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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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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计算机翻译最初的成功误导了人们。1966年，一群机器翻译的研究人员意识到，翻译比他们想象的更困难，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机器翻译不能只是让电脑熟悉常用规则，还必须教会电脑处理特殊的语言情况。毕竟，翻译不仅仅只是记忆和复述，也涉及选词，而明确地教会电脑这些非常不现实。法语中的“bonjour”就一定是“早上好”吗？有没有可能是“今天天气不错”、“吃了吗”或者“喂”？事实上都有可能——这需要视情况而定。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IBM的研发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与单纯教给计算机语言规则和词汇相比，他们试图让计算机自己估算一个词或一个词组适合于用来翻译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和词组的可能性，然后再决定某个词和词组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对等词和词组。

20世纪90年代，IBM这个名为Candide的项目花费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将大约有300万句之多的加拿大议会资料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并出版。由于是官方文件，翻译的标准就非常高。用那个时候的标准来看，数据量非常之庞大。统计机器学习从诞生之日起，就聪明地把翻译的挑战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而这似乎很有效！计算机翻译能力在短时间内就提高了很多。然而，在这次飞跃之后，IBM公司尽管投入了很多资金，但取得的成效不大。最终，IBM公司停止了这个项目。

大数据先锋

无所不包的谷歌翻译系统

2006年，谷歌公司也开始涉足机器翻译。这被当作实现“收集全世界的数据资源，并让人人都可享受这些资源”这个目标的一个步骤。谷歌翻译开始利用一个更大更繁杂的数据库，也就是全球的互联网，而不再只利用两种语言之间的文本翻译。

谷歌翻译系统为了训练计算机，会吸收它能找到的所有翻译。它会从各种各样语言的公司网站上寻找对译文档，还会去寻找联合国和欧盟这些国际组织发布的官方文件和报告的译本。它甚至会吸收速读项目中的书籍翻译。谷歌翻译部的负责人弗朗兹·奥齐（Franz Och）是机器翻译界的权威，他指出，“谷歌的翻译系统不会像Candide一样只是仔细地翻译300万句话，它会掌握用不同语言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的数十亿页的文档。”不考虑翻译质量的话，上万亿的语料库就相当于950亿句英语。

尽管其输入源很混乱，但较其他翻译系统而言，谷歌的翻译质量相对而言还是最好的，而且可翻译的内容更多。到2012年年中，谷歌数据库涵盖了60多种语言，甚至能够接受14种语言的语音输入，并有很流利的对等翻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它将语言视为能够判别可能性的数据，而不是语言本身。如果要将印度语译成加泰罗尼亚语，谷歌就会把英语作为中介语言。因为在翻译的时候它能适当增减词汇，所以谷歌的翻译比其他系统的翻译灵活很多。

谷歌的翻译之所以更好并不是因为它拥有一个更好的算法机制。和微软的班科和布里尔一样，这是因为谷歌翻译增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数据。从谷歌的例子来看，它之所以能比IBM的Candide系统多利用成千上万的数据，是因为它接受了有错误的数据。2006年，谷歌发布的上万亿的语料库，就是来自于互联网的一些废弃内容。这就是“训练集”，可以正确地推算出英语词汇搭配在一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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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拥有百万英语单词的语料库——布朗语料库算得上这个领域的开创者，而如今谷歌的这个语料库则是一个质的突破，后者使用庞大的数据库使得自然语言处理这一方向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是语音识别系统和计算机翻译的基础。

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谷歌公司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和他的同事在一篇题为《数据的非理性效果》（The Unreasonable Ef ectiveness of Data）的文章中写道，“大数据基础上的简单算法比小数据基础上的复杂算法更加有效。”他们就指出，混杂是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谷歌的语料库是布朗语料库的一个退步。因为谷歌语料库的内容来自于未经过滤的网页内容，所以会包含一些不完整的句子、拼写错误、语法错误以及其他各种错误。况且，它也没有详细的人工纠错后的注解。但是，谷歌语料库是布朗语料库的好几百万倍大，这样的优势完全压倒了缺点。”

