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金融部门的情况，亦是如此。在前数字时代里，金融融资和投资实际上也缺少必要的信息和数据分析，金融投资的走向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由于大数据网络提供的数据分析，可以有效地将金融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而在资金配置上，也能让金融资源得到最优化最合理的应用，即通过数据提供的导向，一方面可以让最需要得到发展的部门获得融资，从而得到发展上的优先权，另一方面让投资的基金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让资金流向最容易获利的部门。所以，在大数据背景下，金融投资获得了双赢，既可以让资金尽可能地流向最需要的产业部分，也可以实现资金的利润最大化。而这种双赢局面的前提，必须有金融市场的“眼睛”，即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作为支撑。

这样，我们实际上看到了第三种资本——数字资本—的出现。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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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实际上就是由所有互联网的参与者的行为痕迹数据组成的行动者网络，但是这种网络一经形成，就仿佛具有了一种独立于各个行动者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可以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直接作用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就是说，大数据网络一旦转型为可以被占有和使用的权力，它就成为一种新的数字资本，这种数字资本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实际上，我们如今看到的在世界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所占据的就是这种新型的数字资本，而数字资本的力量正在于对数字权力的占有与使用。正如齐泽克指出的：“比尔·盖茨拥有财富并不是因为微软比其他竞争者的软件卖得更便宜，也不是因为他对他所雇佣的智力劳动工人进行了更惨无人道的剥削。倘若如此，微软早该破产了……为什么上亿的人们仍然选择购买微软？因为微软建立了一个伪-普遍性的标准，并垄断了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就是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的直接体现。”①齐泽克是对的，扎克伯格、贝佐斯、马斯克等人和比尔·盖茨一样，他们垄断了一个领域，即由每一个参与数字网络的行动者创造出来的普遍智能的领域，并依靠这个网络来牟取暴利，相反，如果任何其他人想利用他们所占有的数据资源，就必须向他们支付巨额的租金。而这个被数字公司垄断的数字权力，实际上已经凌驾于所有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因为他们不过是这个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地盘上的租赁户而已。在此，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转：数字资本的权力直接翻转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力量，成为具有最闪亮光环的权力。正是拥有了这种熠熠生辉的新的权力，扎克伯格、贝佐斯、马斯克等人才能登上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巅峰。

第三章 数字权力

① Slovaj Žiž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n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Polity, 2019,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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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与新社会存在本体论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具体结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数字资本，而数字资本魔法的奥妙并不神秘，就在于私有化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占有了庞大的大数据体系的一部分，让这个大数据体系成为它们牟取巨额利润的利器。借助占据的这些数据，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可以引导产业部门的生产，也可以引导金融资金的流向，其锋芒所指之处，就能化腐朽为神奇。相反，如果对大数据网络持拒绝态度，也即意味着被新的时代所抛弃，而不愿意加入大数据网络之中、不愿意向这些互联网公司交纳租金的企业都将面临风雨飘摇的风险。正如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所说：“未来，数字社会中的信息猎人将带着谷歌眼镜上路。这种数据处理的眼镜代替了旧石器时代猎人们的矛、弓和箭。它将人眼直接与互联网联通。佩戴者仿佛能洞穿一切。它将引领着全信息时代的到来。”①当然，韩炳哲的“谷歌眼镜”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因为大数据的分析将一切以全景敞视（panoptical）的方式暴露在我们眼前，这实际上就是边沁设计全景敞视监狱时所怀揣的理想，让守卫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所有被规训的囚徒。

所以，韩炳哲对于数字时代的全景敞视主义保持了更为悲观的态度。在他的《精神政治学》一书中，他带着十分苍白的论调写道：

大数据的确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监控。“我们保证您可以360度全方位了解顾客”是美国大数据公司Acxiom的宣传口号。数字化的全景监狱实际上让人能够360度全方位监视其中的每个人。边沁的全景监狱与视觉角度有关，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死角，囚犯在这个死角内可以悄悄地随心所欲，而不被发现。因此，非视角性的数字化监控才是最有效的。它不受视角的局限，而视角的局限正是模拟视觉的特征。数字化视觉对每一个死角都能进行全方位监控，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死角了。而且，与模拟视角、透视视角相比，数字视觉还能洞察人的精神。①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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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炳哲的笔下，由于大数据公司占据了数字全景敞视主义的绝对优势，我们只能任其鱼肉。Acxiom的广告语是真的，他们的确可以完全一览无遗地看到数据里的每一个顾客和个体的动向，没有死角。数字全景敞视主义似乎宣告了一个拥有着彻底控制能力的权力的诞生；面对这种权力，所有的用户、所有的行动者都不得不接受它的掌控和盘剥，人们只是大数据和数字全景敞视主义下的产消者。这个世界的王者是微软、亚马逊、苹果、Facebook，在它们的全景敞视之下，所有用户都变成了赤裸生命。

