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随着档案技术的进一步复杂化，人口统计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要。如在刑事侦查中，警察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性别、国籍、年龄、血型等基本档案信息，还需要一些更加复杂的信息。譬如，警方不仅仅需要在案件发生后去追踪可能的嫌犯，也需要判断哪些人是更容易犯罪的类型，因此人格心理学的介人提出了“心理档案”的问题。一些心理学家，如路易斯·戈尔德（LouisGold）在1962年就曾提出：“一般认为，一个纵火犯的行为就是异常行为，他的推理是变态的和扭曲的，这样变态和扭曲的行为根植于人格当中，并与他的性紊乱有着密切关系。”②因此，戈尔德认为需要对人们的行为和人格类型进行建档，以便警察能够在主观动机之外，通过档案辨识出谁是可能的“嫌犯”。“心理档案”和“人格档案”的出现，并不在于治疗某个具有异常的人格或心理的个体，而是从一个共同体或国家的治理角度考量的。如许多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新员工加入之前，除安排身体检查之外，还需要进行心理测量，这些测量的结果会被纳入公司的人事档案；对于可能存在心理或人格缺陷的个体，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会提前进行于预，甚至给予解聘。这种干预和解聘的理由，并不在于该员工已经从事了某种危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而是该员工的人格或心理类型可能是造成不确定危害的潜在因素。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职责就是将这种不确定因素降到最低，避免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Gérard Noiriel,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itizen: The Birth of Republican Civil Status in France", in Jane Caplan, John Torpey eds. , Documenting Individual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8.

② Louis Gold, "The Psychiatric Profile of Firesetter", Jounral of Forensic Sciences , 1962: 7, p.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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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从人口统计学引出的生命政治学问题，其最核心的技术就是生命的档案化和数据化的问题。一方面，唯有当所有的生命被还原为统计学和档案学的数据和档案时，他才是可以治理的对象(不可治理的对象会遭到监禁和流放，甚至被消灭)。在这个意义上，一旦生命被档案化，即个体生命的数据和档案被录入、运算、比对、分析等，则意味着生命已经进入到生命政治的治理装置之中，这些数据成为治理层面维系社会安全和运作的基本方式。同时，也让每一个参与到共同体和国家活动中的个体都必须按照这种可治理的方式来重新生产自身，或者说，通过建构的档案和数据，将我们生产为适宜的治理对象。这样，那种在人们头脑里设想的纯粹的自然而自主的人，在现代档案和数据治理技术之下则变得十分可疑，因为从我们出生一开始，我们已经被一个无形的档案和数据治理装置所中介。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科林·库普曼（ColinKoopman）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处在诸多档案盒里的大量的卡片纸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之下。我们一出生就被它的形式所中介：一张独一无二的出生证证明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最后那张死亡证将宣告我们生命的结束。”①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 Colin Koopman, How We Became Our Data : A Genealogy of the Informalional Per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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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普曼所说的档案盒里的卡片纸，今天已经被电脑数据库里的大量的数字档案所取代，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从纸质档案的治理装置下解放出来，相反，我们面对着更为复杂的档案建构，我们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已经与这个数字化档案身份息息相关。今天，面部识别、DNA甚至我们基本的行动数据，都已经成为档案数据的内容。也正是因为如此，警察才能从这些新的档案中辨别出悬案的嫌疑人。而这种比对和辨别技术，恰恰建立在普世的档案化的基础上。当我们的数据（不仅是我们的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等通常意义上的档案信息，也包括我们的行为习惯、指纹、面部识别、DNA等信息）毫无遗漏地被登录到巨大的数据平台上时，将会开辟出一个新的治理技术的模式。这是一个不同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谈到的惩罚和规训技术的治理模式，也不同于他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所说的安全模式，根据它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模式，即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而普遍的生命档案化和数据化正是走向数字政治的第一步。

