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因此，对于人的交换活动来说，首先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拥有的问题。在罗马法中，拥有（haberi）是一个法律问题。对此，阿甘本解释道：“物并不是某人的财产，就像海滩上的贝壳或野生动物一样，它们被称为非物’(resnullius)。第一个捡贝壳或捕捉到野生动物的人成了事实上（ipsofacto）的拥有者，他们预设占有行为就裁定了他们的所有权。”②阿甘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从自然存在向拥有的转变。一个海滩上的贝壳，是一个自然存在物，它并不与具体的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它也并不会进人到人类社会和文化当中。一旦有人在海滩上捡起了这个贝壳，并塞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在阿甘本看来，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即一个自然存在物与一个具体的主体产生了关系，这是最基本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即拥有关系；人通过一个行为，将贝壳变成自己的所有物，贝壳不再是纯自然性的存在，它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即它成为某个人拥有的所有物。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7.

176

不过，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个人捡起贝壳的行为；这是一个事件，它转瞬即逝，他捡起了贝壳，也随时会忘掉这个事件，仅仅有捡起贝壳的事实不足以充分地支撑该主体拥有贝壳的关系概念。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铭文(inscription)。例如，一个部落的猎人们归来，将他们捕获的猎物做了最基本的计数，比方说结绳计数或者岩画，总而言之，原始的猎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一种讯息：他们拥有了一定的猎物。

然而，我们不能将铭文视为一个简单的记述工具，因为从我们的祖先尝试着将他们捕获的猎物和拾得的物品变成一种铭文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铭文的记述，不在于单纯地描绘出一种既已发生的事实，而是用一种“书写”（écriture)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在之前并不存在的拥有关系。这不是语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记述，它们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绳结、石块上的刻纹、岩画上的划痕而已，但这些特殊的“书写”已经揭示了人类社会拥有关系的降临，这是一种带着神话色彩的降临，这些特殊的铭文已经将原先的自然物和简单的加工物彻底地带入与人类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首先就是拥有关系。所以德里达说：“在绘画中实现了对事物的复现，事物已经在光彩夺目的现象中出现，而绘画让事物被保护、被关注、被保持，然而，无论它们多么不受人们关注，该事物本身的自在性和真实性已经消失。绘画不是物本身的绘画，首先，这是因为不再存在物本身。”①这种特殊的“书写”，让事物不能再以它本身的自在性或物自体的方式存在，因为一日被铭记下来，它就不再是那个纯粹的物，而是进入到人的拥有之中，而最简单的石头刻纹和结绳成了拥有关系的最初的证据。与此同时，这些铭文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然的贝壳变成所拥有的贝壳，将自然物变成了所有物，这成了最原始的财产的记录。

第九章 改字货币

177

当然，原始的铭文技术是十分粗糙的，它们无法传递出准确的所有物的讯息，这些早期的岩画和刻纹，只能以最具体的方式来表示所有物，如一个部落拥有多少头牛、多少只羊、多少谷物、多少陶罐等。这也成为古希腊时期关于财产的定义。在古希腊语中，财产(κτīμà)的词源就是动词“获得”（κτáoμαi)。在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财产似乎就等于一个人全部的所有物”②。而色诺芬也注意到，这种作为具有所有关系的财产，并不是以自然关系而存在的，而是以一定方式被铭记下来的，即一个家庭总是通过“书写”将具有的财产全部列举下来。

显然，这种以枚举全部所有物来表述财产的方式，对于古代人来说是一件相当繁杂的事情。于是，当金银具有一般价值形式，并转变成货币形式之后，用货币的方式来记录财产便成为更为便捷的方式。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描述的金银货币成为一般价值形式的同时，也让记述所有物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原来的列举全部所有物的方式，在一般价值形式下，转换为一个货币的量，如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他们拥有的黄金或者白银的额度便成为财富的象征。这样，金银不仅是从交换领域中诞生的一般价值形式，也是一种记述财富的形式；这种记述财富的形式，最重要的不是是否拥有金银的实物，而是一个经过等价换算过的量。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中拥有的地产、古董、马匹、粮食等统统都转化为金银的量来换算，而这个家庭不一定拥有此等数量的贵金属。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出现了，即财产的形式发生了转变：从具体所有物向等价换算的价值形式所有物的变化。一旦金银成为一般价值形式，我们无须再去列举每一项所有物的数量和内容，而是将它们全部转化为一个贵金属的价值量，从而使所有的财产抽象化。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7, p. 412.

