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数字时代共产主义研究指向的是：这些一般数据和数字化的交换平台被少数几家公司所垄断，并从中榨取巨额的剩余价值，但这些由所有用户生产出来的数据，是否应该合法地被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无偿占有？摧毁这种占有，才是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因为对于这些一般数据，虽然这些大公司在云计算和数据处理上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这些代价不足以成为他们整体占据这些数据的合法理由。面对一般数据，以及由大量数据聚集构成的数字平台这一新生事物，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方向是共享。因为，在根本上，一般数据是共同生产出来的产物，在这个共同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生产者（用户）实际上很难分出彼此；与其将其分割，不如令其共享。数字时代的革命口号，不再仅仅是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包含了对数据绝对的和透明的共享。这种共享势必让我们走向一个新时代，让私人数据垄断逐渐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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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关系深深地根植于社会关系中，它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人们梦想彻底将其根除，并彻底将其取代。在社会中生存，无论如何，都是以下这样一种生存：某些人的行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行为。没有权力关系的社会只能是一种抽象。

——米歇尔·福柯：《主体与权力》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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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上映的沃卓斯基兄弟导演的《黑客帝国》系列似乎成为一个魔咒。影片描述了一种被命名为“母体”（matrix）的数字化网络成为凌驾于每一个人之上的无形的力量，所有认为自己拥有自由和理性的人，身体背后都有一个通向“母体”的管道；“母体”是潜伏的，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中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又的确控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直接制定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则和认知。这是一个比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更深刻的权力形象，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甚至不再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这样的凝视性结构，而是成为完全无形的数字化控制方式。如果在2000年前后，我们还能将电影中的“母体”形象看成是科幻式的隐喻，那么，今天这种隐喻正在逐渐变成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各种终端进行网络购物、刷朋友圈、网上约车、购票的同时，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的行为和意识已经在其中受到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引导，而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如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头号玩家》和斯蒂芬·苏思科导演的《解除好友2：暗网》都在以全新的方式向我们讲述在我们日常生活背后的看不见的权力。于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继续推进，我们在享受着日常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种新型资本即数字资本的崛起，而数字资本的根源在于数字变得具有权力，而资本掌控了这种新权力，即数字权力。