纷繁的数据越多越好

传统的样本分析师们很难容忍错误数据的存在，因为他们一生都在研究如何防止和避免错误的出现。在收集样本的时候，统计学家会用一整套的策略来减少错误发生的概率。在结果公布之前，他们也会测试样本是否存在潜在的系统性偏差。这些策略包括根据协议或通过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采集样本。但是，即使只是少量的数据，这些规避错误的策略实施起来还是耗费巨大。尤其是当我们收集所有数据的时候，这就行不通了。不仅是因为耗费巨大，还因为在大规模的基础上保持数据收集标准的一致性不太现实。就算是不让人们进行沟通争吵，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大数据时代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精确性的优劣。如果将传统的思维模式运用于数字化、网络化的21世纪，就会错过重要的信息。执迷于精确性是信息缺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在那个信息贫乏的时代，任意一个数据点的测量情况都对结果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每个数据的精确性，才不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

大数据洞察

如今，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掌握的数据库越来越全面，它不再只包括我们手头现象的一点点可怜的数据，而是包括了与这些现象相关的大量甚至全部数据。我们不再需要那么担心某个数据点对整套分析的不利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接受这些纷繁的数据并从中受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价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

在华盛顿州布莱恩市的英国石油公司（BP）切里波因特（Cherry Point）炼油厂里，无线感应器遍布于整个工厂，形成无形的网络，能够产生大量实时数据。酷热的恶劣环境和电气设备的存在有时会对感应器读数有所影响，形成错误的数据。但是数据生成的数量之多可以弥补这些小错误。随时监测管道的承压使得BP能够了解到，有些种类的原油比其他种类更具有腐蚀性。以前，这都是无法发现也无法防止的。

有时候，当我们掌握了大量新型数据时，精确性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同样可以掌握事情的发展趋势。大数据不仅让我们不再期待精确性，也让我们无法实现精确性。然而，除了一开始会与我们的直觉相矛盾之外，接受数据的不精确和不完美，我们反而能够更好地进行预测，也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错误性并不是大数据本身固有的。它只是我们用来测量、记录和交流数据的工具的一个缺陷。如果说哪天技术变得完美无缺了，不精确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错误并不是大数据固有的特性，而是一个亟需我们去处理的现实问题，并且有可能长期存在。因为拥有更大数据量所能带来的商业利益远远超过增加一点精确性，所以通常我们不会再花大力气去提升数据的精确性。这又是一个关注焦点的转变，正如以前，统计学家们总是把他们的兴趣放在提高样本的随机性而不是数量上。如今，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利益，让我们能够接受不精确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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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先锋

麻省理工与通货紧缩预测软件

“10亿价格项目”（The Billion Prices Project，BBP）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人员每个月都要公布消费物价指数（CPI），这是用来测试通货膨胀率的。这些数据对投资者和商家都非常重要。在决定是否增减银行利率的时候，美联储也会考虑消费指数。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工人工资也会增加。联邦政府在支付社会福利和债券利息的款项时，这项指数也是他们参考的依据。

联邦政府为了得到这些数据，会雇用很多人向全美90个城市的商店、办公室打电话、发传真甚至登门拜访。他们反馈回来的各种各样的价格信息达80000种，包括土豆的价格、出租车的票价等。政府采集这些数据每年大概需要花费两亿五千万美元。这些数据是精确的也是有序的，但是这个采集结果的公布会有几周的滞后。2008年的经济危机表明，这个滞后是致命的。政策决策者为了更好地应对变化，需要及时了解通货膨胀率，但如果以传统的依赖采样和追求精确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政府就不可能及时获得数据了。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两位经济学家，阿尔贝托·卡瓦略（Alberto Cavell）和罗伯托·里哥本（Oberto Rigobon）就对此提出了一个大数据方案，那就是接受更混乱的数据。通过一个软件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他们每天可以收集到50万种商品的价格。收集到的数据很混乱，也不是所有数据都能轻易进行比较。但是把大数据和好的分析法相结合，这个项目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马上就发现了通货紧缩趋势，然而那些依赖官方数据的人直到11月份才知道这个情况。[3]

MIT的这个项目汇集了数百万的产品，它们被数百个零售商卖到了70多个国家。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个名为PriceStats的商业方案也经常被一些银行和其他经济决策人用到。当然，收集到的数据需要仔细的分析，而且这些数据更善于表明价格的发展趋势而不是精确的价格。但是因为PriceStats收集到了更多的价格信息而且大多是即时的，所以这对决策者来说就非常有益了。