二、算无遗策：算法治理和潜在性的消失

将具体生命还原成数据和档案，除了其基本的记录和存储功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它会形成一种肯定性的权力，在可数字化和不可数字化、可计算和不可计算的存在物之间做出区分，从而建立可计算的物相对于不可计算的物的权力。实际上，早在福柯那里，他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话语权力在构建新的治理技术上的特殊作用。为了理解这种特殊作用，我们可以回到福柯在《话语的秩序》(L'ordre dudiscour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话语构型（formationdiscursive)。在福柯看来，话语构型并不像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只是一种意指（signification）的符号指涉关系，相反，话语构型并不是独立于物的世界的平行秩序，而是一种可以作用于物的存在的装置，换句话说，话语构型具有一种肯定性的权力。福柯说：“分析的谱系学涉及实际的话语构型：它力图在话语构型的肯定性的权力中来把握它，我的意思是说，这并不是一种否定性的权力，而是与物的层面相对立的权力，即借助这种权力来判断命题是真还是假。”①福柯的这句话十分简单，但里面囊括了福柯对于话语的肯定性权力的主要判断。我们可以将福柯的话语构型理解为如下几点：（1）话语构型是在物的关系之外的另一种独立的秩序。它并不是对物的关系的简单临摹和再现，而是形成了独特的链接（articulation）的结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福柯说，话语秩序或话语构型是一种与物的层面相对立的权力的原因。（2）这种链接的结构关系一旦形成，便具有了肯定性权力，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话语秩序来生产物与物、物与符号、物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强调话语构型并不是对物的存在的否定，它的权力架构并不是否定物，而是以它自己的链接的结构关系来重新架构物与物、物与符号、物与世界之间的关系。（3）话语构型的肯定性权力作用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对各种命题的判断，决定了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正确和错误并不是物本身的存在状态，而是符合话语构型的关系被指定为可说的、可思考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在话语构型的基础上来做出正确与错误的判断。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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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福柯的认识论当中，物的秩序本身就是话语的秩序，话语通过一定的话语构型，将物转化为可说的话语，并在话语中链接起来，使其成为可以判断真假的命题。而其中最重要的操作，就是将复杂多样的世界万物还原为可以被话语和知识所把握的命题。比如说，当我们说一棵“松树”的时候，一个物通过“松树”这个名称进入话语当中，并成为话语构型的元素。然后，我们再借助于语法学和句法学，将松树的名称链接到一定的句型当中，成为可以被我们判断的命题。这样，我们所能够言说和思考的物，实际上已经被话语及其构型所中介了，我们所能谈及的“物”早已是在话语构型下生产出的产品，这种被话语再现或中介的“物”与话语结构形成了严格的对称关系，这实际上就是话语构型链接的结果。福柯在《词与物》中强调：“链接理论说明了词语模式和它所再现的物的模式如何能毫无裂隙地链接在一起。”①由此可见，真正决定存在与话语、物与词之间关系的，就是话语构型，它决定了什么样的存在能够被我们言说，即可说性；只有进入到可以言说的层面，被话语再现的物才能在命题和语言的层面上呈现出来，成为我们思考和谈论的对象。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 Michel Foucault, L'ordre du discours, Paris; Gallimard, 2014,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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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福柯指出的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之间的对称关系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么，在数字化时代里，物的秩序与数据秩序之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称关系。正是因为在建立档案和收集数据的时候，已经将不可数据化和可数据化的物，不可档案化和可档案化的经验与行为加以区分，才形成了档案或数据与现实世界中的物和经验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与福柯的话语秩序一样，在这种档案化和数字化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数据结构，而这种数据结构的算法规则决定了什么样的物和存在可以被存储和运算，而什么样的物则永远地被排斥在数据结构之外。正如在福柯的话语构型中，只有那些能够被语法化和句法化的话语才能被言说、判断和思考一样，在数据结构中，只有符合算法的数据，才能被数据结构所采集（mining）和精炼（refining），才能被运算(operating)，得出结果(resulting)。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的话语构型与今天的数字化自动算法时代的数据结构，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福柯的话语构型，从根本上是为了让掌握着话语，并生存于话语之中的人可以理解和把握被话语再现出来的对象；在根本上，话语构型是向人的存在敞开的，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可以面对这个无法被人类直接把握的世界，通过话语将世界万物还原为被话语再现出来的物的秩序，人由此便具有了理解世界的可能性。但是，今天的数据结构，根本不是面向人而展开的。正如马泰因·范奥特洛（Martijn van Otterlo)所指出的：“计算机，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计算机，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产生和储存了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的数量和定位相对于人来说是无意义的。”①范奥特洛的说法的要害在于，在计算机和自动计算时代，数据收集和提炼根本不是面向人而展开，相反，数据的运算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它们不被赋予任何意义，也不需要我们去理解，它只在物和生命存在的背后以不可见的方式运行着。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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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意味着，数据收集和自动算法在物的秩序和面向人的语法化的话语秩序之外，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算法秩序(order of algorithms)。如果说，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秩序架构了物的秩序，那么，在今天的自动算法机制下，很可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情况，即算法秩序重新架构了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福柯意义上的词与物的二元对应关系，变成了“词-物-数据”三元对应关系，而数据收集和提炼背后的算法，可以在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进行着自动计算，并得出相应的结果。这些经过算法运算之后的结果也不是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同样，它需要一种特殊程序的转译，才能被我们理解。德里达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文字化（grammatisation)，也就是说，在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前的我们所能看到的信息和数据，全部是被文字处理过的结果。这势必意味着，算法程式及其背后的数据结构，并不是向我们完全展开的；我们所能触及的数据，都是被算法决定了可以文字化的数据，这样，算法判断了哪些数据和运算结果可以让我们把握，而哪些数据收集和运算只能在后台运作，无须被我们理解和掌控。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 Martijn van Otterlo, "A Machine Learning View on Profiling", in Mireille Hildebrandt, Katja de Vries eds., Privacy, Due Proc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Turn,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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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秩序的出现，让我们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福柯的时代。福柯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治理技术：惩罚机制、规训机制和安全机制。惩罚对应的是主权权力，所捍卫的是主权的无上权威，从而消灭所有可能威胁到主权权力的力量；而规训旨在建立一种规范的机制，通过作用于身体的规训，缔造出符合现代治理体制的理性的规范主体，这种主体显然与自由主义的启蒙理想是一致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安全机制将规训变成对生命的生产。但是，今天面临的情况是，这种对生命的生产，已经完全变成了数字化和算法化的程序。当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电脑面前挑选淘宝上的商品的时候，实际上早就被算法盯上，因为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商品，实际上是后台算法程序根据我们之前无数的浏览和购物记录，精准地界定这个“主体”是一个拥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的人，从而显示出所有符合这种“主体”偏好的商品，于是，我们在网络上看似自主购物的过程，实际上早已被算法掌控。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是一种物’，他们的言说和行为不断地被记录和转换：他们的身体活动、金融交易、健康、饮食习惯、购买和销售，他们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都被收集了起来，这样数字网络比人们自己更熟悉自己”。①

