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然而，在19世纪末期，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后来希法亭的分析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形式：

银行存款的最大部分属于生产资本家阶级，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他们把自己全部可以支配的货币资本保存在银行里。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货币资本形成了票据流通的基础。但是，它是这个阶级的自有资本。通过票据贴现，并没有新资本提供给这个阶级本身。它只不过是以一种货币形式（银行的支付约定，有时是现金）的资本代替了另一种货币形式（私人的支付约定）的资本，只是在它恰恰代替被实现的商品资本的限度内，即在从发生上来考察这一货币额的限度内，它才是货币资本。①

我们在这里需要理解的是，在希法亭那里，一种新型的资本（即金融资本）是如何产生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曾分析过资本的流通与周转：在资本的周转过程中，必然或需要产生一定的借贷关系，一部分产业资本家拥有额余资本，而另一部分产业资本家则在资本周转过程中会发生资金短缺，这样，在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产生了偶然性借贷关系。但是，这种偶然性的借贷关系不具有充足的保障，尤其是贷款一方的信用，对偶然性的借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个第三方组织，即银行。银行汇集了一些产业资本家的闲散资本，然后建立借贷的信托关系。通过这种第三方关系，原先在借方和贷方之间的中介性的第三方，一下子成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它将亟须贷款来实现资本周转的产业资本家与有闲散资金的资本家之间的偶然性联系，变成了必然性关系。从此之后，缺少资金的资本家不需要到处打听哪里有闲散资本，而只需要去找银行，从银行资本家那里直接获得贷款。这样，原来充当借贷双方的第三方平台的银行，一跃成为拥有权力的力量，凌驾于普通的产业资本家之上。希法亭说：“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①银行或者说金融资本，将零星分散的产业资本家，在借贷关系这个平台上，利用信托和票据贴现，实现了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金融资本作为一种衍生的货币资本，反而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成为真正控制产业资本的力量。在金融资本阶段，银行借助手中的货币资本构筑了一个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的绝对权力。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奥]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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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情况，即我们面对着一种新的资本样态—数字资本。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以亚马逊网站为例。如我们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一本海德格尔的《林中路》，那么其他类似的海德格尔的著作，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路标》《面向思的事情》《存在与时间》等，就会在《林中路》购买页面的下方被推送出来，一般来说，这些被推送的书籍或其他商品，我们或多或少会有点兴趣，甚至愿意点开来看看，说不定就是自己真的喜欢的类型。其实，这种情况，在淘宝、天猫、京东、当当、苏宁易购等电子商务平台上也会出现，即顾客在购买一项商品的时候，能够同时得到网站推送的其他相关商品。关键在于，这些推送是怎样得来的？这与我们经常听说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有关，也就是说，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收集诸多用户购买的信息，并通过一系列计算得出了这些结果。假如之前某人在购买A商品的时候同时购买了B商品，同时有上千人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这样，之后在电子商务平台上A商品的页面上就会出现B商品的推送信息。这不是广告，而是一种符合购买者心态的数据计算推送。这样的推送，当然可以促进卖家的销售，同时也让电子商务平台获利。但有趣的是，不仅电子商务的买家收到了这些云计算的数据，卖家通过相应的渠道也可以获得这样一些数据和信息，但是，与买家获得的信息不同，卖家获得的信息更具有导向性，如今年20岁左右的女性喜欢什么款式的裙子，什么颜色在今年更为流行，什么鞋子可以用来搭配这样的款式。卖家获得这样的信息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之前生产上的盲目性，能够按照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信息来引导自己的生产和进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曾经谈到：“劳动者是自由的，但是如何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这一点并没有任何保证。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然而消费这一劳动产品的人，他们却看不见，也不认识，他们无法衡量应该作出多大努力，才能得到他所希望的薪酬。”①西斯蒙第谈到的就是产业资本在生产上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在数字时代被大大地降低了。中小产业资本接受了数据平台提供的引导，从而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向，而各大平台无疑通过这种数据的占有，获得了凌驾于这些产业资本之上的权力，让这些零星的卖家和厂商依附于它们，这种电子商务平台由此能够操纵买家和产业资本。

第十章 数字资本

①[奥]希法亨：《金融资本》，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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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金融资本在数字时代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银行业在金融资本化之后的一个重大业务是投资，而这种投资与产业资本一样，具有盲目性。尽管之前从事投资行业的人也会十分重视数据分析，但是今天的大数据时代让这种面向投资的数据分析更加便捷化了。我们看到，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支撑下，原先相对盲目的投资开始长上了眼睛，各种货币资本和资源，在大数据的助力下，更容易被分配到更易获利的产业和部门，而一些基于大数据的投资咨询公司也应运而生。这样，表面上独立的金融资本，在今天也严重依赖于云计算和大数据。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一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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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外，我们看到了第三种特殊资本类型，一种获得额外权力的资本——数字资本。现在，通过各大平台上的交易现象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资本的存在，例如在淘宝平台上，既不是买家也不是卖家在决定着交易的节奏和方向，相反，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大数据应用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当天，阿里巴巴公司的云计算部分就会同步运算即时发生的交易的数据信息，并同时支配着发生交易的诸方。它不仅仅是买卖双方的第三方平台，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权力拥有者，而让它获得至高地位的，正是一种新型的资本：数字资本。

