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3）事实上，在定义上，拟-生命还缺少十分重要的一环，即拟-生命不能脱离其特殊的环境而存在，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拟-生命看成独立的个体。拟-生命依赖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同时依赖于一种操作。

具体在游戏之中，拟-生命的存在与游戏的环境密切相关。回到梅洛-庞蒂对于身体行为的设定：我们的生存或生命是在行为中让世界向我们敞开，也就是说，只有在行为中，世界才向我们呈现为一个世界。换言之，在游戏中，玩家只有通过游戏行为才能打开角色在游戏世界中的“拟-生命”。与梅洛-庞蒂唯一不同的是，拟-生命在游戏世界的敞开，最主要的并不依赖于游戏玩家的身体，甚至不完全依赖于玩家的手柄、键盘或触屏的操作，而是依赖于角色在游戏世界中的身体，甚至是复数的身体来完成（如一些游戏会选择让玩家操纵多个角色进行游戏)。当游戏角色在世界里探索并打开世界的时候(因为在许多游戏设定中，角色尚未触及的地方都是黑色的未敞开的区域，只有玩家的足迹经历了某个处所时，这个地方的地图或景观才向玩家敞开）游戏才能继续下去。例如，《刺客信条3》的刺客海尔森进入一家剧院，暗杀一位在剧场三楼宝箱里的目标，直接过去有被发现的危险，这就迫使玩家操纵海尔森在剧场周围发现暗门和攀爬的道路，并穿过后台，从一个密道走向刺杀目标。在行动之前，这条隐秘的道路并不向玩家揭示出来，只有在玩家一步步的探寻过程中，它才向玩家呈现为一条可能的道路，角色海尔森也在探索道路和向对象刺下最后一刀时被激活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玩家按下最后的“刺杀键”（电脑版默认是F键）时，海尔森代替玩家感受到一个使命的完成。正如里埃勒·莱博维茨（Liel Leibovitz)所说：“当玩家按下了正确的按键，角色执行了正确的行动，让其完全感受到了其结果，这就是他自己劳动的果实：

一股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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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玩家会嘟哝道，‘我让它发生了。””①

由此，游戏中的拟-生命的展开，与在游戏世界中的探索密切相关。游戏的目的不仅仅是对游戏角色的拟-生命进行养成，而是要去创造属于这个拟-生命的生态。海德格尔曾说，我们在此世中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中筑造出供我们栖居的处所，海德格尔称之为周围世界(Umwelt)；这个周围世界不同于一般世界，即那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的生存和行为向我们敞开的是一个周围世界，“日常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我们通过周围世界内最切近地照面的存在者作存在论的尝试一步步寻找周围世界的世界性质”②。周围世界的德文词Umwelt，最开始是由生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③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种生物在世界中的行为和感受是不同的，他们所触及或者所揭示的世界也是不同的。比如蜱虫只对哺乳动物的丁酸有反映，于是蜱虫的周围世界就是依靠丁酸的气味构造起来的。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世界向我们敞开的意义，也正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栖居和行为所筑造出来的意义，世界向我们揭示为一个周围世界。

同样，游戏中的拟-生命也不是孤立的存在物，而是相对于它的世界筑造了一个可以让角色栖居的周围世界。利安·米切尔（LiamMitchell）说：“视频游戏所涉及的操作就是为了打开地图，来掌控一个数字世界，这种操作行为表明了一个态度，即它指向了打开一个一般世界的地图，并掌握一般世界（world in general)。”④这样，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玩游戏，打倒最终的Boss通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游戏世界里培育着数字化的拟-生命，而围绕着这个拟-生命，通过我们的行为（如刷怪、分配经验值、增长技能、寻找装备，等等）来为拟-生命创造一个供它在游戏世界中得以栖居的周围世界。这是一种游戏的生态学。游戏的生态学表明，游戏中的拟-生命需要通过玩家的操纵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在各种活动的中介下，让游戏中的世界向游戏角色敞开；一个供角色得以栖居的世界，也就是拟-生命的游戏生态学。

第七章 数字身体

① Liel Leibovitz, God in the Machine: Video Games as Spiritual Pursuit,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Press, 2013, p. 15.

