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作为本雅明精神衣钵的传承者，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显然也接受了本雅明的理念的聚阵的概念，不过，他更希望将这个概念与古代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可说之物（lekton）——联系起来。斯多葛学派承袭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区分，柏拉图很明确地感受到，在词与物、概念与实在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样东西，对于第三样东西，柏拉图给出了一个名称kora，kora是一个空洞的空间，它是一个虚无的架构，但是物体和现象只有进入到kora这个空间之后，才能与词语和概念形成对应关系，即形成所谓的本体-逻辑(onto-logie)。正是这个空洞的空间，即kora，在后世的斯多葛学派那里，被称为可说性（lekton)。在《蒂迈欧篇》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斯多葛学派看来，过程实际上这样的：纯粹的现象和实在，一开始无法与我们的知识和语言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如果需要建立关联，必须让现象和实在进入kora或lekton之中，成为与概念对应的可说之物。所以，阿甘本指出：“为了这个目的，恢复柏拉图的态度，所以斯多葛主义为他们的意义理论加上了可说性’(lekton)。从玫瑰’一词和玫瑰’的概念，可以指向个别的现存的玫瑰，我们需要假定玫瑰的观念，即纯粹可说性上的玫瑰，即它的诞生’。”①也就是说，自然现象或纯粹实在，并不是直接可以被我们言说的对象，我们需要通过kora或者可说性，或者本雅明意义上的聚阵，让其在这个平台上变成可说之物，从而才能变成与我们言说的词语和概念一一对应的对象。换句话说，这个过程是，人类在语言诞生的过程中产生了这种可说性的机制，让不可言说的纯粹现象变成了可说之物，然后，才能在人类的语言中交流，成为我们互相言说的对象。从纯粹世界中的实在到逻各斯之下的可说之物，才是人类语言最大的奥秘。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德]本雅明：《徳国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②[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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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追溯本雅明的聚阵、柏拉图的kora、斯多葛学派的lekton，最根本的意思在于，我们人类社会的文明如果是建立在语言和概念基础上，那么其前提是所有的物体和实在要变成可说之物。在今天，即兰波宣称具有宇宙语言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状况，因为在我们世界中运行的不仅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语言交流的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更大的数据世界，在那里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并在计算机语言算法的掌控下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聚阵，这不再是本雅明的语言或理念的聚阵，而毋宁就是数据的聚阵或算法的聚阵。根据本雅明、柏拉图或斯多葛学派的结论，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理，即今天可说性已经让位于一个更大的数字平台，我们面对的世界不仅仅是需要将纯粹现象变成可说之物，更重要的是要变成巨大的数字平台上的可数字化之物。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全新的kora、全新的lekton，这个新的平台就是由数字和算法支撑的平台，而今天我们想成为数字时代的现代人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成为可数字化之物，而成为可数字化之物的代价必然是本雅明曾提到的真实经验的毁灭。但我们知道，正如本雅明所说，这既是毁灭，也是新的拯救。我们在可数字化之下抛弃了旧时代的藩篱，也陷入更精密的囚笼当中。

第十一章 数字再生产

①[意]阿甘本：《什么是哲学?》，蓝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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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制与增补：再生产的数据化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困境不仅仅在于原初经验的失却，即原初的实在和物被具有可说性的理念切割成与词语对应的对象和不可被词语消化的残余，在数字化时代，这种可说性变成了可数字化的平台，即任何的经验、任何的实在，必须经过数字化来转换。即便是我们生活中的词语和对象，一旦不能变成网络平台上的数据，也自然与之前被可说性切割下来的残余经验一样，成为新的残余。这是第二次切割，也是我们经验的第二次丧失。从可说之物向可数字化之物的转变，也正是从人类的语言交换体系的普遍化向数字平台的普遍化的转变。