当然，今天的算法治理，并不是工业革命时代所采用的僵硬的机械化的模式，而是采用了更为灵活和智能的方式。这种智能的算法治理并不会像规训机制一样，强制性地对身体进行规训，让身体行为符合某种固定的规范。恰恰相反，算法智能表现得更为灵活。例如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可以通过算法得知行为人的习惯和偏好，这种智能可以用于照料病人和老人。如令病人更惬意的智能床和医疗设备，可以根据病人习惯性的姿势改变床的状况，提供更合适的床的温度，一旦病人有翻滚掉下床的危险，智能床能够第一时间给予处置，这样会比护士处理危机状况更及时。也就是说，环境智能将一切可以计算的因素，已经在算法中全部考察了一遍，这种智能运算可以将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都提前进行预演性计算，一旦发生了特殊状况，环境智能能够根据潜在的运算结果及时地提供对策。另一种算法治理的案例是自动驾驶和导航，自动驾驶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固定的线路和交通指示完成程序性的运行，而是能够根据周遭环境的变化，将各种复杂的情况全部提前运算，从而在发生每一种特殊情况时都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汽车导航，从起点到终点，一般来说，算法会自动给出最佳的路线(避免了交通拥堵和过多的时耗)，但是，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并不会百分百地按照算法给定的路线来前进，一旦出现司机偏离原定道路的情况，算法会立即给出全新的替代线路，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出偏离行为之前，算法已经决定了偏离之后的处理方案，最终我们的偏离也处于算法的控制下。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Slavoj Ziz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9,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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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无遗策，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算法治理的状况。算法治理并不强求我们必须按照固定的模式来行动，但是，我们任何的行为偏离，都不会真正摆脱算法预计的全部结果。这样，马克思曾经迷恋的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论实际上在算法治理时代遭到了终结，同时终结的还有德勒兹的潜在（virtuel）和实在（actuel）的区分。对于德勒兹来说：“潜在并不对立于真实，而是对立于实在。潜在之所以是潜在，正是因为它是完全真实的。”①德勒兹之所以强调潜在概念，就是希望告诉我们业已实现的实在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实在只是真实的众多潜在可能性之一，一定的实在并不能完全涵括所有的可能性，因此，潜在正是德勒兹走出条理化空间，逃逸既定疆域以实现游牧的基础。但是，在算法治理时代，算法尝试着用穷尽的方式，将各种因素计算得出全部可能性，而任何偏移和异常，都已经在算法的考量之内，并对这些异常冲击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最优化的计算。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起眼的一次行为活动，实际上已经被后台看不见的算法程序演算过无数遍；我们任何的选择都是符合算法的选择，最终，我们看似自主的行为全部在算法治理的彀中。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① Gilles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epetition, Paris: PUF, 1968,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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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消逝的时代，也是潜在层面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的时代。所以，安特瓦内特·鲁夫罗伊(AntoinetteRouvroy)带着十分悲怆的口吻写道：“当下，算法治理将偶然性和风险最小化了，这已经拒绝了绝大多数其他政治的可能性。”①算法治理将一切可能的因素都变成了算法上可以控制的元素，并将各种可预知的风险降到了最低，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共同体和国家的“安全”与“稳定”。相反，对于行为人来说，由于潜在性的剥除，意味着政治变成了一种循环反复的游戏，这样，数字政治下的算法治理不仅仅将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档案和数据，也变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动者(agents)；那种康德意义上的自律主体（autonomous subject）已经逐渐在数据化和算法化的自动计算中萎缩了，就连民主投票也变成了可以被算法计算的游戏②。面对这种状况，我们不禁要问：在算法治理之后，还有人类自主的地盘吗？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Antoinette Rouvroy, "Technology, Virtuality and Utopia: Governmentality in an Age of Autonomic Computing", in Mireille Hildebrandt, Antoinette Rouvroy eds. , Law, Human Agency and Autonomic Computing: 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36.

