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这样，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批判，实际上也存在着生产关系批判和生产力批判两条不同的路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存在论批判。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两种不同的批判路径，来审视一下我们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看后一种批判，即存在论意义上的异化批判。如果我们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逻辑向前推进，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成为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的，不再是那个抽象化的物——商品或货币，而是更为基础的东西，我在另一篇文章①中称之为“一般数据”。简言之，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一个完全由一般数据组成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中的交换和交流，完全是由数字算法得到的一个对象包来实现的，这个对象包我称之为“虚体”。那么，今天的“一般数据”和“虚体”，是否像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并成为一种抽象化的统治力量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地铁上，当我忘记带自己的智能手机出门，也没有任何可以联网的智能设备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地铁上到处都是人，但是每一个个体的目光都盯着自己手机的屏幕，在那一刻，尽管我周围全是人，但是我感到十分孤独，因为我不能与这些正在享受手机屏幕上的乐趣的个体构成任何有效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身体虽然处在地铁之内，但是他们的存在却是在智能手机背后的那个巨大的赛博空间里。换句话说，我与他人在地铁上的肉体的相遇，不构成我们今天在社会中的实质性关联，而真正的关系是经过一定的算法形成的数据关系，即我们通过一个算法得出的虚体，进入赛博空间中与那个空间中的其他虚体发生关联。所以，尽管我处在人满为患的具体空间里，但是我是孤独的。这一刻，庞德的那句著名的《在地铁站》的诗歌，或许可以改写为：“人丛中这些幽灵似的面庞，闪烁的手机屏幕上的一串串数据。”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载《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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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可以表明，我们之间的交往是需要通过以数据为中介来实现的。在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朋友分明就在一个物质空间里，却需要在微信上刷表情来互相交流。与之相反，在大数据时代，更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交流，是数据上的虚体对虚体的交流，这些交流的结果本身也成为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所以，与奈格里、维尔诺等人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相似，一般数据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机制，这个庞大的机制已经将每一个参与智能界面活动的个体都换算成了一串字符，并在云计算中对其进行分类和存储。按照这个逻辑，今天的数字化时代，比卢卡奇时代面临着更深刻的异化。在卢卡奇时代，货币和商品的逻辑还不具有最强大的建构力量，它只能充当一种中介或尺度。而在今天，卢卡奇物化意义上的异化，毫无疑问已经变成数字化的异化，因为数字化的异化不仅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个体和个体的交往已经完全被一般数据所穿透，是一种被数据中介化的存在，还意味着，除非我们被数据化，否则我们将丧失存在的意义，就如同在地铁上忘了带智能手机的乘客一样。

在存在论意义上，更为深刻的异化在于，这种充当中介的一般数据，不仅构成一个隐形的机制，而且能够进行自我的智能生产。在严格意义上，现代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实际上依赖于对一般数据的大量占有；通过对数据的分类存储和分析，现代机器学习已经可以创造出与真正的人类交往的虚拟智能。比如说，在网上与我讨论哲学问题的对象可能就是一个虚拟的对话机器人，在与我的对话中，它不断通过数据收集，使自己表现得更像人类，甚至更优越于人类。在《王者荣耀》《我的世界》等知名的网络游戏中，人工智能已经作为虚体参与了与真实人的交流；当个体组队对战的时候，人工智能的参战能够起到平衡游戏的效果，让真实的人类玩家体会到娱乐性。这意味着，HBO电视剧《西部世界》中的乐园，早就在我们的网络游戏中实现了。不过，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引发更深人的思考：一旦游戏交流的对象有人工智能的参与，而且我们无法分辨它们究竟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那么在赛博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意味着什么？在以往的分析中，至少我们不会对与我们交流的对象的人的属性产生怀疑，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来对作为主体和对象的人做出分析。但是，在现代初期（如启蒙时期）判断人的一系列条件（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会言说的动物，人是会使用符号的，等等)，会在数据时代崩溃掉。倘若如此，我们作为人类主体，是否还具有对世界，尤其是赛博世界的优先地位？在更为悲观的分析学者看来，实际上，人类虽然还能在赛博空间中娱乐，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巨大的人工智能机器的傀儡；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行为方式，甚至我们对未来的预期，都成为被这个庞大的机器所掌控的对象，就仿佛美剧《疑犯追踪》中那个可以随时调用数据的机器宝宝一样。