然而，韩炳哲的结论过于绝对，或者说，过于悲观。问题的关键在于，扎克伯格们是否真正拥有了数字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和合法性，尽管他们实际上已经在现实中十分熟练地使用着这个权力（如2019年的Facebook泄露用户的数据信息的案例，并有可能造成了有利于特朗普上台的选择)。或者说，用户和行为者是否真的就像韩炳哲等人想象的那样，他们仅仅是数据网络中的牵线木偶，只能任由大数据公司摆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被大数据公司无偿占据的数字资本，被他们当成数字全景敞视主义的工具的数字权力，实际上是由参与到数字网络中的每一个用户和行动者创造的，而不是专属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的特有的知识产权。在数字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就提出了他的“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的观念，将其作为未来社会的一种特有的生产和交换的模式。齐泽克对于里夫金的“协同共享”给出了如下评价：“在协同共享中，个体自由给出他们的产品，让产品进入循环。这就是协同共享的解放维度。当然，这个解放需要在所谓的物联网’兴起，并结合今天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即零边际效应’突飞猛进式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产品，不仅仅是信息产品，都可以无需额外耗费即能再生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①尽管里夫金的设想有些天马行空，但是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其可能性越来越高。在数字空间中，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数字活动之中（分享照片、发表感想、展示个性、玩游戏、听音乐、观看视频，乃至高层次的创造，如数字绘画、即兴音乐创作、在线创作诗歌，等等)，在Facebook或Instagram 中照片和活动是被网友无偿贡献出来，并参与到巨大的数字网络中去的，这实际上就是里夫金的“协同共享”理念的体现。通过“协同共享”，网络用户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样态：以数字行动和参与为基础的协同共享模式，依附于一个巨大的平台或网络，并形成了不断衍生的数据链接网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协同共享”的网络并没有数字全景敞视主义的意义，因为它不属于某几个大数据公司，而是一个开源体系，它平等地向所有用户开放，并形成相应的社交圈子。

第三章 数字权力

①[德]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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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所说的：“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并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相信他所说的话，这个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缔造者。”②今天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实际上做的就是那个精明的人所做的事情，问题并不在于大数据及其形成的数据网络，而是这些大数据公司将这些数据宣布归他们所有，并任由他们借此牟利。由此，所有在数据网络中生存和行动的个体，都不得不面对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协同共享”的世界被特定集团垄断的风险。由于这种垄断，我们所分享的信息都成为它们偷窥的对象，并借此贯穿我们的数字生存方式。那么，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数字技术及其互联网络具有一种原罪，即大数据的本质并不是建立韩炳哲所谓的“数字全景监狱”，而是这种本应该用来创造更多丰富生活可能性的网络被占据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所开发的平台和软件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扎克伯格的Facebook应用，但是，真正让他们获取巨额利润的却不是用户支付给他们的软件费用或App的会员租金，而是那个由诸多用户“协同共享”所构成的巨大网络。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 Slovaj Žižek,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p. 10.

②[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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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需要一种数字时代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借用了卢卡奇晚期的一个说法。卢卡奇看到：“劳动以及从劳动当中直接形成的所有实践形式，从一开始就对劳动着的、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产生复杂的反作用，使人的活动变成日益广泛的同时又是区分得越来越细致和更加有意识的活动，从而使得主客体关系日益强烈地同时也是日益深刻地成为了在人类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范畴。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这同时，作为上述过程的基础，社会的社会性也在逐渐地现实地形成，从而从外延和内涵方面为目的论设定了创造一个日益广大的活动领域。”①如果我们不是将数字时代的大数据网络看成一种纯粹的数字算法的客观性系统，而是看成带有行为者和参与者痕迹的社会存在的关系网络，就会得出与纯粹被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公司占据的全景监狱式的数据网络不同的结论。在广泛使用智能手机和数字终端的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通过自已的数字行为实践创造出数字性的社会生存方式。按照卢卡奇的理解，这种将所有用户链接在一起的数字化实践，在形成巨大的网络的同时，也生产着主体的行为与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更广泛、更公开的“协同共享”，才能打破由大数据公司来垄断数据网络的既定事实，而将这种数据网络还给真正参与到数字化实践中的互联的个体。参与数字空间的个体以零星的方式是无法对抗大数据公司的数字资本和数字权力的，因为一旦以个体的身份参与到互联网络中，他们就是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中的单身牢房中的囚徒，他们甚至无法看到那个正在凝视着他们的权力中枢。一旦我们沿着卢卡奇的足迹，将数字时代的行动和参与看成一种社会存在的实践，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链接起来的行为者网络，这就是卢卡奇意义上的“日益广大的活动领域”。这个领域，本身就属于所有的行动者；也只有通过链接起来的网络，我们才能摆脱充当数字全景监狱中的小白鼠的命运。