②「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8页。

③对于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的Umwelt概念的考察，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参见蓝江《环世界、虚体和神圣人—数字时代的怪物学纲要》，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④ Liam Mitchell, Ludopolitics: Videogames against Control, Hampshire: Zero books, 2018,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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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游戏生态学来说，或者如利安·米切尔所警告的那样，游戏的拟-生命或者游戏生态学的最终目的或许不仅仅是在游戏世界中创造一个供他们栖居的周围世界，而是要打开一般世界的地图，去掌控一般世界。正如海德格尔区分了周围世界和一般世界，一般世界实际上已经跨越了纯粹赛博世界和游戏世界的界面，从而指向了屏幕前的玩家，也就是说，拟-生命和游戏生态学不仅将游戏的数字世界整合为一个世界，而且也整合了玩家所在的世界。在Netflix（网飞）的游戏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中，那个设计电子游戏《潘达斯奈基》的设计师史蒂芬一开始以为自己控制着自己设计的角色，但是他越来越发现自己反而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控制了，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将咖啡倒在电脑上，他在房间里大喊大叫，究竟是谁在控制他。的确，“潘达斯奈基”虽然是一个游戏的名字，也是一个幽灵，它虽然以数字的方式存在，但它又像爬出屏幕的贞子，不断吞噬着设计师兼玩家史蒂芬。一个看似平行的世界，在潘达斯奈基的魔咒下，让史蒂芬的世界变成了潘达斯奈基的附庸。虽然《黑镜：潘达斯奈基》的隐喻过于灰暗，但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何尝不是如此呢？如2016年在苹果和安卓系统中大热的游戏《神奇宝贝Go》(Pokéman Go)①需要不断地捕捉被称为“神奇宝贝”的精灵，并对之进行养成。这个游戏让不少日本和欧美国家的青少年为之如痴如醉，以至于今天玩《神奇宝贝Go》的玩家被称为“神奇宝贝一代”。游戏的巨大影响力让一些理论家发现：“对神奇宝贝的欲望至少潜在地让我们面对了一个颠倒的状况，即物理对象和生理欲望并不先于技术下的欲望存在。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谷歌不可能宣布给出玩家想要的东西，恰恰相反，游戏揭示了存在着一种力量在强迫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仅改变了我们与神奇宝贝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与食物、饮料和爱侣的关系，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主体性。”①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神奇宝贝Go》是日本任天堂游戏公司、神奇宝贝公司和美国谷歌公司共同开发的手游，《神奇宝贝Go》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译法，在中国香港则被译为《宠物小精灵Go》。这个游戏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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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被倒置的提线木偶的关系，而是由游戏角色的拟-生命构成的游戏生态学的关系，即我们依照这一游戏中的拟-生命重新构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与现实世界分离的游戏世界或虚拟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依照着游戏中的拟-生命统一起来的一般世界。由于游戏世界的存在，我们架构世界的经验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在拟-生命架构的周围世界中建立了新的认识框架，如在《神奇宝贝Go》中建立了捕捉和养成神奇宝贝的框架，这个认知框架就不仅仅只停留在游戏世界中，它会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如今天的很多游戏玩家更喜欢从经验值和升级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这正是游戏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反噬。在不断数字化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熟悉的一切，已经被游戏世界的框架还原为一系列游戏式的构造，于是，不是我们的游戏越来越像世界，而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像游戏。新的世代将生活在数字游戏架构的生活世界里，这才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一个需要在游戏式的征服和挑战下被重新分配的世界。

第七章 数字身体

① Alfie Bown, The Playstation Dream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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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里，人类只有身体上的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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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并称为20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其中，《美丽新世界》代表着一种最彻底的对立：以国家理由为名的治理技术和人类的异轨存在（思想、感情、意志）之间的对立。在赫胥黎的小说中，通过自动化技术和一种高度身体性愉悦的娱乐，让人们彻底地从自我身体层面被封杀了任何偏离的可能性，即他们永远都是巨大的国家机制下的身体存在物。公司化的国家利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和催眠、睡眠疗法，并同时利用一种“无副作用”（仅仅是无身体上的副作用）的“苏摩”麻痹，让人们沉浸在一种标准化生产出来的身体快感当中，甚至这个未来世界直接用生物胚胎技术(在小说中叫作“波卡诺夫斯基流程”)生产着未来的标准化的身体，一个可以按照国家治理流程而生产出来的身体，“标准化的男人和女人，标准化的群体。一座小型工厂的员工可能就是同一个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处理的卵子的产物”①。显然，任何畸形和变态在孕育过程中就会被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加以剔除，剩下的都是与这个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和谐共处的标准化的身体。因此，这个公司化国家创造的社会，就是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安定的、和谐的”美丽新世界。

