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为了理解数字资本和一般数据的概念，我们需要比较以下三种情况：

（1）产业资本家将一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中，购买了一定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雇佣了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在资本循环中，需要进一步实现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但是由于生产的盲目性，以至于产业资本家不能完全在市场的交换环节中实现其全部的价值。正如《资本论》第三卷分析指出的，“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①。例如，资本家A想办一个工厂，他并不太清楚生产什么更容易销售，在什么地方创办工厂更能实现其价值，另外还有物流、人力成本、配套设施等环境性因素的考虑。此外，最大的限制是资金的限制，也正是由于资金周转上的空缺，必然使得这个资本家不得不依靠金融资本来实现其资本的生产过程。不过，由于生产的盲目性，一旦生产相对过剩，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

(2)如果产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最基础的环节，金融资本就成为控制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奥地利经济学家希法亭分析了作为金融资本代表的银行的地位的变化：“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情况就不同了。这时，银行的兴趣不再局限于企业暂时状况和市场的暂时状况，而毋宁说更关注于企业的长远命运和未来的市场状况。”①希法亭发现，银行从借与贷的中间人，变化为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的新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经历了从不起眼的中间人向掌控全球经济秩序的金融巨鳄的转变。同样，金融资本家B可以将一定的资本贷给产业资本家A，也可以授予A以信用，成为A的信用资本，在金融资本基础上，形成了拉扎拉托所谓的全面性的负债人，“信用一负债关系被永恒地镌刻在信用卡的磁条里”②。不过，金融资本虽然解决了产业资本的资金周转链的问题，但是仍然没有解决盲目性的问题，尤其是在银行和金融机构将投资打包成对应的金融产品销售给普通人之后更是如此；而信用的破产和金融泡沫的破灭仍然是建立在相关信息缺乏的基础之上的，即金融资本不能根据数据信息的定位给出精准的在表面上最合理的投资方向，从而在诸如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上产生了盲目性，最终导致了比产业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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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衍生出全新的资本形态，我们称之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最有效的东西并不是货币，而是数据。对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海量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储存并计算分析的数据库，我们现在称之为“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现在诸如阿里巴巴和谷歌等公司，正在成为数字资本，而不是传统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什么是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即这些掌握了一般数据的公司。为需要进行投资和生产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它们可以详细地分析出产业资本生产什么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利，什么是现在最有需求的东西；数字资本消除了金融投资上的盲目性，它通过相关的数据计算，将最值得投资的行业列举出来，并在互联网上实现比金融资本更为有效的资本配置。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家A和金融资本家B都可以在数字资本家C那里获得利润。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数字资本一定会从简单的咨询和广告服务，上升为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全面的掌控，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完整形态。当然，数字资本也可能会发生危机，我们可以预见到数据泛滥和主体架空之后面对的数据危机，而对这个危机的分析超出了本书的分析范围。

