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架构。虽然我们不需要和后现代主义者们一起欢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我们却可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在今天都被算法转化为一个对象”。的确，在网络空间的虚体形成的关系中，并不需要虚体与身体形成严格的对应关系；网络世界中特殊的数字对象的存在①，已经让非实体的数字对象成为可能，这样的对象作为同等的虚体与有着身体对应物的虚体发生交往和互动。算法规则成为虚体与虚体交往的最大的规则，一切事物都成为算法和大数据结构下的对象。这就是最新形态的异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异化。

三、被异化的虚体

我们再一次站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门槛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不仅缔造了现代的工业文明，更是让工业生产及其对应的货币制度成为凌驾于人之上而存在的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所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的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②。在工业资本主义体制及其货币体制下，人不再是作为一种健全的存在物，相反，他们隶从于雇佣劳动，而这种劳动反过来凌驾于工人之上，成为一种异化劳动，“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③。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劳动的关系发生了颠倒，本来应该属于人的活动，变成了奴役人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之下，工人作为生产者，不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也与整个生产过程相异化，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导致了人与人相异化。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许煜已经在这个方面做过十分精彩的分析，参见Yuk Hui，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Objec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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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劳动，显然已经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站在大机器面前，让产品和生产过程成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工业劳动，但是，今天异化劳动的状况是否得到了改观？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无法得出简单的结论。事实上，一些思想家如法国的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费拉里斯(Ferraris)，英国的福克斯，都已经开始思考今天的数字化生产环境里的异化问题。如安德烈·高兹就曾指出：

工业的数字化逐渐将工作变成了对信息流的持续的管理。工业操作必须不断地“投身于”或“献身于”这种信息流的运转当中，人们必须将自已生产为一个主体，来担当这个角色。各种操作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就是今天工作本质的一个总体部分。①

安德烈·高兹提出的问题是，今天的生产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那样，在工业流水线上直接面对物质的产品，我们今天的生产毋宁说是一种非物质生产和非物质劳动。这种劳动并不直接作用于某种具体的产品，而是生产出一个特殊类型的商品—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用英文斜体字写下了这个单词，但是直到今天，这个词语才在意大利工人自治主义思想家那里获得更全面的意义。例如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指出，马克思的“一般智力”实际上就是一种“没有公共领域的公共性”①，它是作为诸众的生产者，通过自己的语言、身份、智力、情感而形成的一种看不见的网络；这个网络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维尔诺举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工厂的例子：里面各个环节的工人在语言交流、身体姿态甚至一个眼神的传播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关系，这种默契关系实际上协助所有的工人成为一个整体，让他们完成了汽车的生产工作。问题在于，这个默契关系，完全属于工人自主的生产，不为资本家所有，所以，相对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和原材料)，在汽车工厂里更有价值的是工人的这种自治的默契，即一般智力。然而，这种一般智力已经被资本家作为它们理所当然的财产占有了。一旦这种被私人占有的一般智力反过来制约工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势必会感觉到遭遇了一种强大的异己的力量，这种异己的力量不再是马克思笔下的产品和机器，而是一种非物质劳动的产物，即一般智力。一般智力作为工人的产品，反过来凌驾于工人之上，成为工人生产的异己的力量，让工人的劳动再一次沦为异化劳动。

第五章 虚体

① André Gorz, The Immarterial, trans. Chris Turner, London: Seagull Books, 2010,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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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异化劳动和一般智力的概念应用于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或许可以让其获得更广泛的意义。因为，今天的数字产品，已经不纯粹是菲亚特汽车工厂各个环节的工人们的合作。显然，在今天数字劳动的意义已经逐渐延伸到所有的数字产品的使用者，即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手机，在电脑上购物或玩游戏时，实际上就是在从事一种数字劳动。特雷博·索尔茨（TreborScholz)指出：“集中精力在互联网上，我们用来消遣的网瘾和时间消耗，已经成为我们时间的最大问题。坦白说，我们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让我们不能爱或感受他人，或者提出进一步摧毁资本主义的计划。”①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车间和工厂，我们每一个人在智能手机和电脑上花费的时间已经是一种数字劳动。这种数字劳动同样是一种生产，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一种非物质的数据关系，这种数据关系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从十几年前开始，这种数据网络就在不断地成长，到今天，这种数据网络已经成长为一个无法用简单的数量来衡量的海量级别。我们的每一次网上购物，在搜索引擎中的每一次搜索，在朋友圈里的每一次点赞，都生产出这个网络，这个网络所搜集的数据，通过对应的智能分析，可以动态地重新规划和定义出现在网络中的关系。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 Sylvere Lotringer,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 (e), 2007,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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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这样的关系来重新看待身体与虚体的关系。在身体现象学的分析中，身体和虚体是一种对应关系，然而，数字化生产的最新发展已经拒绝了我们简单地把虚体看成是身体在网络世界中的对应物的观念。简单来说，虚体是一种产品，是我们的数字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虚体的出现，本身就与一个木匠生产出一张桌子，鞋匠做出一双鞋子，画家画出一幅令人满意的画作，学者写出一篇符合规范的学术论文一样，都是一种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我们用智能手机和网络打造出各种虚体（因为每一个使用手机和电脑的主体，都不止一个网络身份，在微信交友、游戏甚至工作和征婚等方面都会使用不同的虚拟身份)，但是这些虚体只是相关数据构成的对象，它们的作用不是镜子，实现我们自己在网络中的镜像，而是大门，通过大门我们进入互联网，开始我们的数字生产。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数字异化劳动：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虚体，却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环境下，越来越脱离我们，与我们相分离。我们的搜索行为和网购商品的行为，形成了一种数据痕迹，在累积了上千万次之后，成为可观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反过来会制约我们参与网络活动的行为。在Facebook的泄密案中，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剑桥分析公司的工作：他们通过Facebook的社交软件来采集所有用户的看起来无用的信息，例如每个人的点赞，正如剑桥分析公司所指出的，他们简单地通过5个点赞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如果有对应的转发和评论，剑桥分析公司就可以判断用什么样的信息来影响用户的判断，于是便会不断地向该用户发送对应的推送。由此可见，一种看起来在用户自主性基础上使用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情形被反转了：作为我们的产品的世界，作为我们在网上的身份的虚体，反过来支配着身体。当我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刷朋友圈、刷抖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让我们的身体成为这个巨大数字网络的附庸，这台机器已经将我们绑缚在它们运行的齿轮之上，让我们花多一些、再多一些时间在数字空间里，像小白鼠一样不断地运转，从事数字劳动。异化！绝对的异化！我们再一次沦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庸，数字生产凌驾于我们之上，让我们耗费在智能手机和网络上的任何时间都摇身一变，成了数字异化劳动。我们再一次感觉到，数字产品与我们自身的异化，乃至整个大数据的结构关系与我们的异化：虚体成为统治者，身体成为牺牲品，盲目地在网络中耗费着，成为众多数字异化劳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一次失去了我们的类本质，我们不再是自主自律的人，而是不断吞噬着数字垃圾的蛆虫。在那一刻，只有那些掌控着大量数据，能够利用数据来操纵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才是这个时代的王者，他们控制着大量的虚体，让虚体成为操纵傀儡的看不见的控制线；通过这种数据操纵，那些盲目的数字劳动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为让这台庞大数字机器得以运转的奴隶。这是数字异化劳动最深刻的层次：数字控制者（数字资本家）和数字劳动者（普遍网民）的异化，即人与人的异化。

第五章 虚体

① Trebor Scholz,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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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要再一次陷入绝望，像齐奥朗（Cioran）一样呼喊着“站在绝望之巅”吗？不！这不是答案！数字异化劳动的奥秘恰恰在于：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用户没有意识到他们正从事着数字劳动，并且为数字资本主义积攒着数字时代最宝贵的财富—数据。数字资本家的魔法也就是拥有大量的数据，并以这些数据来控制一切。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和技术一样，它们并没有立场，它们本身只是一把利器，在资本家手里，它们便是奴役的工具，而在广大的数字用户手里，它们将变成划破迷雾的最锋利的武器。数字共享，或共享的共产主义，才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不是离马克思所冀望的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因为我们拥有了武器，即共享数据；也正是因为可以被普遍共享的数据存在，才让我们可以看到解放的可能性，让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曙光再一次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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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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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异化

我们被技术操纵简单化了。进入数字操纵阶段之后，这一简单化进程变得疯狂起来。

——让·鲍德里亚：《为什么一切尚未消失》

从逻辑上来看，这个发展已经没有另外的终点了，所有加速机器的个体能量和竞争能量，最终都会被献祭给宛如仓鼠滚轮般的社会经济竞争。当然，这已等同于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彻底背离了现代性的承诺。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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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智能技术、大数据、云存储、区块链技术正在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周围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这种超级加速度带来的不仅仅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和智能进步，也让我们这些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眩晕感。当加速度超过了我们的忍受力的时候，我们不仅被绑定在一个不知道开往何方的高速的装置之上，也让我们的心灵承受身体上的冲击和震撼。加速！加速！数字时代正让我们呕吐出我们的灵魂！这种状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词语：异化。在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如我们不再需要用现金和信用卡来支付，北京和上海之间的距离被高铁缩减为4小时交通圈—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也被这种技术革命疏离化。这或许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人物哈特穆特·罗萨高呼的“新异化的诞生”。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今天，卢卡奇关于物化的判断或许已经沦为明日黄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异化是一种全新的异化形式，即数字异化。不过，在我们做出这个断言之前，必须回顾一下思想史上关于物化的论述，也只有在概念史的光谱下，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见，今天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异化形式对于我们今天的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什么。

一、对象性活动的分离

对异化或物化问题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本。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无情的挞伐，而他手中的批判的武器，实际上就是异化。在现象学层面，马克思首先给异化概念作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判断：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已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已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蠢，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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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话，显然不能纯粹从文字的字面意思来诠释。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尚未十分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内在现象，还不能从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内部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1844年前后的马克思观点更多是一种外在的批判，是从一种抽象的观念哲学出发，来鞭笞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倘若如此，马克思的异化问题的起点，实际上并不在于他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而在于他在这个阶段所持有的观念哲学。正是从某种观念的设定出发，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中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作为一种异化或者物化的现象来批判。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持有的观念是什么？

在这段文字之前，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个问题：“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②怎么理解这句话？简单来说，一个工人，在马克思看来，在其劳动过程中，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力转化为一个外在的产品，工人付出得越多，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其对象出现的产品就越强大。举例来说，一个工匠生产一张木桌，从原木开始，经过开锯、刨花、拼装等流程，制作出来的桌子凝结着这个工匠的生命力。在这个观念下，工匠的生产过程是一个生命力的转移过程，活的生命力从具体的工匠身上，转到了生产的物质对象上；当工匠完成了制作木桌的工作之后，凝视着这张木桌，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死的物质，而是一种将活的生命力凝结在这个产品当中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工匠的生命力外化了。工匠与这张木桌的关系，就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对自己所雕刻的象牙少女雕像的凝视，简言之，工匠对于木桌、皮格马利翁对于少女雕像的欲望关系，是一种生命力外化的关系，是自己的生命力的对象化。因此，马克思说：“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①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词，并不是物化(Verdinglichung)，而是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意味着，一旦这张木桌作为一个产品出现，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质，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与人建立了某种关联，人的活动将生命力凝结在这张木桌之中；木桌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凝结着生命力的物质，是工匠生命的对象化和外化。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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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节中提到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āndliche)活动”②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头尾倒置的状况扭转了过来，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物，或者他所感性直观到的物，是一种与人的实践活动完全无关的物。马克思也因此批评费尔巴哈无法理解他所在的莱茵地区出现的樱桃树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物质，而且也是由于莱茵地区商业的发展所产生的需求使得人们将樱桃树从其他地区移栽到莱茵地区，即樱桃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对象化的凝结，在那里凝结着人类的历史活动的生命力。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所出现的物或者说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对象性活动产生的不是自然物，而是生命的外化和转移，让居于我们内部的生命可以外化为一个能够被直观的对象，即对象化。木桌就是这样的对象化的产物，而工匠之所以观照和凝视出现在他面前的木桌，正是因为木桌不是与他毫无关系的自然事实，也不是他的需要，而是他的生命的外在化凝结即对象化。进一步而言，对象化的物质在工匠的凝视和对产品的使用中，让生命返回自身，工匠的身体和生产出来的物质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样，生产的产品和工匠的生产活动构成了一次生命的循环，生命从工匠的生产活动中外在化，创造出对象化的产品，产品中凝结了工匠的活的生命力，成为异于工匠而存在的对象，在工匠的使用和消费活动中，对象作为一种扬弃的力量返回到工匠本身，从而完成了从自我到对象化再到自我的生产循环，而这个生产循环，实际上就隐藏在马克思在这个阶段上的逻辑里。

第六章 数字异化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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