混杂性，不是竭力避免，而是标准途径

确切地说，在许多技术和社会领域，我们更倾向于纷繁混杂。我们来看看内容分类方面的情况。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用分类法和索引法来帮助自己存储和检索数据资源。这样的分级系统通常都不完善——各位读者没有忘记图书馆卡片目录给你们带来的痛苦回忆吧？在“小数据”范围内，这些方法就很有效，但一旦把数据规模增加好几个数量级，这些预设一切都各就各位的系统就会崩溃。

相片分享网站Flickr在2011年拥有来自大概1亿用户的60亿张照片。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分类来标注每张照片就没有意义了。难道真会有人为他的照片取名“像希特勒一样的猫”吗？

恰恰相反，清楚的分类被更混乱却更灵活的机制所取代了。这些机制才能适应改变着的世界。当我们上传照片到Flickr网站的时候，我们会给照片添加标签。也就是说，我们会使用一组文本标签来编组和搜索这些资源。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和使用标签，所以它是没有标准、没有预先设定的排列和分类，也没有我们必须遵守的类别的。任何人都可以输入新的标签，标签内容事实上就成为了网络资源的分类标准。标签被广泛地应用于Facebook、博客等社交网络上。因为它们的存在，互联网上的资源变得更加容易找到，特别是像图片、视频和音乐这些无法用关键词搜索的非文本类资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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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人们错标的标签会导致资源编组的不准确，这会让习惯了精确性的人们很痛苦。但是，我们用来编组照片集的混乱方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我们拥有了更加丰富的标签内容，同时能更深更广地获得各种照片。我们可以通过合并多个搜索标签来过滤我们需要寻找的照片，这在以前是无法完成的。我们添加标签时所固带的不准确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我们能够接受世界的纷繁复杂。这是对更加精确系统的一种对抗。这些精确的系统试图让我们接受一个世界贫乏而规整的惨象——假装世间万物都是整齐地排列的。而事实上现实是纷繁复杂的，天地间存在的事物也远远多于系统所设想的。

互联网上最火的网址都表明，它们欣赏不精确而不会假装精确。当一个人在网站上见到一个Facebook的“喜欢”按钮时，可以看到有多少其他人也在点击。当数量不多时，会显示像“63”这种精确的数字。当数量很大时，则只会显示近似值，比方说“4000”。这并不代表系统不知道正确的数据是多少，只是当数量规模变大的时候，确切的数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另外，数据更新得非常快，甚至在刚刚显示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过时了。所以，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时间的显示。谷歌的Gmail邮箱会确切标注在很短时间内收到的信件，比方说“11分钟之前”。但是，对于已经收到一段时间的信件，则会标注如“两个小时之前”这种不太确切的时间信息。

2000年以来，商务智能和分析软件领域的技术供应商们一直承诺给客户“一个唯一的真理”。执行官们用这个词组并没有讽刺的意思，现在也依然有技术供应商这样说。他们说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每个使用该公司信息技术系统的人都能利用同样的数据资源，这样市场部和营销部的人员们就不需要再在会议开始前争论，到底是谁掌握了正确的客户和销售数据了。这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他们知道的数据是一致的，那么他们的利益也会更一致。

但是，“一个唯一的真理”这种想法已经彻底被改变了。现在不但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即“一个唯一的真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且追求这个唯一的真理是对注意力的分散。要想获得大规模数据带来的好处，混乱应该是一种标准途径，而不应该是竭力避免的。

我们甚至发现，不精确已经渗入了数据库设计这个最不能容忍错误的领域。传统的数据库引擎要求数据高度精确和准确排列。数据不是单纯地被存储，它往往被划分为包含“域”的记录，每个域都包含了特定种类和特定长度的信息。比方说，某个数值域是7个数字长，一个1000万或者更大的数值就无法被记录。一个人想在某个记录手机号码的域中输入一串汉字是“不被允许”的。想要被允许也可以，需要改变数据库结构才可以。现在，我们依然在和电脑以及智能手机上的这些限制进行斗争，比如软件可能拒绝记录我们输入的数据。

