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事实上，波义耳和霍布斯之争，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如何面对自然和社会中的对象的问题，而是将对象撕裂为两种不同的对象。一种是自然对象。在以波义耳为代表的科学家那里，决定自然对象的是科学性的客观事实，它们需要在实验室树立的标准程序之下，将某个对象转化（translate）为一个科学的对象，并纳人现代科学体系的话语当中。而另一种，是社会或政治对象。霍布斯的对象更适合用政治或法律的范畴术语来把握，他认为我们更多地需要将对象视为一种社会联系。正如拉图尔所说：“利维坦仅仅是由公民所构成。简言之，除却社会联系，别无他物。或者说，多亏了霍布斯及其继承者，我们已经开始理解社会关系、权力、力量和社会的含义了。”①在拉图尔和夏平、谢弗等人看来，所谓的现代性的诞生是两套平行的体系：一套是坚持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体系，另一套是依赖于赤裸裸的利益算计的个体(naked calculating individual)所达成的契约而造就的社会或政治体系；一边是波义耳的空气泵，一边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边是试图摆脱人类社会污浊的纯粹自然，一边是完全依赖于公民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连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真理既是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偏见的纯粹自然规律，也是一种基于各种算计而达成最终协议的人工产物(语言游戏)，这两套体系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在拉图尔那里，这是一种对称性的人类学（碰巧，这也正是拉图尔影响力最大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的副标题)；而在法国新一代哲学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Meillassoux)那里，这就是自然与人类本身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②[美]夏平、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蔡佩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③[美]夏平、谢弗：《利维坦与空气泵》，蔡佩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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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彼此对称的自然与社会，不仅仅在我们的文化中缔造了互为颠倒镜像的科学体制和人文体制，也塑造了两种对应的架构对象的方式。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那里，是先天的观念首先建立了我们认识的基本框架，也只有在这个先天的框架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去认识具体的物理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首先具有了关于房子的概念，才能在现实之中将某个物视为一个房子；相反，倘若没有这个房子的范畴或概念，房子就不可能作为对象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也不能形成我们的意识。费尔巴哈试图颠倒这个关系，他将这种做作的观念论改造成为一种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在后来的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问题也恰恰是现代性这种二分的另一种表象，即他在坚持一种只能被我们的感性直观所把握的自然对象的时候，虽然克服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再返回自身的观念式循环，但是他选择了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式的自然对象，即一种纯粹化的、不受人类意识干扰的感性世界的形式。正如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那样：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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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①

马克思的评论对于费尔巴哈，以及那种十分坚持自然对象和社会（或人为）对象区分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鞭辟入里的。在18一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让自然存在物可以通过科学方式来纯粹地加以认识，无论是科学上的实验方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实际上都试图将自然对象加以提纯，变成可以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社会而被纯粹理解的对象。马克思随后以德国莱茵地区的樱桃树为例，告诉这位学究气十足的费尔巴哈，他之所以能直观到眼前的樱桃树，并不是因为樱桃树是自然直接的给予物，恰恰相反，是因为德国莱茵地区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们出于商业上的利益，从其他地区将樱桃树移栽到莱茵地区，如此，德国教授的眼中才能直观到一种叫作樱桃树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坚持了一种从具体的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来架构现实对象的方法，以此来克服自启蒙以来形成的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分裂。自然对象的纯粹化，以及我们能够以纯粹直观的方式来审视自然，这本身就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如拉图尔指出的，只有在出现了波义耳和拉瓦锡的化学之后，氯化钠的提纯才在化学上成为可能；作为盐的最重要成分之一的氯化钠表面上是一种自然对象，但确实是一种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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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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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为精准的例子是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商品的二重性之后，将目光指向了货币这种特殊的对象。显然，无论我们是从纯粹自然的角度，还是纯粹观念的角度，都无法深入理解货币的本质。作为对象的货币，在根本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它依赖于商品交换体系。马克思指出：“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①也就是说，货币有着天然物外衣（如金银或其他贵金属)，但是它表征的是一种被掩盖的社会关系；货币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如果我们将货币的纯粹物质形式孤立出来，得出的绝对不是货币，而是一个特殊的自然物（贵重金属)。相反，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即作为对象的货币，恰恰是因为它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网络关系中起作用而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成为一种杂合物（(hybrid)，它同时包含着自然对象和社会对象的表征。

