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唐正东

2022年3月1日于南京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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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三重逻辑21
一、一般数据：数字资本的本体论 22
二、虚体：数字资本的存在论 28
三、数字资本：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3
第二章 三个思考 39
一、约迪·迪恩：交往资本主义 40
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 46
三、斯尔尼塞克、威廉姆斯:加速主义 51
第三章 数字权力 57
一、数字权力的崛起 58
二、数字资本的权力 63
三、权力与新社会存在本体论 68
第四章 数字对象 73
一、自然与社会：现代体制下的“似自然性” 74
二、拟-对象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80
三、走向数字对象理论 87
第五章 虚体 95
一、影：从身体到虚体 96
二、被编码的物和数字辩证法 100
三、被异化的虚体 106
第六章 数字异化 112
一、对象性活动的分离 113
二、物的中介 119
三、数字异化的兴起 124
第七章 数字身体 131
一、从身体现象学到数码现象学 132
二、被颠倒的提线木偶 138
三、拟-生命与游戏的身体 144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150
一、人口统计学与生命档案化 152
二、算无遗策：算法治理和潜在性的消失 158
三、新神圣人：算法裂隙中的流众 165
第九章数字货币 172
一、铭文：所有物的记录形式 174
二、封印的象征：货币装置的组成 180
三、分散式簿记和数字签名：走向数字货币 185
第十章 数字资本 193
一、从产业资本到数字资本 194
二、一般数据及其生产 199
三、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205
第十一章 数字再生产 211
一、从可说性到可数字化 213
二、复制与增补：再生产的数据化 218
三、数据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223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230
一、无用阶级：无产阶级的新形态？ 232
二、人工智能与新社会主义计划 237
三、新控制论与未来的社会主义 243
尾声：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 250
主要参考文献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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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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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映的陈玉勋导演的电影《健忘村》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设定。看似安静祥和，实际上充满着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裕旺村(“欲望”的谐音)，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位云游四海的道士，自称天虹真人。他随身带来的一件法器，叫作“忘忧”，他称这是一件周朝流传下来的法器，具有异能。其中一个基本功能是，可以抹除人们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让人忘掉记忆中的烦恼。第一个试用这个功能的是村民林金财家的娘子乌云，她憎恨自己的丈夫，又与村里的刘大夫好上了，刘大夫给她一包毒药准备毒死林金财，但是阴差阳错乌云却毒死了女主角秋蓉的丈夫朱大饼。所以，乌云要求抹去这段烦心的记忆。后来村子里的人逐渐都来找天虹真人抹除记忆。之前抹除记忆和忘记忧愁是出于村民自愿，后来由于大多数村民都抹除了记忆，剩下的没有抹除记忆的人成了另类，如村长和女主角秋蓉，他们便被要求强制抹除记忆。此外，之前要求抹除的记忆不过是每个人记忆中的烦忧的内容，但是，随着大家都来抹除记忆，所有的独特性的记忆都被抹除了，每一个人都被还原为一个特殊性的存在，用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话来说：“每个人的独特性被还原为特殊性。而这就是各种共同体类型的基础。”①换句话说，抹除记忆、忘记烦恼的工具性操作，虽然不能被视为对人的生命的戕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忘忧”工具的抹除操作的作用就在于，将人还原为一个基本框架下的存在，任何背离于这个框架的记忆都必须被抹除。此外，天虹真人在抹除了所有人的记忆之后，将自己装扮成新村长，并自己起名为田贵。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神话故事，说是村长拯救了所有的村民，村民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来自村长的恩泽，而村民每天需要在一个仪式上唱着村长的颂歌，借此来维持村民共同体的存在。这样，之前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裕旺村，在“忘忧”机器的操纵下，变成了一个和谐的村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同在对村长田贵神话的颂歌中维系着长久的宁静祥和。

