，5G技术让现代启蒙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动摇了，即我的在场与我的行为结果可以具有空间上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操纵千里之外的挖掘机的工程师，以及操作几十公里之外的外科手术的福建医生已经失去了我的同一性，这显然是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那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两个案例带来的哲学挑战呢？ 尾声 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 25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6 | PRINTED_PAGE=252 我们注意到，尽管诸如笛卡尔之类的哲学家强调了主体意志和行为结果的空间同一性，但是并没有指定这个空间的有效范围是多大。一个千里之外的地点是否能够跟在上海展台上的工程师构成空间同一性？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自我同一性的构建实际上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速度有关。例如，在日本本格推理小说中有一类小说是列车推理小说，在这类小说中，犯罪嫌疑人一般是清楚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类犯罪嫌疑人都会拿铁路做文章，来制造所谓的不在场证据。实际上，警方或者说小说作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证明处在不可能的空间中的行为结果，在嫌疑人身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例如，在松本清张的小说《点与线》中，最关键的布局在于坐飞机去北海道的安田和在列车上被人看到的安田，在既定的时间差之内，不可能同时在场。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列车推理小说，与内燃机车时代火车的速度密切相关，小说作者营造的恰恰是机车速度所实现的时间范围内的空间上的不可能。当然，这种速度可以被加速，今天的高铁时代的中国，仍然可以为这种列车推理小说提供足够的素材土壤，只是时间跨度会比日本列车推理小说要更为紧凑一些。但是问题是一致的，即我们需要一个绝对速度的载体，将作为“我”的统一的身体从A地转送到B地，列车推理小说需要假定的就是这种身体上的唯一性，而这个身体的唯一性证实了犯罪嫌疑人的同一性。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乌特·哈内赫拉夫在《西方神秘学指津》中也曾谈到，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后，西方社会仍然保留着一种神秘学传统。哈内赫拉茨说：“到了19世纪中叶，魔法传统已经沦为仅仅是古物研究者好奇的对象。”(参见乌特·哈内赫拉夫《西方神秘学指津》，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1页）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主体意志与行为结果可以不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学说基本上被排斥在主流科学知识之外。 25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7 | PRINTED_PAGE=253 5G通信技术带来的变革恰恰突破了这一点。如果说在2G时代，手机等终端设备只能传送一些简单的数字和文字信息，而在3G时代的速率让图片的传输成为可能，如人们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拍摄的分辨率不高的照片，可以在低时延的情况下传输到国内，而4G时代，高清图片和视频的在线共享、下载和传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么，对于5G来说，更快的速度、更高的传输速率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设想：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活动都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数据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在A地的行为变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包，在瞬间可以传递到B地，通过B地的解码设备，将转化为数据包的行为操作数据转化为真实的指令，然后通过指令来实现数码控制的挖掘机进行挖掘和数码控制的手术臂完成手术。在物理运输的背景下，人的肉身是唯一性的，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要在B地产生效果，必须借助肉身的移动来实现。在日本本格推理的列车小说中，犯罪嫌疑人无论玩弄什么花招，他在谋杀现场需要一种物理在场（他要么提前到达现场亲身或请代理人布置一个杀人装置，要么在制造凶案的时候直接身体在场)，因此，传递的方式是从身体到身体，即“身体-身体”（B-B′）方式。然而，5G通信技术则不需要完全让身体从A地运输到B地，它需要传输的只是一个行为的数据包。这样，原先在物理空间中的传输运动“身体-身体”(B-B')，被另一种传输运动所取代。我们假设在上海展厅的工程师的身体为B，他的操作行为被数据化为一个数据包，我们称之为虚体V。这个数据包是一个海量级的数据包，之前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跟它的数据量都不可同日而语，只有在5G时代，这样的编码了人的行为数据的数据包的传输才成为可能。在传递到B地之后，在接收终端上，这个数据包变成了V'，同时被解码为具体的指令并作用于位于B地的终端设备，于是B-B′的同一性结构被扩充为B→V-V'→B′的同一性。在这个意义上，处于A地的思维领域的我思与B地的广延领域的行为结果的同一性被5G技术建立起来，一个直接物理在场的我思与行为的同一性，被5G通信技术转为一个被中介的“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①。 尾声 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 25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8 | PRINTED_PAGE=254 二 于是，我们可以发明一个新的概念，来形容5G技术带来的这种中介化的同一性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在场（digitalpresent)。