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塞尔的分析已经让之后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露出了雏形。20世纪80年代，巴黎高科矿业学院的两位学者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MichelCallon)以及来访的英国学者约翰·洛（John Law）基于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面的集体工作方式，提出了ANT理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斯德在实验室里发现了细菌。实验室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巴斯德本人的发现，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相互交流彼此的发现，实验室里的模式的更替，以及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后同行以及专业学术机构可以很快地认可和接受巴斯德的发现，使得巴斯特发现细菌的事件成为一个行动者网络。拉图尔说：“将它们联系起来需要工作和运动。这些东西并不是在逻辑上关联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按照一种特殊方式展开的。巴斯德可能会在任何时间停止工作，让自己忙碌一些他交给别人去做的基础性工作。他或许也会在某一刻退缩’—事实上他已经迟疑了。他或许不会选择狂犬病作为他的第一个病例，他或许会认为约瑟夫·梅斯特的案例不足以建立一个研究所。……然而他做了这些事情，成为一种运动，也正是这些东西定义了他自己—巴斯德。”①巴斯德，他所选择的实验室的同行，那些对巴斯德的研究提出质疑的人，以及作为巴斯德的第一个病例的那位叫作约瑟夫·梅斯特的孩子，甚至最终作为发现成果的细菌，还有最终制造出来的细菌的疫苗，并且成功接种的那些病人，都构成了这个偶然而不确定的行动者网络的整体。因此，拉图尔这样描述他的行动者网络：“于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就是由出乎其间的中介节点组成的巨大的星状网络所带来的行动。它由诸多关系所组成：首先是依附关系，其次才是行动者。”①那么，最终为巴斯德带来巨大荣耀的细菌，实际上是这个行动者网络的拟-对象，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行动者网络，不仅仅是巴斯德不可能发现细菌，甚至我们也无法看见、无法理解甚至根本无法想象细菌的存在。细菌，作为一个拟-对象，依附于巴斯德的行动者网络，而拟-对象就是一种在这个网络当中形成的自然和文化的杂合物。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Bruno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 Alan Sheridan & John Law trans. , Cambrige, Massachus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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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数字对象理论

尽管塞尔和拉图尔的拟-对象概念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数字对象的理解，即数字对象依赖于一个产生于数字技术时代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衍生出某些拟-对象，而对数字时代物质实在和精神主体的理解，都需要通过这些转化器转化为一种被各个中介节点所把握的对象。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行动者网络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差别关系？在某些地方，有人曾用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来比喻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其改造为行动元-块茎（actant-rhizome）理论，拉图尔表示这个说法他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塞尔和拉图尔的拟-对象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关心的实际上是非常细微的彼此独立的行动元，而所谓的整体无非是在偶然情况下这些行动元可以在某种关联下聚集为一个关系网络，拟-对象就是在这个以行动元为基准的网络中形成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一种先于这些行动元而存在的整体概念？

第四章 数字对像

①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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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作为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代表之一的格拉厄姆·哈曼曾经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了批评：

拉图尔完全没有单一整个世界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不过是世界衍生出来的碎片（有可能他的血浆理论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似乎将血浆看成是一个无形式的总体)。事实上，他的那些特殊的行动者彼此是完全割裂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两个对象如果要发现联系，就必须要一个中介——我们从来不会从巴门尼德那里听说需要这么一个中介。①

或许也正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引起了太多争议，在2013年的《实存的各种模式研究》(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中，拉图尔似乎没有继续用行动者网络来作为他的唯一思考模式；对于行动者产生的争议，拉图尔保留了最简洁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世界的实存模式。拉图尔说：“从现在起，研究实体的第一种模式需要另一种实体的实存，我们记作NET，即网络。在整个研究中，为了避免发明新词，我决定保留传统维度上的一些习惯用的名词—如法律、宗教、科学等；然而，一旦我想要给出这些词的准确含义时，我就会使用三个字母的写法。”②新的NET的模式，就是拉图尔用来打开其他12种实存模式的“钥匙”。不过，在哈曼看来，尽管拉图尔极力想摆脱人们将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批判为新的单子论的状况，但是在《实存的各种模式研究》中他实际上仍然回到物与物的关系，仍然丧失了对非关系的实在性的把握。正如哈曼所说：“尽管拉图尔提出的新的模式计划十分重要，它仍然被用来思考整个世界，而对世界的思考需要一种外在于任何网络的非关系性深度。”①换言之，拉图尔的失误在于，他首先将彼此分离的行动者或行动元看成预先给定的东西，整体的网络是他们经过中介物链接的结果。相反，对于哈曼这样的思辨实在论者来说，一个世界并不是预先给定的彼此分离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无法辨识、无法分割的无分差（indifferent）的世界，对象或个体并不是先天地从其中析离出来的，它从其中的分离，或者某个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分离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拉图尔显然将这些前提条件当成了自然而然的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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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aham Harman, Prince of Neiworks :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Melbourne: re. press, 2009, p. 157.