一股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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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裂变，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可数字化的信息或数据都可以在数字平台上交流。数字平台天天采集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数据。齐泽克曾说：“人类个体也变成了物’，他们的言说和行为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都能不断地变成数据并被传递出去：他们的身体行动、金融交易、健康、饮食习惯、购买与售卖记录，他们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所有这些都被收集到数据网络中。”①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将人的行为和习惯变成可数字化之物，仅仅是这个步骤中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的具体行为、言说和经验变成数据，并被各大数字平台所采集，实际上只是一个采矿过程。加拿大加速主义的代表人物尼克·斯尔尼塞克有一个不错的比喻，他说：“简单来说，我们应该把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就是这种原材料的天然来源。这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数据越多，权力越大。”②斯尔尼塞克说的没错，的确，数据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数据的地位可以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石油和煤矿相媲美，谁拥有了更多的数据，谁就拥有了更多的权力。

但是，这个比喻也指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好像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仅仅开采出原油，并不能让我们获得直接的工业产品和生活消费品。在斯尔尼塞克的隐喻中，记录了我们社会生活的话语和行为痕迹的数据，实际上并不能带来数字资本主义的繁荣，所以对于数据的原材料而言，必须还有一个精炼（refined）的过程。正如有了开采原油的油田，还必须有加工原油产品的炼油厂。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平台一开始完成的只是其数字生产的初级活动，而并没有完成其生产活动的更为重要的部分：对数据进行精炼提纯，让其成为能为我们所用的数字产品，也成为为数字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的数字资本。

第十一章 数字再生产

① Slavoj Ziz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9, p. 6.

②[加]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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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为了理解对数据的精炼与提纯，德里达的文字学(grammatologie)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切入口。首先，这里涉及德里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书写（écirture)。德里达并不是在语言学中来看待书写的，也就是说，书写的痕迹与语言学上的发音、词汇和意义的统一体没有关系。那个词语的统一体属于可说性层面，在kora的层面上与其他的词语和意义形成交换关系。但是，书写完全是一种静谧的痕迹，一旦书写出来，它不再在语言系统中直接承担语言交流的使命，而是作为一个曾经发生过的语言交流事件以物质痕迹的方式沉淀下来。德里达说：“与那种统一体相比，书写是衍生的、偶然的、外在的，是能指的备胎(redoublant)。”①德里达的书写不是一种处于交流中的书写符号，不具有能指的功能，也就是说，书写的痕迹并不一定指向某个具体的所指。书写是一个被固定下来的痕迹，它是言说和记录行为的残余物，它也是某个直接语言交流行为最后留下的记录；除了指向一个曾经的交流行为，它什么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书写是衍生的、偶然的、外在的：它之所以是偶然的，是因为书写不一定以固定的方式存留下来；之所以是外在的，是因为书写本身不是言说行为。但在德里达看来，恰恰是这个留下的书写痕迹，抵抗着德里达意义上的在场形而上学(métaphisique de la présence)，也抵抗着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正因为书写的存留，让发音、词语和意义的统一性发生了动摇，书写痕迹在这个统一体之外形成了一个无法被语言学消化的内核。所以，德里达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书写：“书写，它既是感知材料，也是人造的外在性，它是一件外衣’。”②“外衣”的比喻，意味着书写痕迹根本不在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的语言学或符号学体系之内，我们不能从索绪尔、本维尼斯特等人的语言学来看待留下的书写痕迹，在一定意义上，这些痕迹连能指都不是。于是，德里达认为，在常规的语言学（linguistqiue）和符号学（semiologie）之外，必须形成一种专门关注残留的书写痕迹的学问，这门科学的名称就是“文字学”。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中文中grammatologie长期以来被翻译为文字学，实际上它根本不指向具体的语言学下作为能指的文字，而是在书写文字时留下的残余痕迹。它以语言学残留的遗迹存在着，并保持着它特有的独立性；书写痕迹的存在，必然抵抗着发音、词语和意义的统一体，也抵抗着以语言学和符号学为中心的意指关系的统一体。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11, p. 44.