第三章 数字权力

①[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白锡壁、张西平、李秋零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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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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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对象

人类如何受到机器的威胁呢？他制造了机器，他将自身化身于机器之中，他以机器的种类来划分自己的成员，他甚至用机器来建造自己的身体。人类又如何受到对象的威胁呢？它们全是拟-对象，都在其追踪的集体内部运转。它由对象构成，就像它也构成了对象一样。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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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对象或物，往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印象：一杯水、一张纸、一只小狗、一台机器、一幢建筑……在以往的哲学中，这些对象物往往会被视为一种与作为主体的我们并存的被动的客观性的存在，它们的存在模式只能被我们的意识或我们的行为所认识或激活。而在这个认识或激活背后，存在着一种实在论式的根基，即有一种无法为我们的意志所转移的惰性。然而，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徜徉于网络空间，面对大数据和云计算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和界面时，这种基于传统主客体二元论和实在论根基的哲学是否仍然可以帮我们洞悉其中的一切？

一、自然与社会：现代体制下的“似自然性”

1959年9月，英国科学家斯诺（C. P. Snow）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题为“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演讲，对现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表现得极为忧虑。这两大集团，一极是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将自己树立为现代社会进步的标杆，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科学文化”。在人们看来，科学家往往带有一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他们将自己的锋芒指向自然界。正如斯诺本人所说：“科学进程有两种动机：一是为了理解自然界，二是为了控制自然界。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无论哪一种动机都会成为主导，科学战斗往往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动机中获得最初的冲力。”①而被斯诺视为分裂的另一极的是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们不同，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那种冲动和乐观，他们对现代社会更多充满着忧虑。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活所处的现代社会，并不是一种像自然一样的给予物，而是人类自己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也正由于人类自己的有限性，充满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科学家们努力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面对自然、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不同，人文知识分子的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摆脱现代社会的藩篱和羁绊。在斯诺眼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之一的卢卡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去突破和摆脱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约束，实现一种“摆脱社会的自由”①。这样，科学文化或者人文文化（斯诺称之为“非科学文化”）之间就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且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发展，这道鸿沟也越来越宽，越来越难以弥合。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英]C.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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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斯诺并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最早提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思想家。早在17世纪，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已经就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一场争论。在法国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中，就提到了著名的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的真空泵的实验研究产生了巨大争议。因为波义耳的科学不再是简单诉诸一种数理的推论，而是坚持用实验室的方式将某种事实展现出来；与之前的实验不同，波义耳更关心他所需要的实验是否能被人们看见。“波义耳的设备具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即在一系列构思巧妙的封闭空间和容器的帮助下，它们能够使观察者看到玻璃试管内部的情况，并允许人们引导甚至控制实验的发展。”②这样，波义耳树立的是一个现代实验科学程序，即科学结论不仅仅依赖于逻辑学、数学和修辞学（这些学科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充当了科学的主要依据)，而且“依赖于一种准司法性的隐喻：在实验场地获得可靠之人、可信之人甚至是有钱人的证言，就可以证实事实的存在。”①简言之，波义耳的实验程序不是以某个人的权威或者看不见的演算而是以大家共同能够观测得到的事实（fait）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也正是波义耳的事实权威成为他与霍布斯争论的焦点，而霍布斯批评波义耳的基础恰恰是哲学。美国科学哲学家夏平（Shapin）和谢弗（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AirPump)指出：“每个人自做的实验’是经验。霍布斯说过，由于这只是感官和记忆’，实验在有此经验的人心中产生确定性，但却无法产生集体的确定性，而那是哲学的特权。”②说得更确切些，霍布斯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基于社会权力关系构造的利维坦哲学。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哲学研究自希腊兴起之后，意见互异，问题纷杂，除自然物之外，亦涉及政治，人人各取所好之议，每每视旁人之见为异端，然异端不过一己私见，不涉真伪。”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基于自利算计的公民，在契约之下，将关于问题的决定权让渡于由契约形成的利维坦；这个人工建构的利维坦，而不是波义耳的事实，成为确定真理的标准。我们可以说，在霍布斯的命题下，关键的不是事实和经验，而是算计和权力；而最终对于事物对象及其真理性的裁量，被让渡于一个非自然的人造物——利维坦。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3页。

②[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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