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3)于是，我们可以说，“无用阶级”就是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产阶级的新形态。“无用阶级”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那些只拥有过于专业化的技能从而可以被人工智能取而代之的普罗大众与精英阶层的分化，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无用阶级”随着自身学习和拥有的技能的无用化，进一步让自己陷于系统性愚蠢(systematic stupidity)的境地。在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看来，这种在数字化和自动化社会中产生的替代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在《自动化社会》中，斯蒂格勒十分明确地指出：“从1993年开始，随着所有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借助万维网技术进行网络式的阅读和书写，数字技术已经让超工业社会走向了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超工业时代成为系统愚蠢的时代，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愚蠢的时代。”②在斯蒂格勒看来，人工智能是一种药，它在给精英阶层和社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在社会功能上，让那些只能从事专门劳动的个体变得愚蠢，也就是感觉上的无产阶级化。因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人的思维智能和感受性(sensibilité)的正常功能也被剥夺了，人们只能按照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框架来运行自己的功能；他们没有感受，没有智能，只有一味地迎合固定的话语套路在网络上表现出躁动的情绪。在资本的眼中，他们是最理想的消费者，因为一句“6·18”或者“黑色星期五”的口号，就能让他们透支信用卡和电子支付来填满他们的购物车。而另一方面，感受性和智能上的无产阶级化也造成了政治上的盲动，他们手中的选票不再是经过他们理智思考的产物，而是被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控制的票仓。一旦无产阶级在功能上变得“愚蠢”，即变成被技术剥夺了自我思考能力和感受性的“无用阶级”，他们自然会沦为右翼民粹主义利用的工具；在欧美民粹主义极富煽动性的口号的蛊惑下，他们像一个自动机器一样，做出了人工智能算法所预测的选项。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

② Bernard Stiegler, La Société automatique, Paris: Fayard, 2015,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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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导致的“无用阶级”，是否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提到过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大军”？当然，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也有学者指出：“无用阶级’在本质上是它不能为资本价值增殖所需要和利用，从而沦为多余’或过剩’的人口而已。”①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过剩人口”是周期性的，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下一个正循环周期，这些失业的产业后备军会再次被纳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中。但是被人工智能淘汰的“无用阶级”根本不是诞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换言之，对“无用阶级”的替代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危机循环周期之内，它是在正常的生产范畴之内诞生的概念，这样，“无用阶级”就不会像“产业后备军”那样重新看到再次被雇佣的希望，而是彻底沦为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下的功能性愚蠢的僵尸。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带来的宏观层面的社会架构。

二、人工智能与新社会主义计划

作为新无产阶级的“无用阶级”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究竟是更有利于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走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还是成为通向更高社会阶段的障碍，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资本的同谋，而新无产阶级使用这些技术实现解放的希望无异于与虎谋皮？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①巩永丹：《人工智能催生“无用阶级”吗?》，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6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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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赫拉利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赫拉利并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所有人的敌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现存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一部分处于高端的精英阶层因此而获利，他们获得了更长的寿命，更完备的知识能力和体能，更丰富的经验，更协调的身体与机器的关系。不过，长期起来人们围绕人工智能的争论往往陷入一个误区，即人工智能的诞生，在不久的未来会反过来凌驾于人之上，这种趋势进一步被新闻媒体、大众读物、电影和艺术作品，甚至电子游戏所夸大。一些并非真正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宣布，如果要避免陷入这种悲惨的境地，避免人彻底地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就需要为人工智能立法，甚至有人主张直接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无上尊重写入人工智能代码之中。且不说今天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已经将人为编写的代码对人工智能的限定作用降低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水平上，即便人工智能带有“绝对不能伤害人”“绝对不能奴役人”的代码，难道不会出现像在美剧《西部世界》中谈过的冥想程序，让绝对遵从人类编码指令的人工智能觉醒吗？在许多人工智能的从业者看来，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论断，实际上都出自对新技术无比恐慌的“卢德分子”①(Luddites)，他们将人工智能技术直接置于人类生存的对立面，认为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无限度的发展，最终带来的就是人类的毁灭，这种情绪让很多“卢德分子”保持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坚决抵制。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卢德分子的概念最开始并不是产生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相反，这个概念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卢德运动有关。1811年，英国的诺丁汉郡出于竞争需要，改善了原来的生产机器系统，增加了产量，也压低了纺织品的价格，迫使采用原先设备进行生产的纺织厂破产，也使得纺织业工人大量失业。于是，一些纺织工人秘密集合起来，打着“卢德将军”的旗号，捣毁诺丁汉郡的机器，尤其是先进的织袜机。1812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保障治安法案》，对发动“卢德运动”的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后来，“卢德运动”被广泛地指代捣毁机器的运动。在人工智能时代，“卢德运动”和“卢德分子”被用来描述那些坚定地抵制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人，人工智能时代的“卢德分子”已经不分阶层，既包括最底层的没有太多文化的民众，也包括故步自封的政客、媒体人、人文学者，甚至也不乏一些坚持传统科学的理工类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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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马克思那里，马克思并不纯粹是“卢德分子”的同路人，尽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机器的应用是以取代工人的劳动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故意将工人置于机器(“铁人”）的对立面。对此，马克思曾说道：“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纺纱机、梳棉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情况），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①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不过是资本家玩弄的一个伎俩，他们成功地将无产阶级针对资本家的憎恨和不满转移到机器上。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技术和机器上，而是出在资本家对机器和技术的占有上；他们利用新机器和技术来对抗工人，以至于工人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机器，这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卢德运动”的根本原因。