索引是事先就设定好了的，这也就限制了人们的搜索。增加一个新的索引往往既消耗时间，又惹人讨论，因为需要改变底层的设计。传统的关系数据库是为数据稀缺的时代设计的，所以能够也需要仔细策划。在那个时代，人们遇到的问题无比清晰，所以数据库被设计用来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这种数据存储和分析的方法越来越和现实相冲突。我们现在拥有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海量数据。很少有数据完全符合预先设定的数据种类。而且，我们想要数据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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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据库设计的诞生

这些现实条件导致了新的数据库设计的诞生，它们打破了关于记录和预设场域的成规。预设场域显示的是数据的整齐排列。最普遍的数据库查询语言是结构化查询语言，英文缩写为“SQL”——它的名字就显示了它的僵化。但是，近年的大转变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的出现，它不需要预先设定记录结构，允许处理超大量五花八门的数据。因为包容了结构多样性，这些数据库设计就要求更多的处理和存储资源。但是，一旦考虑到大大降低的存储和处理成本，这就是一个我们支付得起的公平交易。

帕特·赫兰德（Pat Helland）是来自微软的世界上最权威的数据库设计专家之一，在一篇题为《如果你有足够多的数据，那么“足够好”真的足够好》（If You Have Too MuchData，then‘Good Enough’Is Good Enough）的文章中，他把这称为一个重大的转变。分析了被各种各样质量参差不齐的数据所侵蚀的传统数据库设计的核心原则，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再也不能假装活在一个齐整的世界里”。他认为，处理海量数据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信息的缺失。虽然这本来就是有“损耗性”的，但是能快速得到想要的结果弥补了这个缺陷。赫兰德总结说：“略有瑕疵的答案并不会伤了商家的胃口，因为他们更看重高频率。”

传统数据库的设计要求在不同的时间提供一致的结果。比方说，如果你查询你的账户结余，它会提供给你确切的数目；而你几秒钟之后查询的时候，系统应该提供给你同样的结果，没有任何改变。但是，随着数据数量的大幅增加以及系统用户的增加，这种一致性将越来越难保持。

大的数据库并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的，它一般分散在多个硬盘和多台电脑上。为了确保其运行的稳定性和速度，一个记录可能会分开存储在两三个地方。如果一个地方的记录更新了，其他地方的记录则只有同步更新才不会产生错误。传统的系统会一直等到所有地方的记录都更新，然而，当数据广泛地分布在多台服务器上而且服务器每秒钟都会接受成千上万条搜索指令的时候，同步更新就比较不现实了。因此，多样性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大数据先锋

Hadoop与VISA的13分钟

最能代表这个转变的，就是Hadoop的流行。Hadoop是与谷歌的MapReduce系统相对应的开源式分布系统的基础架构，它非常善于处理超大量的数据。通过把大数据变成小模块然后分配给其他机器进行分析，它实现了对超大量数据的处理。它预设硬件可能会瘫痪，所以在内部建立了数据的副本，它还假定数据量之大导致数据在处理之前不可能整齐排列。典型的数据分析需要经过“萃取、转移和下载”这样一个操作流程，但是Hadoop就不拘泥于这样的方式。相反，它假定了数据量的巨大使得数据完全无法移动，所以人们必须在本地进行数据分析。

Hadoop的输出结果没有关系型数据库输出结果那么精确，它不能用于卫星发射、开具银行账户明细这种精确度要求很高的任务。但是对于不要求极端精确的任务，它就比其他系统运行得快很多，比如说把顾客分群，然后分别进行不同的营销活动。

信用卡公司VISA使用Hadoop，能够将处理两年内730亿单交易所需的时间，从一个月缩减至仅仅13分钟。这样大规模处理时间上的缩减足以变革商业了。也许Hadoop不适合正规记账，但是当可以允许少量错误的时候它就非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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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stFinance，一个由谷歌前任首席信息官道格拉斯·梅里尔创立的公司，用自己的经验再次验证了“宽容错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价值”这一观点。这家公司帮助决策者判断是否应该向某些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提供小额短期贷款。传统的信用评分机制关注少量突出的事件，比如一次还款的延迟，而ZestFinance则分析了大量不那么突出的事件。2012年，让ZestFinance引以为豪的就是，它的贷款拖欠率比行业平均水平要低三分之一左右。唯一的得胜之道还是拥抱混杂。