二、一般数据及其生产

要理解数字资本，我们还需要引人一个一般性概念。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产业劳动的分析中，曾提出了一个劳动一般的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亚当·斯密的贡献的评价中指出：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①

可以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基于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或等价的量）来进行的；在《资本论》成稿之前，马克思将这个一般性的概念称之为“劳动一般”。劳动一般是一种抽象一般性，作为抽象，它并不关心冶炼钢铁的劳动和制作陶罐的劳动有什么区别，这种劳动一般只有在进人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为了建立更广泛更一致的交换体系时才确立起来，而作为这个体系的衡量标准的就是这个劳动一般。在《资本论》中，这个劳动一般的概念进一步演化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别，成为更具有经济学色彩的交换价值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劳动一般已经成为物的第二自然属性，即商品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体现。

第十章 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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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后来的意大利自治学派的思想家（包括奈格里、保罗·维尔诺、拉扎拉托等人）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另一段话：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

在这段话里，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有趣的是，在这部德文手稿中，马克思却是用英文来书写这个词的，而且将其书写为斜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十分重视这个新概念，也相信英文比德文能更准确地表达这个词语的意思。实际上，如果对照后面的《资本论》的正式出版稿来看，马克思后来已经放弃了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只在被意大利自治学派称之为“机器论片段”的这个手稿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无论马克思起初在《手稿》中基于何种动机使用了一个英文单词来阐释机器化大生产的特征，但是，哈特、奈格里、维尔诺等人给出了自己对这个词语的解读。在哈特和奈格里名震一时的《帝国》（Empire）中，他们指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的一个点上，劳动力被科技、传播和语言的力量所穿透。一般智力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智力，它是由汇聚起来的认识、技术和知识创造出来的。”①实际上，在哈特、奈格里等人看来，这种一般智力正是当代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下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产物。需要理解的是，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非物质劳动并不是像平常人们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相对于物质产品的精神产品（如文学、影视等）的生产，而更多的是生命政治的生产②，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他们说：“生命政治生产将经济的重心转移到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和再生产日益混同。”③这样，哈特和奈格里实际上在马克思时代的大机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或者他们意义上的生命政治生产）之间做了一个类推，在认知资本主义或生命政治的生产之下，非物质劳动会生产出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协作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机器的架构。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强调了机器对个体工人的身体的贯穿作用，并将工人架构为大机器的一部分，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中，劳动者的活劳动也被整合到这个巨大的一般智力当中。另一位自治学派的学者维尔诺也将工人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语言看成是一般智力：“一般智力，或公共智力，如果它不成为一个共和性和公共性的领域，一个政治共同体，它就会强制性地让人们屈服于它。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看看当代的生产。语言和认知习惯的共享就是后福特制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所有工人都进入到类似于言说-思考一类的生产当中。”①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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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数字资本

①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64.

②需要注意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与福柯的生命政治有着很大的区别：福柯以及后来的阿甘本基本上是从否定和消极的意义上来使用生命政治一词的，而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政治虽然与今天的生产模式密切相关，但是意义则大相径庭，可以参见ThomasLemke, Biopolitics :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Pp.5-6。

③[美]哈特、[意]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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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哈特和奈格里还是维尔诺，都十分清楚地看到今天实际上有一种无形的“机器”架构着生产，阿甘本将这种机器称之为“装置”(apparatus)，这种无形的巨大装置让每一个参与其中劳动的人都成为它的一部分、一个零件。在这一点上，意大利自治学派的确把握住了后福特制生产的要害，即一种非物质的力量，而不是物质性机器的力量，将所有生产劳动凝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同样敏锐地看到的是，这种力量，即一般智力，是劳动者生产的结果，依赖于每一个参与到其中的劳动者的生产的力量，聚沙成塔。然而，奈格里等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过于乐观地将这种非物质生产主义的一般智力，看成了一种主观性，在另一本书中，奈格里直接将一般智力的生产等同于“主体性的生产”(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他认为：“我们想强调的是，主体性生产的原因或动力是在权力关系内部建立起来的，因为关系的复杂博弈不断地会被生命欲望所清除。因为生命欲望标志着抵抗权力的出现，抵抗本身成了主体性生产的真正动力。”②奈格里实在太乐观了，他的错误在于在非物质的生产与主体性的生产之间直接画上了等号，这样，在他那里，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种无形的“机器”被直接等同于主体性，等同于工人抵抗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正是一般智力创造了将零散的各个主体[他和哈特的概念是大众(multitude)]聚集起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则为颠覆资本主义和帝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2017年奈格里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中更是强调，一般智力就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因为主体性的生产将不变资本变成了可变资本，而这种可变资本的权力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是掌握在被凝聚起来的大众手中。事实上，奈格里已经在这条偏差的路径上南辕北辙了。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ito, Andrea Casson,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 (e), 2004, p. 41.