②[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页。

178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抽象化的过程是双向的：在金银等贵重金属充当一般价值形式的时候，其自然成了一个度量衡，一切具体的财产都需要换成金银的单位；但是，这种换算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作为货币的金银的存在，实际上已经非实体化了，它是作为一种抽象的量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真正在等价交换中起作用的不是金银的实物，而是这个实物背后的价值形式，尽管在这个历史阶段，货币的价值量仍然需要通过具体金银的实物表现出来。实际上，金银等贵重金属在这里分化了，这势必让作为实体等价的金银让位于作为抽象铭文概念的金银。因此马克思说：“金成为观念的货币或价值尺度，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①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抽象化的金银的量凌驾于实物的金银之上，作为所有物的财产被铭记为一个抽象的量；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货币的幽灵化运动开始了②，尽管它尚未彻底摆脱它的金银肉身，但价值的幽灵正在尝试着突破这层最后的藩篱。

第九章 数字货币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②夏莹教授和黄竞欧博士提出：“货币的资本逻辑本质包含着去实体化的幽灵状态”。“货币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一种幽灵化’的状态”中。这个指认是非常准确的。尽管在贵金属货币的形式下，仍然需要金银作为支付手段，但承担支付功能的金银已经丧失了其实体性，而被整合到一种商品交换的等价逻辑之中。参见夏莹、黄竞欧《数字资本时代货币的幽灵化与资本逻辑颠覆的可能性方式》，载《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179

二、封印的象征：货币装置的组成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将货币揭露为货币商品，其中，金银之所以能充当其他商品交换的中介物，在于金银等贵金属的价值高、易于分割、便于携带等诸多性质，但最为核心的是贵金属货币拥有着与其他商品实物同等的价值。正如明代谢肇涮谈到了以白银为基础货币的优势：“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①在实现了商品的一般价值形式之后，我们可以说，由于20匹麻布与2盎司黄金等值，那么从价值形式上来看，拥有了20匹麻布就等于拥有了2盎司黄金。这是一种基于商品等价交换规则的等量换算，基本上在交换活动和记录财富之中都并无太大差异，其中的逻辑是，由于我手中的20匹麻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到2盎司黄金，那么相当于我拥有2盎司黄金的财富。于是贵金属的具体数量成为记录所拥有财产的最便捷的方式，而以黄金等贵金属的数量来评价财富的方式成了在商品交换逐渐扩大之后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通用方式。

但是，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即当我们使用贵金属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由于贵金属长期被作为货币使用，在经过成千上万次使用之后，金银货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磨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注意到，“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②。打个比方来说，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金银货币，由于每次在交易中重复称重会让商业行为变得十分麻烦，于是，后来逐渐尝试着在银块上标记相对应的银两的重量，如唐代通用的白银货币的形式是铤，“凡是铸成链状的白银，有时就成为铤银，以与其他形式的白银相区别。……大铤应当是当时的五十两重，即一百八十六点五公分。面被有文字，是铸后刻鎏上去的”①。这种铸造的铤银（宋代之后称为银锭)，与其他散金散银一起在市场上被使用，不过，这种锭银是可以直接交付、无须称重的，在交换时被称为一铤，直接取代了需要称重的斤两等单位。在我国后来的货币史上，这种铤银一直沿用到五代十国时期，经过几百年的磨损，其重量或许早就不是当时铸造之初的重量，然而，在交易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铤银，仍然无须称重，因为这种链银（尤其是官方打造的铤银）即便有残缺，商家仍然会将其作为一铤来交易。也就是说，在交易中，一铤银是否具有足量的五十两之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铤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蕴含了它作为一铤（即五十两）白银的价值。这是铤银区别于一般散银的地方：散银在交易的时候必须称重，而铤银不需要（当然如果整块铤银碎掉，它就不再是铤银，而是碎银，需要称重)，即便铤银的重量根本不足五十两。在铤银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所提出的金银货币“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的分离，不过，在这个分离过程中，是名义含量，而不是实际含量成为这种铸造货币的标准。马克思本人也十分明显地站在前者一边。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坚决认为：“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转化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②显然，马克思关注的就是铸币在交换中产生“金假象”，即法定金属货币的象征含量，这决定了马克思是货币的唯名论者，或许这也是后来阿多诺在一次讲座中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纯粹的唯名论者”①的原因吧！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明）谢肇闹：《五杂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180

