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概念。当然，我们不能继续再用劳动一般或商品的价值量等这样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说法来面对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哈特、奈格里、拉扎拉托、维尔诺等这些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选用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概念，作为形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核心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马克思的原话是：“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①这种一般智力，在意大利自治主义那里，是一个额外的衍生物，是在工人的非物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并成为一种赘余的力量。维尔诺指出：“一般智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资源（或者超个体的资源），它将那些不定性的薪资劳动还原为一种额外的剩余物。”②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十分正确地看到，同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描述过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体制一样，一般智力的确成了一种被额外生产出来的剩余力量，同时，反过来，这种剩余力量凌驾于个体之上，成为统治性的力量。但是，奈格里和维尔诺等人错误地将这种力量视为主观性的力量，并认为作为可变资本的一般智力正在取代不变资本，让资本的生产成为可以被无产阶级控制的过程，从而为未来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② Paolo Virno, When the Word Becomes Flesh : Language and Human Naiure, trans. Giuseppina Mecchia,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 (e), 2015,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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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的预测太过乐观。因为尽管这种由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般智力不具有物质的外表，但是它们也绝对不能等于纯粹主观。相反，我们在数据流和云计算中看到的是，主体在这些数据面前不是变得更强大了，而是变得更容易为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品所支配。当代思辨实在论的代表之一格拉厄姆·哈曼(GrahamHarman)用对象（object)取代了物质（matter）概念，而这种以对象为中心的本体论，也被哈曼称为OOO(object-orientedontology)体系。哈曼说：“一种真正的对象理论需要关注的是各个对象之间的关联，而这些对象根本不涉及任何人。”①也就是说，非物质性对象的关联体系仍然是外在于主体的系统，它不可能成为最终取代不变资本的革命性力量，换句话说，在哈曼那里，OOO体系就是不变资本。

这样，我们需要确立的概念必须代表一种符合数字资本时代的新特性，而这种新特征恰恰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即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数据（general data)。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的基础上架构出来的总体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时代的所有要素，包括所有的个体、所有的物，都无一例外地为这个一般数据所中介；只有在一般数据的坐标系上，所有的对象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义。于是，我们对数字资本的分析，很自然地从本体论走向了存在论。

第一章 三重逻辑

① Graham Harman, Im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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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体：数字资本的存在论

对于数字资本的存在论，我们可以从一个问题开始。试想一下，对于今天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个体来说，假设他今天出门一天，却不幸将手机忘在家里，在随后的一天中会发生什么？或许，当他在等公交或坐在地铁上的时候，看到其他人都在默默地看着自己手里的手机，他顿时会产生一种与世界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意味着，作为此在的他，在那一瞬间，被世界隔离了。而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一旦与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设备的形式相隔离（如忘记带手机出门的情况)，会自然地产生一种焦虑感。当然，这种焦虑感并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而是数字时代的人所特有的症候：离开手机或智能设备，即与世界疏离。于是，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忘记带手机出门的人，一旦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手机，打开里面的微信或其他App，看看究竟别人给自己留了什么言；在那一瞬间，焦虑感消失了，他们从一个被疏离的空间中，通过手中的手机，重返世界，世界在他们面前重新展开，一切重新回复到了正常状态。

尽管上面的例子只是虚构的场景，但不可否认，这样的情形，或许有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周围。即是说，这种感觉会被今天的很多人感同身受。不过，我们如果将时间背景换一换，如在十年前，事情仍然是这样吗？对于十年前的人们来说，手机肯定也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日常用品之一，摩托罗拉、诺基亚等手机是主要机型，但那个时代的手机更多承担的是电话和短信功能，偶尔带有照相功能，即便没有带手机出门，也不会产生像今天这样的焦虑感。那么，今天的焦虑感究竟从何而来？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命题，“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经常遭到误读，因为politics这个概念，实际上来自古希腊的城邦（polis)。城邦区别于带有血缘关系的家（oikia)，这样，在古希腊背景下，政治或城邦代表着一种非血缘性的、公民性的结群。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意味着，在古代背景下，人不可能依赖于个体来生存。所以，古代城邦最重的惩罚就是流放(古希腊语的öoτpαkov，拉丁语的exilium)，即将政治的人的存在(bios）还原为最赤裸的生命状态（zoē)。在后世的阿甘本那里，这种zoē的生命状态被解释为“在城邦中生命被纳入性地排斥”①。这样，亚里士多德和阿甘本所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尽管赤裸生命（zoē)不至于让个体无法生存，但是一种良善的生活是政治性的，即bios的生活。而这种bios的生活需要在城邦中的人际关系中架构，也就是说，人必须被城邦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或政治关系，或生产关系等）中介，才能获得有品质的生活。这才是亚里士多德谈“人是政治的动物”的本意所在。在马克思那里，亚里士多德的命题被转化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表达：“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拥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人的存在，尤其是一种良善的存在，需要一种共同体、一种社会关系来中介。人的纯粹生命存在(zoē)虽然不可或缺，但它仅仅构成了我们最基础的生命存在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未来的解放运动，绝不是个体性的解放，也不纯粹是满足人类的最基础的生理上的需求，否则，就会堕落为阿甘本意义上的作为奴隶的“身体之用”(use of body)，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至少在今天，我们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生命事实的存在，而更需要被社会关系所中介的政治性存在的价值，即bios意义上的存在。如果没有bios，则必然会有一种被流放的孤独感，正如巴塔耶谈到的那种被流放的孤独：“我在自己身上开了一家戏院，这里上演的是虚假的睡眠，没有对象的演技，让我冒汗的羞耻，没有希望，死亡，吹灭的蜡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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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重逻辑