② Bruno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therine Porter trans. Cambrige, Massachus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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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重新从形而上学上阐释了对象在世界上的发生。在2006年出版的《世界的逻辑》(Logiquesdesmondes）中，他从集合论的角度论述了对象是如何在世界上发生的。在巴迪欧看来，对象是一种特殊的集合，它并不是预先给定的孤立的存在物，相反，对象从世界中的分离，需要一种函数或指标，巴迪欧称之为超验的实存函数Id，Id规定了某种属性；在世界中符合该属性的元素都被汇聚为一个内在整体，而这个整体就是巴迪欧意义上的“对象”。巴迪欧的“对象”的定义是：“已知一个世界，我们所谓的世界的对象，是由一个多和这个多的超验指数构成的配对。”②在巴迪欧的对象概念中，需要一个界定属性的函数Id，这个函数与实在中的某些元素组合成的集合对应，让这个集合变成从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对象。在本体论上，这有点类似于集合论数学中的分离公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巴迪欧看来，对象的形成依赖于那个可以决定其是否可以实存的函数Id，这是一个配对关系，也就是实在世界中的某个符合函数的集合A与函数Id的对应，写作（A，Id)，成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再是拉图尔意义上的拟对象，而是巴迪欧意义上的真原子(atomeréel)，这个真原子构成了巴迪欧所谓的“唯物主义假设”(postulate du materialisme)，由于实在的集合 A 与超验的函数 Id 的对应，所有能够确立起来的对象都是“真原子”，从而确定了所有对象的实在性。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 Graham Harman, Im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16, p. 22.

② Alain Badiou, Logiques des mondes, Paris: Seuil, 2006,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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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巴迪欧关于对象的考察，实际上没有真正面对技术所产生的生产性变化，在这个方面，巴迪欧成为费尔巴哈的现代映射。尽管巴迪欧的超验函数确保了一种预先给定的行动个体的状况，并用函数的模式让对象从一个未分化的世界中析离出来，但是这种析离是一种类似于静态直观的析离。对于突然出现的事物，巴迪欧完全诉诸一个不能预测也不能及时得到认知的事件，而在事件之后，由于新的超验函数被确立起来，使得新的对象（A'，Id'）得以确立。而这个新对象与之前的对象是断裂的关系，但新对象仍然符合巴迪欧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假设，是一个真原子。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没有巴迪欧意义上的断裂性事件，我们是否就无法去生成一个新的对象，甚至是一个非“真原子”的对象？实际上，在2006年《世界的逻辑》出版之后所引起的最大争议，正是这个唯物主义假设和作为真原子的对象，也就是说，一旦对象都是真原子，我们面对的世界就是一个近乎静态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迟钝地等待着难得一见的事件的降临。

面对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带来的变革，思考数字技术的对象更适宜的资源恰恰是之前被鲍德里亚嘲讽过的西蒙东。相对于鲍德里亚南方外省农民式的对技术的反讽，即将一切技术尤其是符号技术看成进一步奴役人的工具，西蒙东对科学技术则充满着狂热的憧憬。在1958年出版的《技术对象的实存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techniques）中，与拉图尔直接将对象看成一种既定的关系下的拟-对象不同，西蒙东更愿意将技术对象视为从抽象技术对象变成具体技术对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对象从一个关联环境（le milieu associé）个体化或具体化变为一个对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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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集合中，技术对象的个体化（individualisation）原则就是在一个关联环境中发生周期性因果律（causaliérécurrente)的原则。所有技术对象都有周期性的因果律，它们彼此分离，又彼此连接，从而保持独立于关联环境。①

如何来理解西蒙东的这段文字？首先，技术对象既不是一开始就给定的，也不是某个主体将其创造出来的。在西蒙东那里，主体也不是一个具有优先性的概念。相反，技术对象是在关联环境中生成的(devenir)，这个观念直接影响到后来德勒兹的思考。所谓生成，并不是任意的，在西蒙东那里，技术对象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定性，即周期性的因果律；这决定了技术对象不同于自然对象，“它拥有内在的严密性，是一个封闭的因果体系，并周而复始地在其封闭的内部循环，此外，它整合了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将其作为其发生的功能条件，因此这个部分也参与到其因果关系当中”②。我们可以将西蒙东的技术对象的特征概括为如下几点：

1. 技术对象并不是预先给予的存在。在这一点上，西蒙东与让-吕克·马里翁（Jean-LucMarion）的给予现象学保持了距离。简言之，技术对象就是此时此地在世界中发生的。

1. 技术对象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西蒙东所谓的“关联环境”。关联环境是让技术对象发生的外部环境，并在技术对象发生之后为自然世界提供一个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关联环境来把握和理解技术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关联环境很类似于福柯和鲍德里亚所说的话语构型和符号体系，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关联环境不一定是语义性或符号性的，它可能就是技术对象与外部关联环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Lonrai: Aubier, 2012, p. 78.