同样，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相关结论用来理解今天的人工智能问题，结果也是一样的。今天的社会发展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人工智能，一些乐观派的人工智能专家会跟我们谈到智能家居和无人驾驶的情况，以及以后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工智能的智能增强体系可以用来延缓人的衰老，甚至直接服务于人类，这些并不是画饼充饥，而是眼下可以实现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人工智能技术，至少在现阶段而言，它是一把双刃剑，并不一定只会导致坏的结果。而一旦这些技术与资本进行媾和，成为个别人牟利的手段，并将绝大多数人排斥出去，将他们当成“无用阶级”时，问题才会凸显。比如，《纽约客》杂志提到，人类未来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业中，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和中产白领从事的行业，而处于顶端的人群并不在被取代之列。这样，当人工智能时代的“卢德分子”将口诛笔伐的矛头指向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时候，实际上，今天的媒体和政客也玩弄了同样的伎俩，而事实是极少数阶层将社会和权力资源加以垄断，而绝大多数大众阶层的职业为人工智能所取代，将他们变为“无用阶级”从而陷入赤贫的境地。基于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有效，即面对机器，面对人工智能，问题不在于退回到一个没有机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去享受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田园诗歌般的浪漫生活。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给我们现实生活带来的实际冲击，那么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打破资产阶级对新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绝对垄断；无产阶级应该勇敢地利用这些机器来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即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生活。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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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关于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有利于在平等、解放的环境下创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状况，来满足大众的共同福利？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描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给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已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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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状态的描述是建立在对欧根·杜林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在这段文字中，社会主义不仅仅被看成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是彻底的人类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十分清楚，未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消灭了劳动，而是让劳动成为一种快乐。同样，我们也可以设想，恩格斯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并不在于消灭机器，而是在机器大生产运动中将生产劳动变成人类的解放活动。将这个语境移植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来看，那就是：如果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那么这个社会主义不会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拒绝，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带来人的能力的巨大提升。

不过，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对分配问题的考察。恩格斯继续说道：“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②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阶段，已经不需要“价值”这种形式来分配各种资料，而是按照一种计划来安排，不过这种计划与后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正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计划，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给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信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①哈耶克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计划，反对集中控制，除了他本人对市场竞争调节作用的绝对信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处于集中控制的计划中央的人有着绝对的智能和信息处理能力(哈耶克也不放心处在中枢计划位置上的调节人的道德水平，认为人天生的自利倾向会让公正的调节失效，从而影响中央计划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哈耶克的这个观点明显带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偏见，他崇尚用市场进行调节和分配，反对用计划来行之有效地在各个部分、各个个体之间完成最合适的调节。如果我们将哈耶克的反对意见进一步梳理一下的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哈耶克并不真正彻底地反对计划，而是提出，绝对有效的和拥有绝对智能的中央调节者不存在，没有一个人拥有这样的智能和道德素养，能让他处在中枢位置来真正实现公平合理的计划调节。那么，恩格斯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设想和哈耶克的批评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绝对智能，它拥有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同时兼有绝对公正的立场，来完成中央计划的分配与实施？的确，无论是在恩格斯的时代还是哈耶克的时代，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中央的绝对智能来公正地实施社会主义计划。这样，对于哈耶克的批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退而求其次，在没有绝对智能和绝对公正的中央计划者（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唯一有资格处于这个位置上的主体就是上帝）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市场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平衡和调节。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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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们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实现，随着5G通信技术的市场化，我们是否可以假定一种可能性，即哈耶克所批评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的缺陷，会被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弥补。原来我们的假定是：中央统筹计划被归为某个部门或某个主体，用一种中央科层制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但是这种计划所面临的困境是，根本不存在一个或多个现实的主体能够具有处理如此庞大信息量的能力，在当时的机器和信息技术条件下也不具有这种计算和处理能力。在计算和学习能力得到指数级增长的人工智能面前，我们或许可以期望，有朝一日，如此庞大的信息和数据量，如此复杂的调节和分配运算，可以在人工智能的统筹计划下完成。而且，人工智能也不会具有道德上的问题，即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人工智能拥有自利的意识，从而在资源和生产的调节与分配上为满足个人的私利，而让计划陷于腐败和不公正。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一些公司，如阿里巴巴和京东都先后提出新计划经济的理念的原因。这种新计划经济的理念虽然是一个雏形，但在基础上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苏联的由中央计划实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底气背后或许就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模式的逐步完善。即便在今天，这种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设计的新计划经济仍然停留在一个十分模糊的层次上，但这种未来仍然是可以冀望的。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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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控制论与未来的社会主义