②对于民主投票与算法治理的关系，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相应的分析，可以参见蓝江《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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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神圣人：算法裂隙中的流众

与福柯的生命政治中对应的人口概念一样，被统计的人口是最适宜于治理的人口，因为一旦被统计，意味着生命被档案化，我们不再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是作为一个被身份、信息、图像等固定在治理机制之内的数据。同样，当今天的数据变成计算机和互联网上的数字和字节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痕迹都可以转化为数据被存储、被提炼、被分析、被运算。不过，与福柯时代唯一不同的是，之前的生命档案化和数据化，更多面对的是异常案例，如精神病院中对病人的建档，监狱里对囚犯的档案化和编号，还有临床医学医生用病历对病人的症状和病理进行记录和归档，等等。也就是说，最初的档案和相关运作，与福柯意义上的“不正常的人”（lesanomaux）密切相关，就连前文中提到的江油案和白银案，警方也只是在那些有前科的罪犯和嫌疑人之中进行指纹和生物检材的比对。显然，福柯时代的档案管理和数据信息在绝大多数时候与治安和稳定的生命政治相关，这种档案化的目的更多是对特殊目标的监控，以让这些“不正常的人”可以内在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通过作用于他们身体的规训和监控，让他们生产出一个规范的个体，以达到维持社会总体安定的目的。

然而，今天的档案化和数据化以及背后的算法治理，已经不再是对特殊的、不正常的人的规训和监控。安德雷斯·伯纳德（AndreasBernard）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收集数据的技术，长期以来，只用于警察侦缉或科学研究用来辨别可疑的对象，而如今这种技术已经被用在所有人身上；当他们使用智能手机或社会媒体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收集了数据。生物信息的细节描述、GPS定位，以及安装在身体上的测试设备不再是用来追踪可疑嫌犯的工具，现在这些东西被用来娱乐，交流传播，赚钱，找对象。”①的确，当今天的数据化和档案化不再停留在特殊的、不正常的对象上时，这意味着福柯意义上的规训机制(即对不正常人的监控和治理）已经让位于普遍性的算法机制。在算法机制下，不再对正常和不正常的人做出区别，算法机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对不正常的人进行身体性的矫正，以维持社会的治理；算法治理不再追求规范化的一，即所有的个体都能符合被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要求；相反，算法治理对个体的关注更像是被高度解析的模式，即个体所有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被完全呈现在算法面前。正如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所说：“数字化意味着我们将用新的方式测量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会关系、自然界，以及政治和经济……一切都将以比之前更加精细、精确、透彻的方式被获取、分析和评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②

第八章 数字生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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