第六章 数字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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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数字化时代下，我们肯定会感觉到我们被异化了。由此，霍耐特的学生哈特穆特·罗萨就提出：“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和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不必然在物理距离方面也离我们很近，反之亦然。同样的，社会相关性也与空间邻近性脱节开来。”①然而，面对这种海量级的一般数据的统治和支配，人们能采用的策略是远离和撤退，就仿佛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中帕西法尔在寻找第一把钥匙时，通过无限向后倒退到达终点获得钥匙策略一样；最后，当男主角帕西法尔拥有绿洲的控制权之后，也会让绿洲每周停机一天，让人们从虚拟的绿洲回到真实世界，其目的似乎是教育性的，以让人们不要忘却真实世界，仿佛回到真实世界就是解去数字异化之毒的解药。具体到今天的现实，我们是否拥有《头号玩家》中的解药？显然没有，我们不可能对别人说：我要放弃我的微信号，借此来逃脱数字异化的控制。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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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微信，不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拒绝任何形式的数字化，真的是数字化时代超越异化的道路吗？显然不是。当工业文明兴起的时候，马克思给出的方案也不是倒退到前资本主义文明的阶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这种乡愁式的眷恋是“反动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站在机器化大工业的对立面，而是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上的巨大贡献，“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所以，法国加速主义思想家雅克·伽马特（Jacques Camatte)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超越资本主义：“前提是要理解马克思的说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生产方式。这一点没有任何矛盾。我们可以理解如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这是马克思反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富战斗力的口号。这也是他主要观点的内涵。其中也包含了另一个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革命性的，可以过渡到另一个社会阶段，一个人类不再受必然性（物质生活的生产领域）支配的阶段，那时，异化将不复存在。”②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术。即便在今天，一般数据和数字化的中介，并不一定成为异化的根源，而最基本的根源，仍然需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即生产关系批判）中来寻找。也就是说，一般数据，比如我们在百度上的搜索记录，在淘宝上的购买记录，甚至游戏中的数据，实际上都是我们这些最普通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这些平常在我们看来似乎无用的东西，实际上在经过上千万次数据采集之后，会变成非常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数据实际上是我们普通用户数字劳动的结果，但是，这些数据却被某些机构垄断了，成为他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牟利的工具。由于这种数据垄断，以至于这些数据与它们的生产者之间产生了疏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看，则是数据与具体的生产者割裂了，形成了异化。而异化的原因在于，这些数据被视为垄断性的私有财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经典问题再一次在数字时代浮现出来。

第六章 数字异化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② Jacues Camette, "Decline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or Decline of Humanity?" in Robin Mackey & Armen Avanessian eds., #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London: Urbanomic Media LTD. , 2014,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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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我们产生的数据进行收费，要求那些大的数据平台给我们报酬，即使这样情况也不会好转，收费只会造成数据平台对这些数据占有的合法化，会强化这种垄断。实际上，单一的数据是无用的，只有巨大的数据的集合才具有价值，这些数据可以用来攻克很多人类发展上的科技难题，人工智能、物流技术，甚至生物医学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数据。我们应该看到，一种攻克癌症的药物的出现，不仅仅是生物医学和药学的科研人员的劳动结果，也是诸多病人提供数据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数据产生的进展和产品需要返回到构成数据共同体的集体本身，才能完成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到的生命的辩证循环运动；这些数据本身就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任何团体和个人对这些数据的占有，势必都是对这种生命循环的破坏，会造成异化。这样，我们似乎看到了一条真正克服异化的道路一般数据的共享，让数据成为构筑未来人类共同体的根基，而不是拒绝数据，拒绝数字化。因此，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进行存在论批判，将数字技术和数据拒之门外。

一股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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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身体

对他者欲望的欲望，去获得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主体本身最核心的地方，主体的构成依赖于他者，这种依赖不仅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体的身份对他者的依赖，不仅仅是从其来源，或可能性，或社会关系等上来说的，而且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也是从欲望上来说的。在他们自己欲望的中介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与他者相联系了。

——阿兰·巴迪欧：《何为真正生活》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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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出现在一个荒岛上，周围只有很简单的材料，我们怎样用这样的材料为自己修建一个可以栖身的居所？我们又如何掌握好新的技术，来抵御各种动物和僵尸、骷髅的进攻？我们如何依靠采集果实、种植作物、捕猎甚至烹饪来维持一个虚拟界面上的生命？对于这些命题，那些曾经玩过《我的世界》或《明日之后》的游戏玩家十分熟悉，他们不仅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而且可以轻车熟路地在那个由数字代码构成的世界，每日每夜用自己的行为来实践这些活动。换言之，这些游戏及其活动已经成为21世纪新生的一代人的日常生活，不仅是那些天天刷着《王者荣耀》《明日之后》《荒野行动》的玩家在用游戏的方式建构着自己的日常经验，就算那些在地铁和闲暇时刷着《开心消消乐》《斗地主》《跳一跳》的白领，也在用游戏的方式阐释着自己的生活。是的，这是游戏的一代。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往往用阅读书本的方式来理解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而七八十年代的人用看电视的方式来理解金庸先生笔下的令狐冲的放荡不羁、郭靖的侠之大者，以及韦小宝的古怪精灵，而今天的九后以及21世纪的新世代早就在用电脑游戏或其他游戏的方式直接参与进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之中。所以习惯于阅读小说和看电视的一代人，很难理解今天的世代看到EDG战队在2021年斩获了英雄联盟S级系列赛事总决赛的冠军时，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不应简单地将游戏这一现象视为洪水猛兽，将其当作荼毒青少年的电子鸦片，而是需要理解游戏本身与今天的年轻一代之间的生存关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哲学或存在论上的反思，从游戏式生存的内部来寻找到其独特的运行逻辑。