尽管这部1931年创作的小说出版于纳粹上台的前夜，但后来在二战中和战后皆被西方文化赋予了反纳粹、反极权主义的色彩。但是，人们往往忘记了，这部小说的主旨实际上是一种身心二元论，即通过将身体的娱乐极度放大，让人们内在地忘却精神。这是因为，对于国家治理来说，身体具有可控性，是可以预期的，并可以在一种治理技术下加以管理和控制，从而缔造出一个稳定而和谐的国家状态；相反，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是不可控的，因此需要内在地消除，从而将一切不可控、不稳定的因素扼杀在摇篮当中。实际上，如果深入理解这部小说，它指向的并不纯粹是一个极权的领袖，而是一种现代化的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在赫胥黎那里更近似于资本主义下的福特制生产体制，即将工人的身体捆绑在生产线上，他们的身体是生产中可控和可管理的单位，而他们的身体完成的只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而已。可以发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精神内涵上更接近于福柯从国家理由出发（raisonsd'État）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即从对身体的控制，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和谐。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英]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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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赫胥黎的小说已经出版了近一个世纪，但他在小说中的那种振聋发聩的呼声仍然回荡在今天的世界里。在今天这个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赫胥黎所反讽的未来无精神的生活、一种沉溺于身体性娱乐的生活状态，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当我们在地铁、公交上随时拿出一部智能手机刷着抖音和朋友圈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赫胥黎的预言正在今天的社会中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相对于赫胥黎的时代，甚至相对于福柯的时代，今天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所缔造的社会现实，并不是让人类具有了更强大的自主能力，相反，我们一步步沦为赫胥黎笔下那个无精神的僵尸，成为治理技术最理想的对象。这种现实，亟待今天的人文学者从反思和批判的层面，来重新思考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为我们的社会和生存方式带来的新的变化，也需要我们创立一种后人学，来面对数字生命政治带来的冲击。