第九章 数字货币

①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181

如果货币在现实的流通中走向了唯名论，即以货币的名义含量支配着货币流通和交换，那么，这个名义含量如何得到保障？因为，在唯实论那里，货币的价值是由金银本身的重量来保障的，而铤银和其他铸造货币如何来获得它恒定的价值保障？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关于“铸币”的部分，相对于后来通用版的《资本论》被删减了很多，其中被删掉的就包括了马克思对铸币的象征价值的分析。在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早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中，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可以用象征化的材料和形式来体现出货币的一般价值形式，这种象征化的价值并不需要具有与商品等值的价值量。不过，在后来的通用版《资本论》中，马克思为了更加突出对商品的抽象价值形式及其在生产流通中的运作方式的分析，选择略去对货币的象征价值的分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在从“货币章”走向“资本章”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那个抽象的价值形式，而不是象征所代表的价值在实际流通和交换过程中的实现。

实际上，对于贵金属货币的象征化，需要放在人类的货币史上来考察。在古希腊时期，各个城邦都在铸造通用的货币，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就铸造了面值为4德拉克马的银币，这些银币被称为τετρδραγμν。不过，这些银币最关键的并不在于其面值（4德拉克马)，而在于它们被铸造成圆形，银币正反两面都印上了图案，例如现在留存下来的雅典4德拉克马银币铸造着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和奥林匹亚主神宙斯的头像。将希腊诸神镌刻在银币的正反面，并不是为了装饰用，按照阿甘本的解释，这种将诸神的头像镌刻在银币正反面的做法，类似于一种誓言，让神灵来见证银币的价值，也就是说，最终保障流通进入市场的4德拉克马银币的象征价值的正是这些神灵，是神灵的象征将一种财富的实际价值与象征价值结合起来，并封存在德拉克马的银币当中。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德]阿多诺：《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蓝江译，载《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

182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诸神是银币的象征与人类的交换行为的见证，也就是说，使用该银币的人，必须保障他拥有4德拉克马的财产，且在交换中将这个银币所封存的4德拉克马的财产在诸神的见证下转移到交易对象手里。这是一种誓言，也是相对于神的一种信托，这种带有神灵头像的铸币成了象征价值和实际财产之间关联的对应。所以，阿甘本才会说这“界定了词语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神之名表达了语言象征的积极力量，我们知道，这恰好是词与物之间的关系”①。所以，4德拉克马银币上所镌刻的诸神的头像（无论是宙斯还是雅典娜，或者如迦太基银币上镌刻的冥后帕耳塞福涅)，它们的根本功能既不是装饰，也不是宗教崇拜，而是一种使用神话将事实与象征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否则，无法理解在银币上镌刻更为恐怖的神（如冥后帕耳塞福涅）的原因。一方面，它以正面的形象将一定的现实财产（无论这些财产是什么）与抽象的象征价值衔接起来，组成词与物、象征与实物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这些神灵的头像也具备诅咒的功能，对于那些违背这种关联的个体会实施惩罚，尽管这种惩罚只具有神话性质和象征价值。所以，真正的问题，既不是银币的名义价值，也不是它的实际价值，而是一种特定的关联，即实在世界中的财富和货币象征符号之间的关联，而实现这种关联性的保障，从最初的古希腊开始，恰恰是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诸神的头像。

第九章 数字货币

①[意]阿甘本：《语言的圣礼：普言考古学》，蓝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183

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这种镌刻在货币之上的诸神头像逐渐被另一种象征图案所取代，“钱币上先是有了国王的名字，然后是称号，最后是他自己的肖像”①。实际上，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像取代诸神的头像出现在金币之上，其直接后果是将原先附着在钱币之上的那种神秘化力量给祛除了。也就是说，通过将一个世俗君主的头像放在钱币之上，说明了诸神的力量相对于事实财产和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素，相反，这种因素完全可以被世俗化的力量所取代，而且，世俗化约束同样也能保障财富与象征之间的有效关联。在后世的一些研究中发现，一些债券和有价证券会被世俗君主签名，并盖上相对应的国王印鉴，从而保障有价证券和货币（包括后世出现的纸币）所具有的实际财产的价值。施拉姆（Schramm）曾经研究过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ric the Great)的签名花押，他认为：“花押并不是简单地表达形象，而是国王通过花押来显现自己的在场。”②在施拉姆的解释中，世俗君主通过头像和花押的在场，如同之前的4德拉克马银币上的诸神的功能，即他们在场见证了铸币（并不具有足值的价值）的实际财产与象征符号的统一，即政治经济学上词与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如同诸神或世俗权威的在场来实现的。