② Antonio Negri, The Porcelain Workshop: For a New Grammar of Politics, trans, Noura Wedell,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 (e), 2008,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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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这种非物质劳动是否等同于一种主体性？哈特和奈格里的误解实际上是一个二元范式，即物质/非物质的二元对立，被他们直接等同于客体/主体的对立，在这个逻辑之下，非物质生产也就成为可变资本的主体性生产。实际上，当代的思辨实在论驳斥了这个问题，如格拉厄姆·哈曼认为，今天数字化生产出来的新事物，既非物质，也非主体，而是对象（object)。这种数字化的对象，在存在论意义上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但绝对不是主体。正如哈曼所解释的：“对象’准确的意思如下，它包含那些既非生理，亦非实在的东西……所有这一类对象，都需要从本体论上来考察，而不能贬斥为或还原为无关紧要的虚空。”①哈曼对对象的理解，实际上更多地来自吉尔贝·西蒙东，对象的形成，虽然没有物质形体，但也绝对成为一种主观性存在，它是一种独立于二元分类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构成奈格里意义上的主观性。

那么，我们通过简单的观察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数字生产时代生产出来的这些对象，显然与主体性关联不大，且根本不受主体性的支配。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指出，数字时代的全新对象，就是数据。这种数据保持了它自身的运转，让自己在云计算的装置中生成和演化，变成了一种独立于主体意识的存在。所以，我们既不能从物质的层面，也不能从主体的层面来把握这种数字对象。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赋予这种对象一个新名称：一般数据。在这里，我们虽然还无法给出一般数据的准确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描述出一般数据的几个特征：

第十章 数字资本

① Graham Harman, The Quadruple Object, Hants: Zero Books, 201l,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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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数据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数据，与劳动一般一样，它代表着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一个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而这种数据的抽象形式就是一般数据。由于一般数据的出现，我们看到，今天人们的异化，已经从马克思和卢卡奇批判过的物化(Versachlichung)变成了数字异化。而且这种数字异化是我们进入数字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没有能力拒绝这种数字异化的方式，因为如果不能转化为一种数字化的数据，我们就无法与新的数字时代对接，也无法进入到数字的界面中去建立社会关系，这势必意味着个体被数字时代所放逐。

(2)一般数据是每一个用户数字劳动的产物。和一般智力一样，一般数据不是凭空出现的，它首先是一种产品，一种在数字化环境中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指出的是，现代的数字生产，已经不是需要厂房和车间，在一个固定空间中从事的生产活动。从法国的安德烈·高兹和意大利自治学派开始，生产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很大拓展。譬如，我们在淘宝上的购物行为，除了完成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购物行为之外，一般会被我们忽视的一点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数据生产。普通人的搜索、购买、视频、游戏等活动，实际上完成了数据生产最基础的工作，尼克·斯尔尼塞克认为这就是数据的原材料的生产。而这种原材料是基础性的，在云计算和各种App的数字机器作用下，被加工成具有价值的一般数据，并可以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来销售。更重要的是，这些一般数据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权力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谁在今天拥有了足够多的一般数据，谁就拥有了权力。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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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数据成为数字资本的前提是私人占有，并从中获利。一般数据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个体的产物，在这个庞大数据构成的平台上，每个人的数据信息已经变得难分彼此。在这个意义上，一般数据在本质上就是集体性的(collective)。不过，我们面对的是，这些集体性的一般数据，却被某些大公司，如谷歌、苹果、微软、阿里巴巴无偿占有，这些大公司不仅占有一般数据，而且从中获利，而那些生产这些作为原材料的一般数据的数字劳动者（即他们数字平台的用户）却得不到一丝回报。由于这种私人占有，原本集体性的数据变成了为某个公司、某个个体牟取利益的工具。因此，一般数据因为这种私人占有关系变成了数字资本，而数字资本为数字资本家在今天赢得了巨大的权力，让他们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呼风唤雨的“英雄”。

所以，在认清楚一般数据的基本事实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马克思所奠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审视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问题。

三、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

根据前文的分析，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到今天，资本总体上有三种样态：产业资本（包括商业资本等）、金融资本、数字资本。这样，资本主义的类型也有三种：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后面的资本样态和资本主义类型的出现，并不代表前面的资本样态和资本主义类型的消失，例如，金融资本的出现，并不代表产业资本的消失，同样，数字资本的出现，也不代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消失。在对数字资本主义亦步亦趋的分析过程中，需要避免一种倾向，即认为一旦数字资本主义诞生，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新时代会十分自然地将一切旧有的东西都扫人历史的垃圾堆里。这是一种未来主义和数字神秘主义的神话，我们不需要编造这样的神话，因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客观分析，仍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来进行，任何脱离这个基础的天花乱坠的说辞，都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第十章 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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