①[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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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的存在不能远离社会关系的建构，远离将我们架构为人的那个中介。一旦离开这个中介，即我们作为人的bios，我们就只有焦虑和孤独，甚至是恐惧。在孤寂无眠的夜空中，一切都被悬搁了，一切都转化为列维纳斯那空洞的ilya。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今天我们一旦远离了智能手机，我们的焦虑感究竟从何而来。首先，随着智能手机和数字化交往的日渐深入，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各种App和智能手机本身在为我们创造了新的交往的同时，也把我们实体性世界的交往边缘化了。我们通过微信、QQ、微博、陌陌等软件实现的交往，让我们认识了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物，新的朋友，甚至海外的友人，但是，我们周边的交往越来越被淡化。很多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连班级上的同学都认不全。现在的钢筋混凝土丛林，让每一个人在空间上如此邻近，心灵上却如此疏远。我们可以理解，一对夫妻明明就在一个房间里，还需要打开微信，发给对方一个表情，然后互相莞尔一笑。这一切现象说明，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里，虽然实体性身体交往并没有消失，但是被边缘化了。相反，越来越多人重视的是在数字界面里创造的身体所营造的交往形态，随着智能设备的App的广泛应用，这个交往形式会越来越普及，并形成让人越来越欲罢不能的数字化网络；参与其中的人，在存在中不可避免地为其所中介，将自己变成一种数字化的产物，参与到交往行为中。而那些不能依赖于智能设备和数字化界面来实现交往的人（如同没有带手机出门的白领)，瞬间会感到被边缘化。在地铁上，忘记带手机的人和那些各自看着自己手机界面傻傻发笑的人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多一个设备还是少一个设备，因为智能手机代表着一个存在的界面，拥有这种设备，意味着被这种界面所包含，反之，则被排斥。没有带手机出门的人的孤独感和焦虑感正来源于此，他们丧失了与当今世界联系的最基本的手段，他们感到被隔离在世界之外，成为数字时代一个赤裸的生命，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乔治·巴塔耶：《不可能性》，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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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需要引人思考数字资本的第二个概念—虚体。什么是虚体？我们假定，数字时代的交往依赖于一个数字界面，但是这个数字界面不是某个神灵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网络，而这种网络依赖于各个节点。对于构成数字化界面的节点，我们可以界定其为虚体(virtual body)。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其著作中将自己的理论界定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ant-networktheory，ANT)。拉图尔的解释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就是由大范围的各种流入和流出的行动元的行动所创造出来的。”①在ANT中，核心的要素是行动元（actant)；这是一种无中心的块茎式的网络构成，各个大小行动元构成了ANT，行动元与ANT是不可分离的，行动元只有在ANT中才能具有意义。

拉图尔的ANT理论更多是从社会构成角度来谈的，我们需要一种存在论的角度来切入数字界面中的存在事实，而在这里，构成数字界面的最基本的单元就是虚体。虚体是数字网络中的一个活性的点，它能够主动地产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虚体区别于对象(object)。这样，数字网络实际上是在无数的虚体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那么，我们需要对虚体概念做出如下几个说明：

(1）虚体是数字化网络最基本的存在单元。在数字化网络中，只能通过虚体参与到数字化的交往当中。实体（即真实世界的个体）并不直接是数字化界面上的行动元，尽管他们可以操作数字化的虚体，但是，他们唯有将他们自己变成一个虚体（如注册一个账号、拥有一个用户名）才能在数字化界面上进行交往。而对应于这个虚体的，是一切被塑造出来的数据，这个虚体并不是肉体，而纯粹是被数据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说，在某些相亲网站上，虚体身份对应于身高、长相、收入、家庭状况等一系列数据，其他虚体实际上搜索的是这些数据构成的虚体对象。比如一位男士，键入自己的要求（学历、户籍、年龄等数据要求)，弹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数据构成的虚体，而这种虚体与虚体构成的关系，恰恰是由于数据关系匹配对应出来的关系。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物化作为人的异化形式的理论在今天必须加以拓展，我们今天的异化形式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化，而是数字化。数字化异化代表着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交往关系层面必须依赖于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存在。