梅里尔说：“有趣的是，对我们而言，基本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信息是齐备的，事实上，总有大量的数据缺失。”由ZestFinance创建的用来记录客户信息的矩阵是难以想象得稀疏，里面充满了数据的空洞，但ZestFinance在这些支离破碎的数据中如鱼得水。举个例子，有10%的客户属性信息显示“已经死亡”，但是依然可以从他们身上收回贷款。梅里尔一脸坏笑地说：“显然，没有人会企盼僵尸复活并且主动还贷。但是我们的数据显示，放贷给僵尸是一项不错的生意。”

接受混乱，我们就能享受极其有用的服务，这些服务如果使用传统方法和工具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那些方法和工具处理不了这么大规模的数据。

大数据的力量

据估计，只有5%的数字数据是结构化的且能适用于传统数据库。如果不接受混乱，剩下95%的非结构化数据都无法被利用，比如网页和视频资源。通过接受不精确性，我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户。

社会将两个折中的想法不知不觉地渗入了我们的处事方法中，我们甚至不再把这当成一种折中，而是把它当成了事物的自然状态。

第一个折中是，我们默认自己不能使用更多的数据，所以我们就不会去使用更多的数据。但是，数据量的限制正在逐渐消失，而且通过无限接近“样本=总体”的方式来处理数据，我们会获得极大的好处。

第二个折中出现在数据的质量上。在小数据时代，追求精确度是合理的。因为当时我们收集的数据很少，所以需要越精确越好。如今这依然适用于一些事情。但是对于其他事情，快速获得一个大概的轮廓和发展脉络，就要比严格的精确性要重要得多。

大数据洞察

我们怎么看待使用所有数据和使用部分数据的差别，以及我们怎样选择放松要求并取代严格的精确性，将会对我们与世界的沟通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大数据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开始从一个比以前更大更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事物，也就是说应该将“样本=总体”植入我们的思维中。

现在，我们能够容忍模糊和不确定出现在一些过去依赖于清晰和精确的领域，当然过去可能也只是有清晰的假象和不完全的精确。只要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事物更完整的概念，我们就能接受模糊和不确定的存在。就像印象派的画风一样，近看画中的每一笔都感觉是混乱的，但是退后一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幅伟大的作品，因为你退后一步的时候就能看出画作的整体思路了。

相比依赖于小数据和精确性的时代，大数据因为更强调数据的完整性和混杂性，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部分”和“确切”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的视野局限在我们可以分析和能够确定的数据上时，我们对世界的整体理解就可能产生偏差和错误。不仅失去了去尽力收集一切数据的动力，也失去了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观察事物的权利。所以，局限于狭隘的小数据中，我们可以自豪于对精确性的追求，但是就算我们可以分析得到细节中的细节，也依然会错过事物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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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洞察

大数据要求我们有所改变，我们必须能够接受混乱和不确定性。精确性似乎一直是我们生活的支撑，就像我们常说的“钉是钉，铆是铆”。但认为每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个事实甚至拥护这个事实的话，我们离真相就又近了一步。

这些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导致了第三个变革，这个变革有望颠覆很多传统观念。这些传统观念更加基本，往往被认为是社会建立的根基：找到一切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然而其实很多时候，寻找数据间的关联并利用这种关联就足够了。这是我们下一个章节将要讨论的。

[1] 计算机象棋的残局的确可以做到完美，但其摧枯拉朽的表现主要还不在于残局。有训练的棋手都能在6个子的情况下不犯错误。这方面的分析和思索，不妨参照一代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的作品，他亦是对垒“深蓝”的棋王。——译者注

[2] 所有包含不超过6子的残局谱最早是由Unix创造者肯·汤普森发明的，目前的全量残局谱已经可以包含不超过7子的全量局面。——译者注

[3] 特定的大数据企业可以用类似的思路提供实时的指数，例如著名的淘宝消费物价指数（TCPI），其数据来自于淘宝网内消费，可以做到完全实时更新。——译者注

[4] 虽然完全由用户自由添加，标签的形成和组织也有自身的规律。好的标签使用习惯会帮助用户更好管理资源，也会让用户的照片、博客等受到更多关注。相反，胡乱添加标签也会伤害自己。与此同时，标签可以帮助系统提供更好的搜索和推荐服务。关于标签系统的最新研究成果汇总，可以参考张子柯等人2011年在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发表的“Tag-aware recommender systems：A state-of-the-art survey”一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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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更好：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