不过，尽管马克思认识到这种特殊对象的存在构成了作为二元对称现代性的一个中间项的杂合物，但是他并没有使用一个特殊的概念，将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提出的纯自然对象和政治或社会对象区分开来。不过，在后来的《资本论》法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与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②，在这个层面上，张一兵教授将货币对象解读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物的社会存在物。张一兵教授指出：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中文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法文修订版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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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这里的原意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某种特殊性，即人类主体社会生活颠倒地表现为非主体的受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化经济力量奴役的自发进程，人类主体异在地表现为客体经济过程的人格化，所以人类主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就如同无主体的自然进程一样，变成了不以人类主体意愿为转移的类似自然史的过程(我在这里称之为似自然性’)。”①这里使用的“似自然性”或“似自然物”，正好可以用来弥补马克思在概念上的这个空缺，简言之，在现代社会中二元对称的人类学谱系下，在表面上我们获得的是更为纯粹的自然物或人为物(社会物)，但实际上，这种纯粹的自然物和人为物依赖于一个更为根本的中介，这种中介不仅仅同时由自然成分和社会成分杂合而成，它也位于自然和社会那道难以弥合的鸿沟之间，成为二者间唯一的沟通路径。就如同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和人类社会交往联结起来的，恰恰是马克思分析过的以物与物的关系来表征人与人关系的货币；货币就是最典型的杂合物，也是看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最为自然的东西，仿佛它有着自己的自然规律和属性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似自然性”或“似自然物”是对现代体制下的货币这种特殊杂合物的最好的说明。

二、拟-对象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将“似自然性”翻译为英文，可以翻译为quasi-naturality，这个词的用法，很接近于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和拉图尔的一个关键概念“拟-对象”(quasi-object)。无论在塞尔那里还是在拉图尔那里，拟-对象都不是真正的真实物或对象，而是依赖于一种建构的体系所生成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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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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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拟-对象概念的产生，与法国独特的结构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过列维-施特劳斯、拉康、罗兰·巴特等人的结构主义洗礼之后，整个社会过程和结构被视为一种无主体的过程。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宣布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直接将从主体层面来把握自然和历史的可能性排除了。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下，真正决定对象的，并不是那个被称为主体的东西，相反，对象的属性和内涵取决于它在一个具体的结构网络中的关系。例如，福柯将对象直接转化为一个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结果。福柯曾以一本手中的书作为例子，进一步指出：

我手上这本作为对象的书，收缩在这个限定它的平行六面体当中，它的统一体是可变的和相对的：它只能通过话语域（lechamp de discours)来建构、指示，最终得到描述。①

福柯的意思是，所谓的对象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它依附于一种话语体系，福柯说：“每一种话语，依次建构出自己的对象，它一直会起作用，直到实现对象彻底的转变。”②这里的关键在于，和罗兰·巴特一样，福柯认为对象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构型建构出来的，重要的不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话语与对象的关系，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只能在话语构型中来理解。这样，对象与一种抽象的话语构型或者话语布局（dispositif）构成了一种神秘性的对应关系，物-对象是在这种特殊的布局或构型中成为对象的。而后来的鲍德里亚的《物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实际上也正是秉承了福柯这种从话语或象征符号角度来架构物的方式，也就是说，真正的架构不是物的架构，物所形成的体系根本不是物自身的物质性或功能性的体系，而是一种符号性的体系，即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体系。鲍德里亚说：“我们所有的实践对象都关系到一个或多个结构元素，但与此同时，它们不断摆脱技术的架构，走向它们的第二重意义，摆脱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抽象’体系。”①鲍德里亚在这里批评了吉尔贝·西蒙东仅仅将对象看成是技术对象，而不是文化和符号的对象，从而为他重新从文化结构上来建立“对象体系”（即物体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也与福柯一样认为，物只有在话语和符号构成的体系中才能成为具有某种意义和内涵的对象，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只有还原为话语和符号之间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才能成为一个对象的物体系。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1. 1954 – 1975, Paris; Gallimard, 2001, p. 731.

②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 1954 - 1975, Paris: Gallimard, 2001, p.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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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柯和鲍德里亚对物或对象体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对象并不是一种稳固的实在。它的实存，依赖于一个体系。更准确地说，对象的实存实际上是相对于某个实存模式（lemoded’existence）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福柯才强调对象的实存是“可变的”和“相对的”。

(2)福柯和鲍德里亚所依赖的实存模式是话语或符号的实存模式，这一点在福柯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以及鲍德里亚的《物体系》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问题在于，对象和一种作为看不见的框架基底的话语或符号体系的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符号体系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依附性的增殖？显然，无论对福柯还是鲍德里亚，或是其他坚持从符号结构主义来理解对象的法国思想家来说，对象与语义符号和话语结构被神秘化了。在传统的自然和社会、物理属性和社会功能的二分之外，福柯和鲍德里亚都额外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符号和话语的领域，这个领域被结构主义认为是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二分之上的，并具有支配性的价值。鲍德里亚说：“基于这样一种抽象以及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趋于体系化的趋势，这样一种分析是可能的，这种分析反过来也是对生产的社会逻辑分析，在符号的普遍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①。也正是因为如此，鲍德里亚坚持认为在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存在一个符号价值。在鲍德里亚这里，传统的以抽象的交换价值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以符号交换为核心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在符号的肯定性价值作用之下，产生了功能性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意义操控，由此，意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物化观念。其中存在着要素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表现方式是将符号体系扩张到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对意义的操纵之中。所有压抑性的和还原性的权力体系的策略都已经在符号的内在逻辑中显现，同样也在交换价值的路基中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显现。”②