第一章 三重逻辑

①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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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体与实体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尽管有人会质疑，虚体必须通过背后一个实体的操作来实现，从而认定虚体的存在一定依赖于某个现实中的个体。这个说法实际上忽略了：在今天的数字化背景下，可能存在一个个体拥有多个不同性格、不同角色的虚体存在，或者多个个体共同使用一个角色参与到数字化网络交往之中的情况。但更重要的事实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运行一些智能软件来模仿人类的对话和行为模式，作为虚体参与到网络交往之中已成为可能。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曾有人戏谑：在互联网上跟你对话的可能是一只狗。今天这句话一语成谶。因为在很多交往领域，正是这种智能程序的机器人作为虚体参与到与人交往的平台上，在QQ、微信、微博、淘宝，甚至更高段的围棋网站（曾挑战诸多围棋高手的master用户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风靡一时的王者荣耀游戏，以及微信推出的简单的小游戏，如跳一跳和头脑王者中，都有这种智能软件作为虚体而存在的情况。虚体概念最核心的事实是，它实际上打破了原先的人与非人的界限：自然人个体可以成为虚体，而非人的程序也可以作为虚体参与到数字化界面的交往中。

(3)虚体的核心是数据化，即作为一般数据而存在。虚体并不是自然个体那种生命体，而是一串数字或者被运算出来的结果。虚体的存在本质就是数据，那么，虚体与虚体之间的交往，毋宁说是一种数据交换关系，这种数据交换本身又生产出新的数据。这样，无论是作为网络行动元的虚体，还是哈曼所说的数字对象，其背后的本质都是一般数据。一般数据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事实，成为最一般性的量。如果说货币构成了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通货，那么，一般数据则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下最普遍性的价值。所有的虚体都是一个数据包，而这个数据包是在一个参照系下被视为有价值的。而最新的概念，如比特币、区块链，也正是参照了一定的算法和参照系而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数据的。这样，对数字时代的存在论进行探讨，必然将我们引向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最基本的奥秘—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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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资本：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也需要一个回溯性的考察。首先，在《资本论》的“货币章”中，马克思谈到了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兴起。相对于原始的物物交换原则，实际上货币并非是绝对必要的，不过在物物交换中产生了一般价值形式，这种一般价值形式是物与物之间等价交换的前提条件。因此，马克思指出：“可见，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①这样，由于货币成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抽象的反映，商品交换中体现着的也是这种等价的物物交换关系。在货币所架构的物与物的等价交换关系中，实际上再现的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交换关系不足以让货币成为资本。也就是说，货币的出现，也不足以让一个商品社会直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赫斯分道扬镳的地方：赫斯坚持认为货币是万恶的源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运作方式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实际上并不发生在交换领域，而是发生在生产领域。于是马克思进一步说道：

第一章 三重逻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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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

这段文字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表明，资本主义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货币这种抽象化的表现形式，不是货币无情地将所有一切具体的差别都还原为货币的量的差别，而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也不是回到一个物物交换的前现代社会，甚至像鲍德里亚那样，返回到夸富宴式的象征交换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肯定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尽管在这个标准化的时代，一切都需要被转化为具体量，其过程冷酷无情，但是我们革命的目标不是摧毁货币及其架构的世界体系。相反，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体系之下，真正起到不平等作用的是资本。也就是当工人贱卖自己的劳动力，并让资本家将他们的剩余价值攫为已有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成为资本主义。马克思说，并不是货币一出现，我们就进人到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一出现”，才标志着“社会生产工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的不平等地占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反讽地写道：“原来的货币占有者资本家，昂首前进，劳动力的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①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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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及其不平等占有的批判，对今天我们思考数字资本主义也是非常有启示的。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今天来架构我们在数字化界面中的社会交往关系的，不纯粹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而是一般数据。一般数据的确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界面，让今天绝大多数的交换和社会关系，都被它所中介，被它所赋值、所架构。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发生不平等。马克思在对货币进行分析时，亦是如此，即货币的架构虽然带有强制性的痕迹，但是这种架构并不是历史的倒退，不是退回到蛮荒化的状态，相反，货币成为抽象的一般等价物，实际上代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样，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一般数据，各种智能手机上的App，我们的数据化的虚体，被数据交换链接起来的新型的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时代的倒退，而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我们并不需要像古典的浪漫主义一样，去缅怀一个前数字化社会，将手机和电脑全部隔绝，返回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田园诗歌式的生活中。这种浪漫主义在数字化时代的翻版，以乡愁和忧郁的方式抵抗着数字化的钢铁履甲，而这一切无异于螳臂当车。

第一章 三重逻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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