数字在场是相对于身体在场而言的，而身体在场不仅仅是笛卡尔的我思哲学的前提，也是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存在哲学的前提。正如海德格尔使用的此在（Dasein）概念，就突出了一种此在的在场。海德格尔用Ent-fernung②来形容此在的在场性：“去其远（entfernen）首先与通常就是寻视着使之近，就是带到近处来，也就是办到、准备好、弄到手。不过，就是纯认识揭示存在着时的某些方式也具有使之近的性质。在此在之中有一种求近的本质倾向。”①对于现代的传播技术，海德格尔认为这些技术在本质上与此在的Ent-fernung的要求相背离。因此，海德格尔紧接着说道：“我们当今或多或少都被迫一道提高速度，而提高速度的一切方式都以克服相去之远（Ent-fernung）为鹄的。例如，无线电的出现使此在如今在扩展和破坏日常周围世界（Umwelt)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②海德格尔的话读起来尽管有些晦涩，但他基本上否定了在遥远距离上具有建构此在的周围世界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直接的当下在场才是此在的唯一可能。由此，对于那个时代最具有意义的电报和广播技术，海德格尔都给予了批判，认为这种技术都试图消除此在的在场性，也就是在消除此在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在场的概念来克服海德格尔对此在去远性的规定。数字在场意味着，通过5G通信技术，可以将当下的物理空间，通过数字编码和传播，将另一个空间的活动相对于此在构成为周围世界（Umwelt)，从而在一个异空间中成为与此在共同在场的去远性的规定。此在不再仅仅是肉身性的此在，也是通信技术实现的远距离的数字在场。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将V-V′的关系称之为虚体，“身体关系之间被切入了一个数字化的虚体中介，身体必须通过某种算法变成虚体，再与网络空间中的其他虚体发生关系，于是，身体-身体′(B-B'）关系变成身体→虚体-虚体′→身体′(B→V-V'→B'）关系。”(参见蓝江《生存的数字之影：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②在陈嘉映先生的《存在与时间》译本中，海德格尔的Ent-fernung被翻译为“去远”。这个译法的确不是太好理解，不过陈嘉映先生为这个词给出了注释说明，“去远”指的是“去除距离和遥远而不是增加它们”。实际上，通过陈嘉映先生的解释，“去远”也就意味着相近，即此在在此时此刻的亲近性和在场性。 25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269 | PRINTED_PAGE=255 那么，什么是数字在场？为什么一定在5G时代才能实现数字在场？在4G时代，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些远程技术，如在线教育。例如，在疫情之后涌现的腾讯会议和ZOOM在线课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远程教学，被隔离在外地的学生，无法返回学校，但教师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和ZOOM等在线学习工具，与隔离在全国各地的学生进行即时性的交流，甚至提问和讨论，这样的在线教学显然已经打破了物理空间的距离，但是，这种在线教学仍然存在着一个鸿沟，即我们只能隔着屏幕与身处不同地域的老师和学生进行互动，我们仍然被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终端设备分隔开来。5G技术则可能打破这个鸿沟，因为位于上海展厅的工程师可以操纵河南的一部挖掘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腾讯会议和ZOOM等在线教学的模式中，我们虽然有视听上的交流，但缺少行为上的互动，倘若隔离在各地的学生不仅仅聆听和注视着iPad或手机的屏幕，而是一个可以被数据指令掌控的替代性的身体，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师通过身体行为B，转化为数据包V，在隔离学生房间里的替代性身体上接收为数据包V′，然后V′中包含的行为指令转为替代性身体的行为，从而可以在学生的房间里替代性身体上具身化（embodiment)，成为可以在学生面前做动作的老师B'，这样，4G时代隔着终端屏幕的远程教学，经过5G时代B→V—V′→B′的转化，在线课程的老师的远程行为可以在隔离学生的家里的替代性身体上直接实现为行为，从而实现了老师的数字在场。我们可以再假设另一种情况：一对异地恋的情侣，在4G时代，他们能通过手机屏幕视频对话，来消除物理空间距离造成的相思，但是由于4G的传输速率只能停留在视频上，他们之间的情感只能满足于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但如果通过5G时代的数字在场，如在双方的住所里都有一个替代性的操纵身体，他们在各自场所中的行为，不仅可以让对方看见和听见，而且通过5G的B→V-V′→B′的传递，可以转化为行为上的互动，从而进一步消除二人之间的异地相思之苦。实际上，在中国作家江离的小说《恋爱反身》中，已经用科幻的方式设想了这种数字在场的可能性：在小说中，住在东京的白川沙优，将自己的行为变成数据，传递到北海道的数据接收站，在那里有一个数字替身，将数据行为转移到这个数字替身身上，这个数字替身就可以帮助女主角白川沙优实现在札幌的一家餐厅里打工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白川沙优在北海道的行为就是一种数字在场，“她”与位于东京的本体身体构成了一种新的“我思-数据传输-行为”的同一性。这样，相对于4G乃至之前时代中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息、音频信息的传递，5G通信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数字在场，它可以实现在另一个空间中的行为的可能性，让在一个固定空间中的我的存在，通过高速度和大容量的传递，实现我在多重空间中的数字在场。 尾声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 ①《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3页。 ②《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3页。 255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d1f3dc6a-3dfa-4b81-8789-775552c3df1b.md?start=27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