②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11,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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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德里达并不打算十分消极地看待这些作为能指的备胎的书写痕迹，也正因为它的残留，才超越了当下时间性的限制，让书写痕迹可以在新的基础上焕发出青春。首先，按照德里达的定义，书写痕迹实际上并不直接具有交流的作用，它并不完全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统一体之内。这个定义一方面表明了书写痕迹相对于符号体系的外在性，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了，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当人们直接面对书写痕迹的时候，是无法直接理解的。书写痕迹是某个历史时间内的语言行为的衍生物，是备胎，但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备胎，它只留下了历史岁月的线索，而并不直接将书写痕迹的原始能指的内涵传递给历史时空之外的阅读者。千百年之后的阅读者，如果要解读面前这个残留的书写痕迹，就必须进行一项操作：增补（supplément)。增补也意味着，我们在当下对千百年前书写痕迹的解读，绝不是回到原来的真实含义，而是一种在新的当下的增补。德里达说：“增补进行着补充。它只是进行着替代。倘若它填补了空缺，它在替代（à-la-place-de）的位置上进行着干预或实现了饱和。”①于是，在若干年后的解读中，实际上并不是我们阅读了书写痕迹，而是通过增补，让原先无法阅读的书写痕迹变得可以阅读；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增补让不可阅读的书写痕迹变得可以阅读，于是，我们便忘却了增补的存在。德里达将这个通过增补让书写文字重新变得饱满起来的过程称为文字化（grammatisation)。这样，所谓的文字学就是对既定的书写痕迹进行增补加工的过程。对书写痕迹的每一次调用，都面临着不同的增补，也意味着面对不同的文字化。文字化是面向当下的生产，让不具有意义的书写符号重新在语言学或符号学意义上获得饱满的意义，从而成为让后世的人们可以阅读和理解的词语和文字。这是两个层次：一个是书写痕迹的纯粹文字学的层次，它与真正的语言交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个是通过文字化，得以在语言学上变得可读和可理解的层次。这两个层次就仿佛是未装修的不可居住的毛坯房，与经过装修的增补而变得适合人们居住的生活房之间的区别。那么，当代的文化工业，绝不是让我们回到那个不可阅读的书写痕迹，而是将它们作为材料，重新获得我们当代语言可以理解的意义。

第十一章 数字再生产

①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11, 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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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与德里达的文字学所描述的情况非常近似。深受德里达影响的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曾十分明确地指出，文字化，即“数字回溯技术就是自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字化最高阶段，人们开始学会对各种各样的经由他们和他们自己生产的数据流进行离散化（discrétiser）处理和再生产”①。这样，斯蒂格勒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建德里达的文字化概念，文字化实际上即是一种对产生的离散化数据进行再处理的方式。直接从人们的行为和言说中采集的数据，对于互联网络中的个体来说，是离散的、不可阅读的，也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说，我们自己不会在意我们在谷歌上的浏览记录和淘宝上的购买记录，因为这些离散的数据无论是对我来说，还是对其他人来说，都没有太大的价值。然而，大数据平台收集了这些数据，产生了具有高度价值的产品，就是对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无法阅读也没有价值的数据进行精炼和提纯，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数据的文字化(grammatisation dela donnée)过程。在数据的文字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与德里达的文字学对应的两个层面：一边是无法阅读的，在普通人看来也毫无价值的原始数据(données brutes)，这些原始数据是离散的、无价值的；另一边则是经过文字化，精炼得出了具有高度分析价值的数据，如通过对百万人的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这百万人大致的兴趣偏好和消费倾向，这种数据对于互联网用户来说是可读的和有价值的，也是一种通过算法增补让原始数据重新获得价值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面对着一种新型的文字学，我们不妨称之为数字文字学（grammatologiedigitale)。这样，数字平台对采集过来的数据进行增补、精炼、提纯的过程，就是数字文字学。数字文字学的目的就是让原先不能阅读的原始数据，在通过一定的文字化算法计算之后，成为可以被数字资本和普通用户利用的有效数据。这样，我们面对的数字资本实际上不是直接从各个用户身上直接采集的原始数据，而是经过数字文字学加工后的数据。在数字资本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般性的数据的诞生，也面对着数据精炼和增补技术的数字文字学的诞生。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Bernard Stiegler, La société automatique , Paris: Fayard, 2015,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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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无论是对原初数据的采集，还是对原始数据进行进一步精炼和提纯的数字文字学，事实上都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形成数据人。并实现对数据人的算法治理。如果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分析。旨在将现代性的过程视为塑造规范的现代人的过程，而这种规范的现代人与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安全机制的治理技术是天然契合的，那么，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市民社会中的一切生产性和安全性治理，即将让位于背后的数字算法的自动化治理，为了与这种算法治理术相契合，就必须要形成特定的新的主体，这种新主体就是数据人。