一、数字权力的崛起

当我们打开电脑上的亚马逊页面或者在手机上打开亚马逊App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本书之后，屏幕的下端会继续推送其他书籍。比如，当我购买福柯的《什么是批判?》的时候，页面下方会出现刚刚出版的福柯的其他书籍，如《主体性与真相》或《双性人巴尔班》。在这个时候，我们甚至没有丝毫的迟疑，就将另外这两本书也放入购物车中，并为之下单付款。同样，如果在淘宝或京东这样的网站上，我购买了一个最新版的台式电脑，并为之配置了一个高端显卡，在付款之前，我会看到网页下端的推送中出现了最新的光电键盘、专业级的混响音箱和最新的人体工程学鼠标的身影。与互联网早期那种漫无目的的浮窗广告不同的是，这些推送和链接不再是盲目的，而是带有很精准的用户定位。在我购买福柯的书籍的时候，其他福柯的书籍以及与福柯研究有关的书籍会十分准确地从页面中跳出来，而且我们在扫一眼之后立刻就会下单。我们对这种推送，不会像对待之前的网页广告和浮窗广告那样感到厌烦，甚至直接在浏览器里屏蔽掉这些广告，相反，今天的网络购物反而促使我们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在购买了真正所需要的商品后，会主动地下拉菜单，看看下面的推送中还有什么是自己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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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样的经验对于那些有着丰富的智能购物经验的用户来说，已经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常态。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亚马逊或京东、淘宝能如此准确地推送出我们可能感兴趣并下单购买的商品，这仅仅是因为远在大洋彼岸的贝佐斯或者马云、刘强东等人有着超常的智慧吗？还是他们偷窥了我们心中的秘密，将我们欲望的对象以现实化的商品的样态直接推送给我们？显然，我们已经无法在传统的消费心理学或商业销售策略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对我们的消费行为作出十分精准的判断，并将这种判断变成实际的购买行为，从而达到让网络商家和厂商与消费者共赢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需要摒弃传统的关于孤立个体的研究范式，即将个体的消费行为视为一种偶然性的消费活动，并认为这种消费活动是由一个理性个体的模型来主导的。与之相反，个体的消费行为从来不是个体性的，在表面的偶然性和零散性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社会支配框架，促动着每一个参与消费活动的个体的行为。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就看到了这种消费行为背后的社会本质：“消费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混乱的领域……它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的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①鲍德里亚的确看到了位于每一个消费主体背后的看不见的因素的支配，这种因素被他称作“价值体系”(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进一步称之为“符号价值体系”)，而每个个体就处在这个“价值体系”的掌控之下，于是，在鲍德里亚那里，消费社会就成为被掌控的个体消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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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的缺陷也由此暴露出来。他首先将这种被控制的消费视为外在于个体的消费行为的存在，并虚构出一种绝对凌驾于每一个个体之上的“价值体系”。然而，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问题变得越来越昭然若揭。也就是说，在背后支配着我们的市场行为的因素，其实并不是什么玄妙的“价值体系”，而是一种数据结构。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参与消费时，都会留下一定的消费的痕迹（trace)，这个痕迹相对于每一个体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某种程序将这些散落的痕迹收集起来，就会具有非常可观的价值。举例来说，当我们在图书馆借书时，往往不止借一本书，在我们所借的书籍之间，并非纯粹偶然的关系，而是具有某种关联。在我接触一本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时候，可能也会借一本《曹操传》。如果仅仅就一个读者借书来说，这个关联是非常微弱的，而且充满着偶然性，如一个读者完全可以在借《三国演义》的同时，借一本《烹饪技巧》。但是，如果几百个读者在借《三国演义》的同时，也会借《曹操传》，这个关联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在痕迹的数据收集中，《三国演义》和《曹操传》之间就会建立起强关联，那么下次读者再来借《三国演义》的时候，由于图书馆借阅系统的这种强关联函数的存在，《曹操传》就会以关联书籍的状态被推荐给希望借《三国演义》的读者。与之类似，在去年的Facebook的泄密事件中，人们发现，一些大数据公司对于我们这些行为的关切几乎是无孔不入。例如，“大数据公司表示，他们只需要根据Facebook上的用户5个点赞信息，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该用户的政治倾向，如果该用户有发言，或者有更多的互动行为，则能为分析公司提供更丰富的材料，可以帮助分析公司判断，发送何种推送可以对该用户产生影响，来动摇或巩固他的某一政治立场，来控制他相应的政治情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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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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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理解，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平台上的十分精准的数据是从何而来的。与其说，这种结构是一种绝对先于我们存在的价值架构，如同鲍德里亚的“价值体系”一样，不如说，这是一种在所有个体看来无关紧要的数据痕迹的结果。这些痕迹在我们的消费行为、网络阅读行为、点赞行为之后被个体所遗忘，但是这些行为却在互联网世界中留下了痕迹，一种被数据化的痕迹。这些痕迹被大数据的算法关联起来，并以一种非人的样态重新在网络世界中登场，成为看似超越于我们之上的数据化的智能。简言之，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一本福柯的书籍之后，立刻在下面的推送中发现其他最新的福柯作品，并不纯粹是因为它们都是福柯作品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这次购买行为之前，在网络中已经存在成千上万条数字痕迹，这海量的痕迹将这两个商品从数据上关联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对象物的关联网络，这是一个物体系(system of objects)—个在我们的行为痕迹下成为数据化关联的物体系。鲍德里亚曾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品之中并通过物品自我“完成’和自我“消解’，而物品成为人和人的关系必要的中介者，而且很快地，又成为它的代替符号，它的不在场的无罪证明。”①不过，今天的物体系不再是鲍德里亚的功能性或符号性的关联，而是我们留下的网络行为痕迹中的数据关联。这种关联更像是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谈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每一个行动者（actant)，无论这种行动者是具体的人还是物，它们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行动者网络。拉图尔的说法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仅仅是认为，一旦我们习惯了不同的参照框架的诸多变化，就可以很好理解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各个参照框架之间的相对性的关联，要比通常意义上认为的绝对（也就是说，专断的）环境更能提供客观性判断。”②如果我们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移植到今天的数据痕迹网络中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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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江：《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载《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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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天所有参与互联网和数字空间的行动者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行动者网络，这个网络不是超越于所有行动者之上的超然的“价值体系”，而是一种行动数据所形成的相对性的关联结果。

(2)这个行动者网络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即它的权力的体现并不在于强制性的规训，相反，行动者本身就是这种行动者网络生产的原因和结果；每一个行动者在生产自己的行为的同时，也受到了其他行动者建立起来的关联的制约，也就是说，一旦关联在网络空间中被建构起来，便会成为约束和影响我们行为选择的力量，即数字权力。

(3）这种数字的行动者网络尽管是每一个参与者的行为的结果，但是它所形成的关联却不是微观的，而是一种海量级别的宏大网络；这种网络对于我们具有支配性的作用，而且我们这些网络主体也实际上会成为这种宏大网络的产品。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我们在进行网上购物、阅读点赞甚至看影视、玩游戏的时候，从事了一种特殊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生产了宏大的数字网络，但这个宏大的数字网络反过来又作用于我们自身，让我们成为它的产品。于是，在数字权力空间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数字产消者（digitalpro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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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4页。

②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r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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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正在目睹一种新型权力—数字权力—的诞生。这种权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产品，但它又反过来吞噬着每一个生产着它的数字产消者。一个庞大的数字网络的链条将我们每一个人以及对应的物都关联起来，对数字权力的进一步考察，需要我们走出微观领域，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数字权力的作用。