序曲

①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 1: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trans. Barnaby Norman, Cambridge: Polity, 2014, pp.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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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忘忧”机器抹除记忆的操作之外，村长田贵的另一个举动，往往会为观众所忽视，而这个举动，对于裕旺村的和谐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一旦抹除了记忆，每个个体实际上丧失了独特性区分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再根据阴险狡诈来识别老村长，根据吝啬贪财来识别林金财，根据招蜂引蝶来识别乌云，如此等等。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区别，在抹除记忆的同时也被抹除了。林金财与刘大夫之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区别，每一个人在“忘忧”的操作下都变成了列维纳斯式的无脸之人，在裕旺村中只有抽象的躯体在来回游动。用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Simondon）的话来说，这是人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机能的丧失，而斯蒂格勒直接将这种个性化的丧失与当代资本主义前提下工人阶级的存在状况做了一个对比：“工人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个体，因为机器已经让其行为标准化。这样，他变成了无产阶级。机器本身变成了技术对象，而工人不过是一个奴仆。”①个性化的消失，意味着工人的独特性从内部被掏空，他们仅仅成为一种在新的自动化装置之下的无差别的无产阶级。在裕旺村里，被“忘忧”抹除了记忆的村民，无论之前的身份是贵是贱，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操作“忘忧”机器的田贵的奴仆，田贵的到来直接让裕旺村经历了一次“启蒙”式的洗礼；在村长田贵的“启蒙”神话下，村民的无差别化的抽象，实际上让他们丧失了直接感受裕旺村中的现实的能力，一切生活状态，必须经由田贵的“启蒙”神话才能得到理解。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 1 :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 trans. Barnaby Norman, Cambridge: Polity, 2014,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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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神话框架下，最终的问题是，村民们彼此间仍然存在着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已经不是之前的独特性区别，而是特殊性区别，即在一个可以计数的坐标系下进行的编号操作。对于所有的男性村民，田贵给他们分别以天干中的甲乙丙丁……编号区分，而对于女性，则画上了不同的花瓣，分别标示为一花、二花、三花……如此等等。尽管在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曾提到原始部落会通过文身或文面的方式，将血缘关系和谱系学的相关信息，在统一结构语义学之下，在文身的花纹和数量上体现出来，但是《健忘村》中的数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村长田贵的操作并不是为了展现裕旺村中的自然的血缘谱系，相反，这个谱系恰恰是田贵必须要抹除的东西，抹除他到来之前所有的自然的与社会性的人际关系和血缘关系，包括夫妻关系、邻里关系、父子关系等。田贵的操作是超血缘的，田贵从甲乙丙丁……的编号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按村子原有的人员结构来计数，换言之，之前村民的既定结构是无法理解田贵的计数操作的。我们可以说，田贵的计数操作是一种统计学式的操作，是在完成对村民生命的抽象化处理之后，即实现了他们的生命从独特性还原为特殊性之后的操作。在这里，更近似于田贵的操作的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有趣的是，福柯谈论生命政治学的起点正好是一个计数性的操作：人口统计学。

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概念。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技术，这是一种针对人被抽空独特性内涵的肉身化的技术，而不是直接针对人的生命的技术。对此，福柯说道：

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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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权力的新技术之中，在这个生命政治学之中，在这个建构的生命权力之中，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跟你们说到两个词，即如出生率和死亡率、再生产比率、人口的繁殖等等一类的整体过程。我认为，在18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这些过程，与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相联系，构成了知识的首要对象和生命政治学控制的首要目标。不管怎样，正是在这时，由最初的人口统计学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统计工作。①

福柯的这段文字已经成为对他的生命政治学说的最经典的说明。在这里，福柯明确强调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的诞生与人口统计学计数操作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福柯更为重视的作用是生命的权力，通过生命政治的装置，变成直接作用于肉体的权力，生命的独特性被抽空，只剩下无法与其他对象相区分的肉体，这个被还原为人口统计学界面上的肉体，只有在计数的时候才有意义。在随后一年的讲座“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再次强调了生命政治与人口统计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两个层面的现象。……一个属于政府的政治经济行为，这是人口的层面；而另一个层面是各种各样的人的层面，人口与此无关，应当得到治理，应当得到控制。”②福柯表明，在独特性层面上的、不可计数的杂多个体是不适宜治理的，为了可以让政府进行治理，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进行治理，就必须对他们进行计数、进行统计，将杂多的个体还原为可以计数的人口，这正是福柯意义上的将生命变成肉体的生命权力，也是村长田贵应用甲乙丙丁……来治理村民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

②[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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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数操作。

尽管福柯反复谈到人口统计和计数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谈到计数和数字化对于生命政治治理的直接意义。福柯没有谈到的是，人口统计学不仅仅是一种将生命还原为肉体、将独特性还原为特殊性、将杂多个体还原为人口的计数操作，更重要的是，被统计起来的数字，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被储存在数据库中的可以进一步统计管理的数据。也就是说，数据不仅仅是统计性的，也是生产性的，它本身就拥有着独立于具体个体的权力。比如说，当人口统计数据经过相关运算得出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严重等结论时，必然意味着相关的治理政策的出台，如增加生育率、做好地区卫生防疫，等等。数据实现的是一种全监控状态，它在将具体的生命还原为人口的同时，也为人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人口完全在一个可控的方向下被数据计算所引导，换言之，生命政治的核心是数字化治理。只有通过对已经被还原为标准化和形式化的肉体或人口的数字化，生命政治的治理才是可能的；正如在村长田贵完成了抹除记忆的操作之后，只能将村民编号为甲乙丙丁……或一花、二花、三花……之后，他对裕旺村的有序治理才是可能的。

当然，人口统计学只是数字化资本主义诞生的萌芽，它是今天高度运转的复杂化的数字化治理的一个前奏。但是在这个序曲中，已经出现了发达数字资本主义的某些端倪，如只有经过数字化的界面，存在物（个体）才能在既定的区域中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才能有序地依照机器母体的节奏依次前进，而他们的每一次运动、每一次行为，甚至生老病死的环节，都被还原为计数和计算问题，而数据计算本身架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不过，数字化的治理与统治，在21世纪之前并没有成为十分显著的特征，也就是说，数字化的存在仍然依赖于原有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规则，如在政治领域，依赖于官僚体制和设定的民主机制（如投票的技术、选举之前的民调），在经济领域，依赖于商品交换和资本周转的规律，货币资本仍然是主宰着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核心力量（包括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深人发展，大数据、社会网络和云计算等新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纯粹是之前仍然依附于现有的行政体系和货币交换体系的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数字化治理必然拥有着超越实体化资本主义的内涵。

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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