一般数据、应体与数字资本

① Jean Baudrillard,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68,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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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福柯和鲍德里亚那里，对象就是符号建构的对象，所有的对象物最终都需要被还原为一种符号的结构体系，并且，在这种符号体系之外，对象无法获得任何其他的意义。这种被符号或话语建构的对象，事实上已经脱离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变成了三元关系；而这种用来消弭自然和社会的分离的符号体系，恰恰被建构为一种同时与自然和社会分裂的第三体系，成为一种神秘化的权力。

或许，这正是塞尔和拉图尔等人对福柯不满的原因所在。尽管塞尔和拉图尔也坚持认为对象必须在一个关系的网络中构成，但是，从一个外在于对象，以及与对象发生关系的主体之外的话语体系来建构，似乎并不能解释全部的问题。对于塞尔来说，即便没有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体系，或者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体系发生作用，对象仍然会将自己建构为一个有效的体系；这种方式更多不是语义性或话语性的，而是体验性的。在《万物本原》(Genèse)中，塞尔说：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②[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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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体验过这些对象而不是看到这些对象。我认为，我是听到这些对象，而不是看到，触摸到，也不是想象到这些对象。我听到这些声音，却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也猜不出这些声音从何而来。听觉的归并能力胜过了分析能力，耳朵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当然，我用耳朵、颞骨、锥部、鼓膜和耳廓来听，但是也用我的全身和我的全部皮肉来听。我们沉浸在声音之中，就和在空气和阳光中完全一样，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声音的旋涡之中。①

一个“旋涡”，一个声音、触感，乃至身体与万物结合在一起的旋涡。在2017年的新书《火与故事》(The Fire and the Tale)中，阿甘本对此评价道：“我们不能将主体和对象思考为一个实体，而是要看成在生成之中的一个旋涡，它们唯一具有的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在旋涡中，它拥有了自己的形象、姿态和运动”②。在旋涡当中，所有的对象生成为一个具体化的形象，并在其中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正如阿甘本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形象并不是稳定的，一旦存在着另外的旋涡，这种形象也会随之而改变。我们再次面对了福柯所强调的对象的“可变性”和“相对性”，不过，在福柯那里，对象是相对于具体的话语体系而变化，在塞尔这里，对象是相对于一个身体性或者体验性互动的旋涡而发生变化。

在这个互动性的旋涡的基础上，塞尔界定了他的独特的拟-对象概念。在《寄生》（Parasite）中，塞尔以白鼬为例，说明了这种体验式的旋涡网络关系：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①[法]米歇尔·塞尔：《万物本原》，蒲北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页。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Fire and the Tale, Lorenzo Chiesa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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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鼬味道很大，闻起来像臭鼬，而臭鼬多为杂交。那么，白鼬有一定的位置。我们回到其属性上。白鼬喜欢吸兔子的血，它会跟随兔子跑到兔子洞穴里，它会压在兔子身上，噬咬兔子的鼻子或脖子，吮吸兔子的血。我们可以驯化白鼬，这样白鼬不再是野生品种。我们拿驯化的白鼬来捕猎，就像使用秃鹰和鹰隼一样，我们寄生于它们。我们给白鼬戴上嘴套之后，让白鼬进入兔子洞穴，吓傻的兔子们会四处逃窜，然后兔子就会落入设好的陷阱。再说一遍，这是网络中的一次漂亮的演化。①

在这里，被驯化的白鼬已经不是在自然界中自由自在吸食兔子血的白鼬，而是变成了一种与人的共生结构，驯化的白鼬，成为人类捕捉兔子的工具，而白鼬也形成了与人类的依存关系。这样，这种被驯化的白鼬，在人类的驯化和成为人类捕捉兔子工具的行为网络当中，成为一个拟-对象。塞尔说：“拟-对象并不是对象，因为它不是主体，因为它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是一个拟-对象，因为它标示或指示出一个主体，没有拟-对象，主体就不成为主体。”②简言之，白鼬、兔子、捕猎者成为这个行动网络中的旋涡，驯化的白鼬是在这个旋涡中成为一个拟-对象。我们同样可以说，货币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拟-对象，因为购买的主体在没有作为拟-对象的货币时，便无法完成购买的行为，因而也无法将自己建构为一个行动的主体。所以，货币是在整个商品交换活动中，而不是在抽象的符号和话语中被建构为拟-对象的；它的拟对象存在模式依赖于商品交换，各个人与物之间的行为关系，而货币被建构为各个行动者和物之间的中介通道。然而，商品经济下的货币也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中介的地位。在后来的拉图尔看来，货币的存在模式已经从简单的中介物(intermediary)变成了一个转化器（translator)，也就是说，一切人与物，都必须经过这个特殊的拟-对象的转化器来转化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过程。一般等价物即作为转化器的拟-对象，它成为另一种掌控整个自然和社会对称性结构的控制器或算子(operator)。

第四章 数字对象

① Michel Serres, Parasite, Lawrence R. Schehr tra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25.

② Michel Serres, Parasite, Lawrence R. Schehr tra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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