二、数字资本的权力

这种由我们的网络行为痕迹所形成的庞大数据网络，其功能不仅仅是在我们购物时给我们发一个相关联的推送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来审视数字权力的崛起。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甚至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集团都是产业集团，如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公司、美国的卡耐基钢铁公司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和谢菲尔德的钢铁工厂，这些工厂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大量分析的对象。纺织业和钢铁业的发展，不仅给英国带来了繁荣，让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火车头，而且缔造了一批工业巨头，并让他们融入英国的上流社会，让他们具有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霍布斯鲍姆曾评论说：“格林家族已经从海顿花园的晒盐生意上升到一个贵族地位。巴林家族已由西南部的制衣行业拓展为行将公认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巨头。这些家族的社会上升势头与其经济实力扩张同步进行，贵族身份已经获得或即将到手。”①霍布斯鲍姆为我们描述的状况是：大的产业集团，尤其是纺织业和钢铁制造业，不仅仅在宏观上推动了整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上升，而且这些大的工厂主和产业资本家在攫取了大量的产业利润的同时，也谋得了政治上的地位，他们已经与贵族地位相当，并在一些郡取得了议会席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18—19世纪起，政治权力不再是封建贵族的特权，新兴的产业资本家已经步入政治发展的决策层，并拥有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

第三章 数字权力

①[英]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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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尽管产业资本家仍然在政治场域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如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产业，但是，另一种力量正在逐步地取代产业资本家的地位。1959年，之前为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起辅助性的融资作用的金融公司摩根公司与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了著名的美国摩根银行。摩根银行的成立，代表着摩根公司不再充当替大公司提供融资业务的金融部门，而是成为其权力贯穿于各个实业公司的金融寡头。除此之外，摩根银行的20多名员工不满足于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等业务，而将银行的目标改变为投资，即他们希望成立一个特殊性的投资性银行，即摩根士丹利。银行业从普通的商业融资变成了投资性银行，这决定了金融业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开始接手原来由产业资本所掌握的权力。大型金融资本，如摩根银行、摩根士丹利、大通金融集团、日本三井住友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成为这个时代的引领者。金融资本从而取代产业资本，成为最重要的权力。

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相同的场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金融集团开始萎缩，甚至破产。尽管2000年由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银行和摩根银行合并成立的摩根大通集团仍然在世界经济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企业排行榜中已经多出了很多既非产业集团亦非金融集团的名字。今天，我们已经对以下这些名字如数家珍，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和库克、Facebook的扎克伯格、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等。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时代的来临：一群从事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资本家，正在取代传统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地位，他们正在打造一个属于数字时代的帝国。但是，问题在于，今天苹果、微软、Facebook等公司的地位上升，是否意味着发生了与之前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权力关系翻转一样的过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来实现这个翻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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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些新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它们销售的软件和硬件，比如微软就是卖Windows和Office这样的软件的公司，而苹果就是卖手机和电脑的公司。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很难将贝佐斯纳人这个范畴，因为贝佐斯的亚马逊无非是提供了一个在网络销售商品的平台。那么，在这个权力翻转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还是回到之前的命题，我们在网络中的行为构成另一个行为者网络，即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我们知道，这个数据网络可以通过我们的点赞、购物、观看视频、玩游戏、发帖子来建立各种数据之间的关联，并在算法上体现为一系列的关联函数。这些关联函数一旦确立，就可以对特定对象进行分析，如该对象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偏保守还是偏激进，经常去哪些场所，喜欢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等等。根据这些分析出来的信息，像苹果、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大数据平台就可以对症下药，十分精确地向该对象发送特定信息。不过，对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逆过来看，即生成的大数据网络，不仅可以作用于消费端，也可以作用于生产端，不仅可以分析具体对象，也可以做群组分析，将对象的消费行为按照年龄段、性别、地域、文化层次进行分类，然后分析不同群组的消费和行为倾向。譬如，经过对购物中的交易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判定A城市今年夏天20岁左右的女孩子大致喜欢什么款式的衣服、大概需要多少件，这样的数据对于服装生产商就直接具备引导性作用。此前，个别的生产部门是盲目的。马克思曾说道：“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①马克思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与社会上的实际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的盲目，要么造成生产不足，要么生产过剩，尤其是后者会直接影响到产业资本家的资本周转。但是，如果拥有了由各种行为者构成的大数据网络之后，产业生产的盲目性就得到了克服，即由于对特定群组进行有效的分析，使得过剩的生产不再大规模发生，可以尽快地实现产业资本的资本周转，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况且，大数据网络的存在，让产业资本具有了更大的生产灵活性，一些生产厂商完全可以按照这些特定的数据的指示进行生产，这样，大数据便驾驭了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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