第十一童 数字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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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法兰西学院的讲座的末尾，福柯突然提到了人口统计学相对于治理技术的意义。在福柯看来，人口统计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直接了解自己的人口数量，尽管人口因素在民族国家发展初期已经被视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参数。福柯实际上更关心的是人口这个概念。对于具体生活中的人，我们可以悬搁他们的具体身份，如他们的年龄、性别、籍贯，甚至可以悬搁掉一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我们把多样化的人的生存转换为冷冰冰的数据统计上的“1”——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无论多么显耀，一个女性无论多么雍容华贵，一个乞丐无论多么贫寒，他们都一律被人口统计学还原为数量上的“1”，一个贵族在统计学上的数字绝不会多于一个在路边行乞的乞丐这样，人口统计学就具有了一种现代平等的意义。此外，福柯还看到了人口统计学对于现代治理技术下的主体的塑造效果。福柯说：

在由生命政治学建立的机制中，首先当然是预测、统计评估、总量测量，同样它也不是改变某个特殊的现象，也不是改变某个作为个体的人，而是主要在总体意义的普遍现象的决定因素的层面上进行干预。①

福柯对生命政治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判断十分重要。因为在生命政治学之下，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生产一种人口总体，这种人口总体让政府治理的关注转向了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整体人口的素质和质量。在这里，至于一个贵族繁衍了多少后裔，一个富家小姐是嫁给了穷小子还是门当户对的贵族，在新的治理技术中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让人成为符合现代治理技术的规范人，通过医院、学校、监狱、精神病院，甚至资本家的工厂，市民社会将人们从复杂的血缘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体，一个可以被统治的个体。所以福柯说：“在知识-权力的内部，在经济的技术和治理内部，在属于人口的层面和不属于人口的层面或者说工具性的层面之间有这样的断裂。最终的目标是人口。人口适合作为目标点，而个人，一系列的个人，成群的个人，杂多的个人，是不适合作为目标的。而仅仅作为在人口层面获得某种东西的工具、替代或者条件来说才是适合的。”①那么，在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之下，也是在自由主义的安全治理技术之下，规范化的、独立的个体成为治理的有效对象，这些可以被量化统计所计数的规范个体形成的总体就是人口。人口统计学意味着，将人们塑造成规范性的统计性个体，而不符合这些规范的，则变成了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不能被规范的尺度所测量和统计的个人被分别送到了精神病院、监狱以及医院的隔离病区，与规范的人口保持着距离，从而保障整个现代社会可以在规范有序的治理下良性地运作。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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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问，如果今天存在一种不同于福柯所讲的安全机制下的生命政治治理技术的新型治理技术的话，那么是否还需要一种全新的主体来对应于这种治理技术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福柯研究学者斯蒂芬·夏皮罗（StephenShapiro）所提出的，尽管福柯晚年已经开始关注到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必然带来治理技术的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博弈型的投机主体（subjet spéculatif）的出现，但是“他的死亡，彻底关禁了他继续思考的道路…他没有见到2008—2011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看到由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所填补的真空，这将创造一种新的自由资本主义版本，而不是简单地对之前的资本主义的替代”①。在夏皮罗看来，如果顺着福柯的谱系学进行推理，在新的数字时代的治理技术下，一定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治理对象或主体。那么，这种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型主体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数字再生产

①[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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