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让数据自己“发声”。

【大数据先锋】

沃尔玛，请把蛋挞与飓风用品摆在一起

FICO,“我们知道你明天会做什么”

美国折扣零售商塔吉特与怀孕预测

UPS与汽车修理预测

大数据预测早产儿病情

幸福感的非线性关系

二手车质量预测

纽约大型沙井盖爆炸预测

林登与亚马逊推荐系统

1997年，24岁的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在华盛顿大学就读博士，研究人工智能，闲暇之余，他会在网上卖书。他的网店运营才两年就已经生意兴隆。他回忆说：“我爱卖书和知识，帮助人们找到下一个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知识点。”他注册的这家网店就是日后大获成功的亚马逊。后来林登被亚马逊聘为软件工程师，以确保网站的正常运行。

亚马逊的技术含量不仅体现在其工作人员上。虽然亚马逊的故事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但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内容最初是由人工亲自完成的。当时，它聘请了一个由20多名书评家和编辑组成的团队，他们写书评、推荐新书，挑选非常有特色的新书标题放在亚马逊的网页上。这个团队创立了“亚马逊的声音”这个版块，成为当时公司这顶皇冠上的一颗宝石，是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热情地称他们为全美最有影响力的书评家，因为他们使得书籍销量猛增。

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以及总裁，决定尝试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想法：根据客户个人以前的购物喜好，为其推荐具体的书籍。从一开始，亚马逊已从每一个客户身上捕获了大量的数据。比如说，他们购买了什么书籍？哪些书他们只浏览却没有购买？他们浏览了多久？哪些书是他们一起购买的？

客户的信息数据量非常大，所以亚马逊必须先用传统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通过样本分析找到客户之间的相似性。但这些推荐信息是非常原始的，就如同你在波兰购买一本书，会被东欧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搞得晕头转向，或者在买一件婴儿用品时，会被淹没在一堆差不多的婴儿用品中一样。詹姆斯·马库斯（James Marcus）回忆说：“推荐信息往往为你提供与你以前购买物品有微小差异的产品，并且循环往复。”詹姆斯·马库斯从1996年到2001年都是亚马逊的书评家，在他的回忆录《亚马逊》（Amazonia）里，他说道：“那种感觉就像你和一群脑残在一起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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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林登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意识到，推荐系统实际上并没有必要把顾客与其他顾客进行对比，这样做其实在技术上也比较烦琐。它需要做的是找到产品之间的关联性。1998年，林登和他的同事申请了著名的“item-to-item”协同过滤技术的专利[1]。方法的转变使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估算可以提前进行，所以推荐系统快如闪电，而且适用于各种各样的产品。因此，当亚马逊跨界销售除书以外的其他商品时，也可以对电影或烤面包机这些产品进行推荐。由于系统中使用了所有的数据，推荐会更理想。林登回忆道：“在组里有句玩笑话，说的是如果系统运作良好，亚马逊应该只推荐你一本书，而这本书就是你将要买的下一本书。”

现在，公司必须决定什么应该出现在网站上。是亚马逊内部书评家写的个人建议和评论，还是由机器生成的个性化推荐和畅销书排行榜？批评者说了什么，或者是顾客的点击意味着什么？从字面上来讲，这是一场人与鼠标的战争。

林登做了一个关于评论家所创造的销售业绩和计算机生成内容所产生的销售业绩的对比测试，结果他发现两者之间的业绩相差甚远。他解释说，通过数据推荐产品所增加的销售远远超过书评家的贡献。计算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海明威作品的客户会购买菲茨杰拉德的书。但是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销量。最后，编辑们看到了销售额分析，亚马逊也不得不放弃每次的在线评论，最终书评组被解散了。林登回忆说：“书评团队被打败、被解散，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数据没有说谎，人工评论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今，据说亚马逊销售额的三分之一都是来自于它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有了它，亚马逊不仅使很多大型书店和音乐唱片商店歇业，而且当地数百个自认为有自己风格的书商也难免受转型之风的影响。事实上，林登的工作彻底改变了电子商务，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电子商务。

奈飞公司是一个在线电影租赁公司，它四分之三的新订单都来自推荐系统。在亚马逊的带领下，成千上万的网站可以推荐产品、内容和朋友以及很多相关的信息，但并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对这些信息感兴趣。