序曲

①[奥]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2—93页。

② Maurizio Lazzarato, Governing by Debt, trans. Joshua David Jordan,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 (e), 2015,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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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数字资本究竟是如何来生产和运作的？以淘宝为例。表面上，淘宝仅仅是一个第三方平台，类似于一个场地，让买家和卖家在这个场地里发生交易。而淘宝起到的作用也类似于实体的卖场，制定交易规则，并起到对交易的第三方的监督作用（支付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但是，一个衍生的效果是，在买卖交易中发生的所有的资金都流向这个第三方平台，以至于这个第三方平台在扩大为一个巨大的网络卖场时，拥有了难以估量的资金流动；此外，所有交易的信息和数据也流向了这个平台，以至于在掌握了巨大的数据之后，形成了可以控制商家的一个锁链，如平台会根据交易信息和用户评价让商家冲钻、冲冠，甚至开辟了一个优质商家的新场地—天猫。在一定时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最重要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卖家和买家。当然，这个平台不是冷酷无情的统治者，它会利用它的信息数据为商家提供相关的大数据服务，比如计算买家购物倾向，并及时提供给商家，以便他们调整其销售策略，甚至直接出现为买家量身定做的服务。同时，在买家购物的同时，会向其推送其他买家购买同类商品时会同时关注的那些商品，为买家提供潜在的引导性服务。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哪个淘宝员工主体行为的结果，而是一般数据通过云计算做出的推送。这个一般数据就是今天的大数据，它形成了一种无形式的、非物质的数据存储形式，它已成为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最为珍贵的东西，它有效地支配着销售和购买、借贷、交通物流乃至教育（如学而思、新东方、沪江、作业帮这样的网络教育机构)、文化等诸多领域。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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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一般数据的生产不再是某个工人或雇员劳动的产品，而是每一个电脑或智能手机的用户每一次搜索、购买、娱乐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以谷歌为例。在谷歌上搜索时，表面上，是搜索用户与所搜索对象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被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中介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上谷歌浏览和搜索的信息，都被谷歌公司作为数据保存下来，并加人其大数据的计算之中。这些计算的产品，被我们称为智能时代的黑技术。除了专门的技术人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所有参与搜索的网民的行为，一并生产了一般数据，但是这个一般数据却被数字资本攫为己有、为己所用，并产生可观的利润。当然，在这样的新资本形式下，一旦截断了数据流，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损失。如2017年6月爆发的顺丰与淘宝旗下的菜鸟联盟之间的冲突，就是互相截断数据流，最后因为数据的断裂让双方损失都很大，所以选择了和解。而在几天之内产生的近亿损失，更多的是由在淘宝、天猫平台上的卖家和买家来承担的，而拥有大量数字资本的顺丰和菜鸟，也因为数字资本选择在一般数据上和解，因为这已经不是主体的情绪化恩怨的问题，而是数字资本所生产的一般数据全方位地支配着今天的市场和生产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在网络中日常行为，变成了一般数据成长的根源，也让这个社会成为斯蒂格勒笔下的自动化社会(automatic society)。这已经不是奈格里、哈特、维尔诺等人所理解的带有主体色彩的一般智力，仿佛主体在非物质生产中占据主动。他们错了！斯蒂格勒说：“自动化和网络化的记忆留存的数字形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而它已经对社会进行了重新组织。”①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以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它正在成为我们时代新的支配性力量，而我们所有的存在的意义，只能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重塑，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更喜欢用微信、Facebook等工具来交流，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微信红包上抢到1块钱会欣喜若狂，但对现实中的十几元钱都不会太在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生存，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甚至货币本身，都被一般数据重新组织和架构了。在我们感觉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恰恰是一般数据的平台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数字化的异化，而不是物化的异化。我们的生命只有附着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才能获得意义，甚至才能被看见。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和一般数据下主体的命运；这不是主体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据，而是主体在更深层次上被异化了。或许，我们可以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改写马克思的那句名言：

序曲

① Bernard Stiegler, Automatic Society, Vol. 1 : The Future of Work, trans. Daniel Ross, Cambridg: Polity, 2016,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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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表现为数据的巨大积聚(accumulation of data)。有生命的物质性的一切都离我们远去，变成了一种数字化（digitalization)。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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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逻辑

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

网络对21世纪的社会或者人类群体来说并不是特有的，网络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基本生活方式。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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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数据：数字资本的本体论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已经对周遭的一切变化变得漠然，我们不会惊诧于一个在路边卖烤红薯的小贩会摆上一个二维码，供客人付款时扫码；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在大街小巷里骑着电动车穿梭，将各种货物和外卖送到每一个人手中；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平常喧闹的菜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越来越少，更多时候是主顾们前来取走他们预定的土鸡蛋、有机蔬菜或者新鲜的河鱼。而这一切的转变，仅仅发生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我们回想一下，不用回溯太远，六七年前，一个手上没有带任何现金和银行卡的人，几乎是举步维艰。然而，在今天，世界各地来中国的外国人都相继体会到了这种便捷支付方式的实惠，除此之外，还有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顺丰、圆通、韵达等快递业，优酷、爱奇艺等网络视频平台，大众点评网、美团、携程、艺龙开辟的美食、酒店、出行、旅游的平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今天，人们只需在智能手机上安装若干App，就足以满足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对于这种变化，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明确一些，这些东西改变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外表，还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显然，我们已经不能用修修补补的改良来形容这次巨大的变化，可以肯定，这次翻天覆地但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变化首先是本体论上的变化。