②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Lonrai: Aubier, 2012,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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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的直接触发（affect）关系。

1. 技术对象的生成关键在于个体化或者具体化。即技术对象必须具有一个内在的周期性循环的因果关系体系，也就是说，个体化代表着技术对象具有了不同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独特的逻辑体系，即技术对象不仅仅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外观，也具有自身的内在运行因果关系结构。正如西蒙东以三极管为例说明，三极管的出现并不是二极管的延续，而是颠覆了之前“电极之间不可逆性”这个外部前提，“从而可以让电荷穿过真空”。这样，三极管的出现所基于的内在逻辑恰恰是“颠覆电极之间的不可逆性”，从而让它本身区别于二极管以及其他半导体元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三极管并非隶属于二极管，它是一个独立于关联环境，具有自己独立的循环性因果关系的对象，于是，作为技术对象的三极管个体化了，这就是技术对象的具体化和发生。

相对于拉图尔的莱布尼茨主义，西蒙东的技术对象的发生学更类似于斯宾诺莎。实际上，十分崇拜斯宾诺莎的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Jakob von Uexküll)假定：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之间区分之前，存在着一个无法用认识和言语来表述的源世界(Umwelt)，在这个源世界中，没有任何先定的可以贯穿这个源世界的逻辑。在尤克斯考尔那里，所有对象都是“自在的封闭统一体，它们是从环境(Umgebung)中作为样本的一系列元素和标记’中选择出来的，而研究者看到一个动物也就是从构成环境的语义中找出其承载者”①。尤克斯考尔对生物环境中的动物对象的出现的表述，直接影响到西蒙东的思考，西蒙东在他后来的“人与动物”的讲座中就强调，对于人与动物的关系不应强调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而是人跨过了某道门槛，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心理学因果状态”，从而“人的个体化不再遵循其他所有东西的规律，而是实现了突然的飞跃”①。在这个过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个体化，从而可以在源世界或关联环境中，将自己生成为具有独特逻辑的对象，也同时将与之相区别的动物对象化。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 Man and Animal, Kevin Attell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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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西蒙东的技术对象实存理论，实际上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思考数字时代的特殊的技术对象。首先，数字对象的存在依赖于一系列的关联环境，这决定了数字对象是以电子技术以及高密度集成电路技术为关联环境的。然而，当我们今天可以使用支付宝、微信、QQ等数字时代的产品，甚至当淘宝、京东、亚马逊等网络对我们的购买行为进行数据运算，成为一个大数据资料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数字对象已经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关联环境。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也认为，在今天的数字技术背景下，的确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不同于传统哲学所设定的对象样态：

从现代对象思想的角度来看(古典时代的实体观念)，数字对象是有问题的：这个对象既不是经验的对象，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直观的对象…数字对象是由给定的数据组成的，但这个给定不能从让-吕克·马里翁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他重新将给定作为一个现象学概念。数字对象是由数据、元数据、数据形式、“本体论”，以及其他形式组成的，这些东西都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这样形成了一个编制各种关系以及各种对象的数字环境。②

按照西蒙东的设定，独特的数字关联环境的出现，已经为我们在今天讨论数字对象提供了必要条件。正如许煜在他的《论数码物的存在》中所列举的：IBM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GML语言，为网络信息技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程序性基底；1991年，标准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确立，在这个新兴的标记语言之下，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创新，也是全面的算法和网络协议的更新，这个关联环境，可以让诸多符合其因果关联的对象从中生成出来。于是，当我们谈论某个网站页面，如亚马逊或淘宝的时候，这些对象实际上都是依附于HTML的数字对象。正如许煜所说：“HTML从一种文本表达变成了某种拟软件（pseudo software）形式……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对象之内，形式概念已经成为计算的技术趋势，而如今它亦成为普遍化的标准。形式是抽象的蓝图，而标准则是具体的对象。”①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 Gilbert Simondon, Two Lessons on Animal and Man, Minneapolis: Univocal, 201l, p. 26. ② Yuk Hui,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Forword by Bernard Stiegl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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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一个面对数字对象的门槛上，西蒙东、拉图尔、斯蒂格勒、哈曼、许煜或许正在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这是一个序曲，因为数字对象的出现，意味着我们从实体（Substance）或真实（Real)角度来认识对象的路径出现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对象纳人考察。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对数字对象甚至不能简单从鲍德里亚的虚拟和拟真对象来考察，这里并不具有真实和虚拟的二元论，因为虚拟对象即便是信息与计算机技术制造的结果，但在内在周期性因果逻辑上并没有触动之前的关联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虚拟对象仍然是一个旧范畴。对真正的数字对象的问题，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第三方支付、大数据计算，乃至将我们每个人的实存数据化和计算化，需要从拉图尔的拟-对象和西蒙东的技术对象来重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同时从行动者网络中的拟-对象和关联环境下的周期性因果关系角度思考数字对象的确立，而这条道路只是刚刚为我们开启了一道缝隙，它的降临势必会为我们带来关于对象理论的革命。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Yuk Hui,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Forword by Bernard Stiegl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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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现实的，而是潜在的-真实的，它不具有强制性的或不变的规则，只有非强制性的规则，后者伴随着流变自身而不断发生变化，正如在一种游戏之中，每一步都改变着规则。由此产生出的抽象的机器和表述的配置之间的互补性，二者呈现于彼此之中。

——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

第五章

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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