知道人们为什么对这些信息感兴趣可能是有用的，但这个问题目前并不是很重要。但是，知道“是什么”可以创造点击率，这种洞察力足以重塑很多行业，不仅仅只是电子商务。所有行业中的销售人员早就被告知，他们需要了解是什么让客户做出了选择，要把握客户做决定背后的真正原因，因此专业技能和多年的经验受到高度重视。大数据却显示，还有另外一个在某些方面更有用的方法。亚马逊的推荐系统梳理出了有趣的相关关系，但不知道背后的原因。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

关联物，预测的关键

在小数据世界中，相关关系也是有用的，但在大数据的背景下，相关关系大放异彩。通过应用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

大数据洞察

相关关系的核心是量化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相关关系强是指当一个数据值增加时，另一个数据值很有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很强的相关关系，比如谷歌流感趋势：在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越多的人通过谷歌搜索特定的词条，该地区就有更多的人患了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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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相关关系弱就意味着当一个数据值增加时，另一个数据值几乎不会发生变化。[2]例如，我们可以寻找关于个人的鞋码和幸福的相关关系，但会发现它们几乎扯不上什么关系。

相关关系通过识别有用的关联物来帮助我们分析一个现象，而不是通过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制。当然，即使是很强的相关关系也不一定能解释每一种情况，比如两个事物看上去行为相似，但很有可能只是巧合。如实证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 Taleb）所言，我们可能只是“被随机性所愚弄”而已。相关关系没有绝对，只有可能性。也就是说，不是亚马逊推荐的每本书都是顾客想买的书。但是，如果相关关系强，一个相关链接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这一点很多人可以证明，他们的书架上有很多书都是因为亚马逊推荐而购买的。

通过给我们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的关联物，相关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如果A和B经常一起发生，我们只需要注意到B发生了，就可以预测A也发生了。这有助于我们捕捉可能和A一起发生的事情，即使我们不能直接测量或观察到A。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当然，相关关系是无法预知未来的，他们只能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已经极其珍贵了。

大数据先锋

沃尔玛，请把蛋挞与飓风用品摆在一起

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拥有超过200万的员工，销售额约4500亿美元，比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在网络带来巨多数据之前，沃尔玛在美国企业中拥有的数据资源应该是最多的。[3]

在20世纪90年代，零售链通过把每一个产品记录为数据而彻底改变了零售行业。沃尔玛可以让供应商监控销售速率、数量以及存货的情况。沃尔玛通过打造透明度来迫使供应商照顾好自己的物流。在许多情况下，沃尔玛不接受产品的“所有权”，除非产品已经开始销售，这样就避免了存货的风险也降低了成本。实际上，沃尔玛运用这些数据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寄售店”。

倘若得到正确分析，历史数据能够解释什么呢？零售商与天睿资讯（Teradata）[4]专业的数字统计员一起研究发现了有趣的相关关系。2004年，沃尔玛对历史交易记录这个庞大的数据库进行了观察，这个数据库记录的不仅包括每一个顾客的购物清单以及消费额，还包括购物篮中的物品、具体购买时间，甚至购买当日的天气。

沃尔玛公司注意到，每当在季节性飓风来临之前，不仅手电筒销售量增加了，而且POP-Tarts蛋挞（美式含糖早餐零食）的销量也增加了。因此，当季节性风暴来临时，沃尔玛会把库存的蛋挞放在靠近飓风用品的位置，以方便行色匆匆的顾客从而增加销量。

过去，总部的人员们需要先有了想法，然后才能收集数据来测试这个想法的可行性。如今，我们有了如此之多的数据和更好的工具，所以要找到相关系变得更快、更容易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当数据点以数量级方式增长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到许多似是而非的相关关系。毕竟我们还处于考察相关关系的初期，所以这一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在大数据时代来临前很久，相关关系就已经被证明大有用途。这个观点是1888年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Francis Galton）提出的，因为他注意到人的身高和前臂的长度有关系。相关关系背后的数学计算是直接而又有活力的，这是相关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让相关关系成为最广泛应用的统计计量方法的原因。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之前，相关关系的应用很少。因为数据很少而且收集数据很费时费力，所以统计学家们喜欢找到一个关联物，然后收集与之相关的数据进行相关关系分析来评测这个关联物的优劣。那么，如何寻找这个关联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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