一、人口统计学与生命档案化

2017年，全国公安系统正在进行着一项工作：采集各地流动人口的各种数据信息并录入系统，这些数据包括人脸、指纹、血型，甚至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还录入了DNA信息。在录入流动人口信息的过程中，公安系统背后的算法还从事着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即时地将刚刚录人的流动人口的数据信息与曾经的未结案的重大刑事案件的遗留信息进行比对。这个时候，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辖区派出所在进行录入工作的时候，突然信息出现了报警，提示刚刚录入的一则信息与十年前发生的四川省江油市的一起重大未侦破的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比对成功。2008年11月16日，江油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在其管辖的长庚村的路边发现一具无名女尸，而当时留下的犯罪嫌疑人的相关线索，仅仅是留在死者身体上的液体分泌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证据。对于2008年的江油市公安局来说，由于没有普遍可以比对的DNA数据库，无法有效地查找到犯罪嫌疑人，这宗案件最终成为悬案。然而，恰恰是2017年开始的普遍化的人口数据信息库的建立，让这宗曾经被视为不可能侦破的案件发生了巨大转机。山西沁水县刚刚录入的一个外来打工人员屈某的DNA信息，与江油“11·16”案件中的液体分泌物的DNA比对上了，而且户籍信息显示，屈某也正是在差不多十年前抵达沁水县的，自然屈某成了江油“11·16”案件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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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有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巧合，并不是因为山西沁水县警方“偶然”录人的一个信息，从中比对出了十年前江油案的嫌疑人。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的流动人口数据信息的录人，为数十起悬案的侦破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著名的甘肃省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的侦破，也与数据信息的录入和比对有关系，而白银案最重大的突破口恰恰是通过对犯罪现场遗留的生物检材的染色体Y-DNA的检验，与白银市当地的血缘关系结构进行比对，最终发现了犯罪嫌疑人与当地的高氏家族有关；在对高氏家族成员进行数据提取和比对时，发现在白银市工业学校开小卖部的高承勇有重大嫌疑，在随后的侦破中，警方突破了高承勇的心理防线，让他对十余起连环杀人案供认不讳。显然，在江油案和白银案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人的因素（并不是今天的刑警比以往更为精明，也不是嫌犯的主观失误)，而是生物型数据的录人和比对，让隐藏的罪犯在新的技术面前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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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新技术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神秘，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所有的人都可以变成网络中的数据，并可以在一定的算法框架下进行比对和运算，最终从中析取出所需要的结果。因此，江油案和白银案的侦破，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胜利，而是普遍的生命档案化的胜利。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的痕迹和轨迹，都转化为看不见的数字网络和算法系统的数据和档案的时候，我们才能从众多隐藏的痕迹中找到所需要的对象，而屈某和高承勇不过是这些数据运算的结果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理解福柯为什么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特别谈到人口统计学对于现代治理技术的意义。在“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等系列讲座中，福柯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生命政治（bio-politique)。而正如福柯所说，生命政治的基础就是人变为人口。为什么是人口？福柯的解释是，权力的新技术“要建立调节机制，在这个包括偶然领域的总体人口中，将能够确立一种平衡，保持一个平均值，建立某种生理平均常数，保证补偿；简单说，围绕内在于人口的偶然，建立保障机制，并优化生活状态”①。福柯的意思是说，18世纪西欧的民族国家引人人口概念时，就不是从抽象的个人角度来思考什么是良善生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治理技术或生命政治学的出发点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往往会追问，对于个体或共同体来说，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而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怎样行动才能规避不确定的风险，或者说怎样才能将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降到最低。这样，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人口就是一个适宜于治理的概念。福柯说：“人口，这是多种要素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人们都可以发现和辨认一些稳定的和有规律的东西，甚至在各种意外中也可以发现，在这个整体中，人们可以标定普遍的欲望，它恒常地制造出所有人的利益，关于这个整体，人们可以标定它所依赖的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可以使整体发生变化。”①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福柯看来，人口是一个特定地对应于18世纪新权力技术的概念，它不同于之前带有具体身份的臣民，也不是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人民或抽象的人的概念；它纯粹对应于治理，甚至我们不能将人口看成所有人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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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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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一个共同体之内，人们作为纯粹的生命体（vivant）和作为人口（population）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传统的政治哲学中，政治哲人们关注的是个体或共同体的生命应然与实然，实际上忽略了治理技术在共同体与人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政治哲学来说，治理技术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相反，福柯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治理技术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从公众、百姓、臣民等传统概念变成人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口实际上是一种被称为人口统计学的技术的结果。在人口统计官员的登记中，每个个体，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高贵还是低贱，都被转化为一个数据或者一个档案，这就是“生命档案化”；通过人口统计和建档，个体不再是传统共同体下的自然的个体，而是被治理的人口，一个在巨大的档案系统中被建档的档案数据。

人口档案的数据功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也应将其看成人们日常生活的衍生物。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1791年9月3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即要求“合法地无差别地登记所有的居民，包括他们的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死亡也必须出具证明，这些可以让公职人员来建立档案”①。在格拉尔·努瓦耶尔(Gérard Noiriel)看来，国民议会决定的关键在于，通过这些档案信息可以清晰地辨认哪些人是共和国的公民，哪些人是流民。共和国的公民，可以享有政治权利，且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相反，被定义为流民的人，则可能被视为不安定的因素，且被强制性地遣送回外省或原籍。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人口统计和生命档案化，绝对不是简单地客观记录每个人的实际地位和状况，它同时承担着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规制功能，即只有特定的符合相应因素的个体，才是共和国治理对应的人口，相反，不符合相应因素的数据和档案则被作为不安定因素在治理中加以防范和消除。通过这样的方式，人口统计中的个体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合，一个适宜于国家治理的对象的集合，只有在这个集合下，才是规范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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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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