不过，阿甘本有一个更为精准的表述阐释了这个关系。他将这种在货币上通过象征（诸神或国王的头像，抑或世俗君主的签名和印鉴，以及之后的银行家在自己银行发行的有价证券上的签名和花押）与实际财富关联在一起的方式比作封印（signature)。也就是说，货币上的签名、花押、头像等象征，实际上是一种封印关系，它将实际的财产以象征的方式封存在货币之上，“象征的意义是纯粹实用的，正如在硬币上镌刻上象征，就可以判定硬币可以用于商业交换”①。阿甘本的意思十分明显，正是通过象征，将实际财富的力量封印在作为被象征标识的货币上，从而让货币具有了商业的功能。换句话说，这种词与物、象征与财产之间的封印关系，就是商业活动的根基。在货币上封印了对应的财富的量，也意味着货币具有了表征财富的功能。唯有当货币具有表征财富的功能时，货币才能被用来表达所拥有的财富，才能在商业活动中和市场上进行交换。也唯有当货币被象征性地封印了对应的财富之后，货币才从普通的金银或其他材质（如纸币的纸张），变成了货币装置(apparatus)，从而奠定了整个商业活动和交换行为的基础，成为衡量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最基本的装置。所以，货币的奥秘就在于将一定的财富的量，通过象征封印在某个媒介上（这个媒介可以是金银，可以是纸张，甚至可以是大数据网络中的一个比特)，让不具备财富特征的普通材质，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瞬间成为具有货币价值的东西。相反，没有被封印的材质，只能是普通材质，它不可能具有超越于它本身价值之外的任何神秘的力量。也只有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区块链的存储结构会成为货币的新的形式。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西班牙]奥克塔维奥·法雷斯：《西班牙货币史》，宋海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② Ernst Percy Schramm, Herrschaftzeichen und Staatssymbolik: Beitrāgezuihrer Geschichte vomdrittenbiszumsechzehntenJahrhundert, Vol. 1, Stuttgart: Anton Hiersemann, 1954, p. 226.

184

三、分散式簿记和数字签名：走向数字货币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通过了一条法案，在没收的教会和贵族的地产的基础上，以债券的形式发行指券（Assignat)，这些指券一开始只是为了让新政府摆脱暂时的财政困难。正如从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黎贝卡·斯庞（Rebecca L. Spang）指出的那样：“在1789年12月开始首次印刷这些指券的时候，它们并不是钱””，事实上，最早的指券“只具有簿记（bookkeeping）功能，也仅仅只在行政人员和有官方背景的银行家手中流通”。①然而，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派那里，这些指券被界定为“纯粹价值的象征”、“公意的体现”和“法兰西的救世主”。②但反讽的是，很快这种指券就丧失了信用。由于革命政府超额滥发，导致了指券迅速贬值，从而这个用来解决财政危机的产品酿成了更大的危机，而指券的贬值也是导致雅各宾派政府迅速倒台的原因。问题在于，指券具有了国民议会的签名，即存在着一种封印关系：最开始的指券的价值来源是对没收的教会与贵族的地产和其他财产的登记证明，这些证明由对应的登记人员进行签名确证。不过，在1790年之后，这些指券上的签名不再是人为的书写，而是由印刷机来完成。如果在德里达那里，手写签名代表着一种书写与一个业已消失的在场的直接关系，则书写的签名就成为探寻这个业已消失的在场的痕迹，从而确保了事件与象征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变成了印刷之后，这种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被打破了，印刷的签名不再具有原先国王的花押和印鉴所具有的封印权力。相反，这种可以随意复制的签名，如同本雅明笔下的丧失灵韵(Aura）的复制艺术品一样，尽管它的躯壳（即那个带有印刷签名的指券纸张）依然存在，但蕴含在躯壳之下被封印的活生生的实在力量却从印刷的签名下消失了。一旦消失，则意味着在不断重复印制的指券中，不再包含词与物、财富与象征的基本关联，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货币装置被打破，经济活动也随着指券的贬值而陷入混乱。唯有当新的拿破仑政府用法郎的象征重新架构了财富和象征之间的封印关系之后，法兰西的商业和货币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第九章 数字货币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On Method, trans. Luca D° Isanto & Kevin Attell, New York: Zone Books, 2009, p. 51.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