我并不是未来主义者，也不需要在这里刻意营造一个未来数字化前景的神话，将自己装扮成一位先知，来预言一个石破天惊的未来世界。20世纪80年代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世纪之交的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都是未来学的典范，他们以神话式的宏大话语预言了当时的新技术会造成的颠覆性变化；在他们的预言中，人类会在新技术的裹挟下获得更大的自由、更丰富的物质享受、更便利和谐的生存环境。对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预测，也早在克林顿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也谈到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认为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知识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知识和信息将成为决定在全球化环境中成败的关键；他们指出，未来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实体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那么，人们一定会问，今天的数字时代或数字资本主义究竟与20世纪末诞生的信息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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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将数字资本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信息或数据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数字资本主义和知识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为了理解这个根本性的区别，我们需要回溯到资本主义诞生的初期，理解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所带来的变化。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有商品交换或者有货币，就一定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商品的等价交换或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已经出现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区分了开来？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给出了他的理解：“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人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和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①对于斯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偶然性的商品交换，也不是个别性的货币使用，而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一个生产和交换中被融合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用一个很通俗的隐喻来说，即“看不见的手”。当代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指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视为一种秩序的建立”。①实际上，对于斯密来说，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架构起一种以相等的劳动量来衡量的生产和交换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这个体系反过来贯穿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让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必须在这个体系中进行衡量，这一步才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跨越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伟大的进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②马克思解释得更为明确，即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不是一个自然秩序，而是一种抽象秩序，这种抽象秩序是在一种抽象的量上建立起来的；这个量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劳动一般，而在现实中，这种劳动一般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为货币，而货币绝对不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一般等价物，它是早期产业资本主义的抽象观念的凝结，即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通过货币这个具体的抽象在现实中的实现。由于有了劳动一般和作为具体抽象的货币，资本主义的秩序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尽管这里面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征服，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到的，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③。

第一章 三重逻辑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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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架构了全世界的秩序，让所有的民族，甚至最偏远的地区和民族都不得不从属于这个秩序法则。这样，零星的、分散的生产和交换被凝结为一个世界体系，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纯粹由这种秩序所支配的“世界市场”。这个秩序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是在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形成的并逐渐起到支配性作用的秩序，一旦它成型，会毫不犹豫地将全世界范围的各个民族、各种人口以强制或暴力的方式纳入这个体系中来，并形成以这种体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Giorgio Agamben, The Kingdon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trans. Lorenzo Chies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84.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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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否在今天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我们是否面对着一个全新秩序的确立，并强制性地将人们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呢？我们可以先从现象谈起。例如，在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小型加工厂，能否仍然以分散的形态继续生存？我们知道，在数字时代之前，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产业资本的一个弊病就是生产盲目性，它并不能准确预测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是生产不足还是生产相对过剩。然而，亚马逊等电子商务网站的交易数据流似乎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通过每一个用户（包括卖家和买家）的交易行为发生的数据进行大数据统计，而这些统计的数据直接形成了一种导向，如今年服装流行什么款式、什么样的色彩今年最流行等，通过对交易行为的数据进行处理，这些生产出来的新的数据会直接引导生产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亚马逊等交易平台，不仅仅是为买家或卖家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而是架构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事实上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卖家而言，一旦远离了这种秩序，势必意味着被市场淘汰，而为了在数字时代能够生存，原先相对独立的生产厂商实际上已经依附于这些大平台，成为它们实质上的附庸。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业务和微信的微信支付业务推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原先，这种分散的买家或卖家的高度聚集仅仅发生在阿里巴巴等自己所开设的平台，但是新的在线支付架构秩序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它们自身的平台，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力量。我们看到，在地下人行通道里卖袜子和小商品的老太太摆出支付二维码也许并不是自愿的，因为一旦没有这个二维码（拥有这个二维码意味着加入在线支付系统构筑的秩序之中)，过客可能随时会以没有现金为由而拒绝购买，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无法卖出自已的商品。在这个意义上，从路边摊贩到大卖场，事实上他们更多时候是不得已而加入这个秩序的，因为这种新秩序已经生产出让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的架构。而这种架构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全方位扩张，从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扩展到偏远的农村，从中国大陆延伸到周边国家或地区，即使那些之前不怎么使用网络的用户，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加入这个潮流当中。新秩序显然已经将它的力量扩展到当今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中，或许我们可以改写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

第一章 三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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