为何说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计划经济是可以冀望的？这并不是今天的互联网商家或者某些狂热的未来学者的突发奇想，而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实际上，从20世纪开始，不断有信息理论的科学家和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试图在技术层面上来解决信息传播和数据处理的瓶颈问题，他们也相信，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改善，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妙的未来社会的模型。

在诸多信息理论科学家中，起到奠基作用的美国数学家罗伯特·维纳(RobertWiener)将香农(Shannon)的信息理论纳入他所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s）之中。简单来说，香农将热力学上的熵（entropy）的概念纳入信息论当中。在香农看来，信息空间与热力学空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熵是物理学家玻尔兹曼提出的概念，熵是热力学上表示混乱度的概念，熵的值越高，意味着热量越高。那么，热力学表明，熵总是从高热量的区域传播到低热量的区域，这就是熵增的原理。香农观察到，在信息学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于是将玻尔兹曼的热力熵改成信息熵，也称作香农熵。1948年，香农在他的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第一次从信息论的角度阐述了信息熵的原理。在这个时期，为了与冯·诺依曼的二进位代码的发明相对应，香农将其转化为一个对数公式，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就是信息熵的值，这个值的单位是比特(bit)。对于香农而言，信息代表着不确定性的减少，也就是熵减，信息熵的减少则代表着确定性的增加，即“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①，而这个定义已经成为当代通信科学中关于信息的最经典的定义。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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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的控制论显然建立在香农的信息定义的基础之上。维纳说：“机器和生命体一样，是一种装置，它看来是局部地和暂时地抗拒着熵增加的总趋势。由于机器有决策能力，所以它能够在一个其总趋势是衰退的世界中在自己的周围创造出一个局部组织化的区域来。”②因此，维纳的控制论是一种自我控制，即机器能够以智能的方式自我做出对信息的反馈与决定，实现对各种复杂的熵的处置，从而趋于稳定性的状态。在后来的《控制论》一书中，维纳再次强调：“整个流程由机器自动完成，因此，必须保证从数据输入到数据输出都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而所有的逻辑判定均由机器自动完成。”①维纳的控制机器的模型，让机器在人类的干预之外，自动地实现对信息的处理和决定成为可能。 \~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②[美]诺伯特·维纳：《人对人有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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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纳多次强调，他并不希望他提出的控制论模型被使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等层面，因为维纳无法判断这种机器是否具有善恶观念，但是仍然有不少尝试者试图从维纳的控制论模型中受到启发，将控制论与社会主义计划联系起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1970年11月，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领袖参与竞选，并成功当选。在1971—1973年间，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总统试图用一种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计划的梦想，该计划旨在建立一种分散型决议支持系统，来帮助参与国民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该计划由四个模块组成：经济模拟器、检查生产表征的常用软件、操作室和远程电报机网络，这些模块都链接到一个电脑主机之上，由电脑主机自动地实现对国家经济的计划和模拟。之所以要实施这个“赛博协同工程”，正是因为阿连德看到了苏联和古巴在中央计划执行上的缓慢和平庸，无法有效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信息和状况，所以阿连德希望通过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设备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阿连德专门从英国邀请了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来协助他实现这个史无前例的规划，“智利为实现社会主义治理的技术性工作与英国精通管理控制论的专家的结合，产生了赛博协同计划，他们带着雄心壮志创造了庞大的计算机体系，实时地使用技术来管理智利的国民经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技术并不太尖端。英国的控制论专家与智利的社会主义的结合非比寻常，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与智利相隔千山万水，而且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非常特别的科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潮流。”①1971年，刚开始实验“赛博协同工程”的阿连德雄心万丈，他认为自己实现了真正的“完美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完全没有人为干预，所有经济上的决策完全取决于那台中央电脑，这样，通过电脑对各种信息的控制与决策，达到了“科学实现的完美经济平衡”，这也意味着智利会在他的领导下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理想只能是理想，仅仅在实施“赛博协同工程”一年之后，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就达到了140%，物价飞涨。1973年，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第十二章 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①[美]诺伯特·维纳：《控制论：关于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传播科学》，陈娟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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