一、从身体现象学到数码现象学

在思想史上，对于游戏问题思考最深人的思想家无疑是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他在其名著《游戏的人》（HomoLudens）中，将游戏独立为一个单独的世界，从而让自身与日常生活的节奏分离开来：“我们发现游戏处处表现出一种明显确定的行动品质，从而有别于平常’生活……在素有的活动中，这一品质判然有别，它赋予我们称之为游戏’的生活形式以特有的东西。”①游戏，在赫伊津哈那里，是人类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赫伊津哈将人类的活动分为三种：一是思考的人(homo sapiens)，这样的人是一种理性和思维的存在物；而生产的人（homofaber）从事着日复一日的生产性活动，并不断地再生产出人类的文明世界。不过，对于赫伊津哈来说，所有的人类的伟大创造，都是游戏的人（homoludens）的活动的结果。游戏产生了人类的文化，并将之升华为人类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当人类与其他自然世界的事物相区别的时候，也意味着人类在游戏状况下（sub specie ludi)实现了对世界的超越和构建。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赫伊津哈的逻辑得出结论：人类世界的文明，乃至一切意义，都与从事游戏形式的人的活动有关；这意味着，文明或意义是游戏的人的创造，所有的意义归根结底应该还原为游戏的活动。正如赫伊津哈所说：“我们必须归结起来，文明在其最初阶段是一场游戏。但是它并不像婴儿脱离母胎一样从游戏中分离，它作为游戏在游戏中升起，并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②不过，赫伊津哈的游戏问题是一个泛化的游戏概念，当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思考今天的电子游戏的时候，尽管它们具有相似的地方，如电子游戏亦保持为一个独立于日常生活的世界，但是这种游戏的行为是否仍然具有赫伊津哈所赋予游戏的审美和精神上的意义？正如今天的游戏文化研究学者米格尔·斯卡特(Miguel Sicart)所评价的：“赫伊津哈的观念，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只能算是一般，不过，他的思想仍然能够启迪我们如何去理解游戏，尽管他的《游戏的人》一书已经相当过时了。”①的确，今天的电子游戏，不能用席勒式的崇高来理解，也无法上升到赫伊津哈的精神创造的维度，今天的电子游戏，就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生活，就是我们在闲暇时，甚至忙里偷闲时打开电脑上的应用程序或手机上的App的活动，所以，从精神创造的层面来拔高游戏的地位，或者如赫伊津哈将游戏的人放在优先于思考的人和生产的人的地位，显然是不恰当的。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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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数字身体

①[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一5页。

②「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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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是另一个思考游戏问题的理论家。梅洛-庞蒂并不像赫伊津哈那样希望在一种游戏的精神升华中来理解游戏与我们周遭的文明世界的意义，他认为我们并不是依赖于某种先天观念来实现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恰恰相反，是我们的身体构造出我们在世界上的意义和空间构成。在《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perception)中，梅洛-庞蒂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身体对我们在世界上的空间和意义的建构性作用：

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有时，身体仅局限于保存生命所必需的行为，反过来说，它在我们周围规定了一个生物世界，有时，身体利用这些最初的行为，经过行为的本义到达行为的转义，并通过行为来表示新的意义的核心，这就是诸如舞蹈运动习惯的情况。最后，被指向的意义可能不是通过身体的自然手段联系起来的，所以，应该制作一件工具，在工具的周围投射一个文化世界。②

梅洛-庞蒂的主张十分明确，我们的生存与世界的联系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行为在世界上找到可以栖居的空间的。从最开始的人类开始，人们用身体制造了衣服和最简单的工具，这些工具构成了所谓的文化世界，所以，所谓的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与赫伊津哈所说的那种抽象的游戏活动有关。游戏活动最根本的界面是身体，古时候的游戏，无论是相扑还是投壶，甚至是蹴鞠和马球，最根本的都是一种身体性的活动，这样，在身体的延伸与对自然空间的抵抗和克服中，创造了属于身体，同时也属于人的存在的空间和意义。这个世界是一种身体性的筑造，身体是我们在游戏中存在的最根本的点。这样，梅洛-庞蒂将身体范畴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他说道：“存在着作为一堆相互作用的化学化合物的身体，存在着作为有神明之物和它的生物环境的辩证的身体，存在着作为社会主体与他的群体的辩证的身体，并且，甚至我们的全部习惯对于每一瞬间的自我来说都是一种摸不着的身体。”①这意味着，世界是相对于我们的身体展开的，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身体来触及世界的；世界即我们的身体所介入的世界，世界的意义也在我们的身体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生成为一个意义和空间的世界。这样，身体不仅仅是我们在世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学—身体现象学。我们的身体及其行为，为我们揭示了世界的意义，同时，世界也向我们展现为属于我们身体的世界，这是一种辩证的身体；身体既在做着有机生命的循环运动，也在向我们展现属于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电子游戏之前，身体成为我们参与游戏的最终的支撑点，也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之锚。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Miguel Sicart, Play Matt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oks, 2014, p. 104.

②[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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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电子游戏之前，除了身体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个支点，让我们的行为来支撑起在世存在的结构。即便是阅读小说，观赏艺术作品，看电视和电影，实际上都没有摆脱这种身体性的构成。

第七章 数字身